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的战术
捻军的圩寨与骑兵的作用也体现在他们的战术上。与这两个部分的军事结构相对应，他们的战术也分为两个部分。僧格林沁总结道：
捻众繁多，其出掠，伺空虚，避官兵，以焚掠胁俘良民，党众日增，马步数万，列队百里，兵少贼多，众寡悬殊。如欲攻其巢，则相拒一二百里外，井堙地赤，裹粮携水不能持久，退为所蹑，往往失利，十年以来未有能进军接仗者也。[1]
捻军并不是通过“胁俘良民”来扩大其军队。如前所述，捻军使用了各种方法来吸引百姓加入。在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圩寨为其家园提供了坚实的防御，以骑兵为首的机动部队则不断向外突破。由于百姓的支持在保卫家园及对外作战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活动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出则为捻，居则为民。[2]
我们先来看固定的部分，也就是圩寨所起到的防御作用。捻军的防御网络由众多的圩寨社区构成，它们是在1857年至1859年逐渐形成的。换句话说，直到1857年，圩寨才开始发挥其作为防御体系的作用。在此之前，捻军尚没有大规模地运用圩寨。袁甲三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点：“数年以前，贼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3]但是，袁甲三在这里所说的与事实并不相符，捻军在1857年前就已经知道如何运用深沟高垒了。袁甲三于1856年到达雉河集时，就已经发现了在涡河的另一边所筑起的营垒。[4]也许袁甲三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捻军一直到1857年才开始系统地利用圩寨，这也符合捻军老巢中心的发展情况。袁甲三在另一处重复道：“从前之贼专以野战为能，近则筑圩屯踞，贼垒林立。”[5]捻军在战术上的变化是第一件使袁甲三感到烦恼的事情，因为这种新的防御方式将他的军队赶出了捻军区域，并迫使他于1857年之后在捻军区域之外建立营地。
袁甲三军队的撤离引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把政府的军队赶出了这片地区？圩寨社区作为防御单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起先，圩寨的修筑是在政府的资助和鼓励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附近村庄的粮草等全部搬入有守卫的圩寨中，使“劫匪”野无所掠。[6]这种做法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即“坚壁清野”。现如今，捻军却把圩寨变成为他们服务、实现他们目的的工具。圩寨的功能依旧没变，但现在它是用来反抗政府的。1856年之后，捻军在其巢穴四周方圆二百里的范围内推行焦土政策。[7]至1857年，捻军已经完成了对安徽—河南边界的清理。[8]在亳州与河南东部之间，扩充出一片长三百里、宽二百里的杳无人烟的土地。在这片无人区内，土地上的粮食被清理殆尽，井亦全部填塞。若清军在没有携带粮草及饮用水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该区域，便只能遭受饥饿与干渴的折磨。[9]在到达捻军巢穴后，他们会发现，除了四处林立的圩寨外，整个区域都和外围地区一样贫瘠，因为捻军已经将田中的农作物全部收割并储存于圩寨之中。圩寨像一座座堡垒般矗立着，它的后面隐藏着当地的居民。若清军仍试图试探这些堡垒的防御强度，他们会发现，所有的成年男性都聚集在圩主的领导下奋力抵抗，妇女及年幼者也都执木掀、扫帚，通过扬土来帮助御敌。[10]当携带的食物耗尽后，清军唯一的选择就是撤退。撤退往往是灾难性的，曾经空旷的土地会突然涌出无数的袭击者，全方位地攻击这些疲惫不堪、四散逃离的清军。这是在1856年年底捻军给河南军队上的一课。在接下来的一年，即1857年，捻军将营垒与深沟看作是最佳的防御手段，并由内而外地进一步扩大了筑圩范围。面对这样的防御网络，河南军没有勇气去进一步冒险渗透。在东侧，袁甲三作了一些尝试，但也都徒劳无功。捻军不仅击退了他的进攻，还进行了有力的回击。[11]
当然，这种防御方式依赖于百姓全心全意的忠诚。没有它，捻军就不可能执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人民对捻军的支持是清军散漫无纪的结果，他们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使百姓对其怨声载道。据曾国藩所言，山东、河南两省及安徽北部的民间圩寨已“恨兵如仇”。[12]在河南，民间圩寨闭寨自守，对清军紧闭大门，因此官兵无从购买粮草补给。在兵民相仇之地，百姓常借机与留守士兵为难，有些夺其衣物器械，有些甚至戕其性命，活埋兵勇。[13]
作为一种有效的抵御敌人进攻的工具，捻军并不仅限于在他们的家乡范围内使用圩寨。在任何需要阻挡追击敌人的地方，捻军都竖起了高墙。张乐行在泗州时曾占领一个民圩，并在西北方向另筑一新圩以为援应。[14]在河南，为了躲避清军，捻军占领了众多民圩并将它们转变为防守要塞。[15]捻军甚至将这一方法扩展应用到城市防御之中。1857年至1860年，如前所述，捻军先后夺取了淮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分别是凤阳、怀远、临淮关以及定远。围绕着这些城市的城郊地带，捻军在清军的包围圈前竖起了十多座营垒。[16]除了这种纯粹的防御用途外，圩寨也经常修筑在交通要塞之处，其目的是保障捻军的补给供应，同时切断敌人的补给线。1858年，沿着浍河发生了一系列围绕建立据点的交战。袁甲三命令苗沛霖麾下的团练在浍河北岸修筑练营五座，以“紧扼贼吭”。[17]面对这一威胁，捻军在敌人营垒周围连夜修筑十一座圩寨以为对策。此后，这条线上政府获得补给需要通过的所有关键哨所都由新修建的捻军圩寨控制。[18]当时，浍河盆地已经被公认是完完全全属于捻军的区域。正因为对自己攻破捻军巢穴的能力没有信心，袁甲三才求助于苗沛霖的练勇。但捻军更擅长使用圩寨的事实使袁甲三的努力沦为泡影。
捻军的战术也有其机动性的一面。上一章中曾提到，每年春秋两季，捻军都会援旗麾众，发起远征。出发前，他们先要召集各旗。对于这一步骤，捻军有一个专用的术语——装旗。装旗之前，必先演戏。[19]他们会先派出游骑沿途放火。这些游骑也有一个专用的术语，即“边马”。边马的主要任务是探明在预定的目标附近是否有强大的清军。[20]捻军知道如何躲避强敌及如何偷袭敌人的弱点。他们与对手接仗的方式与太平天国不同。对于两者的差异，僧格林沁作了这样的比较：
捻逆巢穴近在腹地，马贼较众，行走尤疾，各旗合股时多，分窜时少，出巢掳掠，不肯远去。一遇官兵紧追即奔回老巢，每与交仗，非鏖战数时，短刃相接，不能取胜，此臣从前在皖剿办张落刑（张乐行）等匪所亲见者也。其各股发逆，离巢久远，现有大江阻隔，回巢金陵亦属非易，且马贼少而裹胁多，行走疾徐与我步队相等，每与交仗，一经我军冲压，贼即披靡，此臣刻下进剿发逆所目睹者也。[21]
曾国藩和左宗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对付捻军远比对付太平天国更困难。[22]
捻军的圩寨使他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巢穴而顶住猛烈的攻击，捻军的骑兵使他们能够避开强敌，并出其不意地攻击较弱的敌人。因此，“飘忽不定”是捻军骑兵最主要的特征。这也是政府官员们所公认的捻军与太平军的主要区别。上述引文表明，清军的将领们并不惧怕捻军，但是捻军没有给他们提供面对面对决的机会。直隶总督刘长佑[23]（1818—1887年）说得很清楚：“该匪既不负隅据守，复不转战相持，甫得探明确踪，倏又分驰旁窜。”[24]捻军很早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1855年，张乐行与龚得联手制造了进攻颍州的假象，当清军被成功地引到那个方向时，他们转而驱使部队向南进攻蒙城和怀远。[25]19世纪60年代，在捻军被赶出老巢后，他们的踪迹比以往更加飘忽，因为他们找不到躲避追兵的办法，只能四散开来以迷惑敌人。在鄂、豫、皖边界，军事形势常常瞬息万变。[26]在这期间，捻军坚持不与清军直接交战的原则，引诱清军来回奔波，直至其疲惫不堪。1864年到1865年，捻军与僧格林沁的作战就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1865年春，捻军在湖北和河南之间移动，而僧格林沁的骑兵总是紧随其后。之后，捻军突然从河南西部出发，穿过河南东部，继而向山东方向疾行，不到十天，捻军就出现在了山东。从那里，他们又向东南推进到江苏，接着又转回到山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捻军纵横穿越了四个省份。[27]
捻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几个省份间迅速穿梭并不仅仅是为了拖垮追击的清军。王定安对捻军的飘忽战术进行了解释：
每侦官军至，避走，若不及，或穷追数昼夜，乃返旗猛战，以劲骑分两翼抄我军，马呶人欢，慓疾如风雨，官军往往陷围不得出。[28]
捻军从不毫无目的地奔波。他们像疯狂的野兽一般不停地奔跑着，直到环境允许他们转身回噬身后精疲力竭的猎人。每名骑兵通常配有步兵一到两名，他们都手执长矛，随马队如洪流一般冲向敌人。同时，他们四面设军，层层围裹，一波接一波地从侧翼包抄敌人。[29]这就是捻军在1865年时用来诱杀僧格林沁的策略。在此之前，僧王的主要副手——恒龄、舒通额、苏克金都是被以这种方式杀死的。[30]但这些将领的先后失败并没能使僧格林沁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进一步激怒了这位王爷。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追击捻军，为自己雪耻。僧格林沁对朝廷的一切警告都充耳不闻，[31]每日行进二百里，寝食俱废。[32]在他的手被缰绳磨起水泡后，他以布带束腕，再将布带系在脖子上，继续驭马追赶，跟随着他的部队更是早已极度疲惫。捻军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转过身来面对他们的敌人。捻军首先消灭了僧格林沁的主力，接着在曹州以南十五里的一座荒圩中包围了僧格林沁。夜幕降临后，在荒圩外的树林里，僧格林沁冒死突围未遂，被埋伏者包围并攻击。在那里，他被杀害了。[33]
这次大胜极大地鼓舞了捻军的士气，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并坚定了他们运用机动战术与飘忽战术的信心。作为接任僧格林沁的将领，新任钦差大臣曾国藩也遭遇了困扰其前任的同样的问题。他向李鸿章抱怨道：“捻匪势极猖獗，善战而不肯轻用其锋，非官兵与之相逐相迫，从不寻我开仗。偶战则凶悍异常，必将马步层层包裹，困官军于垓心，微有不利，则电掣而去，顷皆百里。”[34]他又对李鸿章说道：“淮、湘马队不如贼匪远甚，不得不竭力操练。远近责望皆萃吾二人之身，中夜以思，忧灼何极！”[35]捻军的快速与机动凸显出曾国藩的迟缓，而这又反过来使朝廷感到失望与不安。有关太平天国的征服者在捻军面前变得无能为力的弹劾导致了曾国藩的卸任。
曾国藩的接任者李鸿章亦看不到成功的前景。在李鸿章来到前线后的短短数月，捻军便打败了他的头号干将刘铭传，并几乎消灭了他的全部力量。[36]在被镇压的四个月前，东捻军仍在继续他们的老战术。在有利的地理条件下，他们便包抄设伏，出其不意地包围敌军；若地理条件不利，则飘忽径去，留下新加入的和经验不足的追随者来满足敌人，并以此来减缓清军的追击。[37]后来，在西捻军返回到直隶南部时，张宗禹嘲笑了任柱的迟钝。他将东捻军被镇压的原因归结于他们没有正确地运用回避战术。张宗禹认为，官军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可常活。捻军要做的就是避免与清军直接交战，慢慢地将敌人消耗殆尽。[38]他严格地遵守了这条准则。在他进入山东后，未及半月，就盘旋“一千数百里”。大约二十万之多的清军在五名将领的带领下日夜追逐，每日疾驰一百三十余里，却仍没有获得任何与捻军正面交锋的机会。[39]
清军被迫认识到，对付固定的圩寨最好的方法就是阻止捻军返回其老巢，而制服横扫千军的捻军骑兵的方法是限制他们的机动性。骑兵问题还是次要的，圩寨才是捻军组织的根本。除非清军能保持对捻军老巢的控制，否则他们是无法阻止捻军回到其巢穴的，而只有赢得人民的支持，清军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1865年前，皖北的政府官员们尚未能理解捻军组织的本质，又怎么能指望他们采取有效的行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捻军和清政府间的斗争。
【注释】
[1]王闿运，卷14，第4页。
[2]《方略》，卷14，第6页。
[3]袁甲三，函牍，卷1，第25页。
[4]《方略》，卷17，第16—17页。
[5]袁甲三，奏议，卷13，第51页。
[6]《方略》，卷11，第5页；卷58，第3页。
[7]同上，卷14，第6页；卷88，第13页。
[8]《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5页。
[9]《方略》，卷16，第23页。
[10]《山东军兴纪略》，卷14（下），第5页。(https://www.daowen.com)
[11]袁甲三，奏议，卷9，第23页。
[12]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第58页。
[13]《霆军纪略》，卷10，第16页。
[14]《方略》，卷56，第18页。
[15]《方略》，卷87，第19页。
[16]袁甲三，奏议，卷13，第1页。
[17]袁甲三，奏议，卷9，第61页。
[18]同上，奏议，卷9，第33页。
[19]《方略》，卷127，第16—17页。
[20]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第1页。
[21]《方略》，卷214，第33—34页。
[2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6页；卷26，第56页。
[23]恒慕义，第515页。
[24]《方略》，卷183，第23页。
[25]《方略》，卷24，第13—20页。
[26]同上，卷225，第15页。
[27]王定安：《湘军记》，卷16，第6—7页。
[28]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第1页。
[29]袁甲三，奏议，卷8，第37页。
[30]薛福成：《庸庵笔记》，卷4，第1页；王闿运，卷14，第8页。
[31]《方略》，卷207，第2页。
[32]薛福成：《庸庵笔记》，卷4，第1页；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第1页。
[33]薛福成：《庸庵笔记》，卷4，第2页；王定安：《湘军记》，卷14，第8页。
[34]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15页。湖北巡抚曾国荃在1865年也曾有过同样的抱怨。他告诫他的部队要坚守自己的位置，以防其阵营被汹涌的捻军骑兵冲破。他还阻止其士兵追击捻军，以避免遭遇埋伏而吃大亏。（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札》，收录于《曾忠襄公全集》，卷9，第29页）
[35]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26，第15页。
[36]《清史稿》，卷196，第9页。
[37]《方略》，卷283，第20页。
[38]李鸿章，朋僚函稿，卷8，第5页。
[39]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2，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