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与抚养

更新于 2026年11月18日 版权声明
第六章 生育与抚养

孩子的到来创造了母亲、父亲、祖父母、叔舅、姑姨等各种家庭角色,并在整个家庭系统中产生影响。孩子可能是受欢迎的宝贝,也可能是一个困难;可以巩固一段婚姻,也可以解散一段婚姻。但无论这种不确定的影响是什么,人们都必须重视孩子的到来。抚养孩子的责任需要一种新的承诺形式,之前的婚姻模式也会发生改变:对丈夫充满控制欲的女人,等到做母亲的时候往往会感到脆弱,会希望有一个能照顾她的男人,而备受支配的丈夫往往会对妻子的新要求感到愕然;之前被小家庭排除在外的婆婆,以祖母的身份重新出现,给夫妻二人带来了新的影响。当某种情绪问题出现时,其发生的背景正是这些变化中的家庭人际关系。

通常,随着新生儿降临,母亲开始出现症状。她情绪低落,表现怪异,被诊断为产后抑郁,状态令人担忧。如果只关注这位新手母亲,而忽视整个家庭的问题,那么当她行为过度失控时,家人就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保护母亲和孩子的保守治疗,她被监禁在那里的时候,人们会帮她理解作为母亲的烦扰与痛苦。但从家庭的角度来说,住院是对一个家庭的激进式的干预,会产生不幸的后果。

在整个家庭背景下,母亲住院治疗的后果很容易被忽视,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会被家庭熟视无睹,比如妈妈在精神病院的时候,由谁来照顾新生儿。通常婴儿会被家庭的某个成员来照料,丈夫会把孩子带回家,由自己的母亲看护。孩子融入了这个家庭系统,孩子的母亲却被隔绝在外。当母亲从精神病院回来时,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是另一个家庭的成员,母亲常常不得不为夺回自己的孩子而展开斗争,或者她只能无助地看着别人照顾自己的孩子。当母亲因此而再次住院时,这会被认为是她对自己母亲身份的认知障碍继续恶化的结果。人们没有注意到,只要当她变得愤怒并坚持要自己照顾孩子时,或者当她因为亲戚的不信任而恼火无助时,她才会发生再次住院的状况。在这类情况下,丈夫被夹在妻子和母亲之间,妻子被专家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而他母亲已经对新生儿产生了依恋。当他的母亲理直气壮地抱怨,说不想让孙子由一个曾经的精神患者来照顾时,他开始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曾进过精神病院的耻辱会让这个婚姻偏离轨道,而来自精神病院的治疗只会加剧他们的困难而不是解决问题。

下面这个案例所阐述的就是关于这类生育之后遭遇家庭危机的困境以及秘密。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刚生了第一个孩子,她变得极度不安,一直在哭,说自己没有用,照顾不了她的宝宝。到了要出院的时候,她还是心烦意乱,萎靡不振,不停地掉泪。她的丈夫把她和新生婴儿带回了他父母家,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小家。妻子和家人住在一起时,开始接受当地精神科医生的治疗。经过几周毫无收获的会谈后,她被安排住进了精神病院,接受一段时间的观察。根据转诊报告:“主要是由于她在某天清晨服用了十片或者十二片阿司匹林,吓坏了她的丈夫和公婆,公婆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原本是希望她和她的丈夫能够在出院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但看来这是不可行的。”在医院待了两周,她的情况有些改善,但随后被发现这是“她为了能够出院,故意表现的”。

她开始每周进行几次个体治疗,其中包括上门拜访,因为“她说她来不了办公室”。在会谈中,她会哭着说自己是个失败者。又经过了四个月毫无收获的治疗后,精神病医生决定另寻他路,把她转介给另外两位精神科医生进行咨询。一个诊断她为“发育未全的个体情感分裂障碍”,认为应该使用休克疗法,因为其他治疗方法都无效;另一个精神病学家认为她有“癔症的性格结构,伴有强迫性表现”,但也感觉“还有极少的精神病因素”;她还被推荐给一位心理学家进行罗夏测验,十张卡片中她只对其中三张有反应,心理学家觉得她“没有精神病特征”。

经过以上这些咨询之后,精神科医生将她转介到我这里,请我给她做催眠,看是否能缓解症状,或者至少弄清楚疾病背后的原因,同时她继续进行个体治疗。

当我和这位年轻的妻子开始会谈后,明显感觉到她会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患者,因此我决定放弃使用催眠。(后来我才知道,在来会谈的路上,她对丈夫说:“没有人能催眠我!”)

因为这个女人除了哭什么都不说,我就把她的丈夫也请到了治疗当中,同时进行夫妻咨询,通过这个方式,妻子哭得少了,说得多了——因为她不得不开口,纠正丈夫对情况的讲述。

丈夫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为父亲工作,对妻子的状况感到很困惑。他指出,尽管妻子总说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但实际上她在给孩子洗澡和喂奶方面都做得很好。妻子打断他,说她根本做不好,否则为什么总是他的母亲在负责操心孩子的一切。她还极力表示不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她的,因为她照顾不好。丈夫下班回家,不是来和她谈论孩子,而是去找他的母亲,他们一起讨论宝宝整天的活动。“这都是因为我太没用,太不称职了。”她说着,又哭了起来。

对于这个状况,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角度。如果只考虑妻子,人们会认为是因为她过去的经历,让母亲身份对她来说有某种特殊意义,当她分娩时,就会引发焦虑和痛苦。治疗会帮助她理解生育对她意味着什么,并将目前的情况与她的过去以及潜意识想法联系起来。

但如果将视野再扩展一些,就可以把丈夫也纳入进来。他是一个友善随和的年轻人,似乎不太愿意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去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他为父亲工作,当出现问题时,他好像无法抗拒母亲而去支持妻子。妻子通过让自己变得无能,迫使丈夫在婚姻中承担更多责任,但丈夫却把他的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家人。

而在更大的家庭背景下,这对年轻夫妇所生活的环境也并不正常。他们自己的家空无一人;婆婆扮演的角色是新生儿的母亲,而不是祖母;真正的母亲离她的丈夫和家庭圈子越来越远,而丈夫则回到了他以前的角色——一个没有独立的儿子。

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治疗目标显而易见:这对年轻夫妇应该待在自己家里,像其他普通父母一样,由妻子来照顾孩子。即使她不能照顾孩子,请一个保姆也比让亲戚照顾更合适。当母亲有所改善时,保姆可以被辞退,但亲戚可不太容易被辞退。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治疗启动了一个基于艾瑞克森疗法的简单步骤。当下,妻子认为自己毫无用处,所以谈话主要是与丈夫进行的,当妻子有不同意见时,也可以发表评论。谈话集中在他们的未来规划上,丈夫说他们最终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妻子哭着表示同意。丈夫继续说,当他们搬回自己的家时,他可以休假几周,帮助妻子适应照顾孩子的状态。既然前提是他们要搬家,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向丈夫问道:“这个星期三搬回你自己的家会不会太早?”星期三是咨询当日的两天之后。丈夫虽然有点犹豫,但还是同意了。妻子不哭了,抗议两天时间不够,说房子已经空置几个月,需要打扫。我转向丈夫,丈夫当即表示他可以第二天请假,花上两天时间,他们两个就能打扫完房子,周三搬进去。妻子生气了,说根本不可能,婴儿房还需要粉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告诉她,他们在周三可以搬回去,而妻子坚持说不行,我依然执着地说是可以的,她有些恼火,说他们不可能早于星期六搬家。最后大家达成了妥协,他们同意周四搬家,妻子很高兴自己说服了我们不再坚持周三。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妻子忙着打扫卫生、购物和装修房子,以至于没有时间考虑搬家的事。而公婆面临的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只能帮忙搬家。

搬回自己的家后,丈夫并没有和妻子待够两周假期,不到一周他就回去工作了。年轻的母亲又哭了几天,但她把孩子照顾得很好。两星期不到,她就不再哭了,而且开始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能力充满信心,举止得体。后来她态度友善地停止了治疗。

这种治疗程序,经常会被质疑:即使母亲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这真的解决问题了吗?症状背后是什么?未来会怎样?据我所知,这位母亲后来一直都很正常,孩子也非常快乐、健康(即使在母亲痛苦时也是如此)。症状的“背后”是什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如果人们依据艾瑞克森的疗法,把治疗的长期目标作为近期目标进行处理,治疗就能以惊人的速度往前推进。在上述案例中,如果最终的“治愈”目标,就是让这位女性在自己的家中照顾自己的孩子,并且让丈夫愿意承担家庭责任,那么这个目标就应该立即着手进行。然而,如果生活环境不改变,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所以关键是要创造一个更正常的生活环境。要改变患者的环境,不一定要像某些家庭疗法所建议的那样,将所有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逐个进行治疗,往往通过干预其中一个人就可以改变局面,比如在这个案例中,让这对夫妇能够合理地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就是他们正常的社会环境。治疗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克服所有阻碍,使他们顺利地过渡到这个正常环境。

当一对年轻夫妇顺利生下了宝宝后,他们要花几年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并学习为人父母这一复杂任务。问题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最常见的危机阶段就是,孩子到了学龄期,逐渐与周围发生更多联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孩子和父母开始迈出了彼此分离的第一步。

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出现问题,通常是因为适应家庭的交往行为,并不适合他在外面的世界。一个常见症状是孩子厌学,问题可能出在家里、学校或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上。在这个阶段,困难往往出现在家庭内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孩子出现的每个问题,都需要对整个家庭进行治疗,不过治疗师在介入治疗时必须注意到患者的家庭环境。

艾瑞克森设计了很多治疗儿童问题的方法,有时他会让父母接受治疗,有时他只以某种方式请他们予以配合,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会限制父母进入治疗过程,主要与孩子结成联盟,去对抗父母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游戏”在艾瑞克森的所有治疗中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他对儿童的工作中尤为明显,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游戏治疗。和对成年人的工作一样,艾瑞克森的目标不是帮助孩子发现他对父母的感受,或者解释某些事情对他意味着什么,而是诱导改变,使用某种“游戏”模式只是带来改变的一种方法。艾瑞克森对儿童也使用催眠,但要明确的是,那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催眠,并不使用正式的催眠诱导,而是按照孩子的方式对孩子做出反应,并将其作为催眠技术的一部分。这一技术的案例之一,就是他对自己孩子某次意外的处理方式。(艾瑞克森经常引用自己孩子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三岁的罗伯特从房子的后楼梯上摔了下来,嘴唇裂开,一颗上牙被撞歪了,血流如注。他又疼又怕,大声尖叫,我和他母亲跑过去帮他,他躺在地上哭喊着,嘴里流着血,地上血迹斑斑。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情况紧急,要赶紧采取措施。

但我们都没有赶紧抱他起来,相反,当他喊叫累了停下来喘气时,我快速简洁地用同情而有力的语气告诉他:“太疼了,罗伯特,肯定疼极了。”

毫无疑问,这会儿我儿子完全清楚我在说什么,他会赞同我的看法,因为他明白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我也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所以,他可以好好地听我说话。在儿童催眠治疗中,最重要的就是用这种方式与患者进行交谈,让他能够接受并尊重你对形势的判断,因为与他不谋而合。

接着我告诉罗伯特:“它会一直很痛。”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自己的恐惧,证实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也表达了我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与他完全一致,因为在那一刻,他觉得这个痛苦就要伴随自己终生了。

对我们俩来说,下一步就是当他再次痛得吸气时,我对他说:“你一定特别想让它不要再痛了。”和之前一样,我们又是彻底地不谋而合。我的表达让他的愿望得到了认同,甚至得到了鼓励。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也是他的迫切需要。

随着局面逐渐明朗,我又说了一句带着几分确定的接受性暗示:“也许它过一会儿就不疼了,一两分钟。”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他自己需要和愿望的暗示,而且因为它包含一个“也许”的条件,与他自己对真实形势的理解也并不矛盾。所以他完全可以接受这个想法,并开始对此做出反应。

当他做这些的时候,我开始转向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小朋友来说很重要,对在整个事件中他的心理意义也很重要——这种转换本身就是改变局面的重要手段。

在催眠疗法或任何催眠技术的应用中,经常会有一种趋势,即过分强调那些显而易见已经存在的东西、毫无必要地反复确认那些已经被接受的暗示,反而很少去创造一种新的环境去实现预期的患者反应。每个拳击手都知道过度训练的坏处,每个推销员都知道过度销售的愚蠢之处,催眠技术的应用也存在同样的危害。

针对罗伯特的下一步,就是要让其认识到这个伤害对他自己的意义——疼痛、失血、身体被伤害、正常的自恋自尊受损、感觉失去了对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健康。

罗伯特知道他受伤了,他看到地上有自己的血,感受到嘴里的血腥味,手上也沾满了血。然而,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也会自恋地希望自己这个不幸是与众不同的,从而让自尊心能获得一点儿抚慰。没有人想头痛,但如果不得不忍受头痛,那么这个疼痛就得巨大到除了受害者没有别人能忍受才好。人类的骄傲就是如此奇妙,如此能够抚慰人心!于是,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对他来说很容易理解的两个重大问题上:“地上有这么一大摊血啊!它看上去这么健康,这么红,这么浓!妈妈,你仔细看看,是不是?”

我就这样用另一种方式,坦率而坚定地认可了罗伯特此刻内心的一些重要需求。他需要看到自己的不幸在别人眼中也是灾难性的,但他也需要周围人给出一些他能理解的确切证据,当我说到那是“一大摊血”时,罗伯特就可以再次认同自己——具有知识与能力的父母对当下情况的判断和他自己内心模模糊糊但真实存在的判断是一致的。关于血液健康、颜色、浓稠的问题,其作用在于满足罗伯特在这场意外中的个体心理需要:当一个人感觉受到严重伤害时,会强烈希望获得一种对正面需求的补偿性满足。因此,他的母亲和我仔细审视了路面上的血迹,都坚定地认为他的血是非常健康的、又浓又红的血。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让他安心,但这不仅仅是对他情感上的抚慰,也是对他基于现实检验的指导。

但是,我们对这个令他满意的观点设置了条件,告诉他如果在浴室水槽的白色背景下观察血液会更清楚。这时罗伯特已经停止哭泣,痛苦和恐惧已经不再能控制他,他转而对自己血液质量这个重要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的母亲抱起他,把他带到浴室,冲洗他的小脸,让他看看血是否能“正确地与水混合在一起”,再“正确地”变成“粉红色”。就这样,我们先在水槽上仔细地检查和确认那些红色是否健康;洗脸的时候,再确认水变成了“粉红色”。罗伯特非常满意,因为他的血液是健康的,又红又浓,还能让水完全变成粉红色。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看看他的嘴巴是不是“正确地出血”“正确地肿胀”。经过我们的仔细检查,各个方面都表明他非常健康,这让罗伯特感到非常满意,彻底放松了。

接下来是嘴唇缝合的问题。鉴于这是一件很容易引起抗拒的事情,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对他来说有些消极的方式展开讨论,以此来排除他最开始的负面反应,同时带出一个新的重要问题。我们是这样对他说的:很遗憾,虽然他不得不在嘴唇上缝几针,但令人怀疑的是,是不是他能数到多少数就可以缝多少针。因为看起来他的嘴可能连十针都缝不到,但是他能数到二十呐,这太遗憾了,他不能像妹妹贝蒂·爱丽丝那样缝十七针,也不能像他的哥哥艾伦一样缝十二针;但聊以安慰的是他会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比如伯特、兰斯或卡罗尔缝的针数要多。于是,整个局面就变了,变成了他可以与他的兄弟姐妹分享一种共同体验,一种令人欣慰的平等感,甚至优越感。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无所畏惧、无所焦虑地面对手术,配合医生希望自己能够取得更高的成绩(被缝的针数更多),并满怀信心要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一定要数好针数”。就这样,他不需要再有任何宽慰,我也不必再给他任何关于消除疼痛的进一步暗示了。

令罗伯特失望的是,他只缝了七针,但外科医生指出,这种缝合材料比他的兄弟姐妹们曾经缝过的任何一种都更新更好,而且伤疤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W”形,就像他爸爸大学的字母一样。就这样,虽然没有缝到很多针,也算是得到了补偿。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在这个案例中,我究竟什么时候使用了催眠?事实上,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开始,催眠就已经在进行了,而接下来对他伤口进行的每一步医学处理,让他产生了各种丰富的、专注的、兴致盎然的、愉快的反应,在这些互动过程中,催眠无处不在。

我们没有欺骗他,也没有以一种与他所理解相矛盾的方式去强行安抚他。我们首先与他建立了一个共同理解的基础,然后根据他的情况,一步一步地,充分考虑并选择那些能够激发他强烈兴趣的事情进行沟通,或者让他感到满足,或者让他欣然接受。他在整个过程中成了一个兴致盎然的参与者,对我们暗示的每一个想法都做出了充分的反应。

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典型的艾瑞克森式的工作方式,是他处理儿童或成人个案时的精髓所在。首先,他完全接受患者的立场,在上面那个案例中,他说:“太疼了,罗伯特,肯定疼极了。”接着他并没有立刻开始安抚,而是反其道行之,他说:“它还会继续疼下去。”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消极强化,或者是一种持续紧张的心理暗示。但是,对艾瑞克森来说,这是与患者在关系中建立联结的方式,使改变成为可能,这就是他的目标。一旦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用“也许它过一会儿就不疼了,一两分钟”的暗示来推动改变真的发生。

那些只考虑如何“操纵”别人,而不是“坦率真诚”地去交流的人,应该仔细阅读这一部分。正如艾瑞克森所指出的,这个小男孩儿自始至终没有听到一句假话,而试图通过告诉男孩儿不疼来宽慰他,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以其他方式忽视男孩儿在其间的感受与体验,这都远远称不上坦率和真诚。

艾瑞克森提到他在这个案例中使用了催眠,很明显他所说的催眠并不是其他人所认为的那个催眠。对艾瑞克森来说,催眠是两个人的互动方式,深度恍惚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联结。从这个角度来看,催眠需要的并不是一套重复的指令,或者眼睛盯着某个设备,或者任何其他传统的催眠步骤。事实上,艾瑞克森往往更愿意通过对话或某个突然的动作来诱导患者进入深度恍惚状态,从而引发催眠反应。下面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用催眠程序而快速进入恍惚状态的个案:

一个八岁男孩儿被他的父母半拖半拽地带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的问题是尿床,父母向邻居求助,去教堂为他祈祷,都无济于事。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把他带到“疯狂医生”面前,许诺说见过医生之后就带他去吃豪华大餐。

男孩儿的愤怒和怨恨溢于言表,我当着他父母的面对他说:“我知道你很恼火,你还会继续生气下去。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但其实你可以。你不喜欢来看‘疯狂医生’,却被拖到这里,也许你想做点儿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父母带你来的,他们把你拖来的。嗯,其实你可以让他们离开办公室。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来吧,让我们把他们请出去。”这时,我悄悄给父母递了一个离开的眼神,他们走了出去,男孩儿立即又惊又喜。

然后我说:“但你还是很生气,我也是,因为他们竟然命令我治好你的尿床,他们怎么能像对你那样,给我发号施令?!”“不过在我们惩罚他们之前,”说到这里,我缓慢地抬起手,颇为夸张地指向一个地方,“先看看那些小狗。我最喜欢那只棕色的,但我想你喜欢那只黑白相间的,因为它的前爪是白色的。如果你非常小心,你也可以摸摸我的那只。我喜欢小狗,你喜欢吗?”

这个孩子完全惊呆了,很快就进入了梦游恍惚状态。他走过去(在空荡荡的地板上)做着抚摸两只小狗的动作,对其中一只,抚摸了更久。当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时,我说:“我很高兴你不再生我的气了,我不认为咱们得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父母。事实上,如果你能忍到学年快结束的时候,还是对他们什么都不说,那也是他们为自己带你来这里的粗暴方式活该承受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打个赌,如果你一个月不尿床,在学年最后一个月的月底,你就会得到一只像那个斑点狗一样的小狗,即使关于此事你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一个字儿,他们也一定会送你的。现在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深度睡眠,醒来的时候你会非常饿。”

孩子按照指令做了,然后我让他醒来并把他交给他父母,私下里我又给了父母一些指示。两周后,这个孩子便成为一群医生的医疗示范对象,他的尿床好了,但并没有进行任何治疗。

在这一学年的最后一个月,男孩儿每天早上都会动作夸张地划掉日历牌上当天的那个数字。到最后几天,他神秘地对母亲说,“你最好做好准备。”

在第三十一天,他的母亲告诉他有一个惊喜要给他,他说:“最好是黑白的。”这时,他的父亲带着一只小狗进来了。男孩儿兴奋极了,在喜悦中,他忘了问任何问题。一年半以后,他也一直都没再尿床。

像其他案例一样,在这个案例中,艾瑞克森诱导个体出现恍惚状态的手法,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忽如神至的反应。但是不要忘记,对孩子进行暗示产生抚摸小狗的幻觉,这并不是一个孤立行为,而是通过之前的互动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些互动包括与男孩儿同仇敌忾地一起反抗父母,给出一系列暗示,出人意料地把父母赶出房间;而指着小狗,这个令人惊讶的动作只是互动中的最后一步,虽然看起来和前面的行为没有什么关联,但它建立在之前交流准备的基础之上。就像艾瑞克森使用大部分策略时一样,他会煞费苦心地为后面要做的事情打好基础,这些基础工作搭建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这样,当机会出现时,他就可以从中进行选择,他称之为“播种”想法。这样,在一段不确定的状态之后,当他决定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进时,行动的基础早已经设置好了。

艾瑞克森还有一个同样涉及非正式催眠诱导技术的案例。一个十六岁的高中女孩儿总是吮吸她的大拇指,这让父母、老师、同学、校车司机和所有接触过她的人都很恼火。她自己也在教堂为此祈祷,并被要求佩戴一个标志,表示她是一个拇指吮吸者。最后在绝望中,她被带到艾瑞克森这里,尽管看心理医生对她来说是最后的救星,却让她深感耻辱。

艾瑞克森先和父母谈了谈,知道了一些家庭情况。他还了解到,学校心理学家向女孩儿解释说,她吮吸拇指是一种攻击行为。父母要求对他们女儿的治疗主要基于宗教方法,艾瑞克森拒绝了,并让他们承诺,在女孩儿成为他的患者后,“整整一个月内,无论发生什么,父母都不能干涉治疗,也不会对吸吮拇指的行为提出任何警告”。案例如下:

女孩儿不情愿地和父母一起来到办公室,大声地嘬弄她的拇指。我让她的父母先离开,转身面对女孩儿。她把大拇指拿开,明确表示她不喜欢“神经病医生”。

我回答说:“我同样不喜欢你的父母命令我要治好你吮吸拇指。命令我!哈!这是你的大拇指和你的嘴巴,你想吸为什么就不能吸呢?竟然命令我治好你!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当你想通过吮吸拇指表现得有攻击性时,却像婴儿撒尿似的完全没有任何攻击力?我想告诉你如何吮吸拇指才能足够有攻击性,把你那见鬼的老爸老妈彻底气得七窍生烟。如果你有兴趣,我会教你;如果你没兴趣,那我只会嘲笑你。”

我用“见鬼的”这个词一下子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知道一个职业男性不应该对一个经常去教堂的高中女生使用这种语言。而挑衅她缺乏攻击性——这是学校心理学家教给她的一个术语——更加引起了她的注意。

提议要教她如何惹怒父母,又是用这么不礼貌的方式,这些彻底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实际上她已经处于被催眠状态了。接着,我语气坚定地告诉她:“每天晚饭后,你爸爸会准时来到客厅,把报纸从头版读到最末一版,这时你就走过去,坐在他旁边,开始大声地有滋有味地嘬弄你的拇指,烦死他,让他在那二十分钟里度日如年。”

“然后去缝纫间,你妈妈每天晚上洗碗之前会在那里做一小时的针线活。你坐她旁边,用力大声地吮吸拇指,也让这位老太太烦到极点,觉得你在她身边的这二十分钟是如此痛苦而漫长。

“每天晚上都这样做,而且要好好做。在去学校的路上,仔细想想你最不喜欢哪个混蛋,一遇到他,就把大拇指放进嘴里开始嘬,看着他转身离开,一旦他再回头看,你就准备好继续嘬。

“好好想想所有的老师里面你最不喜欢的那个,每次他(她)看着你的时候,你就拿出大拇指开始嘬。我就是希望你能真带着那个攻击性。”

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之后,女孩儿从催眠状态中被唤醒,先离开了。她的父母被叫到办公室,我提醒他们要绝对遵守自己的承诺。我说,如果他们严格遵守诺言,女孩儿的吸吮拇指行为就会停止。

在回家的路上,女孩儿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吮吸拇指。父母非常高兴,打电话向我报告了他们的喜悦。但到了晚上,父母就大惊失色,女孩儿服从我的指令开始在他们面前大嘬手指,而父母也只得遵守我的指令,不能反对女儿吸吮拇指。第二天,他们颇为不悦地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我再次提醒他们要恪守承诺,只有这样他们的女儿才能康复。

接下来几天,这个女孩儿每天晚上都准时表演,但慢慢地,她开始感到厌烦,先是缩短时间,然后是推迟开始或者提前结束,后来就干脆不干了,最后她竟然彻底忘了!

在不到四周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个女孩儿都不再吮吸拇指了。她对那些更适合自己的青少年活动越来越感兴趣,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

大约一年后,我和她在某个社交场合遇到了,她认出了我,沉思了几分钟,然后说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你,但我很感激你。”

与过去的治疗步骤相比,在这个案例中,治疗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仅通过一次治疗就解决了一个固着已久的习惯性问题,这已经足够不同凡响;更引人瞩目的是,艾瑞克森对自己的方法非常有把握,以至于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父母,一个月后孩子的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当然,他也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那就是要求父母必须恪守他的指令——不要被女儿激怒,不要训诫女儿吮吸手指的行为。如果他们不严格遵守这个指令,那么他就不能保证效果。就这样,他促使女孩儿和她的父母采取了不同以往的行为:在他的指令下,女孩儿被迫故意制造痛苦,父母被迫容忍女儿的挑衅。在大多数这样的案例中,艾瑞克森不会对症状做任何解释,他只是命令患者故意做出有症状的行为,让其发展到一个荒谬的程度。

在类似吮吸拇指的个案中,艾瑞克森会向那个孩子提出这样一种观念:仅仅吮吸拇指是不够的,他应该坐在父母身边,不仅吮吸拇指,而且要吮吸每个手指。他经常会让这个孩子看着钟表,要求他要吮吸够一定的时间。这样吸吮拇指就变成了一种责任,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这个方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父母的参与,就像这个案例中那样,他们都愿意做出承诺,当孩子开始故意用他的症状激怒他们时,父母也依然恪守承诺,虽然极不情愿。

还有一个案例,也是通过一次会谈就解决了患者问题,艾瑞克森在其中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没有使用催眠,但他认为他借用了催眠技巧。患者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觉得自己的脚太大。母亲独自来找艾瑞克森,描述了孩子的情况。三个月来,这个女孩儿变得越来越孤僻,不想去上学,不想去教堂,也不想在街上被人看见。女孩儿不允许别人讨论她的脚,也不去看医生。母亲再多的安慰也无济于事,女孩儿越来越沉默寡言,艾瑞克森这样报告:

我和母亲商量好,第二天去了她们家,理由是我要给母亲检查身体,看她是不是感冒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然而母亲不舒服,我建议做些检查,这也无可厚非。当我到她们家时候,母亲正在床上躺着。我给她做了仔细的身体检查,听了她的胸部,检查了她的喉咙,等等。女孩儿一直在场,我让她去拿毛巾,然后让她站在我身边,看我还需要什么。她非常担心母亲的健康。这给了我一个观察她的机会。她的身材相当结实,脚也不大。

我在心里研究着这个女孩儿,思考能做些什么来让她克服这个问题,最后我想到了一个计划。在我给母亲做完检查后,我故意让女孩儿站在我的正后方。我坐在床边和妈妈说完话,缓慢地、小心地站起来,有些蹒跚地往后退了几步,结果我直直地踩到了女孩儿的脚趾。当然,那个女孩儿疼得直叫。我转向她,用一种非常愤怒的语气说:“如果你把那些东西长得足够大,让人能看到,我就不会踩着你了!”女孩儿困惑地看着我,我则转身去开药方,打电话给药房。那天,女孩儿问妈妈是否可以出去看演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去看了。她还去了学校和教堂,三个月封闭在家的生活宣告结束。在后来的随访中,我得知,那个女孩儿变得非常友善,也很讨人喜欢。她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做了什么,她妈妈也没有。她妈妈只注意到那天我去她家时对她女儿很不礼貌,但她无法将此与女儿恢复正常联系起来。

很显然,这是一个基于催眠取向的治疗技巧。正如艾瑞克森所说:“女孩儿没有办法拒绝有人恭维她的脚,也没有办法去质疑这句话——‘如果她能把脚长得足够大,让人能看得见’。她也不能说我笨手笨脚,我是她母亲请来的医生,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对我怎么样,除了接受我证实了她的脚很小之外,她别无选择。”艾瑞克森用催眠手法给患者设置了一个她无法拒绝的想法,这在他的治疗中很常见。在上面这个案例中,他是在一个社交场合用催眠达到了这个目的。

艾瑞克森针对孩子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元素,也是他这类工作的基本前提:孩子与父母是天然对立的;他们不是同一代人,必须假定他们之间会有冲突。这个前提对于喜欢从亲密无间的角度来看待父母和孩子的人来说,可能并不舒服。然而奇怪的是,往往就是这个假设——父母和孩子代表着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才让父母和孩子真正地走到了一起。正如艾瑞克森在谈话中所说:“当你和一对夫妇谈话时,你可以问问他们喜欢对方的什么地方,当你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你要问问他不喜欢父母的地方是什么。”

基于这一假设,艾瑞克森常常会加入孩子反抗父母的行列,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孩子视为受害者,而是对于之后的治疗活动来说,这是与孩子建立关系的最佳位置;他也会加入父母抗拒孩子的行列,无论孩子是否知情。

当他与孩子统一战线时,他可能会直接去处理问题和症状,也可能会间接地通过一些隐喻进行交流。在下面的案例中,他和患者谈及某些肌肉的控制过程,从而影响到患者其他肌肉的反应,这是艾瑞克森通过类比或隐喻来诱导改变的典型方式。

一位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她十岁的儿子每天晚上尿床的事。他们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治疗他,却毫无效果。他们把他拖进来见我——真的是拖进来的,父亲牵着他这边的手,母亲牵着他那边的手,男孩儿则使劲往后拖着他的脚。他们把他按进我的办公室坐椅,我把父母推了出去,关上门,男孩儿在房间里大喊大叫。

当男孩儿喊“累了”,停下来喘口气时,我说:“这真不是个好主意,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听我这样说,他很惊讶,犹豫了一下。我告诉他还是继续喊吧,他喊了一声,停了下来,我也喊了一声,他扭过头看着我,我说:“该我了。”接着我说:“现在轮到你了。”于是他又喊了一声,我也喊了一声,说又轮到他了。最后我说:“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轮流喊,但那样会变得很无聊。我宁愿去轮流坐在那把椅子上,那边有把空椅子。”于是我们就开始轮流坐在椅子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设置了一种预期——由我来确定我们可以轮流喊叫,然后由我改变游戏规则开始轮流坐下。我说:“你也看到了,你爸妈命令我要治好你尿床,可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可以随意命令我?”他已经受够了父母的惩罚,所以我站在他的立场说了这些话。我告诉他:“我更想和你聊聊其他的事,咱们别再说尿床了。现在,我该怎么和一个十岁的男孩儿聊天呢?你要去上小学了,手腕这么结实,脚踝也很结实。你知道,我是一名医生,医生总是对一个人的体格很感兴趣。你的肩膀很宽,不是那种含胸溜肩的人,你的胸部也很健硕,我敢打赌你很擅长跑步。以你的体型,你肯定肌肉协调性特别好。”我向他解释了协调性,并说他可能擅长那种需要技巧的运动,不是那种靠蛮力的,也不是随便什么笨蛋都能玩的那种游戏。我问他玩什么游戏,他说:“棒球,还有射箭。”我问:“你射箭有多厉害?”他说:“挺厉害的。”我说,“嗯,当然,那需要眼睛、手、胳膊、身体的协调。”接着我又知道了他的弟弟踢足球,比他长得高,比家里其他人都高。我告诉他:“如果只有肌肉和骨骼,足球当然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很多个子高大的男人都喜欢。”

于是我们又讨论了肌肉协调性的问题。我说:“当你射箭时,把弓拉满、把箭瞄准,你知道你的眼睛瞳孔会做什么吗?它会关闭。”我给他解释说,有些肌肉是平的,有些肌肉是短的,有些肌肉是长的,还有些肌肉是圆形的,“就像你胃底部的那块肌肉,嗯,当你吃东西时,那块肌肉就会闭合,食物会留在你的胃里,直到完全消化。当胃想清除食物时,那块胃底部的圆形肌肉就会张开,排空食物残渣,然后关闭,等待下一顿食物进来消化。”胃底部的肌肉,一个小男孩儿哪知道胃底部在什么地方?反正一路往下就是了。

我们就这样讨论了一个小时,下一周的周六他独自进来了。我们又谈了一些关于运动的相关话题——丝毫没有提到尿床。我们谈到了童子军、露营以及小男孩儿感兴趣的所有事情。在第四次会谈时,他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说:“你知道吗,我妈一直想改掉一个习惯,很多年了,但她就是做不到。”他的母亲吸烟,也一直在努力戒烟。我说:“没错,有的人很快就能改掉习惯,有的人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然后我们就转移到其他话题了。

大约六个月后,他顺道过来探望我,进入高中时,又来探望过我一次。现在他已经上大学了。

在这个案例中,我只是和这个孩子讨论了他胃底部的那块圆形肌肉,讨论它如何通过关闭来容纳食物,当它要清除残留物时再打开,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语言,但眼睛、手和躯体之间所有的协调配合都是真实美妙的存在。我们没有讨论过尿床,但它自己消失了。

虽然艾瑞克森在办公室里运用各种巧妙办法解决过很多疑难杂症,但偶尔他也会碰到处理不了的个案,下面的案例就属此类: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被送到我这里。我认识他的许多亲戚,所以我对这个家庭有所了解。他的继母向我报告说,一天早上,那个男孩儿手里拿着一条自行车链条下楼来,对继母说:“我想看你跳舞。”她说:“你在开玩笑吧?”他说:“哦,不是玩笑。”然后他指着高脚椅上的婴儿说:“你看到宝宝了?”边说边举起了链子。他让继母在厨房地板上跳了一个小时。他父亲带他来见我,我从未见到过比他更邪恶的孩子。最后我告诉他:“嗯,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你故意用那种让我不爽的语气说话,所以我要请你父亲来接你回家,让他带你去看其他的精神科医生。”我很想揍他一顿,他的语气非常令人恼火,这是他故意惹怒我的方式。后来他父亲让我再见他一次,但我拒绝了。

很难判断艾瑞克森是基于什么来决定是否接受治疗一个孩子,似乎主要取决于他是否能完全摆脱孩子的挑衅、继而可以有效地开展工作。但显而易见,他的选择不是基于问题的严重性或家庭状况的不幸程度,正如下面一个问题儿童的例子所说明的:

一位母亲走了进来,要我接诊她的儿子。她说:“他是个骗子,是个大骗子,整天在家里发脾气,说话难听得要命。”这位母亲非常痛苦,她说:“他爸爸是个性变态,我不清楚他那些细节,他只偶尔和我上床,但经常一个人搞东搞西,用其他女人的衣服,用我的衣服,来干那些变态事儿。如果觉得他射到了我的衣服上,我就得拿去洗。他们父子之间关系很僵,他爸爸是个急脾气,常对着孩子乱吼乱叫。”

她说那个男孩儿不愿意进来见我,但是她对他说如果有必要,她会强行把他拖进来。她说已经带他去看了其他医生,他只冲着人家发脾气,那些医生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她把孩子带到了我这里。他是一个长相非常可爱、声音温柔的男孩儿。他说:“我想妈妈已经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我说:“她告诉了我一些她知道的事情,但并不是关于你的一切,有很多关于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些她没办法告诉我,我想知道你是否会告诉我这些事情。”他说:“我可能不会。”我说:“我们现在先来确定一件事,我是宁愿坐在这里浪费时间和你无所事事,也不愿坐在这里看你在地板上打滚儿发脾气。所以你想选什么?躺在地板上发脾气,还是坐在这里无所事事,或者我们进入正题?”

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忽然笑了。“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我们也可以讨论正题,我也可以发脾气。”他是一个非常机敏又聪明的男孩儿。(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他从未对我发过脾气,虽然我曾让他非常生气。尤其是那一次,他讲到向邻居家扔泥球和水炸弹,我请他描述一下当他打碎那个水炸弹时,是不是觉得很骄傲、很快乐,有种胜利的喜悦,这一下激怒了他。我说:“你可能想在这里发脾气,虽然你从来没有在我这里生气过,但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是发脾气还是告诉我你的感受?”他告诉我他非常生气。

后来他在家里的表现有所改善,也交到了朋友。现在,他在家里和学校都表现得很好,喜欢充实的生活,对自己以前的行为嗤之以鼻。

艾瑞克森的治疗没有什么固定模式,一切方法都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他认为只有带着体验去工作,才能明白如何对待每一个前来治疗的孩子。治疗的成功也有部分原因是他与患者一起工作时的执着精神,如果一个方法不起作用,他会尝试其他方法直到能够奏效;他对工作总是竭尽全力,会去患者家中或者任何地方来处理个案。下面的案例就体现了他的这种坚韧,以及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父母喜欢的方式与孩子一起工作的态度。

一个九岁的女孩儿,学习成绩开始下滑,越来越孤僻。当被问到发生了什么时,她生气地流着泪回答:“我就是什么也做不了。”

之前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但一到操场,就缩手缩脚,笨拙尴尬。她的父母只关心她的学习成绩,来向我寻求心理援助。因为那个女孩儿不愿意来办公室,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去她家跟她会谈。我知道她不喜欢某些女孩儿,因为她们总是玩“抓子”游戏(一种抛接子游戏,将小石子、金属或塑料块向上抛掷并抓住),或者轮滑、跳绳。“她们从不做有趣的事。”

我知道她有一套抓子游戏的玩具和一个球,但她“玩得很糟糕”。由于患过小儿麻痹症,我的右臂瘫痪了,于是我向她发起挑战,说我能比她玩得“更糟糕”,她接受了挑战。就这样一起玩了几个晚上之后,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良好的竞争氛围,关系融洽,而且这样也相对容易诱发她进入一种轻到中度的恍惚状态。游戏有时是在恍惚状态下玩的,有时是在清醒状态下玩的。不到三个星期,她就玩得非常好了,可是她的父母很不高兴,因为我对她的学习成绩下滑这个问题明显缺乏兴趣。

玩了三个星期的抓子游戏后,我宣布我穿旱冰鞋去轮滑可以比她更糟糕,因为我的腿瘸了。与上面玩抓子一样的过程,而这一次,她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明显进步了,她滑得很好。接下来,我又提出了要玩跳绳,看她是否能教教我。一个星期后,她就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跳绳技能。

然后我向她挑战自行车比赛,指出我其实能骑好自行车,而她也很清楚自己的水平。我大胆地说,我能打败她;只有她坚信我会打败她,她才会接受这个挑战。但是,她也的确答应会努力。半年前,她就有了一辆自行车,但从来没有骑到过她住的街区以外。

到了约定的时间,她骑着自行车出现了,但是向我提出了要求:“你必须要诚实,不能让我。你要努力,我知道你能骑得很快,肯定能打败我。我会盯着你,这样你就不能作弊了。”

我骑上自行车,她也跟着骑上来。但她不了解的是,骑单车的时候我用双腿踩踏板是有障碍的,通常我只能用左腿。开始她怀疑地看着我,看到我用双脚艰难地蹬着踏板,行进速度却非常缓慢。最终她相信了,她超过了我,骑完了全程,赢得了比赛。

那是最后一次治疗性家访。她很快成了学校里抓子游戏和跳绳的冠军,她的学业成绩也赶上来了。

几年后,这个女孩儿找到我,询问我当时是如何让她骑着自行车超过我的。学习玩抓子、跳绳和轮滑都极大地增强了她的自尊心,但由于我的身体缺陷,她大大地怀疑自己的这些成绩。然而,她知道骑自行车是另一回事。她解释说,她知道我是一个优秀的自行车骑手,非常确信我能打败她,并且也无意在比赛中让她。事实上,她看到我真的很努力,而且最后她打败了我,这让她相信她的确“可以做任何事情”,带着这种信念,她开心地发现学校和其他一切困难都成了愉快的挑战。

艾瑞克森愿意利用他的身体缺陷作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而人们常常低估了他的残疾程度。在他十七岁第一次患脊髓灰质炎后,他一个人划着独木舟航行了一千六百公里,来增强自己的体魄。1952年,在患脊髓灰质炎第二次发作后,他在亚利桑那州依靠两根手杖,完成了一次更加艰难的徒步旅行。

这个小女孩儿的案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催眠诱导,叫作“抓子游戏诱导法”。同时,这个案例也体现出艾瑞克森为了能够促成改变,愿意做任何他认为有必要的事情:若是在街上骑自行车比赛是必要的,他就会去做。

艾瑞克森疗法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当父母和孩子陷入斗争,两败俱伤时,他会设计一种方式让他们实现双赢。通常他会绕过冲突,以一种不同的态度对待孩子,如下例所示:

一个男孩儿被带到我这里,他本应该在学校读七年级,可他不会阅读。但他的父母坚持说他可以。他们强迫他阅读,其他一切事情都不许他做。他的暑假总是被各种家教课所占据,这让他更加抗拒阅读。

我开始和这个男孩儿一起工作时说:“我认为你的父母相当固执,你知道你不识字,我也知道你看不懂的。可你父母非要把你带到这里,坚持要我教你如何阅读。我看咱们俩之间,就别想着那些识字的事儿了。但我要为你做些事情,做些你喜欢的事情。那么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每年夏天我都想和父亲一起去钓鱼。”

我问他父亲在哪里钓鱼。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察,平时喜欢在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钓鱼,甚至计划去阿拉斯加,沿着海岸线去钓鱼。我开始好奇他是否知道那些钓鱼点所在城镇的名字。我们拿出一张西部地图,试图找到那些城镇的位置。我们不是在读地图,我们是在找城镇的名字:你只是看着地图,你不用读。

我故意混淆了某些城市的位置,他就来纠正我。我想找到一个在科罗拉多州叫斯普林斯的小镇,却跑到加州寻找它,他又来纠正我。但他并不是在识字,他只是在纠正我。很快,他学着找到了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城镇的位置。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正在读着那些地名。我们在看地图和寻找感兴趣的钓鱼地点时,玩得很开心。他喜欢讨论各种鱼以及捕捉鱼时使用的各种飞虫。我们还在百科全书中查找了不同种类的鱼。

临近八月底,我说:“我们跟你的老师和家长开个玩笑吧。你会在九月开学时有一场阅读测试,你的父母一定会担忧你的表现,你的老师也会担心。我们就这样,当你拿着一年级的阅读材料时,你要读得结结巴巴,一塌糊涂;读到二年级的书,你就稍微表现得好一点,读到三年级的,就再好一点,然后拿到八年级的书,你就漂亮地读完它。”他听后觉得这个主意非常精彩,就照我说的那样做了,后来他逃课跑到我这里告诉我父母和老师脸上惊恐的表情。

如果他没有出错地读完了一年级的书,这依然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然而,当他故意误导大家,并在之后能把七年级以后的八年级阅读也完成得很漂亮时,他就成了大赢家。他让自己的老师和父母都目瞪口待,成了公认的胜利者。

由于艾瑞克森的大多数治疗都是指令性的,所以在他的治疗艺术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服人们遵循他的指令。他会利用各种方式让人们执行他的指令,其中之一就是先由某事开始,接着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他是这样描述这一过程的:

当我和一个家庭,或一对夫妻、一对母子进行会谈时,我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人们来寻求帮助的同时就暴露了自己的态度,但他们也想保存颜面。我会关注到这一点,注意说话分寸,让他们认为我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所以我会先谈论一个他们能够接受但有点儿偏离主题的事情,这会让他们的内心徘徊在希望边缘,摇摆不定,可为了自己的颜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我的跑题没错,就是这件事儿。但他们也不想让我就这个“擦边球”的事情一直啰唆下去。纠结摇摆的感觉是不舒服的,于是他们会希望赶紧解决我刚刚提出来的这个边缘问题。既然想要解决方案,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接受我所说的话。他们渴望听到一个确定的结论,所以,如果你上来就给出指示,他们很可能会抗拒,但如果你一直不切入正题,他们就希望你回去,会欢迎你果断表态。

艾瑞克森用两个案例说明了这一策略,这两个案例中的患者都是十二岁的男孩儿。

约翰尼是被他妈妈带进来的,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尿床。他的母亲想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并不这么想。这位父亲是个严厉冷漠的人,他指责妻子“过分溺爱孩子”,所以当这个男孩儿去找爸爸时,他总会被推到一边,而母亲试图弥补父亲的行为。男孩儿的基本反应是“我想从爸爸那里得到爱,但他不给,妈妈总会帮我,于是爸爸更没有必要再给我爱了”。从这个男孩儿记事起,他的父亲就说过,每个孩子都会尿床,不尿床是不正常的,他自己就尿床到十几岁。当然,母亲对每天湿漉漉的床已经忍无可忍了,想做点儿什么改变它。艾瑞克森报告说:

我与父亲进行了一次面谈,以评估他的情况。他走进办公室,坐下来,声音洪亮,说起话来好像我离他二十米远。他问我是否知道所有的孩子都在十六岁左右才会停止尿床,他就是这样,他父亲也是这样,我肯定也是这样,其他男孩儿一定也都是这样长大的。要治好他儿子的尿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安静地听完了父亲的这一通见解。他很喜欢这次面谈,还和我握了手,说很高兴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听众。

儿子和母亲一起进来的时候,母亲说:“我丈夫告诉我,他已经把事情给你解释清楚了。”我说:“是的,没错,他解释了很长时间。”她没说话,但她的表情就是在说:“你看,我就知道会这样。”儿子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告诉他们:“对我来说,我会忘记他说的一切。不过你们不需要,当然你们刚才也不在这儿,你们只用大概了解他说了些什么就好。我要忘记他的话,是因为你、我,还有你妈妈的想法都更重要……是因为你、我,还有约翰尼的想法都更重要。”

看明白了吗?最后一句话,我先对着约翰尼说,然后又对着妈妈说,这代表着我先联合约翰尼,接着再和母亲结盟。这样一来,约翰尼会支持我——因为我要忘记他父亲说过的话,而他也想忘掉;然后我又用同样的理由让妈妈和我结成了联盟。这样做等于让父亲靠边儿站了,但这并不代表我对他充满敌意。我认真的听完了他要说的话,母子俩也都知道,父亲已经回家告诉过他们了。我只是忘记这件事,没有特别的愤怒或痛苦。父亲因其过于极端的立场,不能被纳入治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需要先被放在一边。

当我评估这对母子的情况时,发现对于尿床这件事,约翰尼很明显对他母亲的态度充满了敌意。他很生气,频频为此和她发生争吵。我告诉约翰尼,有一个补救办法,可能他不喜欢,但绝对有帮助,并且很管用,肯定能让他克服尿床这个问题,可是他会不喜欢,但是——他的母亲会更不喜欢。现在约翰尼会做什么?如果他的母亲比他更不喜欢,那太好了,他可以忍受任何让他母亲更痛苦的事情。

我给约翰尼的建议相当简单。我告诉他,他母亲会在早上四五点起床,如果他的床是湿的,她就会叫醒他;如果床是干的,她就不必叫醒他。不过,如果他的床是湿的,被叫醒之后,他要站起来,坐在书桌前,挑本书开始抄写里面的文章,从四点抄到七点,或者从五点抄到七点。他可以练习写字,而他的母亲可以看着他做这些。这个男孩儿写的字真是很糟糕,需要改进。

对约翰尼来说,早上四五点起床听起来很可怕——但妈妈得比他起得更早;让母亲坐在那里看他抄写书本,听起来也不太愉快,但他只需要在尿床的早晨这样做——没有什么比那么早起床更让人难受的,尤其是还要抄写文章。

对这个指令他们执行了没多久,约翰尼就不再每天尿床了。他开始是隔天尿一次床,很快就变成每周两次,然后是十天一次,最后发展到一个月才有一次,但是妈妈还是要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检查。后来约翰尼终于彻底改变了自己,他交到一群朋友,正好是在夏天,他和小伙伴们互相串门玩耍。九月开学时,他在学校的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成就感。

这个治疗中的方法就是利用母亲对抗儿子,利用儿子对抗母亲。“我有一个办法,但你不会喜欢的。”这个方法听起来并不复杂,然后我把另一个条件扯进来——妈妈会更不喜欢。约翰尼听明白了这个方法之后,立刻欣然同意。渐渐地,改善书写开始成为他的主要目标,而不尿床只是一个顺带的偶然事件,不再是眼下最首要、最具威胁性的问题。

母亲看着儿子练字,会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儿子也会引以为豪。当他们两个拿着抄写本给我看的时候,就是一对急切的母子,想要给我看看儿子写出来的那些漂亮的字。我会一页一页地翻阅,不时地指着上面的字母啧啧赞叹。

自从约翰尼不再尿床,他爸爸就提早下班回家陪他一起玩球。对男孩儿不再尿床这件事,父亲的反应是又惊又喜。他对男孩儿说:“你比我更快地学会了不再尿床,一定是因为你比我聪明得多。”在承认儿子聪明的事情上,他是非常大方的。他还狠狠地斥责了我,认为并不是我这个精神科医生为他的儿子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遗传给儿子的超强智商。于是,在这个家庭中,不再尿床这件事,成了在父亲基因庇佑下的父子共同成就,男孩儿就这样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和接纳。

无论症状是尿床还是其他常见的儿童问题,在这样的家庭中,往往都存在着一个过度关注孩子的成年人,而治疗要让这两个人互相脱离。在上面那个案例中,母亲和孩子通过执行早晨起床抄写这个任务,促成了彼此脱离。在接下来的案例中,是一对父子通过执行某个共同任务,解决了一个令人恼火的问题。

两年来,一个十二的男孩儿一直在抠他额头上的痤疮,令它无法愈合。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处溃疡。他的父母采取了各种惩罚措施来阻止他,老师和同学们也试图改变他,医生还向他解释了癌变的风险,替他包扎,尽量不让他接触疮口。这个男孩儿仍然会从胶带下面伸进手指去抠它,他解释说,他就是控制不住这个冲动。

父母尽了最大努力来阻止男孩儿,但他们对惩罚的方式存在分歧。父亲比较极端,剥夺了男孩儿所有的玩具,卖掉了男孩儿的自行车,折断了男孩儿的弓箭。

最后,父母把男孩儿带到我的办公室。我先和母亲做了面谈,了解了一些家庭情况,这样我就可以有所选择地进行工作。我了解到,在这个家庭中,这个男孩儿要做一些家务,他们家有一大片草坪和一个大花园是由他负责打理的。我还了解到,男孩儿对父亲的各种惩罚感到愤怒,特别是折断他的弓箭这件事,而母亲倾向于站在男孩儿这一边。我还发现那个男孩儿有拼写问题,当他写字时,很容易漏写单词中的字母。我喜欢检查孩子的功课,看看能从中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和这对父子进行了面谈,一上来我就把重点放在如何定义所有权这个问题上。我从父亲折断孩子弓箭这件事入手:“弓箭究竟是谁的?”父亲承认弓箭是男孩儿的,是父母送他的生日礼物。接着我又问:“那么溃疡应该怎么治?”大家都同意应该用绷带包扎,用各种药物。我问父亲:“那你打算怎么用弓箭治疗溃疡?折断弓箭能如何治疗溃疡?”父亲非常尴尬,儿子眯着眼睛看着父亲。在这场讨论中,父亲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我转向男孩儿,问他是否相信他的父亲至少是出于好意,只是做法有点儿愚蠢。他们俩都不得不接受这个说法。通过这种方式,男孩儿可以认为他父亲的行为很愚蠢,但他也必须相信父亲是出于好意。

然后我问,对那些无效的治疗措施和方法,我们是要继续深入讨论,还是干脆忘掉它们?我说:“你的问题已经存在两年了,从弓箭被折断到自行车被卖掉,期间所有的方法都没奏效。我们要怎么办?”这个男孩儿认为我应该给出个主意。

我对他说:“好吧,我会的,但你不会喜欢我出的主意。因为对于我要做些什么来清除这个溃疡,你一点儿都不会喜欢,你要的是溃疡痊愈,这是你真正喜欢的。”我说我想让他每个周末都努力去治疗自己额头上的溃疡——而他的父亲要替他做周末的花园杂务。男孩儿得意扬扬地看了我和他父亲一眼。

我们重新确认了男孩儿的家务职责,割草、耙草、清理狗粪、给花园除草等。我问了男孩儿做这些的时候,是谁负责检查。父亲说是他来检查男孩儿的工作。我说:“嗯,周六,在治疗溃疡的间隙,你可以出去检查一下父亲在你的家务上做得怎么样。”

这时,男孩儿已经非常好奇周末他要做什么来治愈溃疡了,我却开始跑题,我慢吞吞、拖拖拉拉、磨磨唧唧地提出了治疗计划。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患者会倾身向前,渴望你赶紧说出重点,他想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他相信你的陈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也知道你不会对他搪塞应付。他在等你讲出重点,而当你终于给出整套计划时,他会充满动力的接受。

我对男孩儿说:“我发现你的拼写很差,是因为你特别容易漏写字母。”然后我说:“我想你应该在周六早上六点左右开始治疗你的溃疡。你知道如果一大早起来做这件事,你就会更认真的对待它,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如果是五点五十五起床了,不妨就从那时开始,若是六点零五,也可以——早五分钟、晚五分钟有什么区别?”

我接着说:“听着,你可以用钢笔写,也可以用铅笔写。有些铅笔芯是彩色的,但是用普通的铅笔芯就可以了。你可以用钢笔和墨水,圆珠笔也可以。我认为直纹纸是最好的,它可以是大约这么宽,也可以稍微宽一点儿,大约这么宽。我想你父亲可以给你一些足够宽的直纹纸。”

最后,我终于向他宣布:“我觉得你应该写的这句话就是‘我认为一直抠我额头上的痤疮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又逐字逐句地慢慢重复了一遍,说:“现在,慢慢写,要认真工整地写。每写完一行就数一数,每一句都要仔细地慢慢地写,要检查每个字里面有没有漏写的字母。你不想落下任何一个字母,就像你不想让那处溃疡还遗留一点点伤口一样。”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溃疡要多久才能痊愈,可我觉得他已经让这处溃疡破了两年,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好起来。不要每天都去照镜子,可以每三四天对着镜子检查一次,看看进展如何,这样伤口好了他就会发现。疮口愈合之后,也许他还想再多写一个周末。

他早上六点钟开始写,晚些时候再吃早饭。我私下告诉他妈妈,一定慢些给他准备早餐,这样他就可以在餐厅稍微休息一会儿。每两个小时,他会有个茶歇时间——食物主要是果汁或水,然后他可以检查一下父亲的家务做得怎么样,再继续回去写。我解释说,第一天早上,他的手可能会疼,那怎么办呢?我教他,在休息的时候,可以迅速握紧拳头再松开,来放松手部肌肉。这也会有点儿累,但会让肌肉更加灵活。我说我觉得晚饭后他应该停下一天的工作,可以不用再写了。但事实上,我并不在乎他是不是在四点钟就停下来休息了。对我来说,什么时间结束并不重要,也就谈不上为此而惩罚他什么。

这个男孩儿在每个周六和周日都写了一整天,给我交来了厚厚一叠写有那句话的直纹纸。看得出来,写的时候,他心里是满满的骄傲与愉悦。他根本不需要父亲督促,他对自己的字越来越自豪,父母为此又惊又喜。那个长句的第一千遍写得很漂亮。我明确表示,由我来负责检查他的书写,如果他想给他父母看也可以,但我是审核员。我检查了每一页,告诉他,我会走马观花地浏览一遍,但他也可以告诉我,他写的这些字里有哪些是我应该多关注一些的。这样的话,会让我检查得更细致,而不是浮光掠影。

男孩儿写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检查他父亲的任务;写得越多,就越想写得更准确。各个方面都在改善。用这种方法,我消除了他对溃疡的强迫性掐挤,使其变成了强迫性的准确书写,后者是让他引以为豪的事情。

父亲说:“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把那片草坪搞得漂亮极了,你想象不出来的漂亮。”结果男孩儿在草坪上发现了一片叶子,非常开心。父亲把草坪和花园彻底打理好了,花园的栅栏也修好了,所有的杂务都做完了,男孩儿也写完了他的句子。

一个月后,男孩儿的溃疡痊愈了;一年后,他的症状都没有再复发。那片可怕的慢性溃疡消失了,连一个疤痕都没有。

我把男孩儿写的那叠东西放在我的病历夹中,问他我应该保存多久,它会填满整整一个文件夹。男孩儿说他认为我可以保留几个月,我问到时候又该怎么处理。他说:“哦,到那个时候就只是废纸了。”

在这些案例中,艾瑞克森没有像他在某些案例中的那样,直接处理父母之间关于教育孩子的矛盾。在处理父母之间问题的时候,要如何利用孩子?对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当你纠正或治愈孩子时,父母就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孩子,于是他们必须回到没有孩子的夫妻二人战争中。孩子现在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人。”

虽然艾瑞克森会和孩子一起游戏,常常和他们一起对抗成人世界,但他绝不是一个以“宽容”方式抚养孩子的信徒。他会与父母合作,教他们如何与孩子做游戏,他会阻止父母对孩子过度严厉和毫无价值的惩罚,但他也会帮助父母对孩子设置严格的限制。当一个孩子行为不端时,艾瑞克森不会帮他去理解原因,他会教孩子正确的做法。他的想法常常听起来很老套。例如,如果一个孩子不吃早餐,母亲为此苦恼不已,艾瑞克森就会教她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会让这个母亲给孩子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如果孩子不吃,妈妈就把早餐放在冰箱里,到午饭时再端上来。如果继续孩子不吃,晚饭时她会再把早餐从冰箱里拿出来,一直到孩子吃完为止。

即使面对行为严重紊乱的儿童,例如自闭症儿童时,艾瑞克森也并不会把他们当成无法控制自己能量的缺爱儿童去处理。他觉得一个孩子的不安全感可能来自对各种限制的不确定性,对此能够采取的治疗性措施就是加强界限,要帮助父母去为孩子设置这些界限,而不是让儿童治疗师这样的陌生人去设置界限。对于儿童问题,他既关注孩子,也关注孩子所在的家庭环境。

下面的案例描述了艾瑞克森对有问题行为的儿童所采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一位二十七岁的母亲和她八岁儿子之间的相处开始陷入困境,儿子变得越来越叛逆,似乎每天都在寻找新的方式来反抗她。这位母亲两年前与丈夫离婚,理由充分,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除了儿子,她还有两个女儿,分别是九岁和六岁。几个月来,她抱着结婚的意愿偶尔与其他男人约会,却发现儿子开始出人意料变得叛逆起来。期间,大女儿也短暂加入过他的反叛队伍。母亲愤怒极了,连吼带骂,各种威胁,甚至打屁股,同时穿插着循循善诱地讲道理。这些曾经对孩子们非常有效的方法,只纠正了大女儿的行为,儿子乔却对她的这些寻常手段置若罔闻、毫无反应,即使她频频体罚、没收他的玩具、哭泣、寻求其他家人的帮助,也都无济于事。乔只是得意扬扬地表示他只做他喜欢做的事儿,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

儿子的不良行为很快就影响到了学校和四邻,基本上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去破坏和捣乱的。学校设施被毁坏,老师们反对,同学们抵制;邻居的窗户被打破,花坛被捣毁。邻居和老师出手吓退了这个男孩儿几次,但也仅此而已。最后,男孩儿开始对家里的贵重物品大搞破坏,尤其是在母亲晚上睡觉后,然后他在第二天早上公然否认,这彻底激怒了母亲。

母亲把男孩儿带到我这里寻求治疗。当母亲讲述情况时,乔带着得意扬扬的笑容听着。等母亲说完,他就大言不惭地夸耀说我对他是没有办法的,我阻止不了他,他会继续做他喜欢的事情。我严肃而认真的向他保证,我不必做任何事情来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他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好男孩儿,这么聪明,完全可以自己改变这些行为。我向他保证,他的母亲会尽其所能给他一个机会来让他“自己”改变他的行为。乔听了之后感到不可思议,一脸嘲笑。我说我会告诉他妈妈一些简单的方法,让乔自己改变自己,然后就先让他离开了办公室。我以一种最友善的方式挑起了他的疑虑,想弄清楚我要教给他妈妈什么简单方法,这让他在等待母亲的时候,一直静静地思量着。

我把母亲单独留下来,讨论了一个孩子对这个世界的需求,他需要在这个世界里有人比他更强大,给他安全感。而到目前为止,她的儿子在用实际行为表达着自己愈来愈强烈的绝望,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安全,唯一强大的人就是他自己,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儿。然后我又细致全面地给妈妈布置了接下来两天的任务。

当他们要离开时,那个男孩儿挑衅地问我是否建议他妈妈打他屁股。我向他保证,除了充分地给他自己机会,让他自己改变行为,我不会有其他任何措施,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这个。这个回答让他有点困惑。在回家的路上,为了阻止他干扰驾驶,他的母亲狠狠地揍了他。男孩儿的这种不当行为是预料之中的,我对母亲的建议是当机立断,不要费口舌,立即处理。当天晚上和以往一样,母亲继续让这个男孩儿随心所欲地看电视。

第二天早上,外公外婆接走了乔的姐妹,乔计划去游泳,向妈妈要求吃早饭,但是他看到母亲把一些包好的三明治、水果、一保温瓶果汁、一杯咖啡和几条毛巾带进客厅,他大惑不解。母亲把所有这些东西稳稳地放在一个厚重的沙发上,沙发上放着电话和几本书。乔要她立刻为自己准备早餐,并威胁说如果不快点儿,他就把家里搞个天翻地覆。母亲只是对他笑了笑,抓住他,迅速把他翻倒在地,然后把她的全部重量压在他身上。当他喊叫着让她下去时,母亲说反正她已经吃过早饭了,除了想办法改改他这些恶劣行径之外,她也无事可做。但是,她又说,她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所以一切还是都取决于他。

这个男孩儿扭动着身子,拼命与他母亲的体重、力量以及灵活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大吼大叫,骂着难听的话,抽泣着,最后可怜巴巴地答应,要永远做个好孩子。他妈妈回答说承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还没有想出改变他的方法。这再次激怒了他,但没过多久他就停下了,急着要去厕所。他母亲温和地解释说,她还没有想出来方法,所以他可以直接尿在这里,她递给他一条毛巾,让他擦干净,这样他就不会感觉到太湿。这引发了男孩儿另一场疯狂的挣扎,但他很快就筋疲力尽。母亲趁着男孩儿平静的间隙,给外婆打了个电话。乔仔细听着,母亲漫不经心地解释说,她还没想出什么办法来,但她真的相信乔一定会自己做出改变。当他听到这句话时,他拼尽了力气大声尖叫,于是母亲又在电话里对外婆说,乔忙着尖叫,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要怎么改变他的行为呢,她把话筒放在乔的嘴边,这样他就可以对着话筒尖叫。

乔陷入了阴郁的沉默,忽然又爆发尖叫,拼命挣扎,哭着恳求。对于这一切,他母亲一律温和地给出和上面同样的回答。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母亲给自己倒了咖啡,喝了果汁,吃了三明治,她还读了一本书。快到中午的时候,男孩儿礼貌地告诉她,他真的需要去洗手间。母亲说自己也要去。她告诉乔,如果他同意上完厕所后,继续回到他在地板上的位置,让她舒服地坐在他身上,那他就可以去洗手间。流了几滴眼泪后,他同意了。从洗手间回来后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立刻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挣扎,他想推开母亲。每一次近乎成功的尝试都让他更努力,也让他更疲惫。他休息的时候,母亲就在吃水果喝咖啡,随便打个电话,读读书。

五个多小时后,乔投降了,他干脆又卑微地说,她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的母亲也干脆而诚恳地回答说,她的想法没有用,她不知道该告诉他做什么。他突然哭了起来,但很快,又抽泣着告诉母亲,他知道该怎么办。母亲温和地回答说,她很高兴听到这些,但她认为他还需要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件事,也许再想一个小时会更有帮助。乔静静地等着一个小时过去,而他的母亲静静地坐着看书。一个小时过去了,母亲提示了时间,但表示希望能读完这一章。乔颤抖地叹了口气,轻声哭泣着,而他的母亲则慢慢地读着她的书。读完那一章,母亲和乔都站了起来。他胆怯地想要些吃的,他妈妈解释说,现在不管是早饭还是午饭都已经太晚了,她建议乔去喝杯冰水,回床上好好睡一下午。

乔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闻到了喜欢的饭菜香,他的姐妹们也已经回来了,他起床想和她们一起吃晚餐。

他的母亲义正词严地对他说,要养成好的吃饭习惯,先吃早餐,接着是午餐,然后是晚餐。不幸的是,他今天没吃早餐,也就错过了午餐,所以现在他也只能错过自己的晚餐了;但幸运的是,他可以在第二天早上重新开始。乔回到自己的卧室,哭着睡着了。那天晚上,母亲没有睡好,但乔第二天却睡到她准备好早餐后才起床。

乔和他的姐妹们一起走进厨房吃早餐,愉快地坐下来,母亲给他的姐妹们端上了松饼和香肠,而乔的面前只有一个大碗。他母亲解释说,她为他做了一份超级特别的燕麦粥。这是乔不喜欢的食物。他的泪水涌上了眼眶,但还是感谢妈妈为他做早餐,这是他们家里的规矩。然后他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母亲说,她做了很多,他可以再吃一份。她还笑眯眯地说但愿他早晨吃不完,这样剩下的就够他中午吃了。乔果断而坚定地大口吃着,不想把燕麦粥留到中午继续吃,但是他妈妈煮得实在太多了。

早饭后,没有妈妈的任何指示,乔就开始打扫自己的房间。做完这些后,他问母亲是否可以去拜访邻居。母亲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还是同意了。乔走到隔壁按门铃时,她从窗帘后面看着他。邻居打开门,乔看上去和邻居说了一会儿话,然后继续沿街走去。后来她才知道,就像他曾一户不漏地威胁过邻居一样,他这次又挨家挨户地给邻居们道歉,并承诺他会尽快弥补自己的错误,他还解释说,这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乔回来吃了午饭。午餐是拌了黄油的厚片燕麦粥。吃完之后,他主动帮忙擦干碗碟。下午和晚上,他的姐妹们在看电视,而他在温习自己的功课。晚餐量很多,但只有剩菜,乔静静地吃着,没有发表意见。临睡前,乔主动早早上床睡觉,而他的姐妹们则一如既往在母亲催促下才去睡觉。

第二天,乔去上学,给学校道歉,还做了保证,老师和同学满腹戒备地接受了。那天晚上,他和姐姐又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姐姐尖叫着喊妈妈。当母亲走进房间时,乔明显地开始发抖。母亲让两个孩子都坐下,先让姐姐说发生了什么事,轮到乔发言时,他同意姐姐的意见。母亲向乔解释说,她希望他能做一个正常的八岁男孩儿,即使闯祸也是一个八岁男孩儿应该惹的那些麻烦。然后她告诉姐弟俩,他们的争吵一点儿价值都没有,应该停止,两个孩子都默默接受了。

乔母亲的教育背景,让她完全能够理解并根据我的指导,去处理她儿子的问题,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她大学毕业,非常聪明,还承担着一些社区职务。在面谈时,我要求她尽可能完整地描述一下乔在学校和邻里之间搞的所有破坏,通过这些描述,破坏带来的伤害在她的心里被痛苦地放大了。(植物确实会长回来,他们也可以赔偿破碎的窗玻璃和撕破的裙子,但这些都无法成为她安慰自己的理由。)

接下来,我要她给我讲讲乔过去的样子——一个讲道理的、快乐的、懂事的孩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我反复要求她把他过去和现在的行为进行比较,一次比一次简短,一次比一次切中要点。然后,我要她根据乔过去和现在的样子,预测一下乔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接着我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她为乔勾勒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未来图景。

通过这次讨论,我让她好好想想要如何利用这个周末,当她和乔在一起时,她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她对此一筹莫展,这让她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我可以给她提供一个方案,充分利用她对儿子劣迹的怨恨和敌意,以及她压抑的内疚。这个方案中的每个步骤都会重新引导他们,让母亲通过观察,有预测性地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策划的方式,愉快地挫败儿子,使他无法再强化自己的不安全感,也无法再证明她的无能。

听完我的方案,这位母亲直言自己六十五公斤的体重全压在一个八岁孩子身上太重了,这不行。显然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而这也是我要赢得母亲充分合作的一个重要障碍。我对这个问题先避而不答,只是帮她一一罗列出她所有的反对意见,而这些意见都无法与她的第一个担忧相比,那就是她的体重太大,一个孩子可能无法承受。随着她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我字斟句酌地与她进行了一番讨论,详细介绍了整个周末可能会发生什么,终于,她对我描述的场景有些跃跃欲试了。

等母亲似乎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才提出了体重问题,但我只是向她保证,她根本不需要从医学角度来担心这件事情,明天她就会从她儿子那里知道,她的体重对她儿子来说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事实上,影响局面的不只有她的体重,还有她的力量、灵活性以及机敏的反应,甚至她很有可能因为不够重而在与儿子的抗衡中输掉比赛。(母亲不明白为什么在她看来这么一个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情,却有着不可拒绝的重要意义。于是,她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体重确实不适合压在孩子身上。为了证明这一点,她需要儿子的合作。我敢肯定,那个男孩儿的攻击性模式绝不会被动屈服于他母亲的体重,母亲很快就会从儿子那里意识到她的那些质疑毫无意义,他的暴力会让她迅速接受我的建议。)正如这位母亲后来所解释的:“他简直像匹小野马一样冲着我尥蹶子,我立刻明白了,要保住我的地位,我必须严阵以待。这就是一个比谁更聪明的问题,我知道我要来点儿真的了。于是,我开始预测和对付他的每一次反击,并以此为乐。这简直就像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当然我也确实钦佩和尊重他的意志,但从对他彻底的挫败中,我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就像当初他挫败我一样。”

“可是,有那么一刻我也很难受。当他从卫生间出来,躺在地板上,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时,我真想把他抱在怀里。但我记得你说过,不要因为怜悯而接受他的投降,除非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赢了,所以我非常谨慎,叮嘱自己不要心软。这让后面的事情变得简单了,同时我真正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接下来的几个月,直到仲夏,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他和姐姐发生了一次争执,母亲的处理有些偏向姐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明显原因,乔平静但坚定地宣布,他没有“拿那种东西”。他说他可以“跺”任何人,尤其是我,他敢让他的母亲当晚就带他来见我。他母亲不知如何是好,赶紧把他带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进来时,她有点儿不确定地说乔威胁要“跺”我的办公室。我立刻轻蔑地告诉乔,他的力气可能根本“跺”不动地板。乔生气地抬起脚,把他的牛仔靴狠狠地用力踩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我傲慢地说,对于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儿来说,他的劲儿已经挺大的了,他也许还能再跺一阵子,但肯定坚持不了太久。乔愤怒地喊道,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力跺五十次、一百次、一千次。我回答他,他才八岁,再怎么生气他也跺不了一千下,事实上,他连那一半的次数都跺不了。如果他试一试,那么他很快就会累坏的,他的劲儿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他得换只脚来跺,还得歇会儿。更糟糕的是,我告诉他,当他休息时,他的身体还会晃来晃去的,如果不坐下,他根本就站不稳。不相信的话,可以继续跺脚试试。当他筋疲力尽时,他可以站着休息,但他会发现自己站不稳,身体晃来晃去,会想坐下来。乔愤怒极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要在这个地板上跺出一个洞,哪怕要跺一亿次。

我先让他的母亲离开,并告知她“四的平方根”后回来,她明白这是“两小时”的意思,但是乔听不懂她会什么时候回来,尽管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告诉另一个成年人某个特定的时间。母亲离开了,办公室的门关上了,乔用右脚保持平衡,左脚重重地跺在地板上。我装出惊讶的样子,说这次跺脚比我预期的好得多,但我怀疑他能否坚持下去。我说你很快就会没力气,然后会站不稳。乔轻蔑地跺了几下脚,以显示对我的不屑一顾。

在一阵猛烈的跺脚之后,乔数到了三十下,才意识到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跺脚能力。当他的表情明显流露出这个意思时,我大方地宣布给他一个特权,他可以用脚轻拍地板一千次,因为如果不晃动身子、不坐下来休息,他是站不稳的。陷入绝望的乔力图挽回尊严,他拒绝轻拍地板,并宣布他打算站着不动,并立刻摆出一个僵硬、直立的姿势,双手放在身体两侧,面向我。我立即给他看了看桌上的钟,告诉他尽管秒针的滴答声听起来很快,但分针会走得很慢,时针走得更慢。我转向我的办公桌,开始在乔的治疗记录本上做笔记。

不到十五分钟,乔就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扭动着脖子和肩膀。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伸出手,扶着他旁边的椅子扶手。然而,每当我似乎要抬起头来,若有所思地环视房间时,他就很快把手抽回来。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暂时离开了办公室。乔立刻利用这个空当,不停地换手扶着椅子,再也没有回到一开始他站立的姿势。

当他妈妈敲办公室的门时,我告诉乔:“当你妈妈进来的时候,照我说的做。”他母亲进来坐下后,惊奇地看着乔,他僵硬地面对着桌子站着。我向母亲示意安静,转向乔,不容置疑地命令道:“乔,让你妈妈看看你还能多用力地跺地板。”乔被吓了一跳,但立刻爽快地做出了回应,用力地跺起脚来。“好了,乔,现在让她看看你能站得多笔直。”一分钟后,我又接着下了两个命令:“妈妈,乔和我之间的这次面谈是乔和我之间的秘密。乔,不要把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妈妈,你我知道就够了,好吗?”乔和他妈妈都点了点头。她看上去有点儿困惑;而乔看起来若有所思地笑了。回家途中,乔很安静,坐在他妈妈旁边。走到半路,乔忽然打破沉默,说我是个“好医生”。正如这位母亲后来所说,乔的这句话莫名地让她放下了心。她没有询问在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乔也没有告诉她。她只知道乔喜欢我、尊重我、信任我,并且愿意偶尔以随意闲聊或半治疗的方式来见我。乔后来一直都是个正常的聪明男孩儿,偶尔也会调皮,但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两年过去了,乔的母亲订婚了,乔很喜欢未来的继父,但他向母亲提出了一个很过分的问题——艾瑞克森医生认可这个男人吗?在确信我认可之后,他才放心地接受了。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理性与情感的波动裹挟着人们进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这种不确定性随着人们不同的心境与时机而变化着。没有确凿无疑,没有永恒不变。乔就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强大、安全与信赖,他也扎扎实实地明白了不要光着脚踢石头、光着手拍仙人掌,做事情时不能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