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家庭的困境

更新于 2026年11月18日 版权声明
第七章 婚姻与家庭的困境

当一对夫妻进入婚姻中期阶段,他们在应对困难时往往已经有了习惯的模式。这些困难有时可能来自孩子,但更多时候,配偶之间的相互指责才是公认的婚姻难题。这个阶段出现的典型问题之一,就是夫妻之间关于谁应该成为主导者而展开的权力斗争。所有学习型动物都会遵从天性,形成一个等级化组织,而婚姻中的一个长期困扰就是在这个关系的等级化组织中,究竟谁排第一,谁是第二。有些夫妇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灵活: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领域,妻子占主导地位,在另一些时间或领域,丈夫占主导地位,更多时候他们还是像伙伴一样平等共处。但如果夫妻一方被迫只能以某种方式与另一方相处,并对这种方式产生不满,那么婚姻就会陷入困境。有时,配偶一方也会对另一方提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要求,比如妻子常常希望丈夫更有掌控力——但她又想让丈夫按照她要求的方式来支配她。

当一对夫妻陷入这种权力斗争时,尽管双方都不想要这样的局面,但这往往也会持续很多年。作为斗争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行为(包括症状),并以此作为武器来应对形势。艾瑞克森设计了各种方法来解决婚姻中这些周期性的习惯冲突。下面两个案例就阐述了艾瑞克森运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帮助两对夫妻解决相似的婚姻困境。在这两个案例中,主人公都是开餐馆的。每对夫妻都身陷无法解决的婚姻权力斗争之中,冲突的焦点都是由谁来管理餐馆。在第一个案例中,艾瑞克森只和妻子进行了面谈。丈夫没有直接参与其中。

这个人,我们叫他史密斯先生,五十多岁,一直在经营餐馆。他在高中时支摊卖热狗起家。在开餐馆的这些年里,他妻子每天都会盘问他各种餐馆的经营事宜。从他们订婚时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妻子说,她觉得自己必须每天检查一下,确定丈夫是不是一切都做得妥当。她的检查让丈夫很恼火,但他还是默许了。妻子每天大约会花两个小时,盘查一切,让丈夫复述一遍当天的营业状况,都采购了什么和安排了什么。

她说自己也不想用这种方式支配丈夫,倘若能停止这种检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鉴于妻子对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我决定利用这种强迫感,并将其转移到她自己身上,从而停止她对丈夫的强迫性盘查。我给她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她可以照旧盘问,但是要把自己常问的问题列出一个单子,然后对照这个清单,根据她自己的日常活动再列一份同样的问题清单。每次她问完丈夫,就要再问问自己,今天自己都做了什么,今天自己做得怎么样,等等,她要像检查丈夫那样检查自己,然后自问自答,就像她会问丈夫餐馆里各种库存都是多少一样,她也要问自己家里的各种物品还剩多少,她可以回答说:“我给家里订了七升牛奶,买了两条面包。”

丈夫仍然在被妻子盘问,但妻子接着就要扮演丈夫的角色,这意味着她除了向丈夫提问,还得回答自己的提问。她对一切确实都了如指掌了,但同时她就是个复读机。

妻子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很快就厌倦了整个过程,不再每天盘问丈夫。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治疗结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告诉我只有和朋友聚餐时她才去自家餐馆,并且再也没有盘问过丈夫,也没有向丈夫汇报过家里的情况。但她把自家豪宅打理得井井有条,丈夫非常满意。

这个案例的典型之处在于艾瑞克森安排了一个有强迫性冲动的人去体验另一种强迫行为,从而摆脱强迫症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艾瑞克森在治疗中并没有让丈夫直接参与,而是让妻子用管理丈夫的方式来管理自己,从而放弃了一个持续多年的习惯。这个习惯曾激怒了丈夫,在婚姻中制造了痛苦与紧张。另一个艾瑞克森式的典型之处在于,他在解除妻子监控丈夫的习惯之前,首先确定了丈夫经营餐馆的能力没有问题。

在另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例中,艾瑞克森和夫妇二人同时展开治疗,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情境改变就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婚姻冲突。

这对夫妻多年来一起经营一家餐馆,也一直为餐馆的管理争吵不休。妻子坚持丈夫应该管事,丈夫却抗议妻子从来都不放手让他管。正如他所说:“是的,她一直告诉我应该由我来经营餐馆,可真正当家的却是她自己。她指挥我要这样、要那样。我就是个伙计,是门童,是清洁工。采购、记账、打扫卫生,所有的事她都冲着我不停地唠叨。我确实应该雇个人来打扫卫生的,但我妻子根本等不了有人来应聘,所以只能我先顶上了,于是就没必要雇人做了。”

妻子在陈述自己立场时,则显得非常通情达理,她希望由丈夫来管理餐馆,因为她更愿意待在家里。她有自己想做的针线活,还希望每天至少为丈夫做顿饭,做些他喜欢的饭菜。她丈夫回答说:“她就是这么说说而已!你听到了,我也听到了,但是明天早上她就会出现在餐馆!”

我了解到他们晚上十点左右打烊,早上七点开门。我先问妻子谁会带着餐馆的钥匙,她说:“我们俩都带着钥匙,但我总是先下车,他停车的时候是我去开门。”

我向她指出,她应该确保她丈夫比她早半小时到达餐馆。他们只有一辆车,但餐馆离他们家很近,只有几个街区,她可以半小时后步行过去。当她同意这个安排时,冲突就解决了。

艾瑞克森和一些同事讨论过这个案例,他的处理就是这么简单:让这个女人比她丈夫晚半小时到达餐馆,就解决了问题。鉴于艾瑞克森本人对这个解决方案的过程更加清楚,他是这样解释的:

丈夫比妻子早半小时到达,他带着钥匙打开餐馆大门,启动所有设备,为接下来的一天做各种准备。当妻子到达时,她完全插不上手。所有事情都在丈夫的掌控之下,有条不紊。

当然,她早晨留在家里推迟出发的那半个小时,可以用来清洗早餐碗碟,做些家务。慢慢地,如果能晚半个小时,那就能晚三十五分钟。事实上,当她同意这个安排的时候,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可以晚到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就这样,她慢慢发现,没有她,丈夫也能把餐馆打理得很好。反过来,她的丈夫也发现自己完全可以管好餐馆。

一旦在这半小时的问题上让了步,妻子就会在晚上早早回家,为丈夫准备消夜,这意味着丈夫也接管了餐馆的夜间运营和打烊的工作。

妻子也在学习打理家务,这对她来说是一项更重要的活动。他们最终的安排是,妻子待在家里,如果员工生病或休假,她就去替班收银或者打杂,其他时候她不需要去餐馆,而她也的确没有去。

讨论这个案例时,有同事指出,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问题,丈夫事实上也在一直请求妻子的帮忙,所以这是一场二人游戏。艾瑞克森同意这个观点,但他表示,帮丈夫发现他在这场斗争中也承担着责任,并不一定就能带来改变。用他的话说就是:“告诉丈夫是他在邀请妻子,去管理他拖地、干活,我觉得对于解决问题无济于事。他是不会理解的。但当他自己能够对餐馆独立负责半个小时的时候,他会开始明白,自己是非常乐意掌管一切的。”

当一个妻子是掌控型的女性时,人们通常很难让她做出改变并坚持下去。对此,艾瑞克森指出,这个妻子愿意接受他的想法,并坚持到底,是因为艾瑞克森提出这个想法的方式并没有剥夺她管理餐馆的权力。艾瑞克森只是要求她确保她的丈夫比她早半小时到餐馆,仍然是她在负责掌控,所以她愿意接受这个建议。

当治疗师与一对夫妇打交道时,他会发现沟通中常常是由妻子来决定要谈什么,治疗师很难单独从丈夫这一方获得对问题的看法。因为每当丈夫被问到一个问题时,妻子就替他回答了,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治疗师要求妻子保持安静,让丈夫有发言权,这是可行的,但有些妻子并不会听从这样的要求。艾瑞克森有不同的方法来对付这类“掌控型”的女性。

当我问丈夫的观点时,妻子总是打断我,哪怕我要求她不要这样做。这时,我经常会使用些让她安静下来的方法。比如我会对妻子说:“我还是想听你丈夫的观点,当然你也可以继续说下去,我知道这是因为你想帮我更好地理解他。但你今天有没有恰好带着口红?”当然,妻子通常都会带着一支口红。我让她从手提袋里拿出来,然后我说:“好的,这对你来说似乎很可笑,但假设你这样拿着口红……”我演示给她看,告诉她,我想让她举起口红,用唇膏的尖端轻轻地碰上自己的嘴唇。“现在把它放在那里,只是碰着就行。我要问你丈夫一些问题,同时我想让你注意一下,你的嘴唇想怎么移动,我想你会觉得很有趣。”一个女人看着自己的嘴唇在口红上轻轻颤动,一定会被吸引住。通过这种方式,我让她的嘴有了更合适的用途。她不是很明白,但会觉得好玩。

当一个女人异常霸道,不让丈夫参与孩子的抚养时,艾瑞克森会以下面的方式和她结成联盟,说服她去看看如果丈夫更多地参与抚养孩子的过程,会发生什么。

当我面对一个在婚姻中过分强势的女人时,我会先称赞她,对她的能力表示欣赏。然后我会转而提出一个疑问:我无法理解一个像她这么聪明的女人,竟会没有注意到去利用丈夫的能力。我向她指出,从生物学上来说,男人是完全不同于女性的另一种生物,他的人生哲学与物理存在带给孩子的价值都是不同的。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一次完整的性行为大约需要十八年才能完成。她必须先接受精子,怀胎十月,生产,给孩子喂奶。所有这些都涉及女性身体的转变。她得照顾孩子,训练孩子,抚养孩子,教育孩子,引导和保护孩子度过漫长的童年时光。从生物学上来说,这是女人天生的任务。当我的强势女患者听到这些后,她会顺理成章地接受自己在抚养孩子方面的主导地位。然而,就像她认为自己这个主导地位天经地义一样,她也一定会利用环境中的每个有利因素去履行责任,其中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她的丈夫。他代表了另一种生物经验与生物学习的秩序,她的孩子必须生活在有男有女的世界里,学习与两个性别的人相处,这样孩子就会对两性的生物特征产生足够的认识。强势女性其实也意识到,为了孩子,她必须利用丈夫生物结构中那些与生俱来的、固有的东西。

艾瑞克森曾经听过一个案例,其中妻子对丈夫的控制欲如此之强,以至于如果她替他接起电话,而对方不肯说是谁,她就会直接挂断电话,似乎外界与丈夫的所有交流都必须通过她才行。当被问及他将如何处理这类案例中的丈夫时,艾瑞克森说,他更愿意从妻子入手。

我会和这位妻子单独面谈,委婉地让她明白自我完整的重要性。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一些事情保密,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不能公开。我指出,妻子没有理由向丈夫袒露她月经初潮的日子,也许这对他很重要,但这仍然是一件隐私。接着我会和她讨论还有哪些事情应该保密:比如丈夫应该在她的生日到来前或圣诞节前对他要送她什么礼物这件事保密;或者丈夫正悄悄地拜托小姨子给妻子买礼物,这应该保密;暗地里联合邻家太太以确保他妻子在教堂会议上被选为该组织的主席,也要保密。拥有很多秘密,对一个人的生活完整性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对自己也有很多秘密:有多少男人真的知道自己先穿哪条裤腿?

我会让这个女人明白,你当然可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但知道每件事,未必会让自己觉得舒服,应该为自己去规避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秘密,同时,为丈夫保留有意义的隐私空间。

夫妻之间,虽然更常见的问题是由于妻子过于强势而发生的权力斗争,但当丈夫过于强势时也会发生冲突。显而易见,问题不仅仅是婚姻“应该”怎么样,而是每对夫妇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冲突。很多时候夫妻二人对这种关系模式都心照不宣:他们假装丈夫在管事儿,而实际上妻子负责家庭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而且每对夫妻都认为往上数两代的婚姻生活和现在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在当下苦不堪言。例如,我们认为父亲角色在维多利亚时期更强大,更具统治地位,但是关于当时家庭结构的大部分信息,我们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曾经向一些二十世纪初在维也纳长大的老人打听他们的家庭情况。我很感兴趣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时代,家庭氛围通常都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年代,弗洛伊德认为父亲是一个很强势而让人讨厌的角色。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老年女性告诉我,在她年轻的时候,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她补充道:“我们甚至不能坐在父亲的椅子上。”我出于好奇,问她,她的父亲是怎么不让孩子们坐他的椅子的。她回答说:“哦,父亲倒没做什么,但妈妈说如果我们坐父亲的椅子,我们的屁股就会长疮。”看上去她父亲这个家庭掌权者的地位至少是受她母亲加持的。

进入中年的妻子在接受治疗时,会抗议说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丈夫太过强势,从来不让她在任何事情上有发言权。艾瑞克森在下面两个案例中阐述了他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无论案例中配偶的强势是直接粗暴的,还是巧妙隐藏的。

一个女人找到我,讲了她丈夫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一直在存钱,想买房子,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然而,现在他们打算去选房子了,丈夫却坚持说她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至于选什么房子、买什么家具,都要他说了算。她告诉我,丈夫一直很专制,但在房子问题上,她坚决不想让步,一定要发表意见,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对于这种存在具体诱因的冲突,有许多治疗干预措施可以使用,比如直接处理让妻子觉得无助的具体事件或者帮助夫妻澄清彼此之间的沟通障碍。艾瑞克森倾向于关注引起冲突的具体事件,并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解决它。

我安排丈夫单独来面谈,和他讨论了家里谁该当老大。我们都绝对同意,男方应该说了算。我们还同意,如果买房子,男人应该对房子的类型和装修有最终决定权。聊完这些,我话锋一转,开始讨论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家里真正的主导者。他被我的问话激起了好奇,我暗示说真正的主导者是足够强大的人,可以让他的部下在小事上拥有发言权。我用这种方式说服他去负责一些更大更重要的事情,同时允许他的妻子决定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我们最后商定,他选出二十套房子和二十套家具,允许他的妻子在这个范围中进行选择。结果妻子很高兴,丈夫也很高兴,因为整个安排确实由他负责。

艾瑞克森以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拓展了夫妻关系,以便双方有更多的空间和谐相处。而在另一个“霸道”丈夫的案例中,问题的呈现形式是不同的,因为这位丈夫特别和善。

这对夫妻已经结婚很长时间了,但两人始终处于一种暗中较量、说不出口的斗争当中。丈夫在一个富裕的新英格兰家庭长大,一切都不用自己亲力亲为。他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要求必须恰到好处,他的生活严格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来管理。而妻子在一个农场长大,习惯随意和散漫,喜欢野餐、露营,享受随心所欲的生活。

丈夫充满包容地、保护性地控制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妻子对此怀有怨恨,却无法表达,因为丈夫的所作所为总是那么恰当、那么和气。这种怨恨不幸在他们的性生活中表现出来,妻子对丈夫很冷淡,于是丈夫出现了早泄。渐渐地,妻子会性饥渴,丈夫还是早泄,无法满足妻子。等丈夫能够控制他的射精时,妻子已经对性完全不感兴趣了,做爱时非常勉强,哈欠连天。

我是通过对他们生活中的几个不同侧面进行处理来解决问题的,比如去餐厅享受晚餐,他送她什么花,结婚周年要怎么庆祝。

妻子喜欢出去吃饭,丈夫也喜欢带她出去,但每次去餐馆总会以双方的不满告终,其间的一切努力都变得可笑至极。按理说,他会带她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让她选择她任何想吃的东西,等等。但不知为何,结果却变成她从来没有去过她想去的餐馆,从来没有坐在她喜欢的位置上,也从来没有吃到过她想吃的菜品。可是,她又不得不承认去的也是一家不错的餐厅,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一切都很棒。然而回家时,她常常充满了愤怒与无助。她丈夫也经常主动让她指出他的错误,但他那种方式让她根本说不出口。

在与他们两人的面谈中,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当她暗示说,她从来没有在餐厅里选到过自己想吃的东西时,丈夫反驳道:“相信我,我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剥夺我妻子的权利。”然后他向妻子百般解释,说情况并不像她描述的那样,直到最后妻子当着我的面,不得不同意他没有那样做。

我问他是否愿意选一个会让妻子感到惊喜的餐厅去吃饭,他答应了。当然,因为他也想做正确的事。所以当他们下一次来面谈的时候,我已经提前为他们安排了一套指令:丈夫开车,妻子给他阅读指令。我拿着一张城市地图,列出了他要驾车路过的街道。从他们家开始,沿着一条长街穿过好多个街区,左转开过好多个街区,右转开过好多个街区,然后向北再开几个街区,接着转进右手边的第一家餐馆,很巧就是那家“绿湖”餐厅,是之前她提到过想去但一直没去成的餐厅之一。事实上,沿着我为他们规划的路线,穿城而过,又绕回到离他们家几个街区的地方,就是这家餐馆的位置。

我的指示不仅包括开车去餐馆,还包括他们进去后该做什么。他们要走过第一张卡座,走过右手边的桌子,走过靠墙的一排卡座,再绕过另一张桌子,最后在一张特别的餐桌旁坐下。女服务员拿来菜单。我已经给了妻子详细的指示。我指出服务员会先把菜单给她,然后给她丈夫一份。当他翻阅菜单时,她要说:“让我们换一下菜单。”这看上去是件很简单的事,但会改变他的整个心态:她正在从他的菜单上做选择。当他问她想要什么时,她告诉他,要菲力牛排,三分熟,主厨沙拉配罗克福干酪,等等。丈夫反复看看自己手里的菜单,然后合上,问她,她可以为他点些什么。这个极其严谨的男人觉得他的菜单在她手里,因此他只能通过她来点菜。

那天的晚餐相当愉快。丈夫很高兴我设计的那些路线精准地把他们带到了绿湖餐厅,这个一丝不苟的人把那份路线图当成了一件艺术品来欣赏。下次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丈夫打算还采用这种方式,说上次他们开车绕来绕去后正好碰到想去的餐馆,感觉很开心。“这次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看看最后会停在哪家餐馆。”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行车路线,开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最后他说:“我们再开十个街区,看到第一家漂亮的餐厅就停下来。”(我不让他们再去以前已经去过的餐馆)到了那条街,妻子指着其中一家说看上去不错,他立刻同意了。这是一间很大的餐厅,在这里,他没有什么固定菜式可点,他的妻子马上宣布要交换菜单,就像在绿湖餐厅一样。那天他们又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他始终都没想明白为什么妻子觉得他很专横,但他真的感受到了妻子第一次出来吃饭这么开心,并且第一次开口说喜欢和他在一起,这着实让他受宠若惊,也鼓励他继续用新的方式和妻子共进晚餐。

这对夫妇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关于他们即将到来的结婚纪念日的。以前总是丈夫负责庆祝活动,妻子虽然不喜欢,却也无法反对。她告诉我,每年的纪念日庆典,丈夫的安排都是华丽的蛋糕、体面的宾客、优雅的祝酒词,搭配合适年份的香槟。

我和丈夫单独进行了面谈,告诉他,在这个结婚纪念日,如果他能给妻子一个绝对难忘的惊喜,那就太好了。当我向他描述了这个惊喜后,他一脸惊恐地盯着我。我告诉他租辆皮卡车,买个睡袋和其他露营装备,带上熏肉和鸡蛋,热狗和汉堡这些吃的,再给妻子买几条“李维斯”的牛仔裤和一双结实的鞋子(可以让小姨子帮忙打听尺寸),然后在纪念日前一天下午把车开进院子,对妻子说:“这是你的衣服,穿上跟我走,我要给你一个惊喜。”那天,他全部按照我的指示做了。他们去了沙漠,在租来的皮卡车中睡了一晚。第二天,伴着前晚未熄灭的沙漠篝火,他们一起享用了结婚纪念日的早餐。接着我让他带着妻子去爬山,再一起做顿饭,然后开上那辆皮卡车,试着走丢一次。

他都一一照做了。他告诉妻子,他不打算开车回城里,而要随便找条路,哪怕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那天他们的旅程很愉快。从那以后,他和妻子整个夏天都在周末露营。妻子非常喜欢那个周年纪念日,之前她已经错过了太多野餐和露营。

现在这个丈夫大概一年来见我三次,主要回顾一下自己和妻子的各种改善。妻子大约一年来两次,只是跟我聊聊最近的状况。我知道一些治疗学派会建议这种有苦说不出的夫妇,应该先彼此沟通,然后再自我修复。而我个人的观点是,最好能绕过这个问题,如果房子不干净,不用勉强打扫,搬进一间新的就好。

在夫妻权力斗争的案例中,如果艾瑞克森觉得有风险,他会迅速采取行动。他认为当患者存在生命危险的时候,必须要积极干预,不能仅提供建议。举个例子,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来找到艾瑞克森,讲述了她丈夫的种种行径,艾瑞克森立刻叫她离开小镇,甚至不要回家收拾行李。她照做了,丈夫随后来找他,对艾瑞克森把他妻子藏到了他找不到的地方大发雷霆,接着这个丈夫承认他买了一把枪,打算杀掉妻子。后来艾瑞克森把妻子和丈夫一起带到他的办公室来解决问题。

艾瑞克森对自己处理患者的方法充满信心,部分也是因为对自己道德立场的自信。他对人们应该做什么有着明确的态度,但他也能容忍当下文化中的各种生活方式,他的道德立场并不僵化,他不像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式的治疗师那样质疑一切。

通常,艾瑞克森道德立场的基础不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而是究竟怎样会让生活变得最愉快。有时,当配偶一方似乎在利用另一方时,他会采取措施改变局面。

我有一位患者的妻子,她以前结过十四次婚,可我的患者以为他的妻子只结过两次。我很喜欢那个患者,他是一个善良、坚强的人。他知道自己有力气,但并不想对自己温柔甜蜜的妻子使用暴力,她虽然犯过错,但很容易神经质,两次不幸福的婚姻,也不能都怪在她身上。

我单独和妻子进行了面谈,她本不打算和我讨论以前的十四次婚姻,但她莫名其妙地“一时冲动”告诉了我。她请我答应不告诉她丈夫。我指出她丈夫对她已经非常耐心和友善了:他原谅了她伪造支票,还帮她兑现;她发脾气,撞坏了汽车,他要付钱去修,可她还是和其他男人纠缠不清。我告诉那个女人,她丈夫现在正考虑是否应该继续和她在一起。我问她:“你不认为你应该告诉他,你隐瞒了其他十二桩婚姻吗?”她说:“不!”我回答说:“那好吧,这是你的答案,你要说到做到。”

当然,她还是告诉了丈夫。她不想接受来自男人的命令,而我就在命令她“说到做到”。为了揭露我对她丈夫的隐瞒,她把之前的婚姻全部告诉了丈夫。

当丈夫得知妻子之前所有的婚姻后,这个男人的反应很与众不同,他问妻子:“你在以前的婚姻中伪造过几次支票?”她告诉了他。“你跟别的男人出轨了多少次?”她也告诉了他。他说:“好吧,我娶了你,即使你再卑鄙,我还是爱你。但是如果再有伪造,再有出轨,我就和你离婚。对于离婚我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你对我隐瞒了重要信息。”

妻子终于改过自新,她害怕失去第十五任丈夫。

面对已婚夫妇,艾瑞克森通常会尽量避免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他把这当作一条重要的普遍原则,但涉及暴力或完全不合作的情况除外。有时他会单独和配偶面谈,有时会同时会见夫妻二人,他常常是在他的等候室里做这个决定的。

当一对已婚夫妇等候在办公室外时,我出去见到他们,第一个问题几乎总是:“你们谁想先和我谈,还是想一起谈?”然后我会注意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头部动作。

如果我看到他们相互对视,仿佛在说“你想和我一起来吗?”,我就会邀请他们两个一起进来。如果丈夫吃惊地看着我,并用一个手势指着他的妻子,表明是她要进来,那么我就看她是否同样指着他。如果是的话,我就邀请他们两个都进来。如果丈夫指着妻子,而她看起来则一脸期待,我就先带她去办公室。

有时,丈夫会说:“在你见我妻子之前,我想先见你。”或者妻子可能会说同样的话,她希望在她丈夫见我之前,我先见她。我不会总是遵从他们的意愿。有时候我会说:“好吧,但是为了让我更好地了解你们,先给我五六分钟,让我观察一下你们在一起时的状态,然后我再决定见你们其中哪一个。”我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他们对我应该先见谁过于独断专行,他们就是在试图掌握权力——而在办公室里,情况应该由我来掌控。接着,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有时时间可能会延长到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但基本上我总是保持在五分钟左右。然后我会让他们中的一个先出去,我会说:“现在我要和你们中的一个人谈个五六分钟。”我一直会对此做出限制,这样就有机会去重新建构治疗过程。

有时,配偶一方会拒绝进入办公室处理问题,这一方通常是丈夫而不是妻子。不同的治疗师会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情况。对不情愿的配偶,治疗师可以直接要求,这会有效果,但如果不行,艾瑞克森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丈夫带着妻子来找我,他说已经五年了,他一周三次给妻子的心理分析师缴费,可他妻子的状态越来越糟糕,他已经很累了。他说他不会和我谈什么,他只是想让我和他妻子好好谈谈,看能为她做些什么。

和他的妻子进行了大约七次会谈后,我设法把他请来见我。在这类案例中,我经常使用的方法是这样的:每次和他的妻子面谈的时候,我会讲一些她丈夫可能不同意的观点,然后我说:“不知道你丈夫在这个事情上会怎么想。”我提出的那些观点往往会让丈夫觉得我理解错了。每次与我面谈后,丈夫都会询问妻子我们都讲了什么,妻子就会提到我在那些小问题上对丈夫意见的好奇。在和他妻子进行了七次面谈之后,他要妻子为他预约,他必须得来纠正我的错误认知,于是我就能够和这对夫妻共同工作了。

有些时候,艾瑞克森认为夫妻两人一起进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他是这样描述这类情况的:

当你面前的这对夫妻对彼此既怀疑又愤怒时,你需要让他们一起来进行面谈。首先你要立刻明确自己的角色。如果丈夫先隐晦地讲了很多他怀疑的事情,我会转向妻子,对她说:“看来他很相信自己讲的那些事,不是吗?”妻子听了这句话会暗想,“艾瑞克森医生是站在我这边的”。丈夫也会认为我是站在她那边的。接下来我对丈夫说:“礼貌起见,让我们听听你妻子的意见吧。”妻子这个时候给予的反击,其中的怀疑与指责就不会那么隐晦了,因为她现在要防御了。等妻子说完,我又转向丈夫,原封不动地重复一遍之前我说过的那句话——“看来她很相信自己讲的那些事,不是吗?”妻子忽然意识到之前自己以为我站在她这边而不是丈夫一边,而她丈夫此刻的反应很可能与她一样,认为我站在他那边而不是妻子那一边。我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感受,然后说:“现在,你们来找我帮忙了,你们双方都希望得到我的安慰与理解,一起找到事实的真相。我敢肯定,你们俩都不害怕事实真相。”这样,我把事实真相界定为我的看法。每个人都认为我站在他或她的一边,然后他们发现,我在他们竭尽全力的合作下站在了真相的一边。

总的来说,我认为应该对夫妻双方一视同仁,但有时我也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一上来就吵得最凶的那一方,如果的确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我会对另一方说:“他对自己说的话真是笃定不疑。但是,你知道他说的很多话,也许是全部,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没有确凿的根据。你想让他去了解那些确凿的事实,丢掉那些毫无依据的胡乱猜疑,就像他也想抛弃一切不适合他的东西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对大吵大闹的那一方,我认可其有他自己的道理,并要求另一方采取绝对客观的态度。但我也告诉嗓门大的那位,他要拒绝所有不是真实客观的东西,而且要拒绝到底。好吧,这听起来似乎是我在刻意地引导和控制,事实上,我所做的只是让这个人有可能改变他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我只是要给他指出,“地图上还有几十条你没注意到的其他道路能走”。

当一对夫妇对一些内疚的事情难以启齿时,艾瑞克森会采用一些方式限制他们的交流,让他们可以恰当地讲出那些他们感觉有负罪感的事情。

有时和夫妻二人面谈时,我会不让他们相互对视。他们对这种限制的反应很强烈,总想偷偷看看对方有没有遵守,但又觉得这样不守规矩。于是他们就不知不觉越讲越多。你看,他们需要做点儿什么,又被限制,做不到,可又必须做点儿什么。因为他们不能互相偷瞄,就只能借助语言来交流。因为他们对偷瞄会感到内疚,那么他们表达出来的观点和想法就会带着负罪感。这是一个制造负罪感的情境,于是他们就会交流有关内疚的那些事情。但是,你必须要注意不能让他们借此相互报复或互相指责,比如,“他不愿带我出去吃饭”。这不是治疗师想要的东西,这是在找碴。

艾瑞克森会用各种方法来限定治疗室内的交流形式,但无论在房间内还是在房间外,他会很轻松地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甚至不那么恰当的行为要求,来达到某些治疗目的。有时,他的方法看起来甚是荒谬,他可能会告诉患者驱车六十公里开到一片沙漠中,再找出一个去那里的理由。他甚至会鼓励患者在婚姻中做些荒唐事。

曾经我向他报告了一对年轻夫妇的问题。这对夫妇冲突严重,问题却很常见:丈夫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主动性,无论做什么都希望妻子来引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周六,当妻子打扫房间时,丈夫会跟着她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着她用吸尘器到处清扫灰尘。这让妻子很恼火,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论她在哪里做什么,她丈夫都站在旁边看着她。她丈夫说喜欢看着妻子做事的样子。艾瑞克森讲了他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会单独与妻子面谈,指示她在接下来的周六像往常一样做家务,当她用吸尘器打扫完一个房间,他再跟着她时,她要说:“好了,完成了。”然后去下一个房间。当她打扫完所有房间后,她要拿起吸尘器的集尘袋,回到每个房间里,在干净的地板上到处洒满灰尘,做完之后她要说:“好了,就这样,下个周六再干。”接下来,她也不要和丈夫讨论这件事。根据艾瑞克森的说法,她的丈夫不会再到处跟着她了,而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他们会因为某个重要的婚姻矛盾大吵一架。

如果一对夫妇之间的相处过于温和,当艾瑞克森想在他们之间挑起争斗时,他或者会不露声色地处理这个问题,或者会用一些极端手段引发一场争吵。要如何悄悄地处理这件事?他会这样对夫妇二人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苛刻的女人,如果你是一个不太宽容的男人,那么你们认为和配偶会在什么事情上有分歧?”通过这样的问话,把他们往前推一步去表达不同意见。那么如何以更极端的方式引发一场战争?艾瑞克森表示:“可以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来引发一场战争。让孩子给你擦鞋,等他擦完了故意往鞋上泼水,然后装傻地说‘又脏了,不是吗’。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让人不悦,继而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或者要求妻子帮自己缝纽扣,快要缝好时,一把揪下来说,‘真紧啊,不是吗’。破坏掉已经做好的事情,表现出令人费解的行为,在关系中是很有破坏性的。”

有时候,艾瑞克森不会在夫妇之间故意挑起新的争端,而是鼓励他们以习惯的方式继续争斗。这种被鼓励的战斗往往会使战斗性质发生变化。鼓励人们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去行事,这是艾瑞克森疗法技巧的典型特征,似乎来自他对患者阻抗的鼓励方式。下面案例解决的是一对夫妇的酗酒问题,展示了艾瑞克森是如何通过鼓励这对夫妇一切照旧,却以此促成了变化的。他报告说:

一对夫妻来找到我,妻子酗酒很严重,一直偷偷喝酒。每天,当她丈夫从办公室回家,总是看到她酩酊大醉。他们一到晚上就吵架,因为暴怒,丈夫在房子里到处找酒瓶。她也因为丈夫四处搜检快要疯掉了。找瓶子和吵架一样,成了一场各自施展本领的游戏。

我发现丈夫心目中的理想周末是坐在安乐椅上,读《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或随便什么书,而妻子的理想周末则是在院子里侍花弄草,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喝两口藏在地下的那瓶威士忌。她非常喜欢园艺,也喜欢威士忌。

在和这对夫妻进行面谈时,我指示他们,回去之后每天晚上丈夫都要绞尽脑汁地去找藏起来的酒瓶,而妻子要负责藏酒瓶,并以此为乐。我告诉他们要一直保持这个过程——他要去找,而她要藏。如果他找不到,她就有权在第二天喝光那瓶酒。

就这样,我让他们玩了一段时间这个小游戏。但这不是一个好游戏,丈夫不喜欢自己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搜索,妻子却在旁边幸灾乐祸;而妻子也在这个游戏过程中被剥夺了她秘密藏起酒瓶的权力,藏酒瓶变成了一种有目的的任务,不再是有点儿内疚、有点儿羞耻的偷偷摸摸,没有了被禁止的快乐。我建议把妻子藏起来的酒瓶作为奖励,如果丈夫找到了,就归他,如果丈夫没有找到,那就是妻子的。那一刻,他们大惊失色,他们没有想到,在过去十二年里,自己一直在给对方发奖品。

接下来的步骤是让他买辆房车,带她去峡谷湖钓鱼——不带威士忌。我选择划船作为娱乐,因为我发现她在湖区长大,她非常反感湖泊和钓鱼,而他也讨厌钓鱼。

我告诉他们,独自一人躺在没有威士忌的小船里,漂浮于湖面上,会让她保持清醒,这对她的健康有好处;而对丈夫来说,到户外呼吸点儿新鲜空气,而不是懒散地、无所事事地翻报纸,这也是件好事。

可想而知,他们迷恋上了房车,但不是去湖边坐船钓鱼,而是周末去野营。他们都很喜欢野营,她不再喝酒,彻底清醒了。他们开始每个周末都去找合适的露营地,非常享受,再也不吵架了。

这个案例呈现了艾瑞克森的另一个典型技巧,他要求这对已婚夫妇买辆房车,去湖上钓鱼,希望借此改变他们周末的行为模式。艾瑞克森不想让他们待在家里互相回避和酗酒,而是想让他们走出去,开启一种新的周末活动。但是他选择湖上垂钓——这对夫妻都不喜欢,于是他们在他设定的框架内做了另一个选择,开始在周末去露营,这是两个人都喜欢的事情。就这样,这对夫妇在面对不同的周末活动时,做出了“自发的”选择。

除了鼓励人们像往常一样行事,艾瑞克森还会通过让他们为改变做好准备,来预期他们的变化。如果人们正在做那些只有在改变发生时才会做的事情,改变就更有可能发生。

艾瑞克森另外一种处理酗酒的方式,就说明了这种治疗方法。由于艾瑞克森认为酗酒这类严重问题往往涉及的不止一个人,因此,对这种案例,他通常与患者的家人一起工作。和其他治疗师一样,他发现当酗酒者戒酒时,其配偶的反应会很消极,这常常会迫使患者重新开始酗酒。艾瑞克森会对配偶的这种反应进行处理,作为改变的一种方式。

当一个酒鬼戒酒时,他的妻子就再也没有机会唠叨他了,她往往会感到失落,甚至失去了生活目标。有时我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就是和这对夫妻一起工作。我让酗酒的丈夫明确一下问题所在。他会说:“如果我老婆可以一直不唠叨我,我想我不会是个酒鬼。”我对妻子的建议是:“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在唠叨他,我估计你是对他过度饮酒表达了一些合情合理的失望。但这在过去也耗费了你大量的精力,那么当他慢慢改善的时候,你打算如何使用这些精力呢?”

我劝她好好想想这件事,同时,我说的这些话给了丈夫一个机会来观察妻子,让他看看她在其他地方都做了什么。于是丈夫必须戒酒,这样妻子才能把精力用在其他地方。你要始终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但你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之间的关联。当你让妻子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其他地方时,你也是在让丈夫给妻子这个机会。

我会指出:“每天早上醒来时,你的精力是有一定配额的,一天的劳作下来,到了夜里睡觉时,你就会很累了,所以你要休息,去补充能量。那么等他戒酒了,你打算怎么使用这一天的精力呢?”

有时候我会对整个家庭采取同样的方法,因为当一个酒鬼渐渐好转时,家庭中总会有各种反应。我可能会问女儿同样的问题:“当你的父亲不再是一个酒鬼时,你将如何使用过去你花在希望他不要喝酒、躲避他、苦口婆心帮他改正错误的那些时间?”如果这个孩子还是学生,我会让她说:“好吧,我可以用那些时间来学习几何。”有一个妻子这样回答:“现在我有机会为教堂做些事情了。”

如今,成瘾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许多年轻人身上,也发生在他们的父母身上,比如他们对自己使用的药物成瘾,最常见的是镇静剂。许多精神病学家将这类药物视为安抚和稳定人们情绪的一种方法。与他们不同,艾瑞克森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有时,患者找到艾瑞克森,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戒除药瘾。他如是表达:(https://www.daowen.com)

我不给人开镇静剂,通常我的任务是让患者远离镇静剂。当有人向我要镇静剂处方时,如果我拒绝,他们就会去找其他医生,并最终得到那些药品。因此我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但我使用一些方法,让他们从我这里拿不到。

例如,一个女人来找我,相当绝望地问我是否能给她开个处方,让她继续服用镇静剂。我说:“好的,当然可以。”并开始在我的桌子上搜寻。“我的处方本就在这里。”我一边说,一边翻着最上面的抽屉,但没有找到;翻第二个抽屉,依然没有;桌面上,还是没有。我会表现得很积极,但就是到处找不到处方本,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开始交谈了。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面谈结束时她就离开了,我们都忘记了开镇静剂处方这件事。如果她已经囤积了很多镇静剂,那她就得动用存货了,因为下次面谈,我依然会忘记给她开处方。

我忘了,她也忘了,而且也没想起来提醒我,而当她在两次面谈之间想起来的时候,只会告诉自己“我得提醒他给我开处方”,而不是去找其他医生。但显而易见,我忘了不是存心的,她忘了也不是故意的。这样,我就可以让她把开药方的需求一直集中在我这里,而不是去找其他医生。

在有些案例中,当患者对镇静剂上瘾而我必须提供一些时,我会提供制药公司寄给我的样品。我表示这样可以为他们节省支出,因此,他们就只从我这里拿药,我就能够控制他们服用镇静剂的数量和频率。

有时,艾瑞克森用他称为“正常疗愈”的方法来治疗镇静剂上瘾者。在下面的案例中,他报告了如何使用这种疗法去处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一位外科医生发现一名妇女因过度服用镇静剂而肝脏受损,他打电话找到我,询问是否愿意接纳她为患者。这名妇女看到一片树叶落下,或者一张纸片掉在地板上,就得服用镇静剂。当她和丈夫一起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看得出来,不管她表现得有多么想和我合作,一旦我暗示她有点神经质,她会立刻变得充满敌意,冷淡起来,她希望被视为正常人。她每周接受几次精神治疗,原因不明。当我和她交谈后,得知她有音乐专业的学位,她丈夫似乎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是个理科博士。鉴于她主要对古典音乐感兴趣,我告诉她,治疗她的镇静剂问题,无论采用任何方法,都应该带有相当的古典主义色彩,那是在她生命中已经持续多年的东西。

我指出,从她的容貌、她交叉双腿的方式,以及她用双臂裹紧自己的样子来看,她显然服用了太多镇静剂,而且正饱受其害。我说我有各种各样的镇静剂,我肯定她会喜欢,她丈夫也不会反对。我说它们会非常有益,但在服用之前她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说,每当她特别想吞下一颗镇静剂时,她必须先坐下来,大声地讲出她知道的所有污言秽语。她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她丈夫也同意。我的建议对她产生了作用,她感到只要体内的镇静剂排泄干净,自己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大问题了。在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后,他们高兴地离开了。

当我提到让她尽吐污言秽语的时候,我对她是这样解释的:对她来说,孩童时期和青春期的生活一定像一个人间地狱,她在心里压抑了太多想骂出口的脏话。她同意我的意见,并给我讲了在她婚后的第一年,母亲对她横加干涉的各种细节:母亲的要求、期望以及跋扈的言行。我告诉她,从穴居人时代起,骂脏话这种“古典艺术”就一直存在,是一种有效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她很乐于和我谈论这些,并采用了我的解决方案。这是对一个正常问题的正常解决方案。

在夫妻俩的下一次面谈中,我问道:“你们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问题吗?”他们都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往日已逝,要理性对待。

家庭团体咨询

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治疗是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治疗方法,即对家庭成员进行团体面谈。大约在那个时候,许多治疗师开始选择这个方法,艾瑞克森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家庭治疗工作并不为人所熟知,因为他很少发表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尽管他的治疗取向会偏重于将精神病理学问题界定为家庭问题来进行处理,但他并不经常对一家人进行团体面谈。他做团体咨询的方式非常独特,与其他家庭治疗师的方法大相径庭。比如来到咨询室的某个家庭,母亲独断专行,且高度防御,不给其他家庭成员表达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治疗师的处理方法或者是要求这位母亲保持安静(通常不会奏效),或者忍受她的干扰,又或者把家庭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处理,这样,其他家庭成员才有机会倾诉心声。艾瑞克森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一位父亲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见他的家人。他是背着妻子偷偷来的,他说自己非常不开心,他的儿子们惹上了一些官司麻烦。后来他把全家人都带来了,很明显,母亲觉得家里其他人都没必要说话,由她来处理一切就好。

我告诉母亲,她必须要为一个异乎寻常的情况做好准备。我让她把手放在膝盖上,用心感受她的手,然后让两个大拇指相距大约六毫米,牢牢地盯住它们,不要让它们靠近或偏离。我说保持沉默对她而言会非常费劲,但无论家人说了什么她都要闭嘴。我向她保证,我会让她稍后做总结发言,但现在我只想让她牢牢盯住自己的拇指,不要说话。然后我转向父亲,也让他闭嘴,让大儿子和二儿子都闭嘴。接着,我告诉这个家庭中年龄最小的孩子,那个意见最不重要的孩子,可以开始表达他对家庭其他成员的意见了。大家都宽容地听着,尤其是母亲(尽管她撇着嘴),因为那毕竟只是个小孩子在说话。然而,一旦母亲接受了这个孩子的发言,她也就承认了另外两个儿子说话的权利,当然还有她丈夫说话的权利。她必须认真听,因为她要最后做总结陈词,得回应前面家人所说的话。我不时地转头问她:“你真的在听吗,妈妈?”她一说话拇指就会动,所以每次她要说话时,我都会指着她的拇指,她不得不安静下来,继续听下去。如何摆放大拇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她做任何事情之前,她得先停止这个动作,而我并没有允许她停止。

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家庭中的交流进行限制,从而帮助他们更加易于交流。限制只是暂时的约束,因为如果你听了小约翰尼的话,接着听老二威利的话,最后听老大汤姆的话,每个人都会激发其他人更强的沟通意愿,因为他们都被给予了能够表达的权利。当轮到母亲说话时,她确实得面面俱到,因为她是最后总结的人。平常她可能讲上一个钟头,都是毫无用处的废话。但在这种情况下,她必须对别人提到的每一点都有所回应。这种简单的设置,获得的信息量是惊人的。

这是艾瑞克森非常喜欢使用的方法,让某一个家庭成员进行自我斗争,而不是和其他家人进行斗争。这个母亲擅长表达,但不擅长将拇指分开一定距离。当她努力向艾瑞克森证明她能做到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在配合倾听家人讲话,而这正是艾瑞克森的目标。

当艾瑞克森与整个家庭进行团体咨询时,他喜欢用所处的空间位置来定义他们每个人,然后将他们从一个椅子转移到另一个椅子上。他还会用其他方式去鼓励家庭成员进行有效交流。

当一个家庭中的某个成员不参与谈话,而我觉得他或她应该讲话时,我会慢慢把他引出来。我会转向那个人说:“我不知道这里其他人讲的那些事情里,有多少是你有不同看法的。”然后我会转向其他人,让他们先说,接着再回来对那个人说:“毫无疑问,有些事情你一定有话可说。”我又立刻转头和其他人交谈,回来再继续问他:“你已经想好了要重新讲讲哪些事儿吗?”说完不等他反应,我又和别人说起话来。等到这个人能回答之前,我已经三次绕过他去和别人交谈了,这无疑会让他感到沮丧。

在言谈中受挫也是鼓励某人说话的一种方式。有时,与一个对表达有情感障碍的人交流,我会接二连三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从哪儿来?你支持哪个棒球队?”每当患者挣扎着想张口回答某个问题时,下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这样他们会更容易有回答的冲动。和一个沉默的患者交流,问完一个问题,稍做停顿,不要给他回应的机会,紧接着问下一个,问完之后,还是稍等片刻立即进入下一个问题,不要等太久。这种过于热情的问法,会让他们的回答欲望频频受挫,直到最后他们会说:“你能先闭嘴吗?我的回答是……”他们必须丢掉自己的交流方式,去接受一些新东西,而这些新东西就是你带来的。

有时,在首次面谈中,帮助别人打开话匣子是必要的。人们来告诉你他们的问题,却不太愿意深入讨论。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之一就是告诉他们:“这是你第一次和我面谈。你想告诉我一些让你非常痛苦的事,换句话说,我猜那是一些你宁愿不告诉我的事情。如果它们令你难以启齿,就不要说。先拣那些不那么伤痛的事情谈吧,把你不愿告诉我的事放在心里。”于是这个人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一个小时结束时,他会说:“嗯,其实我已经给你说了所有我本不想说的事。”他们要做的无非就是选择,他们会想:“这个我敢不敢说?那个我可以先瞒着,但我觉得可以跟他讲讲下面这件事。”最终他们总是会选择说出来,只是推迟而已。

对于已婚夫妇,你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你说:“嗯,我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故事。但有些事你肯定会有所保留,因为那些事你宁愿让妻子告诉我,也不愿自己告诉我。”这样你实际上是在说:“你是愿意自己告诉我,还是希望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面对现实。在有些案例中,患者说我不应该打探那些他不想告诉我的事情。我对此回答说,如果他自然而然地说出了那些事,就不会指责我在刺探了,他往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谈起那些事了。

治疗师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指令,要求家庭成员保持克制,从而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

我会把母亲、父亲和儿子召集在一起,要求他们对那些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事情务必保持克制,一定不要说出来。换句话说,我让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要非常注意。当每个人都对自己特别谨慎的时候,他们也会变得非常关注对方。母亲对自己的话充满警惕,同时她会去观察那父子俩会如何露出马脚。这样他们彼此吐露的就是愤恨,而不仅仅是相互指责。你不需要额外做什么,就控制了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一切,让他们就你所感兴趣的事情进行互动,也能避免他们形成某种不必要的联盟来对抗你。

虽然艾瑞克森有时会与整个家庭或者夫妇一起工作,但他往往更喜欢通过与其中某个成员进行个体咨询、间或与其他成员进行面谈的方式来解决家庭问题。当他开始着手解决某个问题时,他会谨慎布局,以促成改变发生。下面这个案例就描述了艾瑞克森在治疗中的安排与设计,并阐释了他如何看待理解与改变之间的关系。艾瑞克森对“顿悟”没有兴趣,并评论道:“帮助患者去更多地理解和认识他自己,与他的自我改变并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精神病学家想让患者更有自知之明,却从未让患者明白他究竟能够做什么。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做某件事并不重要。你去看看那些快乐的、适应良好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从来不会费心分析自己的童年或与父母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也不会为此烦恼。”

但艾瑞克森也看到了某种领悟是有价值的,比如他说:“如果你可以帮助患者超越当下个人情感的羁绊,去客观地看待事物,他们就能获得不同视角和新的领悟,从而推动自己做出改变。”下面的案例就阐述了这一观点。

我曾经有个女患者,是一位持续出轨的有夫之妇,而她的丈夫似乎对此毫不知情。她告诉我,她希望丈夫发现这些事情,这样他们就能要么分手,要么坦诚地重建婚姻关系。我告诉她我会在周六下午一点钟见她丈夫,我要她先暂时出城,直到周日早上再回来。

她的丈夫——让我们叫他杰拉德——进入办公室后,就开始不停地反复对我强调他有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可爱的妻子。他只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冲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他谈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说每次他不得不出差时,妻子都很孤独,所以他有个朋友就会来拜访。他很高兴朋友能来做客,因为他不想让妻子觉得寂寞。他提到有个朋友曾经把一管牙膏留在了浴室的洗手台上。还有一次,他注意到那里有一个用过的刮胡刀刀片,但并不是他常用的那个牌子。

他提及那些来访的朋友,好像都是星期六来,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再来,晚饭时离开,和妻子一起听唱片,聊天。

他还说到自己对妻子的各种让步、对持续不断的争吵与摩擦的妥协。后来他吐露妻子有阴虱,她是在镇上贫民窟做义工时不小心染上的。他还说,有次出差回来,他发现家里的早餐和平常的完全不同,还没收拾的早餐盘子看起来就像他的妻子吃了两份早餐。

他从一点钟开始谈,一直到六点钟,他才说:“你知道吗,如果她是其他女人,我会觉得她有外遇。”我问:“那你妻子和有外遇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他怔怔地说:“天啊!能有什么不同?她就是出轨了!”他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挥动着双手,痛苦地大吼大叫。他反复回忆着之前提及的每一个细节,浴室里的牙膏、刀片、早餐,他重新明白了这一切。

整个下午,我一直希望他能说些什么,让我可以问出那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故事,在其中寻找机会,把他从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中拉出来。一旦他认识到他妻子就是“红杏出墙”,他会对这个令人痛苦的新领悟束手无策,而这就是能够发生改变的契机。

第二天我约了他和他妻子一起来面谈。我对他的妻子说:“现在,请你保持安静,你丈夫有话要说。”因为前一天她出城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交流,我也不想让他们有沟通,她只需要听着。

丈夫讲述了整个故事,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冷静地、从容不迫地提到了牙膏、刀片、早餐,还有超市账单上的一些物品,那是她为某个男朋友做饭时需要的特殊食材,等等。妻子紧张地坐在那里,心烦意乱。她没想到丈夫能这么敏感地发现了这些证据。但在杰拉德对那些事情的讲述中,有一些是误解,而她也只能接受,因为我要求她必须保持沉默。我不想让她为自己辩解,否则她会改变当下的局面。她是想为自己辩护的,但从情感上,她也明白“我还不如接受这种耻辱”。她在用丈夫提供的武器惩罚自己。

当杰拉德说完之后,我告诉他的妻子:“你去另一个房间,我会问你丈夫接下来要怎么办。”我和他开始单独面谈。妻子的默认让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要好好想想,是继续婚姻,还是离婚,还是分居?”他说:“我很爱她,我想让这一切都过去。”我告诉他:“这只是一时冲动的话,一周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一周里不要见你的妻子,你自己好好想想。”

他回家了,在我的建议下,妻子去住酒店了。差不多有一周的时候,我为她安排了一个面谈,同时也为他安排了一个面谈。我将两个面谈安排在同一时间,但他们不知道,都以为只是单独来见我,所以他们毫无准备地进来了。

他们进来后,我问了妻子一个问题,这是丈夫如果想过的话一定会问的问题。我问道:“在我们开始讨论你们的未来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过去一周你一直住在酒店里,你的床上只有你一个人吗?”

她回答说:“有过几次诱惑,但我想我丈夫可能想要我回去。我也知道自己想回家,我不想为了几分钟的快乐而冒险。”

他们对那些外遇避而不谈,于是我不得不分别向他们问一些私人问题。我先问丈夫:“那你的好朋友杰克怎么办?”他答:“他曾经算是我的好朋友,但接下来不可能了,我会和他断交。”我转而问妻子:“比尔呢?”她和半打大学男生都有过暧昧关系,我提到了丈夫特别强调的那几个,她表示都会断绝往来。

我将他们的对质安排在我能够掌控的情况下进行,是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回到以前的行为模式。他会想:“如果我说了这些,那就会……”她会想:“如果我回应了那就会……”这只是既往模式的重演。我安排他们对质、分离、再次对质,在这种紧张的局势冷却下来之前,他们没有机会争吵。其实让他们不再沉湎于过去并不难——我暗示他们我想知道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这是你们关系的结束还是一段新关系的开始?如果是结束,那么我们就此画上句号;如果想建设一段新的关系,那么你们想从哪里开始?

他们两个一起回家了,外遇的问题没有再出现。一年后我见到他们,他们正在攒钱,计划生孩子。后来他们也生了孩子。几年来,我一直对他们进行随访。之后,有一次我和丈夫聊天,他回忆起婚姻里的一些往事,评论说:“就是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确实被戴绿帽子了。”他略带戏谑地说。

虽然有些婚姻问题显而易见是夫妻斗争的一部分,但另一些问题则是作为一种个体症状出现的。夫妻中有一方出现症状,显然也是其婚姻状况的产物。艾瑞克森对这种情况采取的处理方式,既消除了个体症状,也解决了婚姻问题,其手法颇为巧妙。下面就此详细介绍一个案例。

一个患者找到我,她总是莫名其妙地窒息、气喘、缓不过气来,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死掉了。这些窒息、气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她说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但没过多久,我就从她的描述中发现,她的症状往往是在睡前发作,如果中午或晚间有访客,有人讲了下流段子,她也会发作。于是我通过暗示,让她认为自己正在把症状与某些邻里或朋友的社交活动关联起来,从而使她避免将症状与卧室发生关联,同时我又尽力让她仔细思考在社交聚会上听到的那些下流故事。通常情况下,我不会让这个患者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我们要压制这种叙述欲望,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叙事过程中患者下意识对禁忌的强化,我要让那些被她抑制的东西自己呈现出来并且发挥作用,而不是再去压抑其他什么东西。我们拒绝听那些故事,抑制她讲述,但并不抑制她顺畅呼吸。不过,试图剥夺她惯用的抑制模式也没有意义,不妨给她大量使用抑制的机会。所以我通过暗示让她克制自己不给我讲那些故事,同时我又指示她抑制她自己。不管怎样,她都不会再给我说什么了,那就换我来说。于是我向她指出,夜里的这种窒息和气喘一定让她很难入睡,会不会是睡前洗澡时,淋浴间的蒸汽加剧了她的症状?她要思索一下我的问题,但她没意识到的是,此刻,她脑海中实际呈现的是裸体的自己。这个问题让我能够使她以一种裸体的状态来思考自己,我不必要求她脱掉衣服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我问她,当她从淋浴间走出来,站在浴室垫上,淋浴间温暖潮湿的空气突然变成浴室相对凉爽的空气,这种皮肤温度的突然变化会不会让她呼吸加快,更容易窒息或气喘发作?如果是的话,那么她用毛巾擦干身体,擦热它,情况会有所改善吗?这个女人就这样在我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扇浴帘后面,漫无边际地思索着赤身裸体的自己,同时在坦诚地与我交流着。

接着我继续问她,卧室里有什么东西会让她窒息、气喘、那么痛苦?她在睡觉前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会出现症状,所以,这应该是对卧室里某样东西所产生的心理预期。这个东西就在卧室里!不是将要拿进卧室的东西,而是就在卧室里的东西。

我猜测她的问题与卧室有关,这个看法来自我对她的观察:进来之后,她非常用力地抚平裙子,小心翼翼地把脚藏在椅子下面,拘谨而僵硬地保持着一个坐姿。她穿着高领衬衫,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后面,是相当古板的发型,并且我知道她只有一个孩子。她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极端刻板、拘束甚至卑微——我不知道她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但她看起来就是僵硬、呆板、保守的,并且每晚都会莫名地窒息、气喘。

我所讨论的内容,让她已经可以面对这样一个场景——赤裸的自己坐在这个房间里,和一个陌生男人讨论洗澡之后自己裸露的皮肤。这个过程来得如此之快,不费吹灰之力,这将引导她准备面对接下来关于卧室的许多问题。嗯,她的症状极有可能存在于我们讨论的某个内容中,也许是我已经提及的,当然她拜访亲朋时也会出现症状,似乎预示着它不一定只与她的卧室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只是她的掩饰,以避免我意识到她的症状可能与她的丈夫有关,而我也正在帮她一起掩盖可能与她丈夫有关的所有事实。于是我打算因势利导,帮她隐瞒。那么,卧室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嗯,有窗户、窗帘、椅子,还有梳妆台。接着我饶有兴趣地问了她一个问题:“你的嫁妆箱子还在吗?”你知道吗,嫁妆箱是一个年轻女孩儿面对婚姻、面对性、面对每一个未知的可能性和禁忌时,所有犹豫与迟疑的体现与象征。幸运的是,她的卧室里确实放着自己的嫁妆箱。我之前并不知道,但我想确认一下。

当她提到嫁妆箱时,我问它是雪松制成的实木箱子,还是那种有着漂亮的雪松纹贴面的箱子又或者是组合式的——内里是雪松纹路贴面板,外面包着雪松木或者胶合板——箱子。我已经忘记那是个什么样的箱子了。她告诉我它很漂亮,然后我问:“你们结婚多久了?”“大概十二年。”我说:“你的嫁妆箱里一定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你女儿出生后。”“你的嫁妆箱里一定发生了很多变化”——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也没有进一步的分析,但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停顿,一个深思熟虑的停顿,让她有足够的机会在意识与潜意识层面去思考有了嫁妆箱以来的所有变化,他们已经结婚十二年了。

卧室里还有什么?当然还有地毯。当然还有地毯。能看出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着重强调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当然还有地毯”——很明显,地毯上还有一张床,但我是通过那句“当然还有地毯”来强调卧室里还有张床。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还记得吗,我提到过梳妆台、窗帘和椅子,我们都知道还有其他家具,我并没有把它们完整地列出来。这是一项中断的、未完成的任务,我的患者也很清楚这一点,她并不想真的提到床,我满足了她,但还是有必要提一下,毕竟这就是她来找我的原因。所以,尽管没有完整地提到所有卧室家具,我还是通过这句“当然还有地毯”有所收获——“当然”的意思就是,“嗯,这是卧室,卧室里应该有的东西,你不必每样都说出来”。现在,我的患者就明白我将要询问卧室里的私密行为了。精神科医生是干什么的?我的患者受过高等教育,她很清楚关于性的问题已经箭在弦上。我必须问她在卧室里都做些什么。我问:“那么,晚上临睡前换下的衣服,你是会把它挂在椅背上,还是放在房间里某个特定的地方?”我其实是问她在床的哪一边脱衣服。左边?右边?还是床尾?但我并没有真的说出这些,而是问她挂衣服的地方。例如,你把你的衣服挂在椅背上还是扶手上?好像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背”和“手”这两个令人敏感的词已经悄悄进入潜意识开始探究了。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怀疑这个女人对性冲突有恐惧或焦虑。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她脱下衣服的时候,她把衣服放在哪里。然后我的问题又回到了浴室:“我确实不太清楚你的新陈代谢怎么样。有的人晚上睡觉怕冷,会穿上睡衣盖着毯子,也有的人怕热,睡觉时喜欢穿得很少。有的女人喜欢比较清凉的睡衣,那种短衣短裤,但另一些女人喜欢长睡裙或者长袖长裤的睡衣,这通常代表着皮肤对温度变化的反应。”到现在我们讨论的仍然是睡眠与体温、皮肤感觉、穿衣多少之间的关系。接着我就可以对此加入一个评论:“婚姻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彼此生理反应的差异,比如关于睡眠时的温度问题。有时丈夫想要多盖几条毯子,有时却不想要。当丈夫和妻子的生理反应一致时,就没必要你盖一条毯子,而他盖两条毯子。但我刚刚说过夫妻之间对此往往存在着差异,很难彼此适应。”她回答说,乔(丈夫)喜欢裸睡,而她喜欢穿着很长的睡袍。通过对她每一处抑制的层层挖掘,我不动声色地获得了想要的信息。

接下来,我和她谈论了不同的睡眠模式。“有些人睡得很香,有些人睡得很轻,有些人睡得很沉。我不知道这种窒息和气喘对你的睡眠有什么影响,但是我想让你考虑一下你女儿和丈夫的睡眠状况,然后猜测一下你自己的睡眠状况。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即使地震来了、房子烧着了,也都能睡着。”我指出:“你看,如果你有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你肯定会注意到他们有不同的睡眠模式。顺便问一下,你的女儿是计划之内的孩子吗?你是只想要一个孩子,还是想要很多个?”当我问“你的女儿是计划之内的孩子吗?你是只打算要一个孩子吗,还是想要很多个?”,我实际上在问什么?我问的是他们对性生活是否有非常明确的计划,他们是否仍在按照计划过性生活?但是我真正问出口的却是非常随意的问题,就像那种好朋友之间的关心。她回答说生孩子的事情是计划好的,他们疯狂地想要更多的孩子,但好像总成功不了。“好像总成功不了”,所以她非常直白明确地提到了性生活,但我立刻把话题转到了长睡袍上,“你晚上脚会冷吗?”这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脚冷”(临阵退缩)了[1]。“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加剧你的窒息或气喘?比如你老公和你吻别或道‘晚安’的时候?”她说:“我们不吻别或互道‘晚安’,因为他吻我的时候总想抱我,我受不了胸前那股压力。”我对此表示同情,并指出这当然也会干扰做爱,不是吗?但是你看,这是一个有点儿离题的观察结论。我们真正讨论的是晚安之吻,我却顺带着提到了拥抱的不舒服会干扰性交。但这样解释能够让她保存了颜面,可以接下来放松地和我讨论。我这是告诉她在解释性障碍的时候可以如何保护自己,与其让她自己在那个问题中苦思冥想,我更愿意让她用我的方法来为自己辩解,因为我可以控制局面。如果用其他方式来讨论,她可能就会表示自己的性生活没有任何问题。我就这样让她性生活中的困境浮现了出来,接下来我的陈述基本是这样的:“你看,迟早我都会讨论到你和你丈夫关于性交适应性的问题,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不确定我们需要了解多少细节,但我想说,你心里所有那些不寻常的事情就足够我们讨论了。嗯,我不清楚你是享受性爱还是高潮有困难。但我想,你的胸部不适可能会影响你的满足感。我想知道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特别不寻常的事情是你要让我了解的。”她说:“嗯,我想当我告诉你我总是在黑暗中脱衣服的时候,你一定会笑话我的。”

我先让她考虑一下自己的想法,再考虑一下她来找我的目的。嗯,她习惯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她来说那是绝对安全的。于是她开始依据自己的思路,思考她来找我的目的。来找我是她自己的决定,对她来说,这也是安全的,所以她才会告诉我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让我不要嘲笑她。我问她,如果一件事能支配一个人十二年婚姻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无论它是什么,能随便被嘲笑吗。她说不可以。我说的那句“支配一个人十二年婚姻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只是对她十二年性生活进行总结的一个美好说法而已,事实上,这十二年婚姻里她都做了什么?接着我问:“你老公能理解你这种拘谨的行为吗?”“他不能。”“你是在责备丈夫对你的拘谨不耐烦,还是认为他就是个直男,只会像个男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关于她的行为,我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得在黑暗中才能脱衣服的女人——这意味着她的丈夫想开灯,他想看他的妻子脱衣服。所以我又问了一句:“当然你一个人在家要睡觉的时候也这样,是不是?”我这么说是为什么?她不可能真的承认自己那么怕丈夫,我也不希望她这样来羞辱自己,承认自己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如此不情愿,因为她肯定会因此而谴责自己,她已经在疯狂地谴责自己了。所以我指出,即使她一个人在家,她也会这样做。

现在我对她脱衣服的行为了解到更多,之前我提到过窗帘,于是我转回去继续询问窗帘。我发现它们是非常特别的窗帘,她会在一个窗户上同时装着遮光帘、威尼斯百叶窗和普通布帘,她还在浴室的窗户上装了非常特殊的防水帘和磨砂玻璃。在得知所有信息后,我问她:“你现在想想,当你准备睡觉前,如果你要做一件最可怕的事情,那会是什么?只是想想,不用告诉我,想想就好。我认为这会为你的问题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我不是很有把握,而你不用告诉我,因为我想让你无所顾忌地去想这个问题。”她坐在那里开始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她又脸红了的时候,我说:“你真的不想告诉我,是吗?”于是她不得不确认自己是否真的不想告诉我,但其实我那句话蕴含的意思不过是——“尽情幻想吧,不管它是什么,装扮好它,因为你真的不想让我知道。”最后,她突然大笑起来,说道:“这太荒谬了,我真想告诉你。”我说:“好吧,你要确定是真的想告诉我,但如果真的这么有趣,我也很想知道。”她说:“如果我不穿衣服跳着舞走进卧室,乔会死掉的。”我说:“那我们可不能让他死掉。”我们不能让他死掉。你明白了吗?我们给乔一些刺激的东西,但不会让他死掉。就这样我快速有效地搭建好了治疗根基。接着我说,那你得做点儿什么,当然你很清楚如果光着身子跳着舞走进卧室,乔肯定不会死掉,但你可以想象他会有其他反应的。她战战兢兢地说:“是的。”我说:“你可以幻想一下,能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你可以在黑暗中脱衣服,赤裸身体。你丈夫会关上灯,对吗?因为他那么善解人意。你可以在黑暗中光着身子跳着舞进入卧室,他甚至发现不了。”你能看到这对她的性态度有什么影响吗?我实际上是在告诉她完全可以实现这个荒谬的幻想——你会觉得很有趣,你可以非常非常安全地体验自己内心的许多感受。就这样,我让她开始真正面对现实中的自己,以及真实的自我感受。当然接下来就要让她“左右为难”了——我告诉她,我认为她不应该“太早”这样做,我非常强烈地警告她今晚、明晚甚至下周都不要做这件事,但再接下来的一周——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啦。

她问我做这种幼稚的事情会是什么感觉,我告诉她,她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当她女儿去幼儿园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家,可以拉上窗帘,自己体验一下赤身裸体的美妙感觉。然后我又讨论了裸泳的乐趣,如果人们能够感觉到划过身体的是水而不是泳衣,人们就会意识到泳衣其实有多累赘,什么都不穿去游泳更舒服。如果她不相信,那可以穿着泳衣去洗个澡,就会发现泳衣有多么碍手碍脚。然后我问她喜欢什么类型的舞蹈。嗯,她喜欢圆舞,也跳过方块舞,还学过一点儿芭蕾。她很喜欢跳舞。顺便说一句,她还做经常做些编织、刺绣、针线活,她会制作杯垫和围巾作为圣诞礼物。她很喜欢做针线活,我立刻问她,有没有给自己做件睡衣?我指出,她应该为自己做件睡衣,至少要“赶”一件。后来我还提过这个字,那是裁缝的术语——赶件衣裳,赶件衬衫。在后来的一次面谈中,我提到把她的睡衣赶到她脖子上,然后再赶到床头。最后她确实跳了裸舞,她很喜欢。她给我讲了这件事,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高兴地进卧室。她说自己咯咯笑着睡着了,她的丈夫很纳闷她在笑什么。

当小孩子做了他们认为大胆可笑的事情时,是什么感觉?他们会对自己傻笑,尤其当这些事情还不能告诉别人时,他们会一直咯咯地笑个不停——她就这样咯咯地笑着睡着了,她没有告诉她的丈夫,也没有窒息和气喘,就这样睡着了。她带着那种又滑稽又大胆,还有点儿不好意思的感觉上床的时候,不可能还惦记着窒息和气喘。但她对告诉丈夫有很大的顾虑,更不想向他卖弄风情。她有很多禁忌,那些禁忌都很可笑。然后我指给她看:“你知道吗,你那样傻笑的时候,你丈夫一定很纳闷。真遗憾,你们没有做爱,因为当时你肯定有心情做爱,说不定还会咯咯地笑。”她听了后,脸上若有所思。然而,这只是我随口一说。接着我又问她还会做什么,她真的喜欢那种身体自由的感觉吗?当她裸舞着进房间的时候,是在哪里穿上的睡衣?她说:“我先把它当围巾挂在脖子上,上床前我把它穿上了。”

我开始直截了当地和她讨论性的问题,我问她:“你对和丈夫的性生活有什么感觉?你看,我们真的需要认真面对你现在适应不良这个残酷的事实了,只要你认为你可以和我讨论这个问题了,就告诉我,直接让我知道或者暗示我都可以。如果我太笨,听不出来,你一定要提醒我。”在接下来的面谈中,她说:“我想让你告诉我关于性生活的所有知识——男人应该如何表现,女人应该如何表现。”然后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性冷淡、性恐惧、焦虑,以及那种窒息和气喘。一想到性器插入,一想到处女膜破裂,她就噎得说不出话来,于是她的窒息和气喘就会发作,她的丈夫乔则笨拙而愚钝地待在一边,又急又怕,手足无措。后来她告诉我她母亲在这方面给她的教导极其刻板甚至愚蠢,以至于让她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有着强烈的性压抑,回避任何可能的学习机会。她也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什么是高潮,她让我描述一下女人的高潮应该是什么感觉?我告诉她,每个女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潮。“我只能向你描述各种各样的女人告诉我的那些感受,但这并不代表着你也要和她们一样。你要去体验它,要去开发它。现在,你想让我如何帮助你和你丈夫恢复正常的性行为?你已经用窒息和气喘来反抗它很久了。假设我让你用这种窒息和气喘的行为去做完全不同的事情,结果会如何?”

有多少患者讨厌你把他们的症状从他们身上拿走?有多少家庭还把因慢性阑尾炎而切割下来的盲肠装瓶珍藏着?你是否曾经听别人这样告诉过你:“这是医生取出的阑尾,你知道我这阑尾炎发作了多少次吗?”他们视自己的问题为珍宝,但他们也不想因为珍藏这些问题而带来麻烦和风险。我对她说:“让我们把你的窒息、气喘都放进样本瓶里——你可以拥有它,它是你的。”她告诉我她想用她的窒息和气喘来做什么。她说:“我们有一对认识多年的夫妻朋友,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总是来,总是想喝酒,又总是喝得醉醺醺。他们还特别挑剔,非要我们拿出最好的威士忌。但乔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乔一直都不知道,那对朋友中的丈夫,每当他妻子不在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总提到最近又发现了哪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我知道他肯定出轨了。我想摆脱他们,不想和他们成为朋友。”每次那对夫妇来访,她都会出现窒息和气喘,但现在她疏远了他们。

现在安(患者)讨论性的时候非常自由。她会赤裸着身体上床,做爱之后再穿上睡衣。她喜欢穿着睡衣睡觉,但也喜欢不穿衣服做爱。她和丈夫一周会有三四次性生活,有时是在周末晚上和清晨,有时是当他们独处时。她的女儿在星期天下午会去小伙伴家,那是一段完美的自由的二人时间。她当着丈夫的面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些晨衣和短睡袍,母亲收到的时候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安说:“你知道,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因为我完全了解她是什么感受,但我真的希望她不要那样想。”

这个案例详细地展示了在患者做好准备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之前,艾瑞克森如何用心地保护她。他会在面谈中认真筹划,让患者不会直面一个自己无法承受的情境。但是,他对患者也足够灵活,如果他认为这是对患者最好的方法,也会迫使他们正视这个问题。以下案例就阐释了这种对抗式的方法,它也预示着随着年龄的增长,艾瑞克森处理问题的方式愈加简洁与高效。这个案例中的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并对之前的治疗产生了阻抗。艾瑞克森对他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直截了当的改变。在家庭取向的心理治疗中,如果治疗师能够改变一个家庭成员或其家庭关系,他就有可能成功地改变下一个关注对象。

一个男人进来说:“我头痛得厉害。从七岁就开始了,我忍着疼痛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还创立了自己的事业。我做得很好,但就是整天头痛。我去看过几百个医生,拍了几百张X光片,花钱无数。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我一切正常,主要是我脑子有问题,我知道肯定是我大脑出了问题,但他们不是我这个意思,他们说我是疯了。我最后还是决定来找您,因为您是一名家庭治疗师,而我这个家庭确实有很多困难。我希望您不会像那些医生一样侮辱我。另外,我来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我发现自己染上了毒瘾,没有可卡因和镇痛药我就熬不下去了。”

听他讲完了整个故事,我的总结让他出乎意料:“你从七岁就开始有这种头痛了,每天都痛,晚上睡觉痛,早晨起床痛,结婚那天痛,六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也痛,每个孩子学会走路时、上幼儿园时,你都在痛。你是一个诚实的商人吗?你真的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诚实的商人吗?”

他一脸震惊。我说:“诚实有很多种,不是只与金钱和物质有关的。因为在你的故事里,你把这个从七岁开始的头痛维持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疼痛还给那个七岁小孩呢?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抓着儿时的头痛不放,竟然痛了三十年,你究竟要干什么?”

他试图解释,但我坚持己见,就是他抓着七岁孩童时期的头痛不放,所以我就是要痛骂他。

他做生意其实很诚实,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声誉,他不得不同意我上面的总结,以证明他在描述自己头痛这件事情上没有骗人,所以他虽然觉得我对他的总结不合理,但他也不能对我说的话既同意又反对。

他必须坚称自己做生意是诚实的,这对他很重要。但把商业诚信的声明和指责他一直固着于儿时头痛两件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其实是不合适的,可他没法反驳我。

如果不这样引他入局,先从他作为生意人的声誉入手,那么接下来我就无法有效地去讨论头痛问题。你要用他们没有办法反击你的方式开始。

他气鼓鼓地离开了办公室。当天,他在晚饭时注意到自己没有头痛,但他认为等睡觉时就会痛了,痛了就吃药。但睡觉的时候也没有痛,他更不需要吃镇痛药。他想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肯定会痛,他就会满世界找药,但第二天他仍旧没有痛,他很吃惊。

他在2月26日第一次来找我,4月17日,他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略带尴尬但又充满歉意地说:“恐怕你是对的,是我抓着小时候的头痛不放。上次回去,我等啊等,每天都在等,但真的没有再头痛,现在我终于确定我没有毒瘾,也没有头痛,我不需要镇痛药了。”

我说:“嗯,从2月26日到4月17日,你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确定自己没有头痛,你进步得相当慢啊,不是吗?还有一件事,你提到你的家人不太开心。告诉我,你给你的妻子造成了什么样的痛苦?是不是把她变成了一个可怜的泼妇?六个孩子里你祸害了几个?”

他说:“嗯,最大的男孩儿不太好管;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儿,很胖;第三个是个男孩儿,十四岁,还在读一年级,为了教会他阅读,我们已经花了几千美金;第四个是个男孩儿,有兔唇,说话不清楚;另外两个还太小,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伤害。”

我说:“既然你已经明白了自己抓住小时候的头痛不放造成的这些伤害,你最好让你的妻子一起来治疗。你清楚我可以纠正你的不诚实,现在让你妻子来找我,我来改善你对她造成的伤害,记得让她带上那个胖女儿和十四岁还在读一年级的男孩儿。”

我花了四个小时,非常粗鲁地告诉那个女人,她就是个十足的泼妇,她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她惊骇不已,试图为自己辩护。我却不放过她,一直在侮辱她。女孩儿和十四岁的男孩儿试图捍卫他们的母亲。我对女孩儿说:“现在你站起来,转过身去!你多大了,你有多重,你难道看不出来自己就像个马屁股吗?”

女孩儿暴怒,离开了办公室。我告诉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儿:“你,回到家,拿份报纸,从上面抄一百个词,一页抄一个,以此类推,抄够一百个。两个词不能挨着。这一百个词要来自一百个不同的地方。”

我转向母亲说:“至于你,你这个做妈妈的,你就想想你是如何从一个善良、可爱、漂亮的小姑娘变成这么一个喋喋不休、争吵不断、大喊大叫的泼妇的,你真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你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懂事了。”经过四个小时激烈的言语交锋,母亲终于忍受不住了,说:“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便冲出了办公室。她家在二十五公里外,她上了车,离开时,我看到了车后面喷出的浓烟。从时间上看大约是他们开了二十五公里后,电话铃响了,是她的声音。她喘着气说:“我从车库一路跑进屋来给你打电话,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意识到其实你说的是实话,在这之前我火冒三丈,但现在我明白你说的确实都是事实。那么,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我和她约好了第二天见面,我说:“把你丈夫带来,把你十四岁的儿子带进来。务必让他抄完那一百个词。”

第二天,这对父母都来了。我说:“现在,你们能估计一下在私立学校、心理学家和特殊教师的补习辅导上都花了多少钱吗?”父亲说:“嗯,政府支付了一部分费用,因为学校董事会觉得他们得让一个男孩儿学会阅读,所以他们支付了三分之二的费用,每月我们需要花费一百多美元吧。”我说:“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男孩儿都抄了什么。他能认识字母的大小写,知道句子打头的字母要大写,他还在句子末尾的单词后面加了一个句号,你们难道不吃惊吗?要我说,这个男孩儿会阅读,只是他自己和你们都没意识到。如果你把这个男孩儿交给我,我会让他读完八年级。现在是四月,学校会在五月底放假。六月份让他来找我,我会让他自己发现他完全能够阅读。7月1日,如果他还读不了八年级的课本,我就接管他的教育。特殊学校就不要去了,你去求求孩子现在的学校校长,让他给孩子发一张八年级文凭吧,他们肯定乐意送走这个麻烦。我来负责这个男孩儿。”接着我给这个男孩儿约了一个单独的面谈。

当他进来后,我说:“比尔,现在从这儿走到那儿,好的,然后从那儿向后走到那边,现在向右侧转身,再向左转,正面朝我走,再背过身倒着朝我走,然后面对着我向后走,再背对着我向前走。”当他照着我的指令一一做完之后,我说:“你现在可以从八年级毕业了。无须怀疑,你是会走路的。你的家离我这里二十五公里远,从明天开始,你要先迈右脚,再迈左脚,一步步地走完这二十五公里,九点钟到我这里。来这儿之后,你可以随便选个房间,喝口水,带个三明治,在这里读书到四点。你带什么来打发时间都可以,但不能是玩具。”

终于有一天,我们体验到了胜利的滋味,那天,他下午四点钟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能再待一个小时吗?分数学起来很有意思。”他在我那里开始学习课本,后来他进了高中。

刚来的时候,他连扔球都不会,从来没有学过,也从来没有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过,他只是在旁边站着看。那年九月,他进入了高中,因为我这样告诉他:“比尔,你现在能够每天早上走二十五公里,九点钟到我这里。然后下午再步行二十五公里回家,每天都累得想立刻上床睡觉,妈妈会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你正好也饿了,吃完可以直接上床睡觉。到九月份你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每个周末。然后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延续下去。这样的生活你在我这里,想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或者你还有另一个选择,你可以去读高中,祈祷自己能通过所有考试。”

他以及格和良好的各科成绩进入了高中,第一学期就加入了网球队,现在他高三了。

父亲在五月份又发作了一次头痛,当时他的一个生意项目失败。他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她丈夫又头痛了,我说:“等他回家,让他给我打电话。”他打来电话,我问:“从你家到你的办公室有多远?”他说:“十八公里。”我说:“那你明天尽量早点儿出发,步行到办公室,新鲜空气会治好你的头痛。”

胖女儿也结婚了。但刚结婚半年,她就两次离家出走,还曾把丈夫锁在公寓外面,结果有次丈夫强行破门而入。后来,趁他不在,她回了娘家。母亲说:“结婚六个月,两次离家出走,一次把门反锁,门也被砸坏了,现在又跑回娘家,她这个婚姻实在没法继续下去了。”她把女儿带回小两口的公寓,让她收拾好一切,并留了一张纸条,说再也不会见她的丈夫了。然后,母亲把女孩儿带到我面前,说:“你把我们其他人都治好了,看看我女儿怎么办?”

我对她说:“你去隔壁坐着,不要把门关得太紧。”然后我转向女儿说:“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在大约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听她讲了一大通她的丈夫有多么优秀,她有多爱他,他们所有的争吵只不过是一时闹脾气,其实一切都还蛮甜蜜的。四十五分钟后,母亲进来:“我一直在听我女儿讲她丈夫有多好。”她转向女儿说:“这跟你告诉我的可真不一样啊,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完全是我多管闲事。现在跟我回家,别再跟我和你爸讲你这些事儿了,也不要打电话跟你公公讲。你想在我们家待多久都可以,但你要自己解决婚姻问题。要么好好过,要么离婚,你爸和我都不会干涉。我们管你吃饭睡觉,但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女孩儿刚进到办公室时,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叮嘱去隔壁的母亲“不要把门关得太紧”。

但是我这种略嫌专横的处理方式,还是让这位母亲忍不住问我:“我到底为什么能允许你这样对待我们?”我回答说:“因为你身处麻烦之中,对此你我都心知肚明。对那些麻烦,你无法为自己辩解,但你知道应该摆脱它们,所以你会照着我说的去做。就像吃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但你就是会吞下去,因为这是医生给你开的药,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允许我这样对待你们。”


[1] “cold feet”,英文俚语“失去勇气”的意思。——译者注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