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家长“断奶”
人生慰藉之一,就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问题依然如故,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持续性的安心。然而,我们也在学习用新方法思考旧问题,寻找机会获得改变。在本书中,尤其是在这一章里,我就尝试展现这些能够解决旧问题的新可能性。
让我们来看看一百五十年前伟大的催眠师安东·梅斯麦对一个案例的判断和治疗方法吧,我会将其与当代催眠师米尔顿·艾瑞克森在今天使用的方法进行比较。梅斯麦这个案例报告写于十八世纪,他写道:
我为十八岁的帕拉迪斯小姐进行治疗。她从四岁起就完全失明了,由此她领到了一份救助金。她得的是黑内障,伴眼肌抽搐。此外,她还患有抑郁症,肝脾功能失调,这经常让她精神错乱、暴躁易怒。她认定自己疯了。
梅斯麦把这位年轻的女士和其他患者一起带进他的家,在他妻子的帮助下对患者进行治疗。
帕拉迪斯小姐的父母,亲历了女儿的治疗过程,目睹她在视力方面取得的进步,急切地把这件事公之于众,让大家知道他们有多么高兴。可是帕拉迪斯先生渐渐开始担心他女儿的残障救助金以及其他几项福利可能会被取消。于是,他要求女儿中止治疗并回家。但女儿在母亲的支持下,不愿意停下治疗,怕自己还没有完全治好。父亲坚持己见。这次的家庭争端让女儿再次情绪失控,这不幸导致她的症状复发。然而,这对她的视力没产生太大影响,她的视力仍在继续恢复正常。当父亲看到她逐渐好转时,他开始频频对女儿施加压力,并强迫他妻子带走女儿。女孩儿坚决拒绝,母亲生气地从搀扶女儿的人手中一把拽过女儿说:“该死的,你和这房子里的人串通一气!”母亲一怒之下,推搡间将女儿的头撞向了墙壁。
后来,这个父亲客气地要求把女儿带走,去了乡下的住处休养。梅斯麦报告说:
第二天,我听说她的家人声称她仍然什么都看不见,又犯了病。他们就这样带着她到处展示,强迫她假装得病,假装看不见。[1]
梅斯麦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问题出在帕拉迪斯小姐身上。因为他的治疗对象是个体,所以梅斯麦认为家庭对于女孩儿的问题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他治疗的障碍,也是他的困惑,因为他们不欢迎他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女儿获得改变。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年,我们会发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许多年前,我为一个年轻女孩儿做分析治疗。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恐惧,她不能出门,也不能独自待在家里。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患者承认她是被偶然发现的一些不伦情感所困扰,她母亲和一个有钱的家族朋友有染。她非常不明智地——或者说非常聪明地——将我们分析过程中的一些讨论,用行为暗示给了母亲:她改变对母亲的态度,坚持只有母亲才能保护她,使她免受对孤独的恐惧,并在她试图离开家时把门顶住。母亲自己以前也有神经紧张,但是几年前在一个温泉疗养院治好了——或者,换句话说,她在那儿认识了一个男人,开始了一段婚外情并很享受这段关系。这位母亲开始被女儿的强烈要求弄得疑神疑鬼,后来她突然明白了女儿究竟在恐惧什么。她生病是为了让她的母亲成为囚犯,剥夺母亲与情人保持关系所必需的自由。母亲立刻决定为女儿结束治疗,并送她到一个收留精神病患者的机构。多年来,这个女孩儿一直被指称是“心理分析的不幸受害者”,我也因为这个不成功的治疗而深受各种谣言的困扰。但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遵守职业伦理的保密原则。几年后,我从一个去过那家机构的同事那里得知,那个女孩儿患上了广场恐惧症,而母亲和那位有钱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很可能是她丈夫也就是女孩儿的父亲默许的。为了这个家族“秘密”,女孩儿的治疗被牺牲了。
像梅斯麦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问题在这个年轻女孩儿身上,母亲只是为了她自己的目的干扰了治疗,可能也有父亲的配合。谈到家庭时,弗洛伊德说:
在心理分析治疗中,亲属的干预是一种绝对的危险,而且是一种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的危险。面对患者内心的阻抗,我们清楚这是必然的,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那些外部抵抗的干扰呢?无法用解释来说服家人,也不能引导他们远离整个事件。如果我们信任了患者家人,就有失去患者对我们的信任的危险,因为患者(理所应当会)要求他信任的人与他站在一边。对家庭生活中的矛盾与纠纷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很容易发现,那些患者的至亲往往对患者的康复不太感兴趣,而更愿意患者保持原样……这些亲戚们……对医生的职业努力不应该充满敌意。但你要怎么引导这些根本无法理解你的人与你合作呢?由此自然也可以得出结论,患者周边的社会氛围和文明程度对其治疗前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即使我们可以考虑把绝大多数的失败都归咎于这些令人困扰的外部因素,这也依然是我们对作为一种疗法的心理分析的功效的悲观展望![2]
梅斯麦和弗洛伊德都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处理个体患者,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患者的亲属。哪怕弗洛伊德也承认过,如果不能处理好患者的家人,治疗可能就会失败。他们两个都是和一位年轻女士一起工作,并且都发现当患者有所改善时,患者的父母就会抵制他们,让女孩儿停止治疗。为了解释父母这种令人困惑的行为,两个治疗师都在根据自己的兴趣寻找答案。梅斯麦觉得是帕拉迪斯小姐的父母担心她的福利金被取消,甚至怀疑他们可能有什么针对他的政治阴谋;弗洛伊德找到的理由是患者的家庭在试图掩盖其母亲的不伦恋情。面对类似的问题,其他治疗师也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进行解释。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数百个案例中,我们发现有严重问题的青少年在获得改善时,他们父母的这种反应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不能单从经济或者道德角度去解释,这里有一个更普遍的因素在起作用。当孩子接近适合离家的年龄时,“问题”不是孩子,而是这个家庭已经进入了危机阶段。如何与亲属打交道对治疗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才是问题所在。这里提到的梅斯麦和弗洛伊德的案例,在许多家庭治疗师看来,就是孩子长大并开始离家时,这个家庭生命阶段中的典型问题。这个时候,新问题出现了,旧问题变得更加极端了。介入这种情况的治疗者不是在和某个人工作,而是在处理家庭生命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困难可能以各种形式呈现。
本书前面的章节,主要侧重于家庭中年轻人的困境,他们试图脱离父母,建立自己的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父母也必须要脱离孩子,本章会对后者着重讲述。人类不仅是唯一有姻亲的动物,也是唯一必须经历从照顾孩子到以同龄人的身份对待孩子的物种,这种转变是非同寻常的。当孩子们长大并开始独立生活时,家庭必须发生重大改变。
梅斯麦和弗洛伊德未曾意识到的是:“症状”是人与人行使各种功能时的契约,其中就包括保护功能。不仅父母会抵制一个精神紊乱的青春期孩子的症状改善,而且如果不对这个家庭采取措施,孩子也会抵制这种改善。孩子的症状越极端,其改变就越有可能在家庭中引发灾难。一旦理解了这个观点,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显而易见了。治疗师可能会进行危机干预,并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召集整个家庭的成员,通过与母亲、父亲、孩子以及其他亲戚共同推进治疗,或同时使用所有方法。如果他试图通过住院或给孩子开药来稳定局势,那么他的治疗极有可能失败。但如果他把注意力放在整个家庭上,把孩子带向属于他自己的正常生活状态,同时保持孩子对原生家庭的参与,那这种方法最有可能成功。
艾瑞克森在家庭生命的这个阶段有多种危机处理的方法。他与一位年轻女性及其父母一起工作的方式可以与梅斯麦和弗洛伊德的案例形成对比。关于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他是这样描述的:
这个年轻女子是由她父亲带来见我的,她患有急性精神分裂症。第一个星期,父亲一直陪着女儿,以确保他妻子不会赶来把女儿带回家。后来我见到了这位母亲,我把女儿安排在镇上住下,而她的父母则返回了加州的科斯特。
这个姑娘严重肥胖,大腿和臀部胖得可怕。她看起来性格也很孤僻,并带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模糊幻觉。她的触觉和视觉失调,她能感觉到椅子的扶手,但在视觉上却看不到。据她说,从幼年开始,她母亲就讨厌她,曾经常常趁她父亲不在时打她屁股。她母亲说她长得太丑,没有前途,而她父亲是个自私自利的坏蛋。她的母亲坚称自己曾经很漂亮,就是因为生下这个可恶的女儿,自己的美貌才被毁了。
我的难题就是要如何让这个女孩儿认识到自己是个漂亮姑娘,而且她不必暴饮暴食。我还表示很想知道她的大腿是不是非常美,只是它们现在被包裹在厚厚的脂肪里。
我和母亲也谈论了她的女儿。她说她并不想要孩子,当她怀孕时,她和丈夫就不喜欢这个孩子。母亲给这个女孩儿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当女儿年纪尚幼,在浴缸洗澡的时候,这位母亲就会取笑她又胖又丑。当我和女儿谈论她母亲时,我称她母亲是一个又肥又懒的女人。我问她,究竟为什么她的父亲要和这么一个肥胖的邋遢女人在一起。她整天大吼大叫地打孩子,孩子毕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啊。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女儿便紧张起来。当我让她足够紧张时,我开始尝试分散她的注意力,我问她:“你的胳膊肘放在椅子扶手上舒服吗?”她听到后去摸索着找扶手。我说:“是的,你确实看不到椅子扶手,但是你的胳膊肘可以找到它,你完全可以用胳膊肘来享受一下椅子扶手的舒服。你的胳膊能找到椅子的胳膊,你也能找到你的胳膊。”我这样来慢慢地培养她的感受力。
当她因为对母亲的批评而紧张时,我会分散她的注意力,调节她的情绪。我不想让她情绪激动之后用她过去的方式驱赶情绪。我可以来调节它们,转移它们,掌控她的情绪走向。于是,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批判她的母亲,加剧她的情绪,并再次转移她的注意力。我对她说,当她母亲拒绝和她父亲做爱时,她的父亲会不会想要去找一个情妇,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对的。我又把她的情绪调动了起来,她开始理解父亲的需求和权利。这主要集中在父亲可以与他选择的任何一个女人做爱上,包括她母亲。当然事实上,父亲从来没有外遇,母亲却一直从中挑拨,让女儿相信父亲出轨了。通过加强她的情绪,再提到她父亲的权利,我慢慢地引导她开始想要保护自己的父亲,开始倾向于认同他的权利,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对她来说,除了肥胖和被指责之外,她很难与母亲产生共鸣。但她的父亲是个好人,当她开始捍卫他的权利时,她就能够开始认同他所有的优点。你开始捍卫我的权利,然后会发生什么?你会成为我的盟友,成为我的一部分。
从这段描述来看,艾瑞克森似乎只关注女儿,就像其他忽视家庭背景的治疗师所做的那样。但就女儿与父母的三角关系而言,如果不干预父母的生活,女儿就无法实现自主性。随着女儿情况的改善,父母通常会让孩子停止治疗。孩子会再次出现症状,父母最后往往以离婚收场。这与女儿对父母的看法无关,而是当她做出改变、不再是他们之间的交流工具时,父母出现了真实的人生反应。然而,艾瑞克森不仅与这个女儿进行工作,也一直与父母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在女儿的改变中生存下来。正如他所说的:
我告诉那位父亲,让他和妻子分居,搬到另一处地方。偶尔他妻子表现得合乎他心意了,他会回家和她做爱,如果情况允许,他会在家里多住上一两个星期。这位母亲是一位优秀的高尔夫球手,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伴侣。我安排母亲在我给女儿治病的时候定期给我打电话,她把我当成一个说话严厉但不失客观的父亲般的角色。当她做错事时,她会打电话给我,我会鞭策、敲打她。所以我在诊治女儿的同时,也和父母保持着治疗关系。
我和这个女孩儿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教她认识到自己被肥胖掩盖的身体其实有各种优点。我会赞美她的身体,虽然它们完全被衣服和脂肪覆盖着,但一定非常迷人。她从没有见到过自己曼妙的身材是什么样子,减肥成功那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所以此刻我可以自由地讨论它。我让她用一种健康的自恋态度,去欣赏她的乳房、腹部、大腿、阴唇、大腿内侧柔软的皮肤。我很想知道厚厚的脂肪下面,那个漂亮的女孩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她已经结婚了,很幸福,今年夏天她就要生孩子了。她嫁给了一个我非常认可的小伙子。结婚前,女孩儿问我:“我要不要请妈妈参加婚礼?”她害怕妈妈会过来制造一场大哭大闹、歇斯底里的景象,将所有家人都贬低一番,可她还是觉得应该邀请母亲。我说:“你要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你的真实想法。让她安静地坐好,闭上嘴巴,听你说话。然后你非常郑重地对她说,你欢迎她来参加婚礼,但她要有个好母亲的样子——举止得体、泰然自若、彬彬有礼。”这个女孩儿真的就这样实话实说了,她妈妈吓了一跳,但后来在婚礼上表现得非常好。
艾瑞克森对此案的处理方式,显而易见是在帮助这个家庭顺利度过一个发展阶段。与其只关注这个女孩儿,在她初现好转的时候就任由她被父母带走终止治疗,还不如连同父母一起进行治疗。在解决女孩儿症状的同时,与其父母持续地建立支持性的关系。通过让父亲搬出去,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偶尔回来短住,艾瑞克森重新建构了他们的婚姻。艾瑞克森没有让父母随着女孩儿的好转而自发地分开,这种情况在很多案例中都会发生,而是安排他们暂时分居,让女孩儿搬出去并步入婚姻,然后在新的家庭关系基础上让父母重新在一起。
与许多家庭治疗师的处理方式不同,对于这个家庭,艾瑞克森并没有让他们定期来做团体咨询。他会对有些案例会采用团体治疗的方式,有些则不会。在早些年间,家庭治疗师通常认为父母和孩子应该继续生活在一起,治疗会侧重于澄清他们之间的沟通,帮助他们达成相互的理解。当这种方法失败时,很多治疗师会改变策略,将孩子转移到另一个正常的环境(而不是精神病院)下,比如离开家搬进一处公寓或寄宿在其他地方,同时继续整个家庭的治疗。如果把孩子留在家里,让他只是与家人说说话,这并不能解决孩子要离开家的危机。艾瑞克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过分强调和睦相处的意义。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反对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想法,“(搬出去住)他就可以学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的父母”。他说:“一个年轻人生活在那样一个家庭中,能真正学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的父母吗?在那种环境下,他终其一生都在重复学习如何与父母相处,而这些经验往往是失败的,他们会习得太多和父母关系紧张的沟通方式。在我和父母持续工作的时候,我通常会安排年轻人和父母分开。”
尽管艾瑞克森通常更愿意进行个体治疗,偶尔才会做团体咨询,但有时,他也会让整个家庭的成员一起来进行面谈,以改变孩子和父母的互动方式。下面是他用家庭团体咨询的方式来处理的一个轻症案例,讲述了他如何迅速促使父母和年轻人以更成熟的方式来尊重彼此。
一对父母带着女儿找到我进行咨询,我约他们一起来面谈。家里的其他孩子基本都已成年,已经离开了家。这个最小的女儿正值青春期,可以说是脾气暴烈。父母同样急躁易怒,三个人吵得不可开交,谁也不听谁的。
我看到这种局面,就让先他们坐下,要他们一个一个来谈。我给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当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另外两个人要闭嘴。每个人讲话的时候,我都鼓励其畅所欲言。我不记得我让他们说话的顺序了——有时我会变来变去。但在这个案例中,我是让女儿最后发言的。
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也都听了别人的倾诉。于是我说:“好吧,让我想想。”几分钟后,我转向女儿说:“我想让你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看那座钟表的秒针,仔细考虑你想对父母说的每一句话——愉快的、不愉快的、无所谓的。按照你想说的顺序来,要直截了当、诚实坦率地说。现在,我也会看那座钟表,应该需要十分钟左右。我认为你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能完成所有的思考,然后你就会知道接下来的十分钟你要怎么过了。”
看起来我是在让她考虑她准备说的话,但实际上,我正在改变这个家庭的交流情境。我说:“十分钟结束时,你就会知道接下来的十分钟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女孩儿就这样改变了。
十分钟结束时,她说:“我想对他们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他们就是不听。但他们都很清楚我说了什么。我也知道,重复它们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问那个女孩儿:“你介意去另一个房间等着吗?”女儿离开了房间,我转向父母:“女儿的陈述与你们自己的想法一致吗?她说她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你们没听进去,再说下去没意义。”然后我说:“现在你们两个都保持安静,好好想想。五分钟后,你们会知道接下来的五分钟你们要怎么办。”我给了女孩儿十分钟,但我只给了父母五分钟,他们是成年人,这是我给他们的特权。
五分钟后,他们开口了,大致意思是:“停下来想想我们一直说的那些蠢话,真的会觉得一切都是徒劳。你也注意到了,我们三个人之间根本没有尊重。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当中肯定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其他人的尊重,你是唯一一个看起来懂得尊重的人。”我说:“我们需要告诉女儿你们的想法吗?”他们回答说女儿应该和他们一样对此很清楚。我把女儿叫了回来,说:“你爸妈觉得你们不如都回家吧,他们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你也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他们认为你和他们一样能理解这件事。”我只见过那家人一次。但是我从其他渠道知道,这个女孩儿后来适应得很好。
让父母从孩子那里“断奶”,障碍之一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担心、关爱和过度保护,这阻止了孩子和父母转而建立更像同龄人的关系。最具破坏性的父母不是那些虐待孩子的人,而是过分溺爱和保护孩子以至于不能让孩子走向独立的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父母越是关爱,给予越多扶持,就会让孩子和父母相互脱离的治疗任务越发困难。下面这个进展受阻的案例就说明了这类典型问题。
一名医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能见见他儿子。他儿子是一名高中生,可他越来越不像话了。父母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一架音响、一台彩电,还给他非常多的零花钱,可这个男孩儿变得越来越挑剔、自私,他把整个家搞得鸡飞狗跳。
我说如果父母在场的情况下,我可以见见这个孩子。他们带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让那个男孩儿坐下来并且闭嘴,我想听他的父母讲讲他的劣迹。父母勉强说了些孩子的恶劣行径。他们说话时,男孩儿得意扬扬地看着他们。我问他:“父母讲的都是真的吗?”
男孩儿说:“才不是,他们漏讲了很多呢。大概是他们怕丢人。我撕过妈妈的内裤,在他们面前打飞机(自慰),冲着他们说下流话,在晚餐里撒尿。你知道我老爸会怎么做吗?他会立刻给我五块十块的,而我妈就会哭。”
我说:“嗯,你父母想让我接受你为患者。我不是你父亲,也不是你母亲,我在身体上也不如你,但是你会发现我的大脑比你的大脑更聪明、转得也更快。如果你想成为我的患者,你必须在一些事情上听我的,我可不会像你父母那么仁慈。他们想去度假旅行,要离开两个星期,当他们离开时,你可以留在这里做我的患者。你会住在这附近一家不错的汽车旅馆,房费是一个月一百四十五美元,你可以点任何你想吃的东西。你会过得很舒服,但你每天必须来见我一两个小时。我们来看看等你听完我说的话之后,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镇定,因为我估计你不会喜欢我要说的话。现在,你想不想看看自己能否在父母度假的时候陪我两个星期?”
他说:“我可以试试,但是除了房租和伙食,零花钱呢?”我说:“我们会酌情考虑的,我会告诉你零用钱是多少,但也就这么多。你爸爸不会喜欢,可能你也不会喜欢。你一周可以有二十五美元,一分也不能多。你没有信用卡,也不能借钱。”他说:“嗯,看看你能使出什么招数。这也挺有趣。”
我转向父母说:“他同意了。现在你们开始假期旅行吧,结束时过来看看他怎么样了。”于是父母离开了。
这个男孩儿头几天读了很多书,读得很好。他和我谈论书籍,我们一起讨论他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他可以享受折磨父母的乐趣,但是他们死后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准备做什么?如果有的话,他父亲会留给他多少钱?
几天后,他说:“嗨,我说,花那么多钱住一间只有一张床的屋子没意思。我要去找房子,我要去找工作。”于是他找了一套公寓,和两个年轻人合租。他们都十八九岁,有工作,都在努力赚钱上大学,不喝酒也不吸毒。他搬去和他们一起住,决定找份工作,并且真的很快就找到了一份。
大约在他父母回来的三天前,他对我说:“我已经给我爸妈搞了那么多麻烦,我成不了事儿的,我不想再见你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男孩儿非常不情愿地在我的逼迫之下来到办公室。后来我安排他在父母回来的第二天来找我。他父母也来了,我对他说:“现在,好好跟你的父母打个招呼。”他说了一句脏话。我说:“脱掉你的鞋子和袜子,去隔壁房间,坐在地板上,去好好想想。”
我悄悄地和父母谈了谈,告诉他们:“你们一直在摆布着这个男孩儿,这让你们之间已经出现了斗争。”我讲了这些日子以来这个男孩儿做过的所有值得称赞的事情,他读过的书,找到了工作,还干了好几天。接着,当他意识到父母即将回来时,他又得面临那些和以往一样的毫无意义的废话,于是他又开始反抗了。我现在不得不继续和他进行面谈,但我不想管了。
父母试图告诉我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也许是他们太大方,太宽容了。我说:“嗯,我现在处理不了他了,我只能让你们以最糟糕的方式,发现你们曾经对待他的方式有多么愚蠢。”
我让那个男孩儿进来坐在他鞋袜的对面,我说:“你要和你的父母一起回家,现在到那边去拿你的鞋子和袜子,坐回到椅子上穿上它们。”男孩儿坐在那里不动,看上去一脸挑衅。
房间里一片寂静,我耐心地等待着。最后父亲走过去,捡起鞋子和袜子,给了男孩儿。他妻子说:“哦,不,不要那样!”他问她什么意思,她说:“无论发生什么,你总是先妥协的那个,总是软弱地对他让步。”我对男孩儿说:“现在你想做什么?我不想接待一个自作聪明、故意捣乱的家伙。你要配合,我就配合,否则你还是和你爸妈一起回家,继续想想你那没什么指望的未来吧。我觉得你的未来就是男校、监狱,或者精神病院,说实话也不远了。”
他说:“好吧,我和爸妈一起回家,我要更独立,我不用家里的车,我可以走路。我会找到一份工作,卖掉一些东西,这样我就有自己的钱了。”
我说:“好啊,我猜你该回汽车旅馆收拾行李了,我要和你父母谈一会儿。”他走后,我说:“你听到你儿子说的话了。”父亲说:“我觉得这很神奇。”母亲说:“你确定他是认真的?”我告诉他们:“他的意思就是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你们许诺整个世界,不停地用花言巧语重复这些承诺,但他一件事都不会做,而且他还有很多狐朋狗友,他会加入他们。”母亲说:“我觉得不会那么糟糕,他会遵守诺言的。”
这个男孩儿没有兑现任何承诺。他变得令父母越来越头痛,他们最终把他送到了州立精神病院。男孩儿从医院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他做患者。我说我愿意,但他必须和我一样认真对待这件事。他说,他在那个恶心的地方和那些恶心的人待了几个星期,吃了那些恶心的食物后,他真的准备好接受治疗了。
他父母来见我,说他们毁了自己的儿子。我指出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他们也会如此纵容吗?他们说不会了。
后来,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们感谢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为这个男孩儿所做的一切,他们会正确地对待另外两个孩子。父亲还转介了其他患者给我。
几周后,那个男孩儿打电话给我,说过几天他就出院了,询问我会不会接受他做患者。我说我会,但他知道这有条件。他听到有希望能见到我,很高兴,但我之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对于这个男孩儿,我没有看到任何希望,但从另一个角度,我在他父母身上看到了希望。如果他们已经牺牲了那个男孩儿,他们就不得不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其他的孩子。从他们的熟人那里,我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个案例中,艾瑞克森把注意力集中在男孩儿身上,他对父母的问题关注得相对较少。他尝试直接让这个男孩儿过上正常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但失败了。而在其他案例中,艾瑞克森会通过与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咨询工作,让男孩儿搬出去,但在这个案例中,他没有这样做。不管这个男孩儿的不良行为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功能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处理,艾瑞克森发现自己处于类似于弗洛伊德和梅斯麦的情况中。在这种情况中,家庭被视为治疗孩子的障碍,而不是需要治疗的问题。
这个案例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男孩儿和父亲的纠缠。通常当孩子出现问题时,父母中的一方会以过度纵容的方式与孩子纠缠在一起,而另一个家长被排斥在比较边缘的位置上。治疗通常会将边缘位置的父母转移到更中心的位置,以打破另一方父母与孩子过于紧张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孩子过度保护和投入的往往是母亲,父亲则是处于边缘的那个人。但在这个案例中,作为医生的父亲对孩子的生活过度卷入。可以说,父亲对男孩儿的过度保护,与男孩儿对父亲的保护相匹配,他表现为拒绝离开父亲。艾瑞克森对此没有进行干预。
艾瑞克森经常直接与孩子一起工作,并成功地让孩子脱离家庭。在一些情况下,他采用的方法是让这个年轻人批判性地看待父母,并思索自己所希望的人生方向。父母只是在一旁辅助孩子去探索自己的真实兴趣。下面的案例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一个来自新英格兰家庭的女孩儿被她母亲带到凤凰城来见我。这个女孩儿之前经历了一次不幸的意外,她和一个朋友驾车出了车祸。在这次事故中,她受了一点儿轻伤,但四个不同的家庭开始相互起诉。女孩儿也做了两次手术,我认为这没有太大必要。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心理医生谈论她的童年,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心理医生把她介绍给我,因为他感觉这个女孩儿没有丝毫改善,并且一直伴有非器质性原因的疼痛,即使催眠疗法也无法消除她的这种疼痛。
她愁眉苦脸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左臂吊着,像是要终身残疾的样子。她目前的生活像一个不能离开父母的残障人士,然而她身体上真的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治疗更像是一种随意的社交闲聊。我设法让这个女孩儿批判性地思考她的父母、她的妹妹,以及在开始上大学之前,自己在昂贵的私立学校是否真的学到了什么。她以前从未真正地审视过自己的生活,也没有思考过要如何生活。我指出车祸给她留下了瘀伤和毫无意义的手术。那么接下来她到底想要什么?是继续回忆过去,还是去思考未来的五十年?她想从未来得到什么?我告诉她今后的时光应该换一种模样,比如不再与父母争吵,不再继续打官司。她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她说起了结婚,说妹妹违背父母意愿嫁给了一个年轻人,现在要生孩子了。她说父母正在接受这件事。我问她,为什么父母最终必须接受女儿长大成家这个事实?
在其中一次面谈(那是在复活节期间)的最后,我问她是否听说过新英格兰人喜欢冬泳,并说当她回到汽车旅馆时,可以去游泳池试试。
后来女孩儿的妈妈来见我说:“我不知道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她在游泳,在潜水,玩得太开心了,简直不像是我养的那个女儿。”我同意母亲的说法,她不是了。
经过十九个小时的治疗,包括一些一次两小时的面谈,女孩儿和她母亲回家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我让这位母亲和她的丈夫谈谈,让他们不要再纠缠于车祸诉讼了,应该庭外和解或者撤诉。
女孩儿回到大学。这位母亲写信给我,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家里其他人来治疗。我写道,如果是你女儿的功劳,那我很荣幸。后来,这位母亲来见了我六次,我们讨论了她的另一个女儿。母亲刚刚开始接受这个女儿的婚姻。我问这位母亲,那个时候她是不是做了言行不当的事情,现在需要补救,她表示认同。我让她写下之前人生中做过的所有蠢事。她写了下来,我们笑着谈论了这些事,尤其是她应该好好享受却自寻烦恼的那些时刻。在我这里结束治疗之后,她去看望了那个已婚的女儿,她非常开心。
艾瑞克森通过这个案例阐述了他的观点,即父母应该如何允许孩子去过他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某种社会情境所导致的问题要如何处理。这个女孩儿放任父母在他们的内斗以及与其他父母的斗争中利用自己,甚至到了身体功能失常的地步,女孩儿没有批判性地看待自己所处的这种情境,也无法走出这种情境进入自己的生活。艾瑞克森的方法就在于鼓励女孩儿走向她想要的生活,同时让她的父母不再与她纠缠不清。
在其他案例中,当一个年轻人正在逐渐脱离父母时,艾瑞克森可能会直接与父母进行工作,而很少与孩子会面。在下面这个案例中,艾瑞克森就用迥然不同的方式处理了一对父母过度保护和纵容的问题。他报告说:
一位年轻女士来找我,表示非常害怕自己的父母。她有一对占有欲很强的父母,对她过度呵护。她上大学时,她妈妈帮她洗衣服,做针线活,监督她的周末生活。然而,最让她感到不安的是,作为她高中毕业礼物的一部分,她的父母在自己的房子上加盖了房间,这样当她结婚时,她就可以依然住在那里。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父母希望她和他们住在一起,可她并不愿意。但是他们已经投入了全部的积蓄,而且对她又那么无微不至。这个年轻女士有一种感觉,她被父母困住了,即使结婚,她也永远无法离开他们。
治疗师可能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并选择不同的干预方式。他可能会通过对这位年轻女士进行干预,帮助她反抗父母,但这有可能会破坏家庭。加盖的房子将继续作为父母和孩子之间失败的情感象征而存在着。或者,他可以通过对父母进行干预,让他们明白,自己在把女儿当作一个无助的附属品,试图剥夺她的权利,主宰她的整个未来。这种方式不好说到底能不能让这个女士获得自由,但它会让加盖的房子成为父母是个坏家长的耻辱柱。而艾瑞克森通过与父母的工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建议女儿先顺其自然,让他来面对父母。这是艾瑞克森在解决问题时愿意承担责任的典型风格。
父母一起来见我,我们的谈话很愉快。我对他们关心女儿的幸福表示赞许,他们为女儿的未来很操心,于是我提及了女儿会恋爱、订婚、结婚、怀孕、生育。在讨论中,我强调了他们比其他父母更愿意为女儿这些未来的人生大事负责。大多数父母,当女儿被抚养成人后,就会觉得他们的任务完成了,但这对父母盼望着能继续负责下去。他们的女儿就住在自家楼上,他们可以期盼着等她有了孩子后一直照顾她。他们能随时随地照看婴儿,他们不像大多数父母那样不喜欢这种额外的忙碌。他们可以听到婴儿在夜里啼哭,当然也许他们已经为加盖的房间安装了隔音墙壁呢。啊?不巧,他们没有。于是,我对他们又大加称赞,表扬他们愿意忍受一个小婴儿带来的各种麻烦,像年轻时照顾襁褓中的女儿一样继续照顾外孙。然后我们又谈到未来的外孙开始学走路,当然,住在一起,他一定会随时进出他们的房子。我们一起回忆照顾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是什么感觉,所有易碎的东西必须放在高处,房子必须重新布置,而其他祖父母一定不会愿意这样牺牲他们的生活方式。
听完这些,这对父母开始对是否真的希望女儿住得这么近有点儿犹豫了。
我继续推波助澜,分别和这对父母一起预测将来他们在养育孙辈的时候可能有的种种问题。他们在女儿身上的分歧会转移到孙辈身上,只要他们和女儿继续住在一起,他们就得继续面对这些分歧。
最后,他们两个一致同意还是专心做祖父母就好。(https://www.daowen.com)
经过这次讨论,他们决定不让女儿一家子和他们一起住了,但此刻又面临着另一个窘境。房子的扩建耗资巨大,他们可能不得不让女儿住在那里。通过商讨,我们“自发地”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加盖的房间可以出租给一些安静的成年人,租金可以存在银行,做他们未来孙辈的教育费用。
后来,女儿结婚了,在父母毫无保留的支持下,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当女儿有了孩子后,她的父母来找我,分别询问我对方多久可以去探望一次。我说,外婆每六周或者两个月去探望一次,每次半天就够了;外公也一样。
当被问及这对父母是否会受益于治疗中获得的那番“领悟”时,艾瑞克森从扩建的房子入手进行了回答,他说:“现在我们作为旁观者,看着那加盖的房间,会认为那是他们想继续主宰女儿的未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扩建的房子就是对他们的控制欲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但父母不这么看,他们会觉得那是为孙子的未来留下的一个不错的收入来源。究竟哪个更好?愧疚感有必要吗?我不相信只有通过痛苦和折磨才能得到救赎。”
由于艾瑞克森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看待家庭,他认为父母的一个主要转变就是迈出下一步,成为祖父母。他经常在孩子应该离开家的时候,对父母使用这种转变方式,使孩子得到解脱。
有时候,在与过度溺爱的父母打交道时,我会恐吓一下——“当你的儿子到了你的年龄,他和他的孩子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吗?”其实我是在指责他们即使未来做了祖父母,如果不做出改变,他们的孩子也会一直面临困境。只有现在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当,他们才会在做祖父母之前解决儿子未来路上的困难。
当你让他们考虑成为祖父母时,丈夫会想:“妻子会成为什么样的祖母?”妻子也会有同样的疑问。你可以让他们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地接受改变自己的想法,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对方。想要在祖父母级别处理彼此的竞争和矛盾,就得先让自己的宝贝生个孙子。作为祖父母,夫妻二人可以分别以祖父母的身份来面对彼此能力的不足。在他们这场预料之内的战斗中,孩子就能够顺利离开,自我发展。
艾瑞克森并不相信指出人们应该改变既往的行为模式就能对治疗有所帮助,所以他通常不建议父母忽然改变问题行为,而是让他们依旧我行我素,他只会有时去改变战争发生的位置。在对患者进行催眠时,他偶尔会这样说:“你愿意现在进入恍惚状态,还是等一会儿?”这种提问方式让患者面对的是何时进入恍惚状态,而不是要不要进入恍惚状态。这类似于他将父母冲突从人们是否是好父母的问题,转移到他们是否会是好祖父母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案例中,他就成功地将一位母亲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成为一个好祖母。
在我治疗的一个家庭里,有三个男孩儿,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二十三岁、十九岁和十七岁。治疗的重点是要让老大搬出去住,老二开始自食其力,老三要出去读书,和他大哥一起住。在这个家里,父母争执不断,母亲总是掌控着家中的一切。父亲是一位艺术家,他甚至觉得连自己选择何种艺术形式来工作都做不了主,因为妻子接管了他的一切事宜。
当我设法让儿子们离开家去上学时,父亲开始担心母亲。我聚焦于母亲,指出她此刻正在迈出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从过去的贤妻良母,过渡到未来的好祖母。我向她强调,她现在已经占据了准祖母的位置;不是妻子或母亲,而是为儿子结婚生子做准备的人。于是她开始在准祖母的位置上活跃起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她是一个事事喜欢完美的女人。要做一个好祖母,这个目标虽然有些影影绰绰,但又真实可信。她开始放松对儿子们的管控,因为她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准祖母,她与丈夫的斗争也减少了,因为她有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当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生活过度卷入,迟迟不能放手时,艾瑞克森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母亲可以理智处理的问题。他解决这种情况的方法在不同案例中会有所差异,但当他直接与母亲单独讨论这个议题时,他的处理方式是比较独特的。有一次,有人就这样一个案例询问他的看法。一位母亲紧紧抓住自己的女儿不放,自己却毫无察觉。这位母亲总抱怨说,女儿一直是她的负担,但她的行为方式却让女儿始终无法离开她。当这个女孩儿十八岁离家上大学时,要真正走向独立时,在女儿的鼓动下,母亲决定和女儿一起去上学。女孩儿曾有精神分裂症发作史并住院治疗过,多年来,随着女孩儿进出医院,母亲发现她既无法与女儿和睦相处,也无法离开她,但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是她无法将自己与女儿分开。其实许多精神病医生已经向她指出了这一点。艾瑞克森就此说到,他绝不会去尝试让母亲意识到是她自己无法让女儿离开,他提供了不同的办法:
我使用的一个方式,是向这位过度溺爱孩子的母亲,就其女儿的成长和发展提出质询。我对母亲说:“你想让你的女儿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非常好。但是有很多事情我想不明白,你得帮帮我,比如为什么女儿似乎不愿意离开你,出了什么问题?当她从一个小女孩儿慢慢长大,进入青春期时,你注意到她身上的第一个变化是什么?她是否因为乳房发育而转身的姿势有了变化?你注意到她的骨盆变化了吗?她有没有在洗完澡后,从淋浴间里问你要条毛巾,从而让你知道她已经长了阴毛?她对口红的态度是什么?她愿意向你学习如何涂口红以便让嘴唇看起来更丰满吗?”
就这样,我带着母亲重温了女儿青春期生长发育的所有变化,并始终强调女儿是一个与她完全不同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母亲对女儿在大学里的同龄人有了格格不入的感觉。强调女儿的成长,把母亲一步步确立为一个成熟的成年女性。她会思索,自己女儿正在发育的阴毛与乳房,对另一个男人来说将更有意义,比对女儿的父亲更有意义。
对于一个占有欲很强的母亲来说,女儿进入青春期是一个令其震惊的体验。我不会帮这位母亲去意识到,随着年龄增长,是她自己愈发离不开女儿。我要强调的是,女儿是如何开始吸引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儿,然后是十六岁、十七岁和十八岁的男孩儿的。女儿并不像母亲那样,吸引的是父亲那种类型的成熟男人,女儿所吸引的是年轻的男孩儿,而这凸显了母亲优越的成熟感,所以她可以顺利将自己和女儿区分开来。我推动这位母亲认识到:女儿也许是鱼,而她也许是飞鸟。当你真的是一只鸟的时候,谁还想缠着一条鱼不放呢?
在有些案例中,面对一个过度溺爱儿子的母亲,我会设法让儿子自己搬出去居住。当妈妈发现后,我会阻止她的任何干涉。她的确很想把儿子带回来,我会持续和她进行面谈,但绝口不提她儿子的生活状况,这让她很沮丧。她没有办法让她的宝贝回家,除非她先和我讨论这件事,并能让我承认我错了。
事实上,一个男孩儿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离开他的母亲,在那之前,他是母亲的宝贝,一个未分化的人,但进入青春期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男性——注定要属于另一个女性了。
艾瑞克森还会用下面这种方式来鼓励母亲对孩子放手,他是这样劝说这位母亲从孩子那里“断奶”的:
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已经到了离家的年龄,但他离不开。他既无法离开父母,也不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当他想靠近父母时,他们把他推开,而当他离开时,他们又拉他回去。在这类案例中,我所做的就是让父母彻底迷失方向,这样,当孩子想离开时,他们就不会再把他拉回来。
我曾经尝试将一个家庭里的儿子从父母家中带出来,去和他的哥哥住在一起。我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与那位占有欲过强的母亲进行交流。她总是说我不理解她,每当她说“但你不懂”时,我就马上说,只要她儿子住在家里,她就有机会懂他。我反复地这样做——她一说我不理解她,我就立刻提起她儿子住在家里的一些事情。当她说我在某些方面确实理解她时,我就说:“对于你小儿子要搬出去和他大哥一起住的事,我还在犹豫。”当她觉得我理解她时,我就说些她儿子要搬出去的事情。最后是母亲自己坚持让小儿子搬出去和哥哥一起住,并且很高兴自己能考虑到这一点。
父母对孩子都有情感上的依恋,但孩子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也具有作用。因此,如果让孩子脱离家庭过独立的生活,就必须改变父母这种婚姻关系。父母常常认为孩子的问题与他们或者与他们的婚姻无关,这个家里除了那个行为怪异的孩子,一切都很好。“如果不是萨姆生病,我们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在他们的表述中,孩子往往是他们婚姻中唯一的争论焦点,也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挫折。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父母就有了解释所有困境的理由。艾瑞克森经常会把问题转移到婚姻关系上,他的方法之一就是打破父母之间那个虚假联盟。
当一对夫妇来到我这里时,如果很明显他们之间有问题,他们却只强调孩子的事情,那么你就需要处理父母二人所建立的这个统一战线。你要不动声色地拆散这个联盟。我的方法之一是对妻子这样说:“你看,要想对我解释清楚这些事,你得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我确实无法理解你说的那些事情背后的隐含意思。”丈夫听了露出沾沾自喜的微笑。此刻,这个女人会做什么?她会马上站到战场的另一边。作为女性,面对她丈夫和我,她要与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划清界限。而她的丈夫会觉得我是个有智慧的男人,理解男性立场,于是他和我形成了新的统一战线。这样,我就解除了他们之间的联盟。
如果要让妻子站在我这边,我会找个机会,放弃自己原来那个可怜的蠢男人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对他们之间的斗争感兴趣、但绝不参与。我是站在双方的立场上的,可以在他那边,也会在她这边。作为一个客观的、饶有兴趣的中立方,我的确也可以理解女性的立场,让妻子有机会改变对我的感觉。即使她已经把我当成一个蠢男人,但接下来她会发现我还算有点儿智慧,可以弥补一些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她可不想在一个愚蠢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她来找我是因为我是一个聪明、客观的人,我的愚蠢给了她拒绝的机会,但反过来,如果我聪明,她就有义务接受我。
当一个家庭中的问题日益恶化时,某个家庭成员往往会被赶进精神病院。有时这只是权宜之计,但更多时候,这个家庭成员先是短期住院,下回再来就是长程治疗。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这个人成为一名“职业”的慢性住院患者。像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一样,艾瑞克森是在精神病院接受的职业训练。但与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不同的是,他发展了很多针对慢性住院患者的有效方法。他在罗得岛州立医院和伍斯特州立医院工作的时候,以及他在韦恩郡总医院负责精神病学研究和担任培训主任的时候,创立了许多处理“精神病人”的方法。有时,他的目标是设法让患者在医院里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有时是让患者重新回到社会。
在精神病院,患者和工作人员常常会卷入权力斗争,这最终导致患者自我贬低或自我毁灭。艾瑞克森的方法通常是进入斗争内部,帮助患者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正如他所说,“你要像经营一份共同事业一样照顾患者的需要。”接下来的案例是艾瑞克森在和患者之间发生的一场生死鏖战中最终获胜的过程。在看这个案例之前,艾瑞克森对医生滥用善意的评论也是值得一读的。
精神科医生和普通医生,常常认定他们很了解什么才是对患者有好处的。我记得洛杉矶有个百万富翁对我说:“我等了很久才见到你,我要请你出去吃饭,去你喜欢的餐馆,点你喜欢的菜,你尽管点,没有限制。”当我们坐在餐馆里看菜单时,我看到他们碰巧有咸牛肉和卷心菜,只要一美元六十五美分,我就点了。那人大惊道:“你不会喜欢吃这个的。”他告诉服务员取消订单,拿两份十二美元的牛排来。服务员端上来的时候,我说:“这是那位先生的,他点了。现在请去拿我的咸牛肉和卷心菜。”那个人靠在椅背上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我说:“是你让我点我自己喜欢的菜,我就是喜欢咸牛肉和卷心菜,我想我这种喜欢程度要多于你对那两块牛排的喜欢程度。”
艾瑞克森非常关注患者选择属于个人的方式,比如选择自己想吃的食物,这在下面的案例中得到了证明。这个案例展示了如果一个人想靠绝食来自我毁灭,治疗师可以做些什么。
一个年轻人——我们称他为赫伯特——因严重抑郁住院治疗。他本来体重达一百一十公斤,但渐渐地,他开始拒绝进食,住院六个月后体重降至三十五公斤。赫伯特一直躲在角落里,一动不动,虽然也讲话,但他总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因为赫伯特不吃东西,所以人们必须用管饲法让他进食。他对此冷嘲热讽,坚称自己没有内脏,也没有胃。因此,在接受管饲时,他说不知道食物都去了哪里,因为他没有内脏。即使看着管中的食物慢慢消失,他还是认定这不过是一场“戏法”。食物不在房间里,但也不在他身体里,因为他没有胃。
整整一个星期,每次我用管子喂赫伯特时,我就告诉他,我要让他向我证明他有胃,并且他也会向自己证明他感知到了管饲。他会自己发现所有的证据。每次我喂他的时候,我就会重复这些话,我说他会向自己证明他有胃,然后向我承认这个证据,并且证据都是他自己找到的。赫伯特听了之后,对此总是冷言冷语,认为我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道理。
一周后,我把一种特殊的混合物放入管饲设备中。我放了蛋奶酒、生鱼肝油、小苏打和醋。通常情况下,进行管饲时,要先把空气排出去,这样只有前段一点空气被压下去。但是我把那些混合物冲了满满一杯,倒进管中,结果大量空气进入他的胃。
我拔掉了管子,“嗝!”赫伯特打了一个嗝。我能闻到,工作人员也能闻到。赫伯特用自己的嗝证明了管饲物确实进入了他的胃,而且是自己证明给了自己。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对自己有胃的事情提出异议。但他还是不愿自己进食,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吞咽。
他的体重慢慢增加了,我把治疗重点放在吞咽问题上。我又用了一个星期,每次给他管饲,我都告诉他下周一他就能吞下一些液体。我说下周一清晨,餐厅桌子上会有一杯水和一杯牛奶。当餐厅大门打开时,他会第一个排队进去,这样就可以喝光其中一杯,或者把两杯都喝了。他对我的话不屑一顾,说他根本没有办法吞咽。但是,既然我第一次已经成功地让他证明了自己有胃,我就能再成功一次。
星期天晚上做管饲时,我在里面加了很多食用盐,然后把他锁在房间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五点,他渴了一整夜,想冲到浴室去喝水,但我已经提前叮嘱工作人员把浴室都锁上。他想起了餐厅里的两杯液体,于是跑到餐厅门口排在第一的位置。餐厅一开门,他就冲过去喝了那杯水,然后对我说:“你觉得你很聪明,是吗?”
我对赫伯特说:“你有胃,而且也可以吞咽,所以我想你是能在餐桌上吃东西的。”他抗议道:“我不能吃固体食物。”我说:“至少可以喝汤,不管汤里有什么东西,都会随着汤里的液体一起流下去的。”
我让赫伯特坐在桌旁,不喝完汤我就不让他站起来。他不喜欢坐在那里,就只好吃起来。我又做了一些安排敦促他吃快点儿。我让一个患者坐在他旁边,那个患者不吃自己盘子里的食物,总是偷旁边人的食物。他会伸出手,把他的脏手指伸进赫伯特得吃完的汤里,捞出汤里的东西吃掉。赫伯特不得不吃得飞快,以免那个患者把脏手伸进汤里。他吞咽得越快,汤被搞脏的就越少。而我只是不断往汤里加各种配菜。
接着,我派赫伯特去医院附属的农场,让他去锯木头,那种直径庞大的硬木头。我告诉他,那把锯糟糕透顶,太钝了,他得和一个伙计一起干。可是那个家伙只拿着锯子不出力,只让赫伯特一人干活。天寒地冻,当你努力在一段硬邦邦的大圆木头上拉着一把钝锯子,而另一个人乐得清闲时,你会越干越饿。我告诉赫伯特会给他一份特别的午餐。他说:“你又要准备怎么折磨我了?”我告诉他这可不是折磨:厨师正在庆祝生日,他可以和厨师坐在一起。
我叮嘱厨师准备了大量她最喜欢的食物。这位厨师重约一百五十公斤,非常喜欢吃东西。我让她摆了一张小桌子,放了两套餐具,然后把赫伯特叫来坐在旁边看她吃。赫伯特从农场回来已经又冷又饿了,看着那些固体的美味佳肴,他说:“真是太折磨人了。”厨师毫不在意地继续开心地大吃大喝。最后赫伯特对她说:“你介意我吃一点儿吗?”她说:“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赫伯特吃了很多固体食物。厨师非常出色,做了肉、肉汤还有土豆。就这样,赫伯特的饮食问题解决了。这种方法基于一个简单的理念,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看着别人吃东西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天哪,看起来真好吃,我也想来点儿”。
因为赫伯特还认为自己不能动,所以我可以把他放在任何地方,而他就会一直待在那里。很长时间我都小心地不去改变那个位置。我让他在那里看了一场纸牌游戏。
赫伯特住院之前一直是个嗜赌的人,也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喜欢打牌。他会打各种纸牌游戏,并且认为自己是专家。由于赫伯特不肯动,我就让他站在那个角落里,在他面前摆了一张牌桌,找了四个患有严重麻痹性痴呆的患者。他们对打牌都似懂非懂,一个玩扑克,一个玩桥牌,还有一个玩皮纳克尔纸牌。有人问:“什么是野牌?”另一个人会回答说:“我赌你有两张王牌。”他们把一张牌放在另一张牌上,两张牌却毫无关联。我对赫伯特说:“你看,你真应该来玩一下。可遗憾的是你不能动,也不能转身,更不能打牌,但是你可以看。”他说:“你总是能想出折磨我的酷刑。”我让他站在每个玩家后面,这样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玩法,我说:“你看,牌有很多种玩法的。”
这个乱七八糟的纸牌游戏进行了几个晚上,赫伯特实在忍受不了,他投降了,说:“如果你能找来三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好牌手,我就一起玩。”他不能容忍对一个打牌高手的侮辱——只能看着一群笨蛋玩牌。
赫伯特和我这样交手了几个回合,他每输掉一场战斗,都会意识到其实我对他是个正常人的判断没说错。于是,在输的次数足够多之后,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医院,独自生活去了。
艾瑞克森在1940年代末离开了医院,开始私人执业,并在办公室以类似的方式处理精神病患者。尽管他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家庭治疗中去,但他对某些特殊行为的态度仍然是先接受它,再以其本来的方式改变它。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谈到了这种方法。
访谈者:让我们谈谈青少年精神分裂症吧。假设有人打电话给你,说有个十九二十岁的孩子,之前一直是个非常好的男孩儿,但在这个星期,他突然开始戴着一个大十字架在家附近散步。邻居和家人都很难过,你能做点儿什么吗?你认为类似这种奇怪的行为会是个什么问题?
艾瑞克森:如果那孩子来看我,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十字架。我会用一种非常微小的幅度来改善症状。只要有一点点变化,就可以有更大的变化。很快,我会让他开始考虑换另一个十字架的好处——他至少应该有两个,慢慢地他应该至少有三个,这样他就可以每天选择戴哪一个了。当有了越来越多的十字架时,他就很难表现出一种精神错乱的强迫性行为模式。
访谈者:你会认为这是孩子在用某种表达方式暗示他有一个疯狂的家庭吗?
艾瑞克森:我认为这种解释没用。“这个家庭快把我逼疯了,他们才是我不能忍受的十字架。”了解这些无济于事。
访谈者:所以即使存在这个前提,你也会直接去处理十字架,而不是马上和他的家人开始工作是吗?
艾瑞克森:是的,因为这家人会干涉他们的儿子,他们会更加严厉地惩罚他。那孩子已经够孤独了。他背着一个他无法忍受的十字架,独自戴着它,公然示众,但整个环境都在拒绝他。他非常孤独,他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十字架。
访谈者:你会先和他开始工作,而不是他父母。
艾瑞克森:可能要过很久,我才会把父母带进来。
访谈者:但是十字架变得越来越多,父母们会对此做出反应的,不是吗?
艾瑞克森:嗯,是的,他们会的。但是我的办公室是个保存十字架的好地方。
采访者:大多数人认为像这样的男孩儿暗示着一个疯狂的家庭,他们会立即去处理这个家庭,认为他会随着家庭的改变而改变。
艾瑞克森:也许我可以举个例子。当有人向你呼救,你去施以援手的时候,发现大路上有很多巨石挡道,但旁边的弯路上只有一块石头。你走了那条弯道,因为你被一种社会责任召唤,感到必须马上做点儿什么。巨石挡道的大路就是那一家人,而只有一块石头的弯路是那个得病的小孩儿。你给这个小孩儿一个空间,让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在这里,他的一切异常行为不会被拒绝而是被尊重,这些行为应该被好好地关注,而不是继续被破坏。所以你要先面对他,然后再与他的家人打交道。
当孩子脱离家庭失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继续与父母在一起纠缠不清。如果脱离过程进行得不顺利,四五十岁的人也会像青少年一样与父母牵扯不断。有时他们会到处躲避家庭,成了满脑子古怪想法的社会边缘人;另一些时候,他们又明明白白地和父母纠缠在一起,父母和孩子都无法摆脱对方。
一旦我们认可这个断奶过程是相互的,那么就很明显,不仅父母在用一种关爱而支持的态度牢牢抓住孩子,而且孩子也紧紧地附着在父母身上。在这种系统的运行中,分离似乎会是灾难性的。对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这种可悲的关系可以持续到相当大的年纪。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艾瑞克森是如何通过干预,使一位母亲和她长期带着问题的儿子实现了分离的,哪怕只是部分的分离。
我一直同一对母子在进行工作。这是一位七十岁的母亲和她五十岁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母亲是个强势的女人,毫不夸张地说,是她把儿子拖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和儿子不能单独行动,必须要经常在一起。母亲告诉我,她想在图书馆里独自读书也不行,因为儿子必须得和她在一起,哪怕离开一小会儿,他就会哼哼唧唧地抱怨。
当着儿子的面,我告诉母亲去图书馆借本书,然后开车带着儿子去沙漠,把他从车里扔出去,再沿着沙漠公路开出五公里,停下来坐在车里好好读书,直到儿子走回她车边。听完这个提议,母亲立刻反对,让她儿子在烈日下的荒漠里行走实在太辛苦了。我劝她试试,并告诉她:“听着,你的儿子会摔倒,会跪着往前爬着走,他还会无助地坐在那里,等着激发你的同情心。但那条路上不会有路人,他能找到你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公路往前走。他可能会试着惩罚你,让你坐在那里等上五个小时。但请记住,你手里有本好书,而他在那段时间里除了走路一无所有,他还会饿的。”
母亲听从了我的指示。儿子果然使出了各种伎俩,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走完了那五公里。他母亲说:“你知道吗,我开始喜欢这种户外阅读了。”她儿子渐渐走得越来越轻快,她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书了。我又提出建议,当他主动要求步行时,她可以把距离缩短到两公里,因为他是自愿的,所以可以少走一段。
母亲对儿子的进步感到惊讶,之前她曾想把他送进医院,来找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但现在她开始从儿子身上看到了一些希望。接下来她想尝试一下让儿子打保龄球,她想帮助他,但一定不会再用从前那种软弱的母爱方式去帮忙了。
我知道儿子应该锻炼。从我让他开始走路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去找些他更喜欢的运动。他喜欢玩保龄球这个提议,并开始去尝试。无论他是想走路还是投球,我只是在引导他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通过这种指令,把要他做的类似事情建立一个组,比如“锻炼”类,然后你在这个组里先挑选一个项目给他,就像上面那个“在炎热的沙漠中步行”,这不是他很乐意做的事情,你要让他“自发地”在这类事情中上找到另一个(和沙漠行走相比更愿意做的)项目。患者群体往往不想去做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可以让他们乐在其中并能成功,但他们起初对这类事情总是很抗拒,所以你需要去激励他们。
艾瑞克森在处理父母和孩子相互脱离的问题时,看上去是把这个阶段的治疗当作一种“成年仪式”了。大多数文化中都有这样的仪式,其作用不仅是让年轻人迈入成人世界,也是要求他的父母要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他。这种仪式能够帮助家庭度过这一阶段。如果一种文化缺乏这样的仪式——美国似乎就是如此——那么治疗师的干预就成了让孩子脱离父母的这类仪式。艾瑞克森对家庭生命这一阶段的处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他认为让父母脱离孩子这件事不仅包括脱离这个过程本身,还包括以新的方式重新参与孩子的生活。父母不是放弃一个孩子,而是获得一个孙子,孩子不是失去父母,而是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依赖和独立的问题,而是家庭生命周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阶段。通过考量孩子和父母双方的困境,艾瑞克森避开了梅斯麦、弗洛伊德和其他人的错误。后者将这个问题视为分裂的两军对垒,认为治疗师必须选择一方来帮助孩子实现“独立”。在这个阶段,站在年轻人一边反对父母,会导致一些年轻人更加特立独行,彻底失去与家人的联结;站在父母一边,也会让家长失去与孩子之间的纽带,而这正是父母生命不朽的证明。
下面通过介绍一种源自印度的仪式,来说明帮助年轻人与其父母成功分离并重新建立联结的重要性。在印度,人们对这项仪式非常认真,需要花费多年来筹备。
在印度,母亲和孩子之间强大的链接,使母亲的存在具有一种宗教般独一无二的地位。但对母亲和儿子来说,这个纽带尽管真实而自然,却也给二人带来了深刻的、几乎无法解决的危机。危机产生的威胁恶化了母子关系,破坏了儿子的整个生活。因此,让儿子从母亲那里脱离出来是顺理成章且有必要的,虽然这个过程令人痛苦。母亲要把她的果实(phala)作为礼物(dana)献给世界,这个过程是通过母亲奉献果实(phaladanavrata)的仪式(vrata)来进行的。
要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母亲必须从小事开始,为今后的巨大牺牲做好准备。这个仪式开始的时间没有限制,通常是在儿子五岁那年,但也可能更晚。仪式持续的年头也不固定,但每年会进行一个月。婆罗门议事会和家族精神领袖古鲁(Guru)会监督并组织这场仪式,由他们来决定最终母亲能够何时结束仪式。也就是说,由他们来决定在什么节点,历经什么样的牺牲之后,母亲才能被视为已经做好了准备奉献她的儿子。通常,仪式会从母亲献出自己非常喜欢的小水果开始……古鲁在每年的仪式中,都会给母亲讲一个关于女人奉献一切而收获无上力量的神话故事。母亲沉默而专注,双手合十,将圣草握于掌心,倾听古鲁的话,用心接受,反复思量。
这个仪式每年都会用一种新的、更珍贵的水果作为献祭的象征物,渐渐地,水果变成金属,从铁到铜、青铜,最后发展到黄金,这些都是制作女人首饰用的金属……最后,终极阶段的献祭仪式要彻底禁食,婆罗门、家人和其他亲属都会参加这个仪式,这代表着儿子必须被奉献出去的那个世界……父系家族也必须出席一位亲属,代表那个世界中参与母亲奉献儿子最为紧密的一方……在这个习俗中,神话和礼仪结合在一起,使母亲实现必要的转变:将她从心爱的儿子身上脱离出来,那是她深知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儿子,并且她渴望着这个纽带永远不会改变。[3]
尽管美国的母亲和儿子可能不像印度母子那样彼此过度卷入,但那种母子之间的联结是深厚的,所以脱离也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多年来,艾瑞克森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帮助家庭度过这个发展阶段。他在与孩子和父母打交道时,往往通过将自己作为几代人之间的桥梁,让父母接受年轻人终将长大成熟这件事,并帮助孩子融入家庭之外的同龄伙伴群体。
艾瑞克森认为,在某些案例中,只是让孩子从父母家搬出来,然后解决父母之间的问题,这是不够的。在一段时间内,孩子可能很难融入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如果原生家庭一直禁止孩子与家庭以外的人密切接触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可以独自生活,但他精神上仍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已经离开家七十二天又天二十三小时了”。这个时候,通常一次求爱经历就会让他融入同龄人群体。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个求爱前阶段。孩子在这个阶段开始接触父母之外的其他人。对如何帮助孩子开始不一样的生活,艾瑞克森给出了这样一种方法:
帮助孩子离开父母,同时在开启他在新环境中认识各种人的过程。例如我的一个案例,我最后设法让那个家庭里的女儿从父母家搬到了她自己的公寓,然而,当她在这间公寓里睡觉时,她仍然认为或者感觉自己还在父母家里,爸爸和妈妈就在隔壁房间睡觉。她的这种感觉如此虚幻,又如此真实。她几乎能听到父母打鼾或在床上翻身的声音。这只能表示这她并没有真的离开父母。
我向这个女孩儿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她找出房东和房东太太与她的父母之间的差异。她观察之后告诉我说房东和房东太太都是很粗鲁的人,他们的英语很蹩脚,贪婪又小气,“他们一点儿都不体恤人”。但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可他们确实从不打扰我。”这就是我帮助她打开视野的一个契机。从这以后,她可以开始学习观察和认识他人。开始只是简单地识别不同类型的人,她可以看出房东太太又高又壮,房东先生留着小胡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孩儿不再仅仅看到他们的外表与行为特征,而是看到活生生的与她发生关系的人。这些年轻人要首先认识到自己已经在和其他人建立关系了,他们和其他人建立的关系越丰富,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就越会被稀释。如果父母也在忙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年轻人就不会被那么强烈地卷入其中。
[1] 埃伦沃尔德,《从医学人到弗洛伊德》(纽约:戴尔,1956)。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导论》(纽约:诺顿出版社,1929年)。弗洛伊德对自己无法处理家庭案例的个人解释是很古怪的。他说:“在战前的几年里,许多国家的患者蜂拥而至,我可以不再依赖或者在意来自家乡的任何喜欢或不喜欢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制定了一条规则,那就是不诊治任何依赖直系亲属、未能独立生活的患者。但每个心理分析师都不能做这样的设置。”这样的设置本质上就是在消灭每个人以任何依赖的方式与他人建立关系。
[3] 海因里希·齐默,“论印度坦陀罗瑜伽的意义”,载于《精神纪律》,坎贝尔·约瑟夫主编,第四卷,布林根系列(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