捻军的骑兵部队
捻军大量修筑圩寨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范围的资源或有限的活动范围感到满足。涡河和浍河之间的大本营为捻军提供了基地与退路，但它只代表了捻军军事体系中静态与防御的方面。
政府官员试图摧毁捻军粮仓与农田内庄稼的举动表明，捻军从未放弃过农业活动。曾国藩承认，虽然捻军将边远地区的农舍夷为平地，但他们仍继续享有着蒙城与亳州老巢带来的庇护和农业收成。[1]然而，虽然农务在捻军统治区域得以继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捻军在经济上能达到自给自足。在很大程度上，是饥荒驱使捻军拿起了武器，在捻军起义的这段时间里，饥荒几乎年年都在困扰着安徽北部。[2]除自然灾害以外，战争亦对淮河流域造成破坏。在粮食产量大大减少的同时，捻军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灾民加入他们的队伍。在周边省份仍相当繁荣且富足的情况下，想要让捻军本分地待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是全无可能的。山东因为远离太平天国的威胁，在咸丰初期也没有遭到过捻军的侵扰，因此仍存有充足的粮食。[3]得益于发达的灌溉系统和众多的盐田，江苏北部的清江浦与淮安也仍有充足的粮盐供应。河南的周家口地处颍河与贾鲁河的交汇处，是当时的贸易中心。[4]于是，山东、清江浦与周家口成为捻军出击的主要目标。[5]
捻军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年复一年地进行着远征。他们虽然地处三省交界的枢纽，却没有利用其地理上的绝对优势去占领其他城市。换句话说，他们从未试图利用其军事上的胜利来扩大他们的控制区域。捻军甚至不愿意占领淮河以南的城市，更不用说其他省份的地区了。[6]捻军从不在他们攻掠的地方驻留，无论那里多么富有，他们也只会选择将战利品带回家乡。总的来说，捻军给政府官员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捻军“仅图饱掠”，而太平天国则更善于攻城，这也是捻军与太平天国的区别。[7]《山东军兴纪略》对捻军的远征作了如下描述：
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又如贸易者。[8]
因此，捻军的行为就像商人一样，在其老巢与邻近省份之间来回移动。
捻军能够自由地、频繁地以及迅速地来回移动仰仗于他们强大的骑兵。淮南田塍交错，骑兵难以展施，但在淮北，广阔的平原一直延伸到山东的兖州、河南的开封及江苏的海州，这片平原足以容纳上万马匹纵横驰骋。[9]虽然经济状况迫使捻军不得不去遥远的地区寻求粮食供应，但地理环境为他们的高机动性提供了条件。1853年，捻首张茂麾下便有四百骑兵作为哨探。[10]四年之后，即使是像柳沟这样的小镇（捻军圩寨之一）中都有四千人的机动队伍；另一圩寨韩圩中拥有马匹一千，是进犯敌军马匹数量的十倍之多。[11]之后一年，太和一支人数达万人的捻军拥有骑兵八百名，亳州一支人数在三千的捻军拥有骑兵六百人。[12]在回村（圩寨之一），四分之一的士兵都配有马匹。[13]整个蒙城、亳州地区至少能在前线投入三千匹战马以对付他们的敌人，这还是减去了留在家中的以及用于淮河两岸的马匹之后的数字。[14]1860年，捻军拥有的马匹不下两万匹，骑兵不下两万名。[15]此后，一直到他们最终被镇压，捻军的骑兵都保持着这样的规模。
正是凭借着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捻军得以在十五年的时间中纵横八个省份。精熟于使用骑兵也是捻军的特征之一。就像五旗军制以及整个宗族对秘密社会的集体效忠一样，使用骑兵也是捻军与八卦教的共同特点。八卦教每到一地，都是先到各村搜寻马匹。[16]与八卦教一样，捻军最先是从他们的家乡搜集马匹的。然而，根据袁甲三的说法，徐州附近并非产马之地。[17]以上两种说法似乎相互矛盾，但袁甲三的意思是徐州地区并不像关外的草原那样专门从事养马事业。他将满洲及内蒙古与徐州进行对比是为了获得来自这两地的马匹。袁甲三还提到，他只训练了不到一千名骑兵。[18]如果在江苏北部与安徽北部很难找到马匹，那么训练骑兵也应该是同样的困难。无论如何，当地骑兵的战斗力远不如从满洲调来的正规骑兵。河南巡抚郑元善虽然同意将当地营中的兵勇练为骑兵，但他仍坚持从长城之外购买马匹。[19]在袁甲三看来，关外的一千骑兵足以匹敌四千名捻军的骑兵。[20]经济条件使淮河流域的清军更喜欢数量少但质量高的关外骑兵。政府官员在淮河流域没有组织起像捻军那样庞大的骑兵队伍，以及他们不断向满洲索取马匹的事实都不意味着这个地区没有大量的马匹。从一开始，每一大股捻军就都配备有几百名骑兵，“马贼”这个词也经常出现在官方报告中。[21]在泗州，捻军要求他们的俘虏用马代替金钱作为赎金。[22]这是关于淮北捻军如何获得马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早期，捻军所拥有的骑兵数量并不多，但就骑兵在整个军队中的比例来说，骑兵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1855年之前，安徽捻军的行动范围还没有超出该省的边界，因此他们不大可能从家乡以外的地方获得马匹。
捻军的家乡为其提供了部分马匹，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些马匹只能看作是捻军骑兵的核心部分。后期，捻军也开始从别处获取马匹。对邻近省份的劫掠是捻军获取马匹的第二种方法。1856年起，捻军每年都会进攻河南。幸运之神从一开始就站在捻军这一方，他们第一次尝试就获得了大量的辎重、俘虏、牛、骡子、驴和马匹等，这些战利品络绎绵延达二百余里。[23]1863年，在雉河集失陷后，张宗禹开始重建捻军主力，他将河南作为马匹的主要来源地。在经过项城时，他俘虏了许多人，并要求赎者用马匹来赎回。[24]这直接导致了该地区马匹价格的上涨。
山东为捻军提供了比河南更多的马匹。1861年初，莘县和曹县兴起的八卦教教徒出动了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这令他们的敌人大吃一惊。[25]位于临清西南部的圩寨铺头，曾调集一支二千人的骑兵队伍来对付胜保。[26]宋景诗、杨鹏岭及其他一些八卦教教首在向胜保投降后被任命为参将，但他们继续指挥着其原来的马队。之后，宋景诗再次起义，率领他的一千多名骑兵从陕西出发，经山西、直隶，再转回山东，扫除了沿途各地驻军的一切抵抗。[27]宋景诗的部队回到家乡后，又从自己的家乡购买了更多的马匹，扩大了其骑兵队伍。[28]以上各例均表明，虽然山东不像关外省份那样以善育壮马而闻名，但为起义军提供数千匹马是毫不困难的。1855年前，安徽北部的捻军尚不能够将他们的骑兵人数扩大到五千以上，直到1855年黄河改道，曹、单两县河面尽成平陆，他们可以轻易地通过山东南部边界之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善。[29]1859年后，捻军已经视山东为一个毫无抵抗力的战利品池，且已相当熟悉由徐州周围通往山东的路线。攻入山东的捻军包括蓝、白、红三旗，本就拥有众多的骑兵，“加以到处抢掠马匹，日日增添”。[30]战利品数量之巨可以通过1861年八月的一段插曲看出来。是时，捻军狂掠五六百里，以获取资粮牲畜为主要目标。[31]僧格林沁拦截了这队捻军，并迫使其放弃战利品，之后因缴获牲畜资粮过多，僧格林沁积数日之功，方将这些战利品全部运送至他的营地。[32]除了马匹外，捻军还从山东获取骆驼。在捻军控制区域东侧的泗州附近，一支从宿州前来的人数不下两万的捻军拥有上千匹马及接近一百只骆驼。[33]1861年，一万捻军兵临寿州。前任巡抚翁同书登城瞭望，看到一支长发军队带领着一千余匹马和大约二十头骆驼，便知这定是由山东返回的捻军。[34]1860年夏，涡河、淝河涨溢，洪水淹没了位于此处的捻军巢穴。蒙、亳捻首江太林、王怀义、程大伟、刘狗等率十万余众“倾巢北徙”，涌入山东。[35]捻军马匹的数量在1861年突然增加到两万的事实表明，此前的一年，捻军所有的远征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马匹。
捻军也通过购买来获得马匹。例如，白旗捻首孙葵心指挥着一支有四千匹马的骑兵队伍。[36]但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规模，因此重价买马，继续增加数量。[37]袁三甲的一份奏议表明，皖北存在一个贩马的黑市：
贼中不惜重价，句串奸民贩马接济……臣甲三近闻署泗州双沟汛外委秦占鳌与练总赵金科[38]等，有得贿纵放贩马匪徒情事……有定远回民王通天等，两次贩马三四十匹潜往定远济贼，希图重利。（秦和赵）当欲拿送大营，因王通天等许给钱银，初次得受赃银一百五十两，二次因无现钱，以马作抵……（除此之外）黑龙江即补佐领委骁骑校奇克兴阿于五月二十九日将马私属，马夫薛明转托王家圩内民人唐华春售卖。[39]
王通天一案显然不是捻军地盘内第一例此类案件，但与之前不同的是，王通天和他的同伙不幸被注意到了。泗州双沟汛外委秦占鳌与练总赵金科也参与了王通天的交易。更有甚者，一名骁骑校竟试图从买卖马匹中获利。捻军提供的高价极具吸引力，这不仅影响了逐利的商人，也同样吸引了政府官员。后面的这些证据体现出，捻军不仅从皖北家乡获取他们需要的马匹，同时也从河南尤其是山东获得马匹资源，取得方式包括掠夺与购买两种。
捻军马匹的第四种来源是僧格林沁满族骑兵与蒙古骑兵的残部。[40]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说道：“捻匪本非剧寇，惟所得僧邸之马极多，又豫军屡挫，以长其焰……今亦居然勃虏，未可轻视。”[41]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道：“自张乐行诱降，苗沛霖散败后，捻势本已稍衰，三、四两年，僧邸屡挫，贼得官马至五千余匹之多，自此不可复制。今则岸然勍敌，精骑逾万，殊无破之之术。”[42]曾国藩与《山东军兴纪略》中都估计，僧格林沁大约有五千匹马落到了捻军手中。[43]但据僧格林沁手下的得力干将国瑞[44]奏言，及至僧格林沁阵亡，马队因连年征战，死亡相继，剩余的马数早已减少至两千。[45]因此，即使捻军抢走了僧格林沁所有的马匹，这个数字也不会达五千之多。此外，捻军在1863年之后成功地再次复兴，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僧格林沁的骑兵。不过，曾国藩的言论体现出政府官员是多么看重僧格林沁的损失。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提到过，来自满洲与内蒙古的马匹远比来自南方的马匹强壮，因此格外受政府官员的偏爱。所以，也难怪政府官员为失去这些优秀的马匹而感到惋惜。此外，他们损失的不仅是马匹，连驭马的骑兵也投靠了捻军。与普通骑兵不同，他们是从满洲与内蒙古的经验丰富的骑兵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的投降在捻军中催生出一支号称“北队”的新骑兵部队。[46]在1865—1866年的战斗中，这支新力量为捻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47]
捻军马匹的第五个来源是陕西、山西和直隶地区，这些地区在张宗禹部队转战向西后相继遭受攻掠。1866年，张宗禹由豫入陕，所率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共八九千人。同年冬，其部与清军在灞桥接仗并取得惊人胜利，此战后，部队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八九千人，其中大部分为骑兵。[48]因此，在1866年冬天，张宗禹所率部下共有一万六千人至一万八千人。陕西政府官员德兴阿[49]（卒于1867年）做出了这一估计。但在这份奏折的后半部分，他又说道，张宗禹在延绵长达几十里的路上展示着他的兵力。《鄠县乡土志》甚至认为张宗禹的部队达到了四十万人之多，以夸大张宗禹在灞桥之战中获得的胜利。[50]虽然有人更倾向于德兴阿给出的保守数据，即张宗禹所率人数大约在一万六千人到一万八千人，但他们也发现张宗禹的骑兵数量不少于一万人，因为其军队中大部分都是骑兵。1867年冬，张宗禹自陕西宜川踏冰渡河到达山西，并再次向东开拔。[51]在他到达直隶时，已经在沿途获得了足够多的马匹，于是，他将所有的步兵都转为骑兵，甚至有时一人数马，时相更替。[52]据左宗棠[53]（1812—1885年）所言，这些马匹是张宗禹自晋、豫犯直隶以来沿途所掠。[54]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同意左宗棠的看法。他说道：“捻逆久成流寇，张宗禹尤极狡猾，频年窜扰北地，掳马最多，平原旷野，瞬息百里。”[55]李鸿章估计，张宗禹所拥有的马匹总数大概在四万至五万左右。[56]
一直到最后一刻，东捻军与西捻军都紧抓着他们的马队。随着捻军被镇压，1867年，清军从东捻军处俘获马数约一万，[57]1868年，他们在西捻军处俘获的马数超过了两万五千。[58]
可以明显看到，仅在僧格林沁死后的那三年（1865—1868年），捻军的骑兵部队才大大扩大。1868年也是捻军在山东彻底被镇压的一年。因此，在过去三年内，捻军骑兵队伍的扩大并没能帮助他们重新夺回家乡，而那片故土是他们生存与获胜的必要条件。但是，越是接近他们最终的命运，捻军的斗争也愈发凶猛。这种凶猛的作战主要源于捻军骑兵队伍的扩大。除庞大的骑兵规模外，捻军在部署骑兵方面的能力也让政府官员们大吃一惊。李鸿章就曾称赞东捻军首领任柱为“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59]虽然捻军的骑兵队伍没能在最后的几年里拯救他们，但它至少使清军时刻处于惊慌的状态，并使除湘军与淮军以外的六省军队处于不断调动与交战当中。
【注释】
[1]《山东军兴纪略》，卷4（下），第10页。
[2]袁甲三，奏议，卷7，第32页；《方略》，卷83，第2—3页；《豫军纪略》，卷6，皖匪三，第19—20页。
[3]《方略》，卷49，第13页。
[4]袁甲三，奏议，卷9，第39页；函牍，卷1，第6页。
[5]自1859年起，捻军每年都会前往山东。1860年，其作战时间长达四个月，先后攻掠二十余县。［《山东军兴纪略》，卷3（上），第4页］在归途中，捻军满载战利品的车队延绵数百里，这其中包括大量的粮食及数千牛马。与山东相比，捻军对河南的进攻更为频繁也更为严重。（《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页；《方略》，卷4，第2页）由于其东部紧邻安徽，它不仅成为捻军进攻的第一个省份，而且是其突入其他省份的中心，这里也是捻军归程的主要途径，有时会面临二次进攻。（胡林翼：《胡文忠公全集》，奏议，卷1，第339页；卷2，第919页。《方略》，卷246，第14—18页）每次远征，捻军都成功获得难以计数的战利品。他们还盯上了清江浦所贮存的大量粮食。（《方略》，卷75，第15页；卷76，第21页）
[6]袁甲三，奏议，卷13，第29页。
[7]《方略》，卷146，第5页；卷149，第6页。
[8]《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1页。
[9]袁甲三，奏议，卷8，第32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下），第1页。
[10]袁甲三，奏议，卷3，第7页。
[11]《方略》，卷27，第2页；卷31，第3页。(https://www.daowen.com)
[12]《方略》，卷40，第14—15页。
[13]袁甲三，奏议，卷8，第46页。
[14]同上，卷8，第32—33页；第50页。
[15]同上，函牍，卷1，第25页。
[16]《山东军兴纪略》，卷12（上），第23—24页；卷13（下），第8页；《方略》，卷174，第24—27页。
[17]《方略》，卷45，第23页。
[18]同上，卷44，第3页；卷45，第23页。
[19]《方略》，卷159，第6—7页。
[20]袁甲三，函牍，卷1，第25页；卷2，第24页。
[21]王闿运，卷14，第1页；袁甲三，奏议，卷2，第32页。
[22]《安徽通志》，卷246，第29页。
[23]《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页。
[24]《项城县志》，卷31，第15—16页。
[25]《山东军兴纪略》，卷12（上），第4页。
[26]同上，卷12（下），第4页。
[27]《山西通志》，卷78，第37页。
[28]《山东军兴纪略》，卷15（下），第1页；卷16（上），第3页。《方略》，卷183，第10页。
[29]《方略》，卷9，第9页；《山东军兴纪略》，卷1（上），第2—3页。
[30]袁甲三，函牍，卷1，第9页。
[31]《山东军兴纪略》，卷3（上），第5页。
[32]《山东军兴纪略》，卷3（上），第17页。
[33]袁甲三，奏议，卷14，第29—30页。
[34]同上，奏议，卷14，第31页。
[35]《山东军兴纪略》，卷2（下），第15页。
[36]袁甲三，奏议，卷8，第50页。
[37]同上，函牍，卷1，第5页。
[38]原文为“赵金斗”，史料中为“赵金科”。
[39]同上，奏议，卷13，第4—5页。
[40]详见第二部分第二章。
[41]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19页。
[42]同上，卷25，第27页。
[43]《山东军兴纪略》，卷9（上），第9—10页。
[44]应为“陈国瑞”。
[45]《方略》，卷232，第21页。
[46]《方略》，卷273，第4页。
[4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5页。
[48]《方略》，卷274，第20页。
[49]恒慕义，第762—767页。
[50]《鄠县乡土志》，上卷，第10页。
[51]《山西通志》，卷128，第37—38页。
[52]《方略》，卷306，第7—8页。
[53]恒慕义，第711—712页。
[54]《方略》，卷306，第7—8页。
[55]同上，卷309，第11—12页。
[56]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3页。
[57]《山东军兴纪略》，卷7（下），第3—5页。
[58]同上，卷9（上），第9—11页；卷9（下），第3—8页。《方略》，卷316，第5页。这些数字是可信的。它们不是被估计出来的，而是来自各级指挥官的报告。这些官员是不会夸大其数目的，因为缴获的马匹需送往其上级的屯驻地。
[59]李鸿章，朋僚函稿，卷7，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