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前清军在军事前线的失败
19世纪50年代，张乐行成功地将淮北地区的地方力量整合成一支用来对抗日益衰弱的清王朝的地方性武装势力。然而，如前所述，捻军并不是当时出现的唯一的地方力量。除捻军之外，还有许多的“中间势力”，他们既敌视政府，也对捻军抱有敌意。1862年，政府将部分湘军也带到了淮北舞台之上。[1]至此，在原本就存在的捻军势力、多方“中间势力”以及帝国势力三股力量角逐的情形下，政府又为其注入了另外一支地方势力，淮北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捻军与站在政府一边的各方势力的斗争、帝国维系者与地方“中间势力”的冲突、各“中间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及帝国军队与地方军队之间的摩擦，这些共同构成了1865年前力量混杂的淮北平原的复杂局势。
1858年到1865年，帝国军队是对付捻军的主要力量。皇帝派吕贤基、袁甲三等官员回其家乡操办团练，以协助清军完成剿捻事宜。[2]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这项举措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1862年后，虽然湘军的势力已经进入淮北，但对抗捻军的主力还是僧格林沁的骑兵。这一时期，淮北没有组建任何的地方势力，而出现在其他地区的地方势力都正忙于遏制太平天国起义。
但是，帝国军队有能力击溃捻军吗？与帝国统治机器的其他部分一样，八旗军与绿营军早在起义军崛起之前就已经腐败了。[3]政府试图以这些早已腐朽的军队来担起剿捻的重任，就已注定无法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正规军的不足首先表现在对“根除捻巢”政策的执行上，这是官员们为了应对捻军坚固的圩寨而制定的政策。从官方角度来看，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之后在1867到1868年接替了正规军剿捻事业，并成功镇压了捻军的新统帅并没有对其作出改变。然而，在1865年之前，正规军的无能使得这项政策无法顺利执行。
雉河集是官员们想要“根除”的主要目标。[4]该集位于三省交界处。驻扎在河南和江苏边界的驻军认为，插足其他省份的军务是不明智的做法。尤其考虑到捻军向来飘忽的行踪，驻军将领更是不敢轻易派其兵力前往隔壁省份，而把自己的哨所暴露在捻军可能的袭击之下。雉河集的位置表明，除非政府官员们能够联合作战，否则任何进攻行动都注定以失败告终。河南巡抚英桂向皇帝提出联合剿捻的建议，于是，皇帝任命武隆额为三省提督（河南、安徽及江苏），三省会剿兵勇悉归其调度。[5]但在联合剿捻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捻军先接过了主动权。当武隆额还在为他只有五千人马而与朝廷争论之时，捻军给了这位新指挥官重重一击。[6]武隆额在捻军面前溃逃，并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连失五地（1855年十一月）。[7]这场灾难性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联合作战计划的流产。武隆额的胆怯激怒了朝廷，政府于是将联合指挥权移交给河南巡抚英桂，并命袁甲三随同协办。[8]但武隆额不应独自承担此次失败的责任，第一次尝试的失败应归咎于那些从三省抽调来的军队。
1856年五月，三省联军集体向雉河集推进，并成功地占领了雉河集。[9]尔后，袁甲三命西凌阿及其麾下四千骑兵驻守此地。然而，作为满人的西凌阿正如其他的满族士兵一样无能，他在面对一支骑兵规模远小于己方的捻军时不战而退，撤出了雉河集。[10]同一年，河南军队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并顺利深入皖境之临淮。但安徽总兵崇安，一个满族人，没有选择率部向前推进与河南军会合，而是连夜奔逃，退至亳州城内，兵勇仅剩二十余人。[11]崇安的溃败是由一支仅有数百人的捻军的偷袭所造成的。
尽管朝廷再三催促英桂加快进攻的步伐，但安徽军队的胆怯和不配合使他备感失望，他不顾皇上的命令，阻止了其部队越过边界。[12]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其他两省军队的行动迟缓，而他们大部分也都是正规军。[13]安徽巡抚福济认为，鉴于安徽军队的主力仍被太平天国牵制在庐州，河南当局应将平定安徽境内的捻军视为己任，因为捻军老巢紧邻河南东部边界。[14]然而，河南巡抚争辩道，在其他两省配合的缺失下，他亦无法独自执行联合剿捻计划。因此，除软弱外，如何有效分工也是正规军面临的一大问题。
表6 剿捻统帅表
续表
* 原文为“督办三省剿匪事宜”，郭廷以书中为“督办山东剿匪事宜”。
此表摘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第153—154页。
之后，胜保接替英桂成为处理捻军事宜的主要官员，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收复淮河沿岸的城市。这一时期，实际督办三省军务的是袁甲三。[15]六安之战后，袁甲三带军一千余人东进徐州，以期消灭捻军老巢。[16]曾经让英桂难堪的局面并没有好转。袁甲三曾被许诺可以在徐州得到一支一千人的军队，但最后仅有不到一百人来他的营地报到。山东拨付与他的兵勇不足一百五十人。河南不仅没有派兵增援，还截留了途经河南前往徐州的一支人数上千的陕西军队。可见，提议中的三省联军是不可能实现的。[17]于是，1858年的冬天，袁甲三修改了他的计划。他不再要求山东与河南的军队听命于他，而是希望两省的巡抚在他由东侧推进时在西侧予以协助。[18]对于这一请求，两省答复道，当他们各自的边界仍暴露在敌人面前时，他们无法调派兵力深入捻军控制区。[19]
在皖北官员仍不愿坦率承认他们无力进攻时，皇帝已经做出了决定。1860年一月，皇帝命胜保赴河南督办河南军务，袁甲三督办安徽军务，徐州、宿州一带则由提督傅振邦负责。每人各有专司，各自守着自己的防御线，自此之后，捻军从何处入侵，则该处驻防官员须对其负责。[20]显然，这是一种消极的政策，是对之前试图用三支协调不力的军队来摧毁捻军巢穴的不切实际的政策的扭转。
帝国军队的软弱也导致用来对付捻军骑兵的措施陷于瘫痪，而骑兵是捻军的第二件武器。根据袁甲三的观察，1859年后，捻军“马贼合计不下二万骑，虽不能及官军队伍整齐，技艺娴熟，而以多为强。官军之数不及贼马十分三四，往往被其抄裹。”[21]由于每名骑兵每月需银钱二两，所以，若政府官员想要维系与捻军同等数量的马匹，即两万匹，则每月需用银四万两。[22]因此，官员们认为，虽然捻军以其马匹数量为豪，但清军更应该强调马匹的质量，五六千匹出色的战马就足以应对捻军了。[23]官员们对优质马匹的渴望使得从关外购马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表7将大致罗列朝廷对这些购马请求的回应。[24]
表7 朝廷对剿捻军队的马匹支援
续表
表7只包含了中央政府增援给与捻军作战的清军的马匹。它不包括这些指挥官在1855年以前自有的马队，例如那些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或是僧格林沁的军队以及之后的湘军、淮军带来的马匹。不过，这张内容不甚完整的表格依然清楚地表明，中央政府持续地、每年多次地向这三个省份输送骑兵及马匹，其总数超过了一万五千之多。这个数字驳斥了“五六千匹出色的战马便足以应对整个捻军骑兵”的说法。此外，帝国骑兵也拥有与其步兵同样的弱点。增援的骑兵与马匹没有被分配到统一的指挥之下，而接收了增援的满族将军们，如崇安、西凌阿、德楞额，其能力都不足以担任指挥官。[25]骑兵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官员们就常常抱怨绥远新兵的疲弱。[26]
如果说中央派遣的增援部队和马匹产生了什么效果的话，那便是捻军地区一众指挥官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增加了。通常，马匹从北方运往安徽时须途经河南。河南地方当局便利用他们的位置优势，多次扣留运送往其他省份的骑兵。[27]此事大大激怒了安徽巡抚，由此引发的纠纷进一步扩大了两省之间的“鸿沟”。当安徽当局拨派骑兵前往河南，协助河南军队阻止捻军的进攻时，这支马队却在事后被扣留在了当地，安徽巡抚认为这种行为是无法容忍的。[28]最后，河南当局释放了这支骑兵，但在他们途经徐州前往怀远时，徐州守军又将其扣留了下来。[29]由于徐州在安徽以北，也是增援部队的必经之地，因此，徐州与安徽之间的纠纷亦时有发生。[30]抛开其他因素，单是关于马匹的争吵，就足以把本该联合起来对付捻军的三省军队分离开来。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治下的骑兵之中。1860年，僧王应河南巡抚瑛启[31]及袁甲三的请求，承担起在山东—安徽边界剿捻的任务。[32]瑛启指出，僧格林沁的出现将为打破淮河流域的僵局带来巨大希望，因为其麾下的一万余名满族与蒙古骑兵皆是劲旅。袁甲三向皇帝保证，弱小的捻军骑兵根本无法与这位英勇的王爷相抗衡。袁甲三随后又提议，自督抚提镇而下，所有官员都须服从僧格林沁的调度，并请饬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官员筹措军饷二十万两以备僧王使用。[33]在瑛启与袁甲三看来，僧格林沁的出现将弥补他们五年来所抱怨的一切不足。
的确，僧格林沁的军队是所有派来对付山东与安徽捻军中的最强大的一支。在一开始，僧格林沁的军队中就有满族步兵两千名、直隶绿营步兵五千名以及陕甘军四千名。[34]这支军队的核心力量来自从黑龙江抽调的骑兵一千名，以及来自哲里木盟的骑兵五百名和来自昭乌达盟的骑兵八百名。此外，僧格林沁还从察哈尔挑选了一千匹马前往其营地，后又从土默特旗召集了骑兵五百名。[35]1864年之前，在他指挥下，来自满洲和内蒙古的援兵一直维持在四千至五千名之间。[36]至于他每月所需的十万两饷银，朝廷要求直隶财政负担主要部分，还有一部分来自山西。[37]后来，在僧格林沁的军队向南推进后，他每月能从山东获得白银五万两、从河南获得三万两、山西两万两，外加上两淮盐厘的补贴。[38]因担心这些饷银无法按时送达，朝廷特地下诏，命令以上省份不得拖延给付。拥有一支以充足的财政收入为后盾的庞大的骑兵部队一直是淮河流域众指挥官的梦想，现今，这个梦想似乎在亲王僧格林沁的部队中实现了。
正如袁甲三的言论所示，南部将领们对僧格林沁最大的期望就是他能够成为最高指挥官来协调分裂的各省军队。但这一点让他们失望了。当听到僧格林沁抵达山东南部的消息后，袁甲三即派出特使前往，向其报告此处的地理条件以及捻军的总体情况。但僧格林沁受手下伊兴额的影响，拒绝接见袁甲三所派之人。[39]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僧格林沁与捻军的第一次作战堪称一场灾难。[40]僧格林沁对汉文不甚精通，因此在各营筹商军务时从不回信，同时在用人听言上也很容易受到欺骗。[41]此外，他对自己的骑兵过于自信，这也使他失去了其他军队的同情。淮河平原上，各将领之间的分歧有增无减。僧格林沁的加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在淮河平原舞台上的不利地位。[42]
骑兵本身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尤其是在遇到不利的地理条件时。1864年上半年，捻军在河南—湖北边界游荡了五个月，受山脉与稻田的影响，此处的地形与河南—山东—安徽交界处完全不同。[43]在这里，僧格林沁的马队几乎没有施展的空间。[44]正是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捻军在1864年八月的罗山战役中给了他致命的一击。[45]他麾下的十二名重要将领皆在此次战斗中阵亡，这标志着僧军大厦倾倒的开始。这场战役后，僧格林沁发现了步兵的巨大作用，于是又从已解散的陕西乡勇中征召了两万名兵勇。[46]这种对步兵的依赖意味着僧格林沁正式承认了其骑兵的无能。
就像其他帝国军队一样，僧格林沁的军队也普遍缺乏纪律性。他的下属大多冷酷专横，贪腐成性。[47]有关其士兵“扰民”的抱怨从被压迫的人民中传出，僧格林沁却对此充耳不闻。多地民圩都对他紧闭大门，山东南部的一些城市在地方官的带领下对他进行抵制。[48]
僧格林沁的另一个缺点是轻敌。他在1861年至1863年取得的初步胜利助长了他的这种态度。1864年，赖文光领导下的太平军余部加入捻军。（赖文光的营地距离张宗禹的营地很近，并且张宗禹从之前一年起就已经和太平天国一起并肩作战了。[49]）十月，在安徽—湖北边界，其他由陈得才、马融和、梁成富等率领的太平天国残余力量被僧格林沁的骑兵以绝对优势击败。在那里，有数千人被屠杀，超过十万人放下武器受降。[50]但是，僧格林沁并没有在对捻作战中取得同样的成功。赖文光的部队并入捻军，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捻军的实力。[51]而僧格林沁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太平天国作战所取得的空前胜利使他异常兴奋，尽管张宗禹的部队已经联合了河南捻首陈大喜的力量，但他仍然坚信当时张宗禹麾下的捻军不过五六千人。[52]仅在他做出这一估计后的一个月，被他轻视的捻军即在河南邓州一带大挫其锐气。[53]
在罗山与邓州之战的几个月后，捻军在山东曹州附近击毙了僧格林沁（1865年四月）。[54]他的军队是最后一支能够对捻军独立作战的正规军，也是中央政府能够从八旗军与绿营军中挑选出来的最后一支强大力量。它的灭亡标志着第一阶段“清捻”行动的结束。
【注释】
[1]王廷安：《湘军记》，卷7，第9页，第11页。1860年三月，江南大营（在南京城外负责处理太平军事务的帝国军队）的倒塌迫使咸丰皇帝任命湘军将领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这意味着帝国开始接受威胁较小的地方势力。在1861年至1862年，淮南平定，湘军得以进入淮北。曾国藩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前往淮北，并在临淮建立其总部。
[2]详见第二部分第三章。
[3]八旗军包括满族八旗、蒙古八旗与汉族八旗。他们是帝国军事力量的支柱。绿营军是由汉人组成的正规军，与八旗军平行。对于八旗军与绿营军而言，无论他们驻扎在帝都还是各省，都受中央集中控制。详见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published manuscript.
[4]1853年，多股捻军在雉河集出现，同年春，其抵抗清军的行为引起了官方对此地的注意。（袁甲三，奏议，卷2，第38页）不过此后的两年，当地清军仍可自由地往来该处。（同上，卷5，第19—20页）根据胜保所言，及至1855年七月，捻军人数尚不及一两千人。由于政府官员治理不善，白龙王庙、惠定圩等地落入捻军手中。尔后，雉河集成为捻军老巢，并以此为中心扰动了三省。半年后，捻军五旗在雉河集正式升起。此后一直到1864年，除了两次短暂地被清军占领，这里一直是捻军控制区域的中心，也是政府“根除捻巢”政策的主要目标。
[5]《方略》，卷9，第21页。见表6
[6]《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5页。《方略》，卷10，第13页；卷20，第21页，第28—29页。
[7]《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5页。
[8]《方略》，卷11，第23页；卷13，第20页。英桂的河南绿营军得到了直隶、陕西、山西正规军的增援（同上，卷13，第20—22页）。
[9]同上，卷23，第13—18页。
[10]《方略》，卷23，第18页；卷20，第2—3页。(https://www.daowen.com)
[11]《方略》，卷23，第17—18页。
[12]同上，卷20，第21—26页。
[13]《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9—20；《方略》，卷14，第21—23页。
[14]《方略》，卷14，第1页。
[15]《方略》，卷46，第31页。胜保的军队招募于陕甘军中，他的八千名士兵中，有三千名是正规军。（同上，卷38，第8页；卷53，第8—9页；卷63，第3—4页）
[16]同上，卷44，第3页。1857年，袁甲三率领的一千人中有八百人来自河南与徐州的正规军。（同上，卷5，第6页）六安战役后，在他转而东进前往徐州与宿州时，他得到了英桂手下的一千名陕甘兵、胜保手下的一千二百名陕甘兵，以及山东、直隶、湖南和四川留下的部分残兵。（同上，卷44，第3—5页；卷53，第1页；卷8，第12页；卷9，第2页。袁甲三，奏议，卷8，第3页，第11页，第33—34页；卷13，第51页）
[17]袁甲三，奏议，卷8，第19—20页。
[18]《方略》，卷54，第23页。
[19]《山东军兴纪略》，卷3（下），第2页。
[20]《方略》，卷73，第1—2页。
[21]袁甲三，函牍，卷1，第25页。
[22]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93—394页。
[23]袁甲三，函牍，卷1，第25页。
[24]《方略》，卷9，第30页；卷19，第33页；卷21，第10—11页，第33页；卷22，第9页，第29页，第37页；卷23，第3—4页；卷26，第1页；卷28，第9页；卷29，第30—31页；卷45，第14—15页，第30页；卷55，第13页，第21页；卷60，第2—3页；卷65，第4—5页。
[25]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以及山东南部的政府骑兵大多由满族将领指挥。崇安、德楞额以及西凌阿都包括其中。关于德楞额的事迹，可见《方略》，卷87，第4—5页。
[26]《方略》，卷72，第3页。
[27]同上，卷21，第10—11页；卷28，第30—31页。
[28]同上，卷22，第9页，第15页。
[29]同上，卷22，第37页。
[30]同上，卷21，第33页；卷110，第2—3页；卷65，第4—5页。
[31]《豫军纪略》，卷8，皖匪七，第19—20页。
[32]《项城县志》，卷22，第16页。袁甲三在这里指的是1859年僧格林沁与英法舰队的交锋。
[33]袁甲三，奏议，卷10，第41页。
[34]《方略》，卷87，第10页。
[35]《方略》，卷89，第3页；卷98，第8页。
[36]同上，卷88，第25页。在1864年被击败后，僧格林沁剩余的骑兵仅有两千人。（同上，卷232，第21页）
[37]同上，卷87，第10页。
[38]同上，卷233，第13页。
[39]《方略》，卷112，第10—11页。
[40]同上。
[41]袁甲三，奏议，卷15，第12页。
[42]《方略》，卷162，第10—11页。一直到1862年秋天，僧格林沁才进入淮北。1860年十二月至1862年八月间，他都在山东对付“教匪”。只有当捻军进攻山东时，他才与捻军有些许交集。1863年初，他成功地占领了淮北并抓获了张乐行（见下章）。然而，还没来得及享受淮北胜利的果实，他就因为山东“教匪”的复燃又重回北方，捻军的中坚力量因此而得以保留。在他平定山东教民起义后，为苗沛霖第二次起义所困扰的朝廷官员急切地盼望他能重回淮北。僧格林沁在1863年与多方起义军的纠缠给了张宗禹机会，使其完成了捻军的重组。正是这股新生力量在1864年频频袭击僧格林沁，并于1865年初终结了他的生命。
[43]《方略》，卷213，第19页。
[44]《方略》，卷217，第11页。
[45]《方略》，卷219，第24—25页。
[46]《方略》，卷219，第24—25页。
[47]王闿运，卷14，第17页。
[48]《方略》，卷187，第24页；卷209，第3页。
[49]《豫军纪略》，卷11，皖匪十七，第1页。
[50]《安徽通志》，卷108，第26页；《方略》，卷222，第20页。
[51]《安徽通志》，卷108，第26页；王闿运，卷14，第7页。
[52]《方略》，卷223，第4页。事实上，张宗禹已经成功地重组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详见第一部分第六章。
[53]《豫军纪略》，卷11，皖匪十七，第4页；《新修南阳县志》，卷8，第21页。
[54]详见第一部分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