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性格修正

更新于 2026年11月18日 版权声明
第四章 年轻人的性格修正

当一个年轻患者的问题异常严重,以至于几乎将自己隔绝于人群之外时,艾瑞克森会设法先对其性格进行比较大的调整。他所采用的方法和做短程治疗时很相似,但在干预上会比后者更加全面。当艾瑞克森对患者进行长程治疗时,他一般不会每天或每周都安排会面,而是在进行一段时间的访谈之后休整一个阶段,接着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访谈。他希望患者在没有他持续参与的状态下也能发生改变。这种治疗状态可能会持续几年时间,但与其他类型的长程治疗相比,艾瑞克森的治疗次数要少得多。

一个年轻人回避所有的社交活动,原因可以有很多。本章首先报告的案例是一名年轻女性,她因认为自己有重大身体缺陷而呈现社交退缩的状态。关注外表是非常典型的青春期表现,但很少有人像这个案例中的情况这样严重。通常,年轻人在这个阶段会将自己与一种社会文化认可的标准进行比较,从而发现自身的缺陷,但一般他们都会通过正常的求爱活动克服这种影响。当男孩儿认为女孩儿充满吸引力时,女孩儿也会觉得自己确实有魅力。然而,某些女孩儿会对她自认为的身体缺陷忧心忡忡,因此避开那些本可以帮助她解决问题的社交场合。有时,那可能真的是一种身体缺陷,而有时在其他人看来那只是白璧微瑕,但对她来说却异常严重。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女孩儿会渐渐远离人群,但是她越孤僻,就会变得越关注那个身体缺陷,因为她对其他事物的兴趣越来越少。于是,她变得更加退缩,更加远离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儿往往会把父母的任何安慰都当作他们善意的偏袒,而置若罔闻。有些女孩儿会因为家庭问题而产生这种症状,比如她要通过否定自己外貌的吸引力,来应对一个嫉妒的母亲;一个发育成熟的女孩儿也会引发父母之间的冲突,因为母亲会把她当成同性竞争者,或者父亲会利用女儿去对抗他的妻子。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这种对真实或想象中的身体缺陷的关注,都出现得毫无理由,让人匪夷所思。无论周围人拿出多么有力的逻辑论证,都无法阻止这个女孩儿认定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毫无吸引力。

米尔顿·艾瑞克森不仅有多年与年轻人打交道的专业实践经验,还有抚养自己八个孩子的个人生活经验。他的妻子曾经估算过,在持续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家中至少有一个孩子。因此,艾瑞克森在思考年轻人问题的时候,始终对他们的敏感性有着充分的觉察。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儿,在应该进入大学的年纪却拒绝离开家庭。她不愿面对外面的世界,因为她的乳房一直没有发育,但除此之外她的身体一切正常。她因为这个问题接受了大量治疗,包括实验性的内分泌治疗,但都毫无进展。如今,因为她越来越烦躁的情绪状态,她的家人正在考虑是否要送她进精神病院。艾瑞克森来到她家为其治疗时,看到她躲在沙发背面,被发现后,又一下子冲到钢琴后面。直到当她得知自己不必再接受任何医学手段的治疗——“不会再吃药、打针”——时,她才开口和艾瑞克森说话。工作开始后,艾瑞克森就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的患者。他报告说:

第一次会谈持续了数小时,我们分别在她清醒状态下和催眠状态下,讨论了她的人格优势。我发现她有一种顽皮的幽默感,喜欢那种夸张的、戏剧化的表达方式,于是我决定利用她这个特质开始我的工作。我提醒她回忆一首老歌,歌里有句歌词是“趾骨连着足骨、足骨连着踝骨”。当她表现出兴趣时,我又给她解释了内分泌系统,告诉她就像足骨连着踝骨一样,“肾上腺素”也连着“甲状腺素”,并且二者“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接着,我对她进行了一些催眠暗示,让她觉得冷,觉得热,觉得脸发烫,觉得疲倦,接着又觉得惬意舒适。她对这些暗示的反应都非常好,我便开始暗示她此刻感到脚上奇痒难忍。我告诉她把这种难以忍受的痒赶走,但不要赶到最远处。她可以把这种“痒”的感受赶到“空空如也”的乳房中,那是个合适的好归宿。但是,这种瘙痒会变本加厉地折磨她,它若有若无,时好时坏,却持续存在,使她不断意识到自己乳房的存在。这一系列暗示具有多重目的——满足她的矛盾心理、让她感到迷惑、引起她的兴趣、激发她的幽默感、适应她自我攻击和自我贬低的需要,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增加她的痛苦。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含蓄,她除了接受和回应这些暗示之外并不需要额外做什么。

接下来我暗示她,在每次治疗性访谈中,她会在心里想象着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情境。那种情境,不一定每次都一样,但总会涉及她的乳房。她会感到极度尴尬,这首先会表现在她的脸上。略微缓解之后,她会感觉到这份沉重的尴尬慢慢向下移动,最后停在她的乳房中。我给她的另外一个催眠后暗示是,每当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会想起这个过程,然后立即产生强烈的尴尬感觉,但这些感受很快就会以一种古怪却令人愉悦的方式在她的乳房中得到“安顿与化解”。

这些暗示的目的非常简单直接,就是让患者从一种自怜自艾、破坏性的心身反应转换成一种愉快的、建设性的反应,去关注自己的乳房。

我继续对她进行暗示,引导她感觉到在大学里过得非常愉快,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讨论她的社交回避和旷课行为。

我告诉她,她除了能充分应付自己的学业课程之外,还很聪明地通过穿紧身毛衣、使用不同系列和尺寸的假乳房(有时还可以一大一小搭配使用)来取悦自己、迷惑别人。我教她在手提袋里带上各种尺寸的假胸,以备不时之需,比如她忽然决定在外表上来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又如某个追求者很有冒险精神,她也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挑选喜欢的尺寸,这种顽皮的行为也不会导致什么大麻烦。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八月中旬,之后保持每周一次的会谈。在前几次治疗中,她都保持着清醒状态,我主要是重申和强调之前给她的暗示,确保她充分理解并合作。之后经她允许,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有大约四分之三的时间她都处于中度到深度的催眠状态,这种状态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在这种状态下,她系统而广泛地回顾了之前的暗示与讨论,以及她可能想到的任何“其他事情”。我没有花太多力气去确认那些“其他事情”是什么,她似乎也不愿意讲太多。她在其他的会谈时间里保持清醒,有时会提出一些疑问,有时是接受我的催眠引导,基本上一直在依据指示“继续前进”。偶尔,她会兴高采烈地描述她的朋友们对她那些小伎俩的反应。

她九月份进入大学,适应良好,获得了“荣誉新生”的称号,在课外活动中表现突出。在治疗的最后两个月,我们的会谈是通过电话进行的。第二年五月份的一天,她穿着一件运动衫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脸尴尬地说:“我没戴假胸,我的胸已经发育了,而且是大码。对现在的尺寸,我很满意。”

在我的要求下,她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特别是她的乳房。检查报告显示她身体各方面完全正常。她的大学生活很成功,后面的人生也很幸福。

我不清楚催眠疗法是否促进了她的乳房发育,但她的这种表现很可能只是因为发育过程推迟,又或者是她接受多种药物治疗的结果,还可能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同时,她受到了情绪状态改善的有利影响。无论如何,她进入了大学,开始享受生活,而不是继续她以前的孤僻模式。

艾瑞克森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他愿意在治疗的各个方面保持灵活性。他会在办公室、患者的家里或工作场所进行咨询,也接受非常简短的会面或者持续几个小时的会谈。他有时使用催眠工具,有时不用。有时,他会让所有家庭成员都参与进来;有时,他只接待某个成员。就像上述案例的后期阶段,他也会用电话咨询的方式来进行工作。

艾瑞克森曾经遇到过一个比较严重的个案,一个名叫安的二十一岁女性打电话向他寻求帮助,说他肯定不会想见她。当她来到他的办公室时,她说:“我跟你说了,我现在就走。我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妹妹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艾瑞克森是这样处理这个患者的:

我劝女孩儿先坐下,在迅速思考之后,我意识到与这个女孩儿唯一可能的沟通方式是不近人情甚至近乎残忍的方式。我得用冷酷无情来让她相信我的真诚,因为她会曲解我的所有善意,更不会相信我的好言好语。我必须让她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理解她,也接受她的问题,而且我并不害怕开诚布公地、直率地、冷静地、真实地和她对话。

我简单地了解一下她的既往史,然后问了两个重要问题:“你有多高,有多重?”她非常窘迫地回答:“我身高一百四十七厘米,体重在一百一十三到一百一十七公斤之间。我就是一个又丑又胖又懒的笨蛋,人们只会嫌弃我。”

她对自己的评价给了我一个合适的治疗开场,于是我告诉她:“你其实并没有实话实说,让我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也可以真正了解一下自己,并且明白我是真的理解你,这样你就会相信我要对你说的话。你不是一个又丑又胖又懒的笨蛋,你是我见过的最胖、最丑的笨蛋,像桶恶心、恐怖的猪油。迫不得已看着你,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你已经高中毕业了,也应该懂点事儿了。可你站在这里,一百四十七厘米的身高,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你的脸是我见过的最丑的,鼻子简直像被拍在脸上一样,牙齿也是歪的,上下颌也对不上。你的脸简直是横着长的,可额头也太窄了,头发像从来没有梳过一样,一团乱麻,还有你穿的那件衣服——让人眼晕的波点,毫无品味,还有你脚上趿拉着的鞋子。简而言之——你就是一个可怕的烂摊子。你的确需要帮助,我也愿意帮助你。我想你现在明白了,我会对你知无不言,毫不隐瞒。因为你需要先了解真相,然后才能学着如何帮助自己,但是我觉得你够呛。好吧,先说说你为什么来找我。”

她回答说:“我想也许你可以催眠我,这样我就可以减肥了。”我回答她:“那你得学会进入催眠状态。你都能高中毕业,应该也不是很笨,也许能学会。我要让你进入催眠状态,这样就有机会对你说些更不客气的话。这些话在你完全清醒时,我不相信你会想听下去,但在催眠状态下,你就能听我说这些事情,并且能够理解。你也可以做点儿什么,但不用太多,因为你的缺点实在太严重。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进入恍惚状态,并且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你那么贪吃,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塞满东西的垃圾桶。你真的太需要学习了,这样你就不会对他人的注视怀有那么强烈的敌意。既然你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真相,那就闭上眼睛,深深地进入恍惚状态。别再瞎折腾了,让自己碍人眼。等你彻底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除了我的声音,你什么也听不到,除了我告诉你的事情,你什么也不用想、不用看,除了我的要求,你什么都不用做,把自己当作一个无自理能力的机器人,可以吗?如果可以就点点头,照我说的做,因为你清楚我会告诉你实话。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不是命令你——告诉我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即使在深度恍惚状态下你也能说话,简单明白地回答我的每个问题。关于你父亲,你最想谈什么?”

她回答:“他是个酒鬼,他讨厌我、经常辱骂我,我们靠救济金为生。我关于他的所有记忆就是——喝醉了,扇我耳光,踢我,讨厌我。”

我问:“你妈妈呢?”

她回答:“她也一样,只不过她先死了。她比父亲更厌恶我,比父亲对我更恶劣。他们送我上高中只是因为知道我讨厌高中,在那里我只能学习。他们让我和我妹妹住在车库里,妹妹天生有残疾,又矮又胖,患有膀胱脱垂。她身体一直不好,还有肾病。但是我们两个互相关爱,我们也只有彼此能关心了。当她死于肾病时,他们说‘很好’。他们不让我去参加葬礼,就这样埋了我唯一爱过的人。那年我刚上高一。第二年我妈就醉酒死了,我爸娶了一个比我妈还坏的女人。她和我妈一样是个酒鬼,不让我进屋,把剩菜剩饭扔到车库给我吃,说让我撑死算了,那样就一了百了了。负责我的社工也不喜欢我,但她确实送我去做了一些身体检查,医生们都不想碰我。现在我后妈和我妹妹都死了,福利署告诉我要去找份工作。我找了份擦洗地板的工作,那里的男人都戏弄我,他们互相出钱给对方,让对方和我发生性关系,但是没人愿意。我一无所长,但我想活着。我有一个住处,是一间旧棚屋。我挣得不多,所以我就吃些玉米糊、土豆之类的。我想也许你可以把我催眠了,帮我做些什么,但可能这也没什么用。”

我用一种非常冷漠专横的语气告诉她:“你知道图书馆是什么吗?我要你去图书馆,借些人类学的书,看看男人会娶的丑女人都是什么样子的。图书馆的那些书里有她们的照片。原始野蛮人会娶的女人,看起来比你可怕得多。我要你保持好奇心,一本接一本地看完。然后再读读那些关于女人和男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可怕,而毁掉自己的容貌、给自己文身、甚至自残的书。业余时间,你要尽可能泡在图书馆,好好读,两周后再来。”

我用这个催眠后暗示把她从恍惚状态中唤醒,她像刚走进我办公室时那样局促不安地离开了办公室。两周后,她回来了。

我对她说不要浪费时间,立即引导她进入深度恍惚状态。我问她是不是发现了一些让她不舒服的图片,她说她看了霍屯督族的胖屁股女人、唇盘族的大嘴女人,以及长脖子女人的照片,还发现在一些非洲部落,人们用划破皮肤形成的瘢痕来祭祀,还有其他各种奇怪的毁容祭祀仪式。

我继续引导她,接下来等她清醒以后,去城里的闹市区,观察一下婚礼上那些将要结婚的新郎,看看他们的身材与容貌有什么特别之处。她需要观察一周。在接下来的一周,她要再充满好奇地看看婚礼上那些新娘,她们的身材与容貌有何特别之处。

在下一次会谈中,她很快进入恍惚状态,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她说她看到那些戴着婚戒的新娘,其实和她一样相貌平平。她还见到一些似乎是夫妻的男人和女人,都胖得可怕,笨手笨脚。我告诉她,她开始了解一些事情了。

她的下一个任务是继续去图书馆,阅读所有她能找到的关于美容历史的书——去发现什么是人们心中所向往的美。她对此做了充分的研究。在接下来的那次会谈中,她昂首挺胸地走进办公室,尽管仍然穿着那件令人眼晕的波点裙子。然后我告诉她回到图书馆,翻翻关于人类习俗、服装和外貌的书——去找找那些至少有五百年历史但仍然很漂亮的服装的图片。等她再次回来时,她一进办公室就很快进入恍惚状态,急切地开始和我谈论她在书上看到的东西。

我告诉她,她的下一个任务会很难。她要用两周时间,穿着她那件波点裙子去逛女装店,一家店一家店地逛,每到一家女装店,她都要询问店员,她适合穿什么,她要认真而诚挚地问,店员一定会答复她。她在完成这次任务之后报告说,一些年长的女店员称她为“亲爱的小宝贝”,并向她解释为什么不应该穿那件让人眼晕的波点裙子。这种不合身的衣服,会让她显得更胖。接下来她的任务是再花两周时间反复思考:出生时自己的体重肯定不到十公斤,为什么现在会这么胖?为什么把自己裹在一堆脂肪里?她回来说,她想不出答案。

我让她再次处于催眠的恍惚状态,并给了她另一项任务:认真思考一下,如果她只有七十公斤,穿着得体,那她会是什么样子。她会在半夜醒来,想象着那个问题中自己的样子再安然睡去。之后我又对她进行了几次催眠,我要她一个一个地回忆每次任务,看它们是否对她有特别的价值。

与安的会谈每两周一次,大概在治疗进行了不到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她兴冲冲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她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她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胖,为什么要穿得这么难看的衣服。她已经读了足够多的关于美容、美发和化妆方面的书籍,甚至还读了整形外科和牙齿矫正方面的书,她可怜兮兮地问我是否可以帮她,让她看看自己能不能改善些什么。

又过了一年,安的体重变成了七十公斤,她在穿衣打扮方面已经非常有品位,还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她还申请去读了大学,到她大学毕业的时候,虽然体重仍有六十五公斤,但她已经订了婚,并且就要举行婚礼了。她拔掉了两颗不整齐的牙齿,换了新牙,其实她的微笑很迷人。当时她的职业是一份导购杂志的时尚艺术家。

安带着她的未婚夫来见我。她先走进办公室,说:“这个该死的傻瓜太笨了,他竟然觉得我漂亮,我要永远让他笨下去。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星星,但我和你都知道真相。我的体重很难控制在七十公斤以下——我担心我会再次胖起来,可我心里知道他也爱我胖的样子。”

现在他们已经结婚十五年了,有三个很漂亮的孩子。因为记得我对她说过的每句话,安谈起她的治疗时总是滔滔不绝。她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当你说到我那些特别差劲的事情时,你那么诚实,我知道你对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如果你没有对我催眠,我也做不到你让我做的那些事。”

这个案例中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艾瑞克森在治疗中的巧妙设置,让这个女孩儿经过六个月的治疗后主动提出要求,她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更有魅力。总之她不是在抗拒变化,而是可怜兮兮地想要改变,而在这个时候,她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和动力去做出改变。像往常一样,艾瑞克森充分利用了社区设施,比如公共图书馆。他没有立刻去澄清为什么她会这么胖——这是传统方法——而是要她花两周的时间不断思考她胖的理由。当她苦思冥想都找不到合适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她要这么胖的时候,考虑减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艾瑞克森另一个精彩的长程治疗案例是关于一个年轻男子的,他是一名有同性恋倾向的流动性农民工。经过治疗,几年后他变成了一位对女性更感兴趣的大学毕业生。这个案例报告非常详细,呈现了艾瑞克森治疗过程中的许多因素。艾瑞克森报告说:

哈罗德打电话给我时,其实并没有要求见面,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无力又吞吞吐吐,问是否可以浪费我几分钟宝贵时间。当他来到办公室时,他的模样吓了我一跳。他胡子拉碴,身上脏兮兮的,头发是自己剪的,太长了,看上去乱七八糟;他的衣服很脏,鞋帮裂了,鞋带是拿包装绳做的。他有点儿内八字地站在那里,绞着双手,表情极不自然。突然,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我的桌子上,说:“先生,我只有这些了。昨晚我姐姐问我要钱,我没有全给她,等我有钱会尽快再付给您。”

我默默地看着他,他继续说:“先生,我不太聪明,也不是多好的人。我从不期望自己有多好,但我并不坏。我只不过是个愚蠢的没用的白痴,但我从没做过坏事。我努力工作,你看我的手,它们就是证明。我必须努力工作,因为如果停下来,我就只会坐下来哭,我难受极了,我想自杀,可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只能不停地工作,什么都不想。我睡不着,也不想吃东西,觉得浑身疼。先生,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他哭了起来。

当他停下来喘口气时,我问他:“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他抽泣着说:“先生,我只是个白痴、一个愚蠢的白痴。但我可以干活。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让自己快乐起来,而不是每天都害怕极了,哭着想要去死。你是那种在军队里的医生,会纠正那些有伤风化的疯子们,我也想让您纠正纠正我,先生。请帮帮我,我会努力工作给您报酬的,先生,我需要帮助。”

他说完便转过身,肩膀耷拉着,无力地拖着双脚向办公室门口走去。等他伸手去抓门把手时,我说:“嗨,听我说,你确实是个可怜的傻瓜。你知道怎么干活,也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但你对医生治病一无所知,可我对此非常了解。现在请你坐到那把椅子上,让我开始工作吧。”

我故意顺着他的心思说出这番话,来引起他的注意。当他不知所措地坐下时,事实上他已经处于轻度恍惚状态了。我继续说:“当你坐在那把椅子上的时候,我要让你认认真真的听我说。我会提问,你要回答,你告诉我的要不多不少,正好是我需要知道的。这就是你要做的一切——仅此而已。”

在对我的问题做出回答的过程中,哈罗德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他今年二十三岁,家里有七个姐妹,五个兄弟,他排行第八。他的父母是移民,没有文化,全家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因为缺衣少穿去不了学校,哈罗德落下了很多课程。他读了两年高中,成绩不及格,便辍学回家帮忙照顾弟妹。十七岁时,他加入了陆军,在那里经过了基本训练,完成了两年的新兵服役期,退役后去了亚利桑那州,投奔他二十岁的姐姐和姐夫。他发现他们都是酗酒严重的酒鬼。他把打工挣来的钱分给他们,和其他家人都没有联络。他试过去读夜校,但失败了。他的收入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他租了一个破烂的小屋,把市场上别人丢弃的蔬菜和最便宜的肉拿来一起煮了吃,他用的电炉子是偷偷插在邻居家的室外插座上的。他偶尔会在农田灌溉渠里洗个澡。因为缺少棉被,他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会穿着衣服睡觉。在我的鼓励之下,他终于说出他厌恶女人,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女人会想要和他这样的白痴男人在一起。他还是个同性恋者,在这一点上,他不想被勉强改变。偶尔他会和一些“年轻的小混混”发生性关系。

艾瑞克森处理这一个案的方式非常具有代表性,其疗法的各个要素都在其中得以呈现。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对一个极端复杂案例处理方式的简要概述,其中每个治疗策略都与其他治疗环节密不可分,对其中一些要点所进行的强调,多少会让案例的解读看起来有些简单化。

当哈罗德走进办公室时,艾瑞克森几乎立即决定接受他成为自己的患者。他觉得“患者有着非常强大的人格力量,这让治疗极有可能成功。他不修边幅的外表、他的绝望、他言行之间的冲突,以及他的手上因体力劳动而留下的老茧,都给人一种具有潜在治疗可能的感觉”。

然而,当这个人绝望地请求帮助时,艾瑞克森并没有立即答应他,而是任其带着被拒绝后的莫大失望转身离开。就在他要去拉门把手时,艾瑞克森叫住了他。正如艾瑞克森所说:“当患者转身离开办公室时,他的情绪处于失落的最低谷。他是来寻求帮助的,但一无所获,就要离开,他在心理上非常颓丧。而在那一刻,我向他抛出了一系列暗示,这些暗示从根本上需要他的积极回应。他从绝望的深渊里,突然被推到一个真实的、充满希望的地方,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反差。”

哈罗德认为自己是一个愚蠢的白痴,艾瑞克森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一般都会接受患者的观点。正如他所说:“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对他‘是一个白痴’这件事就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的不同看法与这个治疗情境没有关系。在这个情境中,他的理解力已经到了极限,他就是一个愚蠢的白痴,对任何不同意见完全不感兴趣,也听不进去。”直到后来哈罗德进入了大学,关于他“是一个愚蠢的白痴”的这个与艾瑞克森之间的共识才被打破,而这也表明了艾瑞克森非同寻常的“接受”能力。

艾瑞克森的开场白认同了患者对自己的表述,并界定了这次治疗中两个参与者的身份以及他们的任务——艾瑞克森负责治疗,患者服从要求,这样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治疗框架。哈罗德要告诉医生他需要知道的一切,不要夸张,也不要隐瞒。此外,艾瑞克森最后说道:“这就是你要做的一切——仅此而已。”这给了哈罗德一种确定的安全感。正如艾瑞克森所说:“无论这种安全感多么虚幻,对他来说都是有效的。”他补充道:“在这些条件下回答问题,他不必对自己的回答做出判断,因为只有我能这样做,而且即使这样,我也只是对信息量进行判断,而不是对其中的情感、人品或道德价值做出判断。”接下来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艾瑞克森向他确认,是否还有什么与治疗相关的事情没有被提及。由于治疗中两人各负其责,哈罗德就得补充另外一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艾瑞克森所说的:“那些特别的事情,在没说之前,你就不能说它们无关紧要。无论如何你要先告诉我,但仅限于特别的事情。”于是,哈罗德回应说,因为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必须告知艾瑞克森他是“同性恋”。他受不了女人,他更喜欢和男人口交。他不想勉强把自己变成异性恋,并要求医生对此做出承诺。艾瑞克森回应他的方式非常典型:艾瑞克森答应哈罗德,他可以自由选择想要实现的目标,并承诺“在他(哈罗德)逐渐理解这些需求的时候”,将尽一切努力来满足哈罗德的需求。他和患者都不能过早地设置一个尚未确定的目标,也不能给对方下命令。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真诚的努力,同时做好自己的工作。

和其他许多治疗师相比,艾瑞克森更希望在治疗开始就从患者那里找到尽可能具体的目标。他会不断追问,就像他在上面那次会谈中最后所做的那样。在第二次被询问想要什么时,哈罗德解释说,他是一个笨蛋、一个白痴,他“没有头脑,也没有文化”,他只能干体力活,并且“脑子里一团乱麻”,他希望自己被“纠正过来”,这样他“就能像其他白痴一样快乐地生活。”当他问医生自己的期望是否过高时,艾瑞克森坚定地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他得到的幸福都是他应得的,而且他必须接受“所有本应属于他的幸福”。通过这种方式,艾瑞克森支持哈罗德去接受治疗给予他的所有裨益,同时又向他明确表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接受或者拒绝。正如艾瑞克森所说,这样一来,“一切就都是性格使然,这个人对积极和消极的反应都有了心理准备,并且他会有一种内在的责任感和巨大的激励力量”。

接下来,艾瑞克森将治疗任务确定为“讲出你的那些想法,无论是什么都要弄明白它们,这样即使是为了取悦某人,你也不会被搞得稀里糊涂”。哈罗德答复说,希望不要对他有太多期待。艾瑞克森向他保证,他只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事实上,他“最好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因为那样只会浪费时间”。

这次会谈结束时,艾瑞克森将他和哈罗德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我为你治疗——这是我的事儿,由我来负责;你尽你所能,但也无须勉强,这由你来负责。”正如艾瑞克森所说:“这个消极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可接受的积极目标,那就是要真正地恢复健康。于是,积极和消极的心愿联合起来去实现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健康。对于这个目标,哈罗德自己觉得希望不大,但事实并非如此。”

总结艾瑞克森与哈罗德的首次接触,他所采取的治疗立场是设想患者可以同时朝着两个矛盾的方向前进。患者在这种关系中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竭力寻求帮助的人,但又拒绝任何改变。艾瑞克森的回应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满足了患者对自己的定义:他把自己的角色设定为负责治疗的医生,满足了患者需要帮助的请求;同时让患者仅听从医生指令,无须做任何他能力和意愿之外的事情,仅此而已。在这个治疗框架内确立的关系,适用于那些拒绝改变以及不愿意遵循直接指导的患者。

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确立:

(a)延迟对患者提供帮助而增加其绝望感,从而激发接下来患者对改变的渴望;

(b)以符合患者意愿与立场的方式进行交流,接受他对自己的定义;

(c)明确患者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的可容忍限度;

(d)让患者更容易自我袒露;

(e)以一种含混的方式控制患者对目标的期望,安慰患者无须勉力为之;

(f)明确在治疗情境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向另一方发号施令”。

这些治疗策略中的复杂与矛盾之处,是艾瑞克森用看似对立的、模棱两可的方式去确定他与患者的关系,这一点适用于任何心理疗法。从本质上来说,患者是来寻求帮助的,他们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与他人打交道时不恰当的方式,尤其是与那些能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人。因此,治疗师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援助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治疗师对患者的行为的要求,要适合咨访之间的“助人关系”,治疗师要避免直接要求他表现得更“正常”。换句话说,在这个治疗框架内,治疗师要接受患者的本来面目,诱导其行为发生改变,而不是“直白”地要求其改变。

在这个案例中,当艾瑞克森需要患者改变时,这通常会作为对患者已有行为的一种扩展,变化幅度可以说微不足道,甚至有种“他已经是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艾瑞克森把这种“认同”患者的治疗,界定为不去力求“真实”改变的治疗:这不过就是一个愚蠢的白痴得到医生的帮助后,继续他现在的生活而已。他只是会更快乐些,工作更好些。

工作与获得适当的地位

在哈罗德的案例中,有两个治疗重点:社会职业地位的提升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尤其是要以适当的方式与女性相处。这两个目标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一定的社交能力对职业发展也至关重要。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会分别表述艾瑞克森对这两个目标的处理方式。

哈罗德的治疗通常都是一个小时,偶尔会一次持续两个小时。“起初,我一直对他进行轻度催眠,但随着治疗的推进,我开始进行更多的中度催眠,后来,他不时会进入深度催眠状态。”艾瑞克森利用催眠来确保自己的暗示得到充分执行。他有时也让患者通过遗忘去避开阻抗,在后期,他主要是为患者提供扭曲的主观时间感,从而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

在这个案例中,患者分别在清醒和恍惚状态下接受了特殊训练,让他可以自由交谈,轻松讨论自己的想法。练习方式主要是让他事无巨细地复述自己一天的工作以及其他活动,期间艾瑞克森会穿插提问、暗示和讨论。哈罗德通过这样的练习,逐渐变得能够交流,也愿意倾听其他人的想法。

在第一次治疗中,艾瑞克森就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告诉哈罗德:“我不想和你争论,我只会给你一些看法和解释,我希望你好好听并想明白你是否需要,以及你要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它们。记住,是你的方式,不是我的方式,也不是别人的方式,只是你自己的方式。你可以把听懂的任何东西利用起来,但仅此而已。你必须做你自己,真正的你。”

哈罗德说他的母亲和姐妹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自己却不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圣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虽然他“不感兴趣”。了解到这个背景后,艾瑞克森逐渐明确了哈罗德内心存在的既认为劳动很重要,又觉得自己粗鄙的复杂感受。艾瑞克森说:“你相信《圣经》,相信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这没错,非常好。那么现在,我想让你搞清楚一些事情。《圣经》里说你一直与穷人同在,穷人就是劈柴挑水,没有这些劳动,这个世界就无法运转。这非常重要,我想让你明白这一点。”

这次谈话引发了在后面数次治疗中,艾瑞克森与哈罗德关于“粗鄙之人”的劳动对整个社会重要性的讨论。作为一名劳动者和社会合法公民,哈罗德的工作经历及其社会价值成为讨论的主要内容。在这些看法的基础上,他们又讨论了肌肉、力量、协调性、技巧以及身体感觉的重要性,以一种看似随意实则有关联的方式强调了体力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例如,在灌溉渠里铲淤泥的工作“就不仅是肌肉力量的事,当然你得先有劲儿,但还得清楚每一铲子要装多少淤泥,才不会在一天的活干完之前就累垮了”。棉花工也一样,“即使你肌肉发达,如果没有技巧,不懂如何正确地采摘,你也做不好”。通过这样的讨论,我不动声色地让哈罗德越来越重视肌肉与头脑协调配合的价值,尊重并欣赏在现实中自己和别人的工作。鉴于他对自己的贬损,我还和他讨论了装配线工人与运动员也被大家视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肌肉男,有些厨师也只有娴熟的味觉经验,并不是多有文化。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在为一个观点做铺垫,那就是即使是最粗鄙、最没文化的人,也可以而且确实具有学习各种事物的能力。当他似乎对此有所领悟时,我给他看了一篇关于“低能专家”的论文,那篇文章很长,但非常有趣,其中有很多案例记录,详细描述了这类群体的专业表现和他们的低能之处。其中“铁路杰克”[1]引起了哈罗德的强烈兴趣,他非常钦佩他。当我结束讨论时,哈罗德仍处于深度催眠状态,他说自己“既不是白痴,也不是专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在他意识到这句话的意义之前,我就用遗忘唤醒了他,结束治疗,让他离开了。使用催眠的部分意义在于,每当给予患者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暗示,并且可能会因此引发争议或者质疑时,就可以使用遗忘技术,避免患者对重要观点的阻抗,使其在今后能够继续发展这一观点。

治疗性暗示看上去往往都是些老调重弹的东西,在作用于个体时,就其本身的普适性而言,治疗性暗示让人们既毫无察觉也不会质疑,比如,“重要的不仅是你说了什么,或者你是怎么说的,而且包括它对你的真正意义”“人们可以从每个婴儿、孩子、男人、女人身上学到一些有用的、有趣的、非常好的东西”,或者“没人能说得清一个婴儿将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人知道五年后甚至一年后他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艾瑞克森接下来着重强调了低能者也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将问题引向每个人的潜在能力。这令哈罗德对之前自己潜能的看法发生了动摇,而这样的方式并不会让哈罗德产生抗拒或者质疑。

在强调低能者亦有价值的同时,艾瑞克森开始关注成为一个好工人都需要具备什么素质。他很善于发现患者生活中的积极面,并利用其来改变患者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哈罗德对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工人还是深以为傲的,因此艾瑞克森围绕这一点开始插入各种暗示。首先,他从工人对身体健康的需求开始,强调良好饮食的重要性,要求哈罗德好好学习做饭。为了学好做饭,哈罗德得去图书馆借阅烹饪书,所以他学会了使用图书馆。艾瑞克森还说服哈罗德不要再把自己的劳动收入分给他酗酒的姐姐和姐夫,而是给他们做些可口的饭菜。在这个过程中,哈罗德逐渐明白了眼前这对夫妇就是自我贬抑和自我毁灭的典型例子。而这些活动的动机都来自哈罗德希望成为一名好工人,而一个称职的工人就应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其中就包括穿合脚的鞋子,能更好地工作。哈罗德在治疗初期是接受这些观点的,然而当它们要被应用到自己身上时,他开始表现出抵抗。于是艾瑞克森转而谈论在棉花田里的一些工作。

从棉花田谈起,我又和哈罗德讨论了拖拉机作为一种农业机械也在进行着“体力劳动”,我指出它需要正确的维护,包括上油、润滑、清洁,还有避免天气因素的影响。如果要让拖拉机成为一个合格的体力劳动者,就应该为它添加正确的机油和燃料,肯定不能是航空燃油,而且阀门得打磨平整,火花塞要清洁干净,散热器要能顺利散热。我还做了其他类似的比喻,告诉他说:“你看,即使不大愿意,你也必须要做那些对自己而言正确的事情。”但“那些事情”是什么,我并没有给哈罗德刻意界定。

下次会谈时,他衣着整洁得来了,似乎略带抵触和挑衅情绪,等着我评论他的着装。我说:“很好,你也该好好打理一下自己的衣服了,不要总是浪费钱买新的,它们磨损得太快了。”听了这番话,他一直以来坚信自己低人一等的自卑,同时又渴望关心自己的矛盾感受同时得到了认可,这让他能够继续善待自己。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潜意识地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以回避我对他的着装再进行任何深入的讨论。我接着跟他开了个玩笑,颇费心力但有些弄巧成拙。一个吝啬的农夫明明知道骡子就是一匹“干活的马”,却不给它喂草,反而给它戴上绿色的眼镜,喂它吃木屑,假装那是草。最后这个农夫抱怨说,当这匹骡子能吃木屑之后,它就死了,一点儿农活都还没替他干。没等哈罗德对此做出反应,我赶紧又给他读了《执事的杰作:奇妙的“单匹马车”》[2],他带着一脸困惑与迟疑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谈中,我第一次看到他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新衣服,显然刚刚洗过澡。他略显尴尬地向我解释,他姐姐和姐夫终于从醉酒中清醒了,要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了。我回答说,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一旦形成习惯,继续下去并不难。哈罗德还补充说,他要带姐姐去见他的牙医和他的家庭医生,作为给姐姐的庆祝礼物。之后关于如何照顾自己、提高生活质量的事情,他除了提到一句自己“不久之前”搬了家,并没有再说更多。

哈罗德开始衣着得体,生活也渐入佳境,这时艾瑞克森决定安排一次失败体验,让哈罗德探索一下自己的潜力。

我鼓励他注册夜校,学习代数。我和他都清楚他搞不定这个,但我觉得在尝试积极心态之前,重视并妥善处理之前的消极心态是很有必要的。患者需要不断感觉到自己是对的,哪怕他错了。治疗师在这一点上要支持患者。这样,当患者想要纠正错误的时候,他就能够和治疗师并肩作战,使治疗成为两人共同努力的合作行为。哈罗德很快就开心地回来宣布他搞不懂代数,我也同样开心地宣布对他这次失败感到满意。这证明:如果哈罗德学习这门课程是为了知道自己能否通过,那他是错误的(因为他显然通不过);如果他学习这门课程是为了验证自己确实搞不定,那他这个行为就没什么错。这句话让哈罗德感到困惑,我这样表述是为以后让他试着重回学校做好准备。

随着失败体验的圆满结束,哈罗德对其他的指令也变得乐于接受了。

艾瑞克森从这时开始指导哈罗德去参与社交,我将会在相关主题下讨论这部分。但艾瑞克森给哈罗德布置的下面这次社交任务对他的职业能力的增长而言很重要。

我给哈罗德布置任务,让他去结识一个新朋友。我给了他一个地址,告诉他去那里好好学习,不要忽略任何东西,要经常去。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都在执行这项任务。我不让他和我讨论这件事,所以不管他做什么,那都完全是他自己的行为,他需要他自己负责任。这样的指令也使得他最后对此事的讨论更加投入。

我让哈罗德去结交的人叫乔,三十八岁,他们一见如故。乔患有哮喘和关节炎,常常以轮椅代步,平时也是自己照顾自己。预见到自己将来会彻底无法行走,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机械装置来满足需要。他赖以为生的工作主要是修理收音机和电器、帮邻居修修补补,他甚至还是个称职的临时保姆。他知道很多故事、歌曲和诗歌,模仿力也超强,大小孩子都很喜欢他。乔自己做饭,经常和别人交换食谱,还教邻居家的新媳妇如何做饭。

乔小学六年级都没读完,智商也不太高,但他记忆力好,善于倾听,博闻广识,思想还颇有些哲理,尽管有身体上的缺陷,他依然喜欢与人交往,总是乐乐呵呵、积极阳光的模样。

这段友谊持续了两年,直到乔因冠心病突然离世。哈罗德从这段关系中受益匪浅,他很少对我提起乔,这段友谊是属于他自己的,也是他自己的成就。(https://www.daowen.com)

哈罗德还根据艾瑞克森的指令去了当地的图书馆,他对里面的儿童书籍如数家珍,这有部分原因是乔的影响。渐渐地,他开始主动探寻图书馆里其他主题的书籍,并与艾瑞克森分享其中的一些书与观点,其中有些是乔提供的,有些则来自他自己的阅读。

一提起烹饪和写作,哈罗德就深感苦恼。但艾瑞克森一边把烹饪作为一种技能与成就来讨论,一边又极力贬低它,说这是“白痴都能做到的事情”;同样,写作既被艾瑞克森当作一项了不起的技能,又被他视为小孩子甚至低能儿都能学会的东西。

鉴于哈罗德寻求治疗的诉求是只想让生活快乐一点儿,艾瑞克森就和他一起评估了哈罗德生活中能够寻找娱乐的可能性资源。

哈罗德喜欢音乐,事实上他有一台收音机,但他对此很有罪恶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它。我让他记住,就目前而言,他需要这台收音机,并且要遵医嘱使用。我说到“就目前而言”,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接受这是个有时限、受约束的指令,这样,以后他对这个指令的任何抗拒也都可以被视为合作,因为这个指令就是暂时的。

接下来,我继续为其合理化这个娱乐工具的使用。我告诉哈罗德就像一个好工人应该锻炼身体一样,他也应该锻炼他的眼睛、耳朵以及整个身体。对于哈罗德来说,如果这台收音机能够成为他在生活中对音乐表达兴趣的正常途径,那么再去生活中寻找更多其他的乐趣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因为其他的治疗性暗示都可以与他对音乐的兴趣融为一体。比如,作为一个催眠后暗示,我告诉他,他喜欢的一段旋律会在脑海中飞逝而过,他很想记下来,但只有在吃汉堡包时,他才会完整地回忆起这段旋律。就这样,我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

之后的每次治疗中,我都会鼓励哈罗德聊一聊他最近喜欢的音乐和歌曲,并努力将这些曲名、歌名、歌曲选段融入我的治疗性暗示,例如,我从《一切随缘》《扬清激浊》《数骨头》等歌曲中提取了很多内容,将它们与治疗性暗示结合起来,但是他会拒绝所有女歌手的歌曲或赞美女性的歌曲,直到治疗后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我鼓励哈罗德在听歌的时候,尝试用不同的方式给歌曲打节拍,哼唱伴奏。后来,他又克服了一些阻抗,我说服他为那些歌曲的歌手伴唱。最后,我劝他去买一台录音机,这样他就可以录制音乐,还可以把自己的独唱或者和电台里歌手一起演唱的歌曲录下来。哈罗德从这些事情中收获了很多快乐,这让他有可能再去面对更有难度的目标。我曾建议他去学乐器,最好是班卓琴或者吉他,这样可以为自己伴奏,但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哈罗德只适合那种需要强壮肌肉的体力活动,而不是精细的肌肉技能。我从正反两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在其间反复表达着遗憾,实际上这也成为一种间接的催眠暗示。最后,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哈罗德可以通过学习速记和打字,去快速获得他从未有机会发展的精细肌肉技能和协调能力。任何“白痴”都可以学会这些技能,速记只不过就是用笔有目的地做一些弯弯曲曲的小记号,而打字就是敲击键盘,像弹钢琴一样,但打字时,你可以立即发现错误并纠正它们。这样的讨论对一个处于正常清醒状态的患者来说,可能是荒谬的、徒劳的;但在催眠的恍惚状态下,患者对这些意见会非常专注、反应积极,更容易关注自己在其中的受益,而不是去顾虑它们的逻辑关系与一致性。

哈罗德痛苦但坚定地听从了那些暗示,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学习速记和打字,踏实而认真的进行练习。其间,心灵手巧的乔还一直鼓励哈罗德,他进步很快。

下一步是敦促他每周去上钢琴课,“以加快打字和弹吉他的学习速度”。我把他介绍给一位年长的女性钢琴教师。她丈夫生病了,哈罗德可以帮她做些园艺杂事,以此为交换向她学习钢琴。哈罗德接受了这种安排,而且并没有意识到他与一位女性就这样有了特殊的接触。这种接触让他既扮演着向女性求教的学生角色,也扮演着一位有能力的男性角色。(这个治疗情境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只是凑巧。)

随着录音机、吉他、打字机这些花费的增加以及居住条件的提高,哈罗德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一个同事教会了他如何驾驶汽车,于是他先成了一名货车搬运工。后来,他又找到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薪水也不错。

我们专门用了一次治疗的时间去总结他过去的工作经历、他的各种改善、进步和成就,但我还是对此打了个折扣,认为他“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最后,我鼓励他去翻阅招聘广告。碰巧一则广告要招聘一个单身的会打字和速记的抄写员,工作时间不固定,但要和雇主一起住在一个偏远的山间小屋。哈罗德去应聘并被录用了。他的雇主是一个富有但相当古怪的老人,隐居山间,爱好是复制旧手稿和古籍,然后自己加以评论和注释。哈罗德平时做秘书工作,当厨师请假一两天的时候,他也负责做饭。他完全能够胜任这些工作,因为在之前的治疗中就包括去学习烹饪,他还给他姐姐做过饭。

哈罗德的表现让他的雇主很满意,除了工资和生活费,雇主还给他配了一整个衣橱的行头,供他进城采购时穿,并且因为他经常去图书馆借参考书,还专门为他做了一身西装。

这份工作哈罗德做了一年半,期间,他时不时地来见我,每次两个小时。他的思想明显成熟了,学术视野也有了极大的拓展。因为与那位知识分子雇主长期探讨问题的缘故,他的兴趣与认知也都更加广泛了。后来,他的雇主离开并关掉了在亚利桑那州山间的住处,给了哈罗德三个月的遣散费。

几天后,哈罗德找到了另一份高薪的工作,既是秘书又是办公室经理。出于某种心理障碍,他对此颇为踌躇,但最后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做好随时会因为能力不足而被辞退的心理准备。他解释说,申请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了”。

我在这个节点上,对哈罗德进行了催眠,要他彻底回顾其职业经历,特别要“毫不留情”地将自己人生早期阶段与后来那一年半的秘书工作进行对比。他在重温旧事的过程中情绪很低落。在结束之前,我给他一个催眠后暗示,下次治疗时,他要带着一个问题来,一个悬而未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那次治疗中,哈罗德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该死的废物,内心破碎不堪,我想要做点儿事,可又不知道究竟要做什么。也许我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答案。这么说很傻,但我有一种感觉,我要去上大学,哪怕我知道会考不及格、会被退学。”他又补充说,他有太多事情想去探索了,他想去冒险,想去享受日出,他说:“哦,有太多事了。伙计,我迫不及待想去体验它们了。”

我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他:“没错,你会上大学的。但这一次你不会再犯上次夜校代数课时的错误——只关注你是否能通过,而不是去体验你没通过的那个过程。九月,你会注册一门完整的正式本科课程,到学期中间,你就会知道自己学得有多差了。”我又补充说,他还会时不时地发现一些简单、美好的小事物,而正是这些“小确幸”构成了人们大部分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哈罗德每周和我见一次,会谈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常常花时间询问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他表现得像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在探求另一个他所尊敬和喜爱的人如何看待世界、处理事情,如何寻找乐趣,如何感受以及思考各种问题。

九月,哈罗德注册了一门十六个学时的正式课程。他没有向我咨询任何相关的手续与步骤,比如缺少高中文凭如何注册大学,我也没有给他任何意见或建议。哈罗德认为自己是个白痴的信念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我再次向他保证,他必须要等到期中考试才能知道自己的考试会不及格。因为肯定会失败,所以他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注册。他不会得到任何超出自己能力的收获,也就不会有任何超出自己能力的期待。但是,为了证实这个失败,他必须得先注册。

几个星期过去了,哈罗德并没有和我讨论他的学业。期中考试后,他惊愕地告诉我,他在各科目都得到了很好的分数。我回答说,新生要想得到老师的完整评价,只看期中考试成绩还为时过早,他得等到期末才能对自己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我用这种说法,让他把“自己通过了期中考试”这件事归因于老师的错判。于是,他只能等待接受未来的期末分数,作为“对他能力的正确判断”。

很难想象一个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会对自己在学校里优异的真实表现如此熟视无睹。但不要忘了,我在整个治疗中一直在使用催眠、分散注意力和重新定向等方法,这些无疑都促成了他对真实状况的视而不见。

哈罗德在学期结束时获得了全A的成绩,他没有预约就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很沮丧,觉得自己错了。我向他保证他没有错,只是在某些事情上错了。我让他进入深度恍惚状态,并给了他这样的催眠后暗示:“当你醒来时,你会知道你的分数。你会知道这个议题已经解决了,它不再是一个多么急迫的问题,它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所以,我们随便什么时候去讨论它都可以。”

哈罗德后来的大学生活一直很成功,但与此同时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如何能够与女性保持亲密关系。在此之前,关于这种治疗方法,我们先来补充一些要点。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一个认为自己是笨蛋的体力劳动者,其既往史也能佐证他的想法。他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被改造成一个有能力在中产阶级岗位谋生的人,能够在大学里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从一个生活在社会外围的边缘人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地位的社会参与者。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通过在普通精神病学意义上探索其症状“背后”的病因,他的改变也不是来自他对其过去历史有所顿悟,他也没有通过任何类似移情解释的方式,去探究他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联。艾瑞克森也没有挖掘患者的早期创伤,去揭露或者解释这就是他现在陷入困境的原因。也许悲惨的童年也不能成为他失败或者自我贬低的借口与原因。事实上,整个治疗过程都没有把他关于过去的认知带入其意识层面,而是广泛而审慎地使用遗忘将治疗计划以外的想法都排除在他的意识之外。这些想法也不是关于过去的,是关于他当下的个人能力的。

这个案例的治疗手段具有典型的艾瑞克森风格,其中还包括许多适用于某种学习体验的策略。然而,患者学到的并不是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而是学习如何开始改变并获得成功。也许这个案例最显著的地方就是,患者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白痴”,或者说并没有与艾瑞克森就此达成一致,直到后来他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包括优异的大学成绩等,他才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

接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艾瑞克森在某些时刻对患者表现出不容置疑的权威态度,同时又允许患者在其他时候完全自主。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组合式治疗中,大部分是患者独立于艾瑞克森的自主行动。艾瑞克森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就像他关于那台拖拉机的举例——他帮助患者“加满油”,发动引擎,然后让患者用自己的方式运行。

社交和求爱行为

帮助哈罗德融入社会,获得更体面的职业岗位的同时,艾瑞克森也在努力培养哈罗德正常求爱的能力。在治疗初期,哈罗德和其他人的关系主要局限于和姐姐姐夫之间。他没有男性朋友,对女性完全回避:去路边小饭馆吃饭以避开女服务员,尽可能从男店员那里买东西,还经常宁可步行也不坐有女乘客的公交车。他甚至发现姐姐的存在也令他很难忍受,只是因为她是自己的姐姐,他才勉强应付。他偶尔与男性有些性生活,大部分时候他处于被动,偶然会主动为对方口交。他的性伴侣常常具有以下特征:一定要比他年轻,最好是墨西哥裔,长发,身高不超过一百六十二厘米,体重在五十五公斤到七十公斤之间,圆脸,嘴唇饱满,瘦肩肥臀,走路摇摇晃晃,用香水和发油,喜欢“咯咯”傻笑。哈罗德认识一些他称为“小混混”的人,他们都满足上述特征,他时不时地与他们发生关系。

哈罗德从未与女性有过联系,更未约会过,并坚持说他不想要女人。如何帮助哈罗德开始正常的求爱活动,这显然是个棘手的治疗难题。

艾瑞克森还是以一种属于他的典型方式展开治疗:他利用一些间接暗示,先让哈罗德与女性之间的相处比较愉快,接着又提出了一系列任务,去促成哈罗德的求爱活动。这些努力中必然包含着对哈罗德的穿着打扮、居住条件以及社会职业地位的改善,让他对女性变得更有吸引力。

在治疗初期,艾瑞克森让哈罗德去结识一个陌生人,并要求他在一周内完成这项任务。哈罗德答应得很勉强,“他似乎不太确定自己究竟是想成功还是想失败”(也许是因为艾瑞克森刚刚对他代数课不及格表示了祝贺)。

在为他安排这项任务时,我提议他去一些有活动房屋的停车场走走,那些地方是他自己选的。然后我说服了他去其中的某个停车场,我的另一个患者住在那里,我了解他的一些起居习惯。哈罗德当然是拖到了一周期限的最后一个晚上,才怀着恐惧和忐忑的心情,在我指定的晚上六点钟出现在那个停车场的。当他经过其中一辆拖车时,一对夫妇坐在阴凉处向他打招呼,他们习惯在那个时间坐在那里,和来往的路人闲聊几句。几个星期后,哈罗德和这对夫妇的友谊发展迅速,他们这才知道彼此都是我的患者,在跟着我治疗。起初,这对夫妇比较主动,但随着时间流逝,哈罗德也逐渐有了热情,开始更加积极地回应对方。

虽然很多治疗师都希望自己孤独的患者能找到朋友,但艾瑞克森更愿意确保这件事能够顺利发生。他可能会悄悄地直接安排一段关系,或者要求患者去那些他知道最有可能结识朋友的地方。而当友谊降临时,患者往往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艾瑞克森的下一项任务更直截了当:“与这对夫妇的友谊稳定发展了一段时间后,我给了哈罗德另一个任务,让他再去结识一个新朋友,我给了他一个地址,告诉他去那里好好结交朋友,注意观察,要经常去。”哈罗德就这样认识了身体有缺陷的能工巧匠乔,并发展了一段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友谊。这段友谊持续了两年,直到乔去世。

通过这种方式去安排关系,艾瑞克森在设法避免患者将治疗师作为替代品来进行社会交往,从而妨碍患者建立更正常的关系,这样治疗师就不会干扰患者的其他关系。

哈罗德提升社交能力的下一步是学习钢琴。他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钢琴教师打理庭院,以此换取跟她学习钢琴的机会。通过这件事情,他体验到与一位女性的师生关系,同时也体验到作为一名有能力的男性去帮助女性的感受。

现在哈罗德已经能够与一对已婚夫妇、一位男性朋友和一位老年女性展开交往了,艾瑞克森需要他更进一步——他建议哈罗德去基督教青年会学游泳,学交谊舞。

对于这两个建议,哈罗德都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十分苦恼。他情绪激动地解释说,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池每周一次都会有女性使用,他不能忍受将自己的身体浸泡在如此肮脏的水中。至于跳舞,那需要主动触碰女人的身体,他更是一点儿都不愿意。他又急又怕,坚决拒绝,并一再解释说自己是同性恋,厌恶女性,即使没有我的无理要求,他也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到处都能看到女人。

艾瑞克森一次提供了两个指令,一个比一个难,以此来让患者有余地能够拒绝一个,接受一个。在这个案例中,学交谊舞比在基督教青年会游泳更令他厌恶,毕竟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全男性的组织。然而在艾瑞克森的鼓励之下,哈罗德居然完成了两项活动。

当哈罗德抗拒学游泳和跳舞时,我给他打了个比方:他会愿意在施了肥打了驱虫药的土地上亲手收割蔬菜,因为他知道事后自己可以把手和蔬菜都好好洗干净,并且能从蔬菜中获得营养。同样,我坚定地告诉他,水、一块强力去污皂和一条毛巾就可以很容易地“洗干净”他在游泳和跳舞时沾染上的任何东西。

我基本上是立刻驳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并告诉他学习舞蹈的首选地方是专业舞蹈工作室,在那里,所有的接触都是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的。我要求他学习这两项活动的理由,部分是因为作为一名工人,他要学会两种以节奏为基础的身体技能。

哈罗德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和交际舞,每次学完他就使用某个牌子的肥皂进行他的清洁仪式。我告诉他另一个牌子的肥皂也不错,但也没有更好,其实两个牌子都差不多。

艾瑞克森的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开启一种强迫式的清洁行为,来鼓励哈罗德新的社交活动。然后,艾瑞克森再渐渐削弱这一强迫行为,就像他经常对此使用的方法——去仪式化:这个牌子或者那个牌子的肥皂都可以,这个时间或者那个时间洗都行,只洗一次或者多洗几次都行。

艾瑞克森要求哈罗德参加一些涉及女性的社交活动,即使不掺杂感情色彩,也是在努力改变患者的既有观念,重新设定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当哈罗德对性知识似乎愿意接受时,性这个话题就被引入了治疗环节。我告诉他,就像我的兴趣和知识非常广泛,他也应该对这些以及延续人类生命的诸多方面至少有个大致的了解。例如,他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我是异性恋,但其实他的定义是非常盲目的,他并没有真正了解或者理解这两个术语的意思以及背后的含义。然后,我向他普及了性成熟与性发育的基本知识,并解释了不同个人和文化在性理念和性实践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差异。我希望他可以去倾听、去理解,但不要试图修饰对自己的个人看法。通过这种方式,我让他有机会修正自己的观点,但这是一种自发的结果,而不是努力强加给自我的意识。

然后我就性的生理学及其生物学价值向哈罗德提供了一份简单的、以事例为主并相当具有学术性的报告,其中还包括如性节奏、鸟类交配舞蹈、动物发情季节、性行为的不同文化习俗,以及关于涉及性主题的音乐、舞蹈、歌曲和文学等。后来我才知道,这份报告激发了哈罗德的浓厚兴趣,他去图书馆进行了大量的系统阅读。

接着我又给哈罗德一些指令,但他要到未来某个时候才能执行。在他处于催眠恍惚状态时,我不断向他重复这些隐晦含糊的指令:(1)去看看世界上那些痛苦的年轻人,他们只是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2)观察这些年轻人并思考他们为什么这样;(3)是不是这些不快乐的年轻人虽然心存希望,但并不相信真的有人会来帮助他们;(4)以一种客观、不带个人情感的方式为其中一小部分人提供他们想要的帮助。

当我觉得让他执行这项任务没什么问题时,我就指导他去各种公共舞厅,仔细观察有多少年轻人心里想跳舞,但因为太害羞太害怕,而不敢尝试学习如何跳舞。于是,他会注意到那些年轻女人,那些胖胖的女孩儿、姿色平平的女孩儿、瘦削的女孩儿以及“壁花姑娘”,她们要么正充满期待地搜寻舞伴,要么失望地和自己的女伴共舞,眼睛却瞄着那些坐立不安、过分尴尬而不敢请她们来跳舞的男孩儿。

哈罗德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不是厌恶,而是满腹猜疑,不确定是否会有这种情况存在。然而,当他首次开始执行任务时,他百般推诿,万分不情愿,磨蹭了三个小时、走错了好几个地方,才真正进了一个公共舞厅。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推来挤去的年轻人,他们彼此怂恿着。“啊,去啊!”“你要去,我就去。”“嗯,我不会跳舞。”“那又怎么样?那儿会有姑娘教你的。”“去吧。”“哈,谁想去?”

哈罗德后来解释说,在搞清楚这些状况后,他在大厅里绕来绕去,发现几个女孩儿,显然都是“壁花姑娘”。她们一个个无精打采,但当他走过来时,她们都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看着他,直到他犹豫不决地停在半路,她们又沮丧地把目光转向舞池。那里有许多女孩儿在一起跳舞。哈罗德报告说:“我定了定神,大步走过去,和这几个女孩儿每人跳了一支舞,然后就立刻离开了那个地方,让自己好好想一想。”

哈罗德去了三次舞厅,总结道:“那次经历让我明白,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我并不害怕做这些事。”我坚定地回答他:“当然,你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你可以去退伍军人管理局,让他们给你做个心理测试,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好。”他非常震惊,我随即结束了那次治疗。

几天后,哈罗德回来了,几乎完全变了个人。他兴高采烈地报告说,测试结果表明他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有资格进入大学。他说:“对一个白痴来说,这还不错。”我回答:“不,这对一个‘认为自己是白痴’的人来说还不错。”随后我立刻停止了对他的治疗。在此之后,我拒绝了他几次会谈的请求,理由是他有很多事要好好想想。

哈罗德执行的这项特殊任务,在许多方面具有典型的艾瑞克森风格。艾瑞克森经常会提供类似这样的一系列笼统含糊的指令,然后设置一种情境,让患者有机会在其中执行这些指令。这样,患者会觉得是他自发地做出了决定。在这个案例中,艾瑞克森建议哈罗德去观察一些年轻人,并向他们提供一点儿帮助。几经周折,哈罗德来到公共舞厅。一进舞厅,他就“自发”地决定请几个年轻姑娘跳舞,并体验到了一种成就感。同时,指令的目标还将哈罗德放在一个追求者的位置上,与其他男性进行对比,从而让他发现自己能够完成其他很多男性无法做到的事情。出现在舞厅,结识陌生女性,还和她们跳了舞,这是哈罗德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哈罗德直到治疗后期,才开始与一名女性有了一段亲密关系,当时他正要进入大学,而艾瑞克森是后来才知道了这段关系。

在此期间,艾瑞克森对哈罗德进行了时间扭曲的训练——使用催眠来影响他的时间感。这样,在几分钟内发生的事情,在一个人的主观上就像过了几个小时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帮助他完成学业。在这个阶段,艾瑞克森为哈罗德提供了六次利用时间扭曲的深度催眠。他让哈罗德静静地坐着,重温他是谁、他是什么人、他想成为什么人、他能做什么。此外,作为一个有情感有生命力的人,他还要对比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和别人的关系,去了解他可以如何合理运用自己的潜能。哈罗德在这些治疗中,表现得专注而投入,认真的面对和解决问题。这一过程有些时候是愉快的,而更多时候是让人不舒服的,但显然这些都是他的重要时刻。每次催眠结束时,哈罗德都很累。在这几次催眠治疗完成后,他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两周以后,他来到办公室报告了一个“新问题”。

哈罗德的态度相当紧张,他的言行举止好像有些变化,让人感觉有些陌生。他似乎想从我这里得到些指点,但又不愿意让我对他的情况了解太多。于是,我只能被动地听他讲述,对其中正面的事情不置可否,对那些负面行为直截了当地点评。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不久前——其实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应该有一阵子了,或许是很久以前”——一个女人搬进了他隔壁的公寓。后来他注意到这个女人每天早晚离开和回家的时间都和他一样。当她开始愉快地对他打招呼时,他才郁闷地意识到这一点。这让他很恼火,但他除了回应招呼之外,不知该如何应付。

接下来,这个女人再遇到他会停下车,和他闲聊几句。这让他“异常”苦恼,因为其他邻居开始打趣他俩。从邻居那里,他了解到她比他大十五岁,与丈夫分居,丈夫酗酒并虐待她,她自己养活自己,正在筹钱离婚。

“真正的麻烦”来临了,一天晚上,她“无缘无故”就“闯入”了他的公寓,抱着一堆东西,说要为他们两个做晚餐。她为自己这一“鲁莽行径”找的借口是——男人应该偶尔吃一顿女人做的饭。晚餐结束,她去洗碗,让他放一些古典音乐唱片。他赶紧打开了唱机,心里一阵轻松,这样两人就不必聊天了,而且“幸运的是,收拾完厨房”她就走了。那一夜,他在房间里踱步到天亮,“我苦苦思索,却毫无头绪”。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正要做饭,那个女人“走进来告诉我她已经准备了晚饭,想和我一起在她公寓里共进晚餐”。“我不知所措,也想不出要说什么,只能像个小孩子一样跟她过去。晚饭后,她简单地把盘子堆起来,提出要去我的公寓听音乐。那天晚上,她在我那里待到十点才走。她走之后我就失眠了,我真不能再想下去了,感觉自己要疯了,这太可怕了。我知道我得做点儿什么,但又无从下手。接下来两个星期,我还是一筹莫展,只好处处回避她。又过了几个星期,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应该也为她做一顿晚餐,她会高兴的。于是,我说做就做,但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那天的晚餐,让我自己说的话,真是丰盛极了,我们还放了唱片——她真的很喜欢音乐,而且深谙于此。她非常聪明,但某些地方也傻得气人。她十点半左右就走了,走到门口,她忽然探过身子吻了我。我吓了一跳,看来我关门的速度还是不够快。我赶紧跑进浴室,打开淋浴,来不及脱衣服就开始拼命用肥皂洗脸。我简直快疯了,用肥皂反复清洗自己。那晚真的很难熬,有好几次,我穿上衣服,到公用电话亭想打电话给你,但又想到不应该这么晚打扰你,只好回去继续冲澡,再拿肥皂洗几遍。天啊,我要疯了。我知道自己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但又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直到最后,我忽然想通了,我想起了在你这里那六次治疗,那时候我累得要命。于是有个声音在我脑海说:‘答案就是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不懂。我现在可能也没想清楚,但是它确实帮到了我,让我不再拼命洗脸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可我必须来。我不想听你说什么,但我也想让你和我谈谈,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请原谅我这样对你说话,我必须得确认这个。这是我的问题。”

我谨慎笼统地对哈罗德的经历略做讨论,先刻意避开他介意的事情。等他放松下来,我慢慢指出,人们不应该责备或批评想要离婚的女人,每个人都有权享受身心幸福的生活,婚姻不该是悲惨地被人虐待。既然她愿意在各方面自立,这当然值得尊敬、钦佩和喜爱。至于她的友好打扰了他的私人空间,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类在本质上就是群居动物,人们期望能有人与自己相互陪伴、彼此分享,这可以解释她的行为,甚至可以解释他对她的接受。至于晚餐,自古以来,搭配食物最好的两种调味品就是“饥饿”和好的陪伴者,音乐同样是一种共同体验的分享。至于那个令他苦恼的吻,我们应该猜测一下这个如此简单的肢体动作可能包含的意味:爱情之吻、同情之吻、死亡之吻、母亲之吻、婴儿之吻、父母之吻、祖父母之吻、问候之吻、告别之吻、渴望之吻、满足之吻,不一而足。在他给这个吻赋予任何特定含义之前,他必须得先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吻,而这一点他只能靠主动地无所顾忌地思考来了解。他不用害怕,只要带着了解的意愿去思考就可以。另外,他也得斟酌他自己希望这个吻代表着什么意义。至于她或他的行为还会有什么个人层面的暗示,这真没什么能说的,因为他们都没有给自己的言行进行什么特别明确的定义。但是,必须得说,对任何让他觉得讨厌的事情,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拒绝。

这番话之后,我们沉默了大约五分钟。后来哈罗德醒了过来,看了看钟后说:“好吧,不管它意味着什么,我确实还是得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就离开了。

在这段对话中,有个处理方式要评论一下。艾瑞克森丝毫没有想从普通精神病学角度帮助哈罗德“理解”这个经历对他的意义,比如这个稍稍年长的女性所蕴含的母爱含义以及在这个情境中其他可能的象征意义,艾瑞克森对此并无任何解释,因此也就没有对这段关系的负面判断,只是把它当作哈罗德与一位真实女性互动的真实体验。

一周后,哈罗德又接受了一小时的治疗。他说:“我真的不应该问你,但我心里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简的。谈谈她吧,但无论你要说什么,都请谨慎一些。我觉得自己这个请求有点儿傻,因为你根本不认识她,只是凭我告诉你的一点儿事情来了解她。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会如何看待这个女人,无论是什么,都请嘴下留情。”艾瑞克森回应了他的请求,客观笼统地讨论了这个女性。

我不露痕迹地提及了一些对哈罗德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观点,我这样描述简:她的天赋与本质让她拥有各种各样的品性、才能、特点以及认知水平,因此她会对各种事情给予不同的反应,这也使她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而其他人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能力和需要对她做出回应。例如,她的婚史表明她是一个异性恋女性,对男性有吸引力;她的职业表明她是一个有做事能力的人;她想离婚表明作为一个人,她对幸福怀有渴望;他喜欢她的晚餐和陪伴,表明他发现了自己对她的个人兴趣。

我还指出,在他希望获得的治疗进展中,就包括将女性作为他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不一定是这位女士。最后,我用哈罗德第一次见我时的腔调说:“你一定要搞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你不会让她真的钓上你,也不会把你和她都搞得五迷三道,你要做的就是把内心的答案清清楚楚地列出来。”我用这样的方式说话,是为了让他认识到他过去和现在身份之间的差异。他没说什么就离开了,走到门口,他又回头不解而犹疑地看了我一眼,仿佛不是很确定该说些什么。

哈罗德接下来没有再预约治疗,但几周后他回来了:

“我很想用我的方式给你讲一讲我的感受,但你是个精神科医生,我这一切都承蒙你的帮助,所以我应该用你的方式来告诉你我的想法,这也许会对别人有用。

“上次你对我说我应该把内心的答案诚实地列出来,当时我差点想告诉你我正要这样做,但我想你可能对我要说的话也没太大兴趣,你只是想让我自己去发现我是谁,我是什么,我能做什么。还记得我站在门口看你那一眼吗?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这些。我知道答案会一个个地浮现出来,回家的路上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那些答案会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会让它们一个一个地呈现。

“我到家的时候,大约是五点半。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发现自己走到门口,东张西望,好像在等什么。直到简把车开进她的车库,我才知道自己是在等她。我走过去邀请她来我家共进晚餐。其实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我去购物时就很纳闷自己买的那些东西。她接受了我的邀请,来我这里准备晚餐,而我弹着吉他,跟着自己录制的磁带唱着歌。晚饭后,我放了一些唱片,和她一起跳舞,跳累了就坐下来。当我们坐在沙发上时,我告诉她我要吻她了,但我要先琢磨一下我会有多喜欢这个吻,这样当我想这个的时候,她可能就不会那么抗拒了。她听完似乎有点儿茫然,然后开始大笑。我意识到我说的话在她听来一定很奇怪,但我是认真的。她不笑了,我双手捧起她的脸,先吻了她一侧脸颊,再吻另一侧,最后吻到她的嘴唇。我喜欢吻她,但我太郑重其事了,她看起来有点儿紧张,于是我提议继续跳舞。跳舞时,我又开始吻她,她也吻了我。

“那一刻,我感觉到身体有些反应,但我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停了下来。我开始放些古典音乐给她听,还唱了一些我熟悉的歌,她在一旁轻轻地和,声音非常好听。后来我送她回家,和她吻别,那天晚上我睡得像个婴儿。”

从这时起,哈罗德就开始计划正常的性活动了。不要忘记,为了创造这样一个有可能实现治疗目标的环境,他在此之前已经做了多少复杂周密的准备。哈罗德已经可以进行比较正常的求爱活动了,因为现在的他衣着得体,住在体面的公寓里,读了大学,工作也不错,还能和这位女士一起分享对于音乐与烹饪的见识与兴趣。此外,他已经有了一些社交经验,会跳舞,也体验过与女性一起跳舞的感受。最后,他对女性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对她们产生了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

哈罗德继续他的讲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很庆幸那天是星期日。我想要一个美好悠闲的周末,我要享受生活。大约三点钟,我溜达过去找简。她正忙着做一条裙子,我跟她说让她继续忙,我会准备晚餐,六点钟在家等她。晚餐后,我们先听了会儿古典音乐,然后用我的录音机放了些流行歌曲。我们开始跳舞,直到累了坐到沙发上。我吻她,她回吻我,我们开始相互抚摸。我小心翼翼,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新手,可能会尴尬。我们拥抱、亲吻,我还学会了法式深吻。我们先跳舞,然后互相抚摸,接着再跳一会儿。每次我们抚摸对方的时候,我都会有生理反应,但我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把我的答案展示出来。最后我们听了一些古典音乐,我就送她回去了,深情地吻她并和她道了晚安,就回家上床睡觉,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

“接下来我有三天没见到她,那是相当特别的三天,因为我脑袋一直都晕晕乎乎的。星期一早晨起来,我感觉不错,想到了周日晚上,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去上班,接着一天就结束了,我回到家,当天发生的事情一件都记不起来,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愉悦感,觉得那天的工作相当顺利。星期二,我去上班,打算悄悄打听一下前一天发生了什么,可接下来我脑海里能记得的事情就是我又下班回家了。我并没有觉得困扰,就是感觉好笑,而且我很想知道周三会发生什么,果不其然,周三也蒸发不见了,但我发现自己带了一大堆食物回家,购物小票让我吃了一惊——那是一家我从未光临过的商店。在我苦苦回忆自己的购物经历时,我却下意识走进了简的家。令我惊讶的是,她向我打招呼时,我竟然告诉她不用换衣服——她只穿着短衣短裤。我告诉她我准备好了,她可以过来吃晚饭。”

那天晚上,哈罗德第一次与异性发生了性关系,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充满好奇的探索。

他接着报告说:“后来我们吃了早饭,简去上班了,但我待在家里。我在家待了一整天,感觉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开心,我实在无法描述那种快乐。有些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周四就是那样的一天。

“我们计划好周六晚上继续在一起,周五我去购物。星期六,我收拾了房间,但那两天我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就是觉得舒服,一切都让人舒服。星期六下午,我准备了一顿精致的晚餐,当简进来时,她穿着一件漂亮的、很有女人味儿的衣服。当我赞美她时,她说她喜欢我的领带。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盛装打扮,这吓了我一跳。

“我们吃饭,跳舞,爱抚。大约十点钟,我们走进卧室。这次不一样了,我不再想着要去学点儿什么或者改善自己,我们只是两个彼此喜欢的人在做爱。直到午夜过后,我们才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她做好早餐就走了,解释说一个朋友要来探望她几天。

“周一我一大早就起床去上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得那么早,但没过多久我就有了答案。那一刻我正在路上开着车,一个女孩儿忽然从人行道上向我走来,我吓了一跳,不得不把车停靠在路边,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直到她款款地走过去。那个女孩儿非常非常漂亮——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我继续往前开了两个街区,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只是这次是两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儿。上班忽然对我来说变得困难了,我想停下来好好打量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草是绿色的,树是挺拔的,房子看起来是刚粉刷过的,街上的汽车看起来也是簇新的,男人看起来都和我很像,凤凰城的街道拥堵不堪,因为路上都是漂亮女孩儿。就这样,从这个周一开始,整个世界都变了。

“周三,我想知道我以前认识的那些小混混都怎么样了,于是我开车到了城市的另一边,找了其中几个。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以前一定很病态,竟然和这些人发生过关系,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难过。

“星期六,在简的客人离开前,我们之间再没有发生什么事。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听了一些音乐,当我关掉唱片机时,我们都觉得是时候认真谈谈了。我们都很理智,谈论了对彼此的喜欢,但是这确实没有任何意义。我应该找一个和我同龄的女生,她也应该考虑找一个和她同龄的男人。我们同意分手,但仍然是朋友,就是这样。

“我去了教堂,去了年轻人的俱乐部,还去观光旅行。伙计,我一直活着,很享受地活着,我也会有未来,我马上就要读完大学了,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职业,也清楚自己想要一个妻子,一个家和孩子们。”

哈罗德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个他喜欢的管理职位。


[1] 在十九世纪的南非,一只名叫杰克的狒狒被一名铁路信号员养了九年。它帮助只有假腿的残障铁路信号员为火车切换轨道,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译者注

[2] 十九世纪美国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一首长诗,讲述了一个逻辑小故事,内容晦涩冗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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