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结论

第四节　结论

从一开始，介入者便创造了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允许参与者发现自身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一个实验接着一个实验，面对面地带给他们出乎意料的结果：在他们认为一切显而易见的地方，他们发现了难以理解的困惑，在他们自认为很熟练的地方却出现了阻碍，而在他们曾经体验到成功的地方却“收获”了失败感。参与者和介入者面对这些体验采取了不同的姿态。介入者力求让各种困惑鲜活地存在着，并努力协助参与者加快行动的速度，尽快遭遇困难，再创造可以持续产生失败的机会，与此同时还在一直鼓励和帮助参与者对他们的体验进行反映。从介入者的着眼点来看，创造这些体验并对它们进行反映是查明这个学习过程的意义及了解成功通过这个学习过程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的本质。参与者则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在争取快速地解决困惑，尽可能地使自己转动的车轮脱离泥泞的坑洼地段，而且为了避免失败，他们害怕对这些体验进行审视和反映。从他们的着眼点来看，把这些体验最小化或回避这些体验，是了解学习过程的意义以及弄懂成功通过这个学习过程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的本质。实际上，介入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我们刚才描述得那么明显，但是它们的确凸显了学习过程的本质特点：介入者与参与者框定这个过程的方式完全不同。

本章的框定实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旨在促进破框和再框定过程的反复循环尝试，因此，参与者可以采用崭新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角色与他们所面对的情境。虽然这些实验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应该如何帮助个体重新框定对他们的自我意识具有重要影响的体验。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个抽象的、构成实验过程结构的步骤流程。

在早期的阶段中，这个过程是由介入者发动的，介入者会辨别出能给参与者带来他们似乎无法觉察到的困境的循环模式。通过退缩，他们最终反而设计了自己的不公正。按照他们对支持的界定，他们支持自己的同伴，结果却破坏了同伴的学习。而且，他们会因为错误而生气，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局限性和他人的局限性视而不见。这些模式吸引了介入者的注意，并使介入者卷入其中。它们令介入者迷惑不解。但是，生成这些互动模式的参与者却认为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因而也没能注意到它们。于是，令介入者大伤脑筋的困惑，在参与者看来，却是显而易见的。

介入者努力争取把被参与者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转换成一个不可抗拒的困惑。接着，被参与者忽略的资料得以显明：卡罗尔的确犯了一个错误，所以戴维的规则并不适用，团体并不是故意或有意在原地转圈，因此，葆拉的愤怒不同寻常，等等。这些资料所揭露出的矛盾使这些互动令人费解。

介入者揭露了这些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他不需要对这些矛盾的产生承担责任：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参与者的资料，介入者从中提炼出来的推论也都得到了参与者的一致认可。意识到这种悖论并开始承担自己的相应责任之后，参与者体验到了一种最适度的不和谐感；这才激发他们去探究自己的行动，以便能对它们进行解释，同时也能降低自己的不和谐感。

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参与者提出了对自身行动的解释，试图调和它们中的矛盾。他们举例说自己害怕给人很笨的感觉或害怕被人攻击；他们提出了支持理论；或者，他们提出了解释，试图为自己针对同伴的愤怒作辩解。

接着，介入者在这些解释中寻找新的资料，试图揭露隐藏在参与者行动中的逻辑。在这么做时，他采用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他协助参与者生成了一个丰富的描述，并对他们的理解方式、感觉方式和行动（或放弃行动的）方式进行了归类、整合。另一方面，他对这些新的资料进行了组织、反映和探究，并建构出能够揭示参与者推理中存在的新漏洞和新矛盾的行动。结果，介入者既保证了探究困惑的活动继续开展，又进一步增加了参与者的不和谐感。

参与者试图使人们接受原本不能接受的事的努力付诸东流。渐渐地，根据他们看待社会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根据他们在其中的互动方式，他们开始质疑自己建构社会世界的方式。葆拉发现她自己处在一个自己设计的困局中；戴维发现他关于创造能力的理论同时也会创造出无能的条件；李则明白了她的羞辱理论会产生出更多失败与羞辱的条件。

这时，参与者承认他们在世界上的理解方式与行动方式都需要接受审视和改变。但他们受到了阻碍，他们不了解替代性的行动方案（或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卡罗尔问她怎样才能学会采用一种更有勇气的姿态，戴维问一个人如何能够在不打击他人信心和创造无能感的前提下检查错误，玛丽问当她无法回溯正在讨论什么话题时，该怎样使自己与自己的感觉保持距离。就像当事人所问：“你怎么控制自己的自动反应？”这却被参与者理解成是一个反驳，让他感觉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们的框架还不够充分，但他们要怎样做才能超越它们呢？(https://www.daowen.com)

当这种阻碍展现出自己的真面貌时，介入者对参与者的体验采取了这样一种姿态：他不顾他们被困的现状，继续推进探究的进程。他鼓励参与者去表达那些他们觉得难以表达的体验，而且，尽管他也与参与者的体验产生了共鸣，但是，他坚持继续质疑他们框定自身体验的方式。

与此同时，他提出了替代性的做法，并且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协助。第一，在策略层面上，他提出了过渡措施，如果尝试这些措施，便可以将参与者从即将发生的、特定的两难困境中解放出来，并协助他们打破自己的框架：投入讨论，表达你的负面感觉，公开反映你的反应。第二，在框架层面上，介入者提出了看待问题的新方式，并且向大家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他重新框定了文斯的解决方案，说重要的是愿意学习而不是不犯错；他重新框定了用来考虑错误问题的潜在隐喻；等等。第三，在行动层面上：介入者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的理解。他对卡罗尔和团体的支持，展现了一种对情境的不同建构。因此，在他行动及在他公开地反映自己的行动的同时，参与者对这种框定学习过程的方式才逐渐从不熟悉变得更加熟悉。

但在某些时候，参与者必须设计他们自己的框定实验。他们必须对提出的替代性方案进行彻底的检验。然而，他们会徘徊在两个框架之间，没有一个是他们完全信任的。因此，设计这种实验需要敢于在面对怀疑和风险的过程中行动。

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参与者会浏览资料，查找可以帮助他们预测这些全新行动的结果的信息。但是，这个浏览过程也被现有框架主导着，因此，他们预测的结果也是有问题的：“他让我与他（指介入者）对质；但当我这么做时，却被告知我做错了。”显而易见的矛盾被发觉并被带到了台面上，介入者则有机会详细地阐述被他带入这些行动中的意义。从他们相互冲突的框架中所产生的差距也得到了填补，参与者也开始设计实验来检验这些替代性方案。

发展到这里，新的行动出现了，新的困惑也随之显示出来。再一次，介入者和越来越多的参与者都被吸引进来，于是，循环再一次发生了，反复地从防御的取向迈向更具反映性的取向。

（审校/余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