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地方支持
政府官员在根除捻巢、镇压捻军骑兵以及赢得人民同情这三件事上全部败北。在捻军控制的地区之外，仍有大量的地方武装没有加入捻军。对官员们而言，将这些左右摇摆的武装力量收编入他们的阵营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事情。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日益壮大的力量都以推翻既有政权的统治为目的。其中一部分打着自卫的旗号，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只要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有些甚至会站在帝国这一方战斗。一些能力出众的士绅甚至在地方组建了强大的军队，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及曾国藩在其省内组建的湘军即属于这个类型。[1]因此，地方团练成为起义军与清政府都感兴趣的目标。然而，即使这些不断壮大的地方力量对既有政权并不怀有敌意，但只要他们独立于现有统治者，那么，除非清政府官员与这些武装势力间有同乡或私人联系，否则不管其具有何种等级与官衔，都很难得到他们全心全意的效忠。
在淮河流域，位于捻军区域内的地方武装都将捻作为构建其力量的基础。捻军领域周围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自发组织了地方团练，并用沟垒筑成圩寨来加固他们的村庄。当官员们谈及赢得地方力量的支持时，他们便不得不依赖于地方团练。问题在于，这些官员是由上级直接任命的，因此与当地缺乏必要的私人联系。
胜保曾多次尝试争取地方团练的协助。1858年，淮河流域漫长的防线与人数甚少的军队之间的对比提醒着胜保正视淮河北岸地方团练的作用。胜保谕令一名团练首领在官兵无法覆盖的据点处协助防堵。[2]次年，胜保重新组织了浍河与淮河之间的团练，他要求集十圩为一大团，每团各抽派练丁一百二十人轮流值守河道要路，另外派练长选带精壮练兵三百名往来梭巡。[3]一年后，他又制定了另一项措施——在各团中抽取壮丁，和平时期勤加训练，战时听候统一征调。[4]在前两种情况中，由于地方团练扮演的角色在时间上是临时性的，在本质上是辅助性的，因此并没有遇到当地村民的阻挠。但是，当胜保试图把后一项措施应用于河南的归德、陈州、光州，山东的曹县、单县时，遭到了地方练总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分辩道，地方团练只应担负自己家乡的驻防任务，农民各有本业，不能为了训练或奔赴远处作战而放弃他们的本业。[5]胜保还希望地方可以自备资金，为这些被选中的调防练丁筹捐粮米。[6]于是练总又有了新的借口来扼杀胜保的计划。他们宣称，当地百姓对组织现有地方团练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民财已殚，实在难以再维系一支纯军事化的队伍。[7]
胜保抽丁练兵，试图建立一支新军队的举措是对湘军模式的效仿，但如上所述，其结果迥然不同。上文中，练总以地方团练无法奔赴远处作战为由来拒绝胜保的计划，但这并非事实。在湘军中，来自湖南的新兵除了在自己的家乡作战外，亦随军在外四处战斗。问题的根本在于地方众团练并不愿意服从胜保的领导。此外，胜保作为一名由朝廷指派的官员，只能行使帝国权威，而这种权威早就已经衰败了。
胜保还格外青睐“抚议政策”。在官方意义上，这一政策旨在赢得“中间势力”的支持，包括起义军阵营中的异己分子与之前提到的“第三种力量”。在胜保看来，捻军正是因为吸收了周围的中立力量而得以迅速扩大，那清军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起到孤立捻军的作用。然而，在政府官员尝试将抚议政策付诸实践之前，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些“中间势力”也都像捻军一样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本土村庄。除非官员们能够得到这些村庄村民的拥护，否则是无法真正使其归顺的。遗憾的是，官员们并没有看透这一点。当他们设计抚议政策时，他们只关心这些首领是否会接受政府授予的头衔。对于政府官员来说，首领的易帜即意味着该政策的成功。虽然抚议政策的制定既不是为了击破捻军的圩寨，也不是为了遏制捻军的骑兵，但它同样建立在政府官员对各起义组织的肤浅理解之上。
第一个接受胜保抚议的是淮南捻首李昭寿。[8]虽然李昭寿很少与淮北捻军合作，但其力量的基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建立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之上。1858年夏，在与胜保达成协议之前，李昭寿已经将他的势力扩展到安徽东部的滁州、来安、全椒、五河、天长等城市。归顺之后，李昭寿继续占领着这些城市。他手下的士兵仍有约三万，尽管这个数字在正式报告中是一万五千。所以李昭寿的投降事实上只是将他的名字由李昭寿改变为李世忠而已。两年后（1860年五月），李世忠官至江南提督，他的军队增加至六万人之多。他还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四处增设厘卡、征收厘金。此外，李世忠还擅自进行淮北私盐的运输与贩卖，公然蔑视政府法令及税收制度。[9]在兵力与控制区域都保持原状的情况下，李世忠的归顺给他带来了更高的地位以及独立的财政资源。江苏北部与安徽北部的政府官员们都将其视为眼中钉，他的士兵与南方的湘军之间也不时发生摩擦。[10]江淮地区的官员则满足于李世忠的消极贡献，将他作为在左侧挤入捻军与太平军之间的一枚楔子，他们也从未要求李世忠提供积极的支援。他名义上的指挥官是袁甲三，1861年之后是曾国藩，他们都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抚他，希望他不要效仿苗沛霖。[11]曾国藩有意地避免使用李世忠的军队，尽量降低他的重要性。[12]在收复了南京附近的九伏洲并镇压了苗沛霖的势力后，李世忠的地位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曾国藩立即与朝廷讨论解散其军队的问题，并于1864年一月完成这一任务，且因此而松了一口气。[13]
这就是胜保抚议政策的成果。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李昭寿的归顺直接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并指出李昭寿在1858年归顺后也没有再次走上反清道路。[14]但是在苗沛霖的案例中，抚议政策却酿成了苦果。
苗沛霖势力的发展是此时难以控制的地方武装力量的典型代表。作为凤台县生员，苗沛霖在家乡的声望使他有资格领导当地的团练。1857年，他在寿州北部的下蔡修筑圩寨，并要求周围的居民移入圩内。同时，他还试图控制周边的地方团练。以下蔡为起点，他的影响辐射到宿州东南部、怀远及凤阳东部，以及淮河上游一带，辐射范围超过了三千个圩寨社区。[15]
在1858年八月向胜保投诚之前，苗沛霖已经将蒙城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他驱逐了蒙城县令，并在此处征收田赋。[16]这次投诚只是合法化了他的权威。[17]除征收田赋外，他还在淮河东段添设关税厘局进行抽厘，[18]且他在蒙城、颍上和宿州的团练接管了这些城市的行政权。[19]寿州是个例外，因为此时的寿州是安徽巡抚的临时驻地，而该巡抚被与苗沛霖敌对的团练首领们所控制。[20]1861年一月，借着为在寿州被当地团练杀害的七名属下报仇为由，苗沛霖围攻寿州，十个月后，寿州被攻陷。[21]在此期间，苗沛霖占领了淮河沿岸从霍邱到怀远的多座城市，将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了宿州及蒙城，他在北部与捻军结盟，并接受了太平天国册封的秦王称号。[22]1862年春，随着胜保再次出现在安徽，苗沛霖也再次向他的主人屈身。[23]但这次归顺持续的时间更为短暂，第二年春天，苗沛霖再次倒戈。[24]
虽然19世纪50年代的大环境对苗沛霖有利，但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自身的天赋。除了较强的组织能力外，他还很有头脑，非常善于利用清军不同派系之间的敌对关系。苗沛霖不仅在这些敌对官员的分歧中找到了自己位置，并且通过从中挑拨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得益于他与胜保的亲密关系以及胜保与袁甲三之间的冲突，苗沛霖着手接管了淮河沿岸的关卡，打劫了袁甲三的补给船只，并最终将袁甲三的权力限制在孤城临淮。[25]1863年，在苗沛霖第二次向胜保投降后，他发现新任命的安徽巡抚李续宜率领的湘军对他的安全造成了威胁。于是，苗沛霖利用以胜保为代表的帝国军队与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相互之间的恶感，千方百计地想把湘军赶出自己的势力范围。[26]当这些尝试失败后，苗沛霖转而求助于一位更加显要的人物——僧格林沁，他同样对湘军这样的地方势力感到厌恶。[27]僧格林沁直接向湘军统帅曾国藩提出苗沛霖的诉求，并坚持让湘军从寿州、正阳撤军。为了保住僧格林沁的威信，亦为了避免与僧王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这位向来谨慎的统帅作出了让步。[28]
抚议政策产生了与其设计者的期望相反的结果。新的敌人开始威胁着清军的后方，而捻军则继续在前线构成威胁。此外，这一政策的执行加深了帝国军队与地方军队之间早已存在的分歧。对苗沛霖案的处理成为分歧的焦点，最终，胜保的反对者纷纷跳出来对其进行弹劾，而苗案则为弹劾的主要内容之一。[29]该政策非但没有削弱捻军的势力，反而普遍增强了中间势力的力量。它不仅没有起到分裂敌人的作用，反而加速了清军的分裂。
1858—1860年，担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另一位试图结交地方武装力量的政府官员。与自身便拥有相当数量军队的胜保不同，翁同书以仁慈与不好战著称。[30]因此，他运用地方团练的方式与胜保不同。在寻求当地团练的支持时，他并没有将额外的训练及教导强加于其原有组织。1859年，翁同书从定远撤至寿州，不得不依赖于当地练总徐立壮与孙家泰。由于无法令练总们顺从，这位巡抚只能尝试利用徐立壮、孙家泰与苗沛霖之间的恩怨。[31]翁同书认为，只要徐立壮与孙家泰保持着对苗沛霖的敌意，那么他们就会服从他的领导，保卫寿州不被共同的敌人侵犯。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翁同书的想法过于乐观。苗沛霖因嫉恨安徽巡抚被他的对手所掌控，于是一直在寻求消灭徐立壮的机会。如前所述，1861年十月，苗沛霖攻陷寿州。进城后，他屠杀了孙家泰全族，此外，还屠杀了所有曾帮助保卫这座城市的团练首领，唯独放过了这位可怜的巡抚。苗沛霖留其性命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位巡抚也可以为他所用。翁同书不仅没能利用地方团练，反而被地方团练所利用。在争取地方支持的角逐中，翁同书的命运远比胜保更加悲惨。
与中央官员的艰难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民间的将领很容易就赢得了地方的支持。例如，曾经的湘军将领李孟群在被任命为安徽布政使后，将从湘军中获得的经验运用到了安徽团练上。[32]他从六安与霍邱的地方团练中挑选义勇两千余名组建了一支民兵队伍。对于民团本身，他建议政府给予他们积极的支持和指导，但应避免对其内部事务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即“适度控制”。[33]他还投身于六安灾民的善后事宜当中，这引起了胜保的嫉妒，但也在人民中播下了同情的种子。在胜保切断所有供应来源的情况下，李孟群在长城镇拼死坚守半年之久，直到当地百姓无法再给他提供补给，他的士兵因饥饿而大量死去。六安被太平军攻陷后，李孟群被俘并遇害（1859年二月）。[34]随着李孟群的去世，收编地方武装力量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熄灭了。
如果李孟群是因为死亡而没有机会来完成利用地方力量的计划，那么袁甲三的失败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袁甲三，河南项城人，在他的家乡淮河流域是一位著名的人物。项城位于河南与安徽西北部交界处，与捻军区域的边缘相连。1853年，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并攻入皖北后，朝廷命吕贤基（安徽人）[35]由北京赴安徽筹办团练。在吕贤基的要求下，给事中袁甲三协助组织相关事宜。同年，朝廷命袁甲三统率当地团练，接管此前由周天爵负责的团练事务。因此，在1853年，袁甲三的具体任务是组织地方团练而不是指挥正规军。[36]袁甲三仅是皇帝派去的多名官员中的一员，因为皇帝认为他们可以吸引其家乡百姓效忠。[37]
的确，袁甲三在早期就已经致力于这项任务了。[38]他曾从宿州乡勇中挑选出三千人，将他们编为五营。[39]1854年，他被调往临淮，便令这些人散归田里。1856年，他再次回到河南与安徽交界，在这里，他发现自己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他曾经的追随者们，同时也是他的同乡，皆满怀着希望与热情回到他的营地。[40]数日之内，他就募齐了三千人马。然而，他并没有利用这股忠诚组建新军，而是将陕甘正规军的残余部队作为他军队的核心。
有两个因素限制了袁甲三在利用地方武装上进一步发展。首先，他不信任他们。山东巡抚崇恩认为，尽管地方团练是一个很好的用来对付捻军的工具，但从长远来看，野心勃勃的练总会利用团练来扰乱当地的和平与秩序。[41]袁甲三对崇恩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一向反对不加选择地使用地方团练。[42]即使对所谓的“可靠之团练”，袁甲三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消极，比起重新组织这些团练为自己所用，他更愿意让他们保持中立。[43]后来，寿州练总之间的争斗使袁甲三确信团练首领是难以控制的。苗沛霖的公然反叛使他进一步相信，与这些地方团练共事是绝无可能的。
其次，袁甲三低估了当地团练的战斗力。1853年，他在奏议中展现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练勇近地剿匪则可以之，远方出征则不可。”他认为，表面上看，使用地方团练可以起到“壮声威”的作用，但在实际遇到敌人猛攻时，这些乡勇毫无用处，“是以声威尚壮，此兵之无可酌拨也”。[44]因此，纵观其担任指挥官的整个时期，他对当地团练的最大期望也只是“协助兵威”。[45]1858年，捻军摧毁了丰县的地方团练，使山东南部与江苏北部的驻军备受惊吓。[46]次年，拥有三万余人的徐州团练在捻军面前全军溃散。[47]这支庞大队伍的失败直接摧毁了官员们对地方团练战斗能力的所有信心。
当袁甲三与他的同僚们坚信，只有三省派遣的正规军与关外的骑兵才能分别对付捻军的圩寨和骑兵时，对地方团练的怀疑与轻视就愈发不可动摇。袁甲三没有认识到，忠诚可以依靠纪律得到保证，战斗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增强。如果袁甲三继续对他家乡的团练采取和早些年同样的措施，那么他可能不仅早已成功地阻止了其同乡的进一步叛逃，而且已经利用淮河流域的地方武装力量组建起一支足以与捻军相抗衡的新军队了。这支新军队的兵力和士气可能比以往从各省调派往淮河流域的混杂部队更强更高。
这样一支新的地方势力正是淮河舞台上所缺乏的。1856年，监察御史侯登云[48]已经意识到一支新军对于淮河地区的必要性。[49]他向朝廷提议以一支特殊的勇营来替代从四省征调的军队，并举荐袁甲三担任指挥官。当然，该御史的目的是效仿湘军模式，以一支新组建的勇营来替代绿营军。
袁甲三是否认真考虑了侯登云的建议？答案是否定的。他让侯登云失望了，因为他组织军队的模式与其同僚胜保、田在田相类似。1856年，他停止了征募勇兵。当伤亡使袁甲三拼凑而成的军队日益缩减时，他不断地向各省寻求正规军的增援，招募地方兵勇被认为是最后的选择。[50]但几乎没有省份对他的请求做出及时的回应。1861年，随着正规军的增援日渐无望，袁甲三再次尝试募集地方团练。他预计可从徐州各圩寨中抽调两三万人。[51]由于他们能自备资金，所以不会过多占用袁甲三的军费。他期望通过半年的训练在淮北地区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半年过去了，这支强大的军队仍停留在纸面上。
袁甲三在其家乡组建新军的失败，或许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远见来认识到地方力量的潜力，抑或是他缺乏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由于政府官员们失去了赢得民心的机会，那么领导权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捻军以及野心勃勃的地方练总手中。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捻军在扩张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地方团练的力量。至于地方练总们，以蒙城练总李南华为例，他曾接管了蒙城的防御工作来抵抗苗沛霖，并与后者争夺其他团练的支持，且在1863年经受住了苗沛霖长达数月的猛烈攻击。[52]又如寿州练总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和吉学盛，如前所示，强大到足以将安徽巡抚的临时驻地作为他们的基地与苗沛霖展开竞争。
苗沛霖首先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至蒙城以西，接着又向西南方向发展。[53]城中的各团练虽然决心抵抗，但也深知自己的实力与决心并不相符，因此保住城市已经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54]在看到苗沛霖的扩张后，袁甲三命令他向浍河北岸，即捻军分布之处推进。袁甲三的意图是让苗沛霖与捻军互相牵制，进而彼此削弱。[55]然而，当袁甲三为自己成功实现“一石二鸟”的妙计庆祝时，苗沛霖已乘机将他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宿州东南部。[56]袁甲三被愚弄了。
1861年年初，苗沛霖在发动对宿州的围攻以示起义之前，已经完成了对浍河两岸民团的吸收。[57]从这里起，他的势力所及最远达灵璧西南一带。[58]1862年秋，在苗沛霖再次向政府投诚后，袁甲三声称蒋凝学率领湘军收复了怀远以东的圩寨二百余座，而他自己也收复了浍河流域二百余座圩寨。[59]但这里所谓的收复并不属实，因为这些圩寨的圩主与苗沛霖之间的关系紧密到难以打破。半年后，作为对苗沛霖第二次起义的响应，浍河两岸的所有团练再次将政府的权威抛诸脑后。[60]
在与捻军正面作战的背后，即使许多次胜利之战都将官员们带到了捻军统治的中心地区，但他们却没能将这里的百姓与其首领分离开来。在捻军势力的边缘地区，官员们又没能在地方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而是使一些团练首领利用了这股力量。及至1862年，两股地方势力完成了对淮河流域的势力划分，其中一支由张乐行控制，另一支由苗沛霖控制，他们几乎完全地将帝国的影响力驱逐了出去。直到湘军和淮军出现在北方战场之后，重新赢回人民支持、使人民为政府所用的重任才得以完成。
【注释】
[1]湘是湖南一条河流的名字（湘江），也是湖南省的简称。这支军队是由湖南乡勇构成，因而被称为“湘军”。湘军的创建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有非常多关于它的原始资料及二手资料。集中探讨此问题的成果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罗尔纲的《湘军新志》。有关争取地方力量支持以及湘军出现的意义的内容，见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Structure of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published manuscript；罗泽南（1808—1856年），恒慕义，第450—451页；李续宾（卒于1858），恒慕义，第463页；江忠源（1812—1854年），恒慕义，第163页。
[2]《方略》，卷39，第20页。
[3]同上，卷65，第24—25页。
[4]《方略》，卷76，第10页；卷77，第7—8页。
[5]《豫军纪略》，卷8，皖匪八，第11页；《方略》，卷83，第13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下），第14—15页。
[6]《方略》，卷76，第10页；卷127，第7—8页；卷83，第6页。
[7]《豫军纪略》，卷8，皖匪八，第11页。
[8]除了使用捻军的名号外，李昭寿与淮北捻军没有任何关系。李昭寿，河南固始县人，他在安徽边界霍丘组建了捻股，此处距离张乐行统治的淮北捻军有三百里之远。（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4，第1—3页）1853年后，李昭寿招募兵勇、四处作战、决定投诚以及之后再次起义的行为都是他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李昭寿曾与张乐行合作过，李昭寿曾在张乐行渡过五河时袭击了他的船只，抢夺了其战利品。（同上，卷14，第2—3页；《方略》，卷46，第25—26页）
[9]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4，第6页。
[10]同上，卷14，第10，第13页。
[11]同上，卷14，第17页；袁保恒：《袁文诚公集》，收录于《项城袁氏家集》，奏议，卷1，第8页；袁甲三，奏议，卷11，第45页。
[12]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4，第6页。
[13]《清史稿》，卷212，第2页；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4，第17页。
[14]李昭寿在归顺后仍然保持着骄恣的本性，但他与淮北捻军的关系并不融洽，同时，他对苗沛霖持有强烈的敌意。此外，当胜保被调任他处任职时，李昭寿依然接受了袁甲三与曾国藩的指挥。与此相反的是，苗沛霖将胜保当做其唯一信赖的上级，进而反对袁甲三与曾国藩的指挥。在胜保离开淮河领域后，苗沛霖在袁甲三以及新的安徽巡抚、淮军将领唐训方面前深觉不适。也许这就是李昭寿没有追随苗沛霖脚步的原因。（苗沛霖、胜保与湘军的三角关系过于错综复杂，此处不作赘述。）
[15]《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7页；《方略》，卷147，第29—30页。
[16]《方略》，卷31，第11—12页；《安徽通志》，卷54，第9页。
[17]《文献丛编》，第22期，第5页。(https://www.daowen.com)
[18]《清史稿》，列传205，第3页。《豫军纪略》，卷9，皖匪九，第1页。《方略》，卷90，第19—20页；卷109，第20页；卷171，第14页。
[19]《方略》，卷92，第18页。
[20]《清稗类钞》，卷7，第159—163页。
[21]同上。
[22]《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8页；《宿州志》，卷10，第30页，第33页。袁甲三，奏议，卷14，第22页；函牍，卷2，第19页。
[23]自1857年胜保与苗沛霖见面以来，苗沛霖就视自己为胜保的学生。
[24]《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15页。
[25]《方略》，卷78，第17—19页；卷79，第9—11页；卷40，第19—20页。
[26]《清史稿》，列传145，第5页。《方略》，卷144，第25—26页；卷148，第20页。
[27]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第19页；袁甲三，奏议，卷19，第5页；《方略》，卷224，第8页。
[28]《方略》，卷167，第16页。
[29]《方略》，卷147，第14—15页；卷150，第32—36页；卷163，第6—8页；卷168，第28页。
[30]《清史稿》，列传214，第6页。
[31]徐立壮初始时曾随苗沛霖一同组织团练，但后来，徐的力量发展到足以威胁到苗沛霖的程度。于是，苗沛霖杀尽徐立壮全家并掘其祖坟。（《清稗类钞》，卷7，第159—163页；《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9页）后来，徐立壮的一个族人也挖了苗沛霖的祖墓。（《安徽通志》，卷106，第11页）
[32]后来他接替福济成为代理安徽巡抚。
[33]《方略》，卷34，第13—14页。
[34]《光州直隶州志》，卷5，第68页。
[35]《清史稿》，列传186，第1页；吕贤基（1803—1853年），恒慕义，第949页。
[36]袁甲三，奏议，卷2，第33页。
[37]袁甲三，卷首（下），第2页。
[38]袁甲三，奏议，卷2，第35页；《方略》，卷6，第5—6页。
[39]《宿州志》，卷10，第24页；袁甲三，奏议，卷3，第51页。
[40]袁甲三，奏议，卷首（下），第18页。
[41]《方略》，卷59，第19页。
[42]袁甲三，奏议，卷2，第38页。
[43]同上，奏议，卷7，第4页，第16页；卷8，第17页；卷3，第16页，第32页。
[44]同上，奏议，卷2，第49页；卷3，第32页。
[45]同上，函牍，卷1，第5页；《方略》，卷71，第25页。
[46]《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14—15页。
[47]《方略》，卷72，第1页。
[48]史料中为侯云登。
[49]《方略》，卷15，第8页。
[50]袁甲三，函牍，卷1，第14—15页，第27页，第37页；奏议，卷13，第55页。
[51]《方略》，卷112，第11页。
[52]《续修蒙城县志》，卷9，第26—32页。
[53]同上，卷6，第7页。
[54]《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8—9页。
[55]袁甲三，奏议，卷9，第24页。
[56]同上，卷14，第11页；函牍，卷2，第4页。《方略》，卷92，第16页。
[57]袁甲三，奏议，卷18，第21—23页。
[58]同上，函牍，卷1，第36—37页。
[59]同上，奏议，卷19，第2页；《方略》，卷165，第5页。
[60]袁甲三，函牍，卷2，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