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前清军在政治前线的失败
帝国统治在淮北的崩溃是王朝衰败的另一个侧面。在它被摧毁后，捻军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器，掌控着追随他们的百姓的忠诚。在19世纪50年代，官员们不断尝试收回失去的领地，“根除捻巢”的政策即体现了这一意图。但这个时期，人民是站在捻军这一边的。尽管政府官员可以偶尔实现对捻军巢穴的军事占领，但百姓都将他们视为外来者或敌人。他们的存在不仅引起起义首领们的反抗，而且也激起广大农村百姓的反感。人民的支持是“清捻”行动的关键所在。
官员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官员们已经注意到圩寨背后的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对捻军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捻军崛起的关键。他们常常抱怨，即使清军可以占领捻军巢穴，但一旦实施占领的军队撤退，起义的浪潮又会卷土重来。他们鲜少思考为什么不能长久地保有这些捻巢。因为没能发现捻军对人民的吸引力，导致政府官员们忽视了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以及阻止人民进一步加入捻军的重要工作。他们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李鸿章对此即批判道：
捻匪自咸丰六、七年间起于淮北，揭竿徒手，动辄数万，一战即溃。胜、袁诸帅忽剿忽抚，未从本原上用功。僧邸继以满蒙铁骑躏之，扑灭数股，群捻詟栗，又未克妥善安插。致张总愚、任柱诸酋疑惧西奔，勾合窜陕。[1]
当僧格林沁攻入捻巢时，张宗禹和任柱都早已离去。李鸿章在这里所说的张宗禹、任柱因疑惧而西奔显然是错误的。但李鸿章对其前任们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的批评是正确的。袁甲三后来也承认：
方今各路军务渐有起色，天下想望太平，惟民生凋敝，急需培养元气。且到处招抚之众，非尽洗心向化，民之玩法固等弁髦，民之视官亦同疣赘，非于培养元气之中整顿法纪。正恐伏莽再兴，患犹未艾。弟于乙丙之间（1855—1856年），尝画破捻策，肃清淮北，只以撤兵太早，善后未筹，遂至死灰复燃，流毒迄于今日。[2]
袁甲三最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而为时已晚。他承认，真正令人遗憾的不是没能控制捻军巢穴，而是没有在占领后采取必要的善后措施。
1856年后，清军都未能占领雉河集，直到1863年初僧格林沁征服淮北后才再次占领成功。这一次，清军成功地征服了涡河与淮河沿岸的数百座圩寨，擒获了十余名最高等级的捻军首领，其中还包括张乐行。[3]然而，除了军事上的胜利，官员们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比袁甲三更多。就像1856年的胜利一样，1863年的胜利也并没有摧毁捻军力量的根基。
在此事发生四个月后，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起草了皖北善后事宜折，并将其上呈给了皇帝。其要点可归纳如下：（1）僧格林沁不宜轻离皖北也。应待捻军搜捕净尽，伏莽全清，人心大定，然后撤防。（2）宜守令有权、民知畏官也。政府应慎选守令，务得循良而假以事权，使守令得自行其威信，以恢复之前失去的尊严与权威。（3）宜添设州县也。应增设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以加强管理。（4）宜广兴学校也。宜于州县教官之外广设义学，以教化淮民，改其犷悍之习，以大雅革其斗狠之风。（5）宜亟行屯政以修武备也。因破坏造成的大量荒芜无主之田，一经查勘，应悉数归官，分配给屯兵垦殖。（6）宜整顿盐务以裕饷源也。对两淮盐务妥善经理，接济驻防、屯田经费。[4]这些善后计划强调的重点是加强政府对淮北的控制。在旧有行政单位的基础上增设州县这一点得到了诸如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安徽巡抚唐训方等省级行政官员的特别支持。[5]政府在捻军曾经的老巢雉河集增设涡阳县，在苗沛霖曾经的大本营下蔡添设凤台县，以及之后龙山营的创立，都被认为是执行这项计划的结果。除此之外，安徽官员在善后事宜中成果甚微。
结果是，在张乐行被俘的一个月后，即1863年三月，当清军的主力被困在山东时，苗沛霖再次起义。在苗沛霖势力所及之处，那些一度被官方收服和赦免的圩寨社区，皆热情地响应他的号召。[6]
与此同时，张宗禹也回到了他的家乡。1862年十二月，张宗禹遵照张乐行的命令离开捻军老巢，前往寻求陈大喜的援助。[7]因此，次年春天，抓捕张乐行的行动并没有波及张宗禹。苗沛霖起义后，张宗禹迅速回到家乡。[8]此时，涡河沿岸的圩寨社区以自卫和反抗苗沛霖为借口纷纷装旗，重新结捻。[9]从淮南归来后，张宗禹发现，几个月前曾归顺政府的同伴都纷纷前来迎接，阜阳一带投诚的捻军亦复聚众装旗。[10]他们推举张宗禹接替张乐行成为新的盟主。[11]张乐行之兄张敏行也回到了雉河集，在两个临镇西阳集与高炉集的支持下，他洗劫了清军留下的粮仓。[12]涡河两岸短暂的平静就这样被打破了。
收复故土后，捻军并没有停歇。一个月后，张宗禹率军攻豫境。[13]这次，他的离开又再次挽救了他的性命。1863年十一月，僧格林沁第二次镇压了苗沛霖部，并再次肃清了捻军地区。[14]次年三月，张宗禹开始与从陕西韩庄撤出的太平军合作，一直到后者七个月后在湖北—安徽边界被镇压为止。[15]之后，在僧格林沁的追击下，捻军在四个省份间穿梭。僧格林沁死后，他们继续在山东南部游荡，唯一的目的就是南下返回故土。[16]最终他们成功了。回到家乡后不久，他们就再次建立起自己的圩寨社区。据官方描述，涡河两岸绵延数里，分布着蜂巢蚁穴般密集的圩寨社区。[17]驻扎在雉河集的政府守军之所以能继续控制该地，仅仅是因为淮军派来的救援部队及时地赶到了。[18]捻军能够两次返回巢穴，并且每次都能得到百姓的积极响应，表明官员在夺回捻军巢穴后几乎没有做任何重建工作。
政府官员对基础工作的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捻军坚固的圩寨上。圩寨的外在表象蒙蔽了政府官员对捻军本质力量的认识。他们认为，摧毁这些防御工事以及占领捻军巢穴便意味着控制权的恢复。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摧毁捻军的防御仅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因此，即便僧格林沁在淮北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也没能将该地区恢复到政府的控制之下。
当然，想要在这里恢复这些官员的政治地位就像恢复他们的军事地位一样困难。但是，在政府官员们成功地再次进入捻军区域之后，通过多方努力以重新获得人民的同情也并非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
【注释】
[1]李鸿章，朋僚函稿，卷7，第1页。
[2]袁甲三，函牍，卷2，第36页。(https://www.daowen.com)
[3]《亳州志》，卷8，第34页；《方略》，卷164，第24—25页；卷178，第1—5页。
[4]袁甲三，奏议，卷1，第1—7页。
[5]《亳州志》，卷8，第34页。《方略》，卷180，第19页；卷232，第2页。
[6]袁甲三，函牍，卷2，第29页。
[7]《豫军纪略》，卷9，皖匪十三，第6页。
[8]《方略》，卷190，第2页。
[9]《方略》，卷189，第11页。
[10]《涡阳风土记》，卷15，第17页；袁甲三，函牍，卷2，第32页；《方略》，卷190，第12页。
[11]袁甲三，奏议，卷20，第27页。
[12]《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16页。
[13]《豫军纪略》，卷10，皖匪十四，第1页。该资料认为，由于毛昶熙的军队在归德重新扎营，张宗禹对此感到不安，故才弃巢而去。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毛昶熙在归德已驻守十年，其间，捻军曾多次在其防御范围内自由出入。所以，捻军为什么会突然对这样一个弱小的守军感到害怕呢？
[14]同上，皖匪十五，第4页。
[15]《豫军纪略》，皖匪十六，第8页。《方略》，卷213，第7页；卷216，第17页。见第一部分中的第五章、第六章。
[16]《方略》，卷235，第25页；卷239，第5页。
[17]同上，卷240，第6—7页。
[18]《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