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源流
从学术渊源来看，四川扶阳学派的形成，主要与三大方面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包括四川本地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历代川派医家临床运用《伤寒论》的体悟、中医历代伤寒学派与温补学派的学术影响。
（一）四川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因素
首先是与四川本地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近代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等著作中，曾说四川一带的中医，风格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的理论不同，诊断也不同”，并且说蜀中一带有不少“火神爷”。所谓“火神爷”，也就是擅长运用附子等辛温药的中医。南怀瑾先生此言，确实有一定客观依据。巴蜀一带，数千年来，中医药学术体系独树一帜，为祖国医学贡献了丰富的智慧，产生了一大批善于运用扶阳治法与方药的川派医家，乃有扶阳学派之兴盛。
从四川地区历史文化来看，蜀地一带在秦代以前长期与中原隔绝，正如李白所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国历史久远，但秦代以前长期与中原文明不相类，虽然古蜀国历史目前缺少文字记载，但从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古蜀的文明绝对不在中原文明之下。秦代以前数千年，传说中的蚕丛氏、彭祖及巫咸、巫彭等巫医皆或多或少与医学有关。秦以后，蜀地被纳入中原文明，但地理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封闭性，造成了川派医学与中原医学相比，始终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巴蜀又为道家、道教的发源地，道家、道教的理论以及一些修炼方术历来对中医影响很深。历代蜀医多受道家影响，如晋代蜀医李常在、李八百，宋代皇甫坦，明代飞霞道人韩懋等。唐代孙思邈也多次到四川峨眉山隐居炼丹，著名道士杜光庭也精通脉学。因此，蜀地医学多有道家色彩。古代巴蜀地区又为易学中心，汉代“文翁化蜀”后，严遵（严君平）、扬雄等人在蜀地讲授研习易学，蜀地便成为继齐鲁之后的全国又一个儒学中心。历代还有卫元嵩、李鼎祚、陈抟、来知德等蜀地易学大师。易学领域，巴蜀代有其人，名贤辈出，故自古即有“易学在蜀”之说。乃至清代郑钦安之师刘止唐先生学究天人，家学渊源而精于易学，著作宏富，其易学思想对郑钦安学术有极大影响。巴蜀地区的道家、道教、易学为四川扶阳学派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甚至直接影响到扶阳学说理论的形成。
从地理环境来看，巴蜀一带位于祖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四周有秦岭、大巴山、巫山、云贵高原、大凉山、川西高原等崇山峻岭环绕，而盆地内却是物华天宝、土地肥美，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蜀地多产药材，四川为全国第一药材资源大省，如附子、乌头、天雄、川芎、干姜、半夏、羌活、独活、白芷、姜黄、花椒、大黄、黄连、厚朴、木香、川牛膝、川贝母、川木通、仙茅、续断、天麻等道地药材堪称上品，尤其以附片、乌头、川芎、花椒等道地辛温药著称。盖四川盆地内多雨潮湿，又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岷江之水乃雪水所化，寒湿较甚，故此地植物多有耐寒、耐湿之性，气味多辛香、芬烈、雄厚，这样也就形成了川派医家善于运用辛温燥湿药物的风格，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就为郑钦安等川派名医善用姜、桂、附等辛温药物奠定了基础。
（二）四川历代医家扶阳思想的影响
早于扶阳名家郑钦安之前，四川地区便已产生了不少擅长扶阳之法的医家。如北宋医家史堪。史堪，字载之，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北宋元丰年间，为政和年间进士，官至郡守。史载之著有《史载之方》两卷，书中方药喜用麻黄、羌活、三棱、莪术等辛温发汗、活血逐瘀药物和狗脊、巴戟天、桑寄生、萆薢等强筋健骨、祛风除湿类药物。诚如清末周学海评注《史载之方》所言，这是因为史载之为蜀人，而蜀地多湿，易痹阻筋骨，导致血滞、血痹。史载之遣方用药已有重用辛温扶阳的特点。
明代四川医家韩懋，学术上也有重视扶阳的倾向。韩懋，字天爵，号飞霞道人，明代中期四川泸州人，著《韩氏医通》。学术上崇尚温阳，重视脾肾，提出了“一气流行学说”，指出人身“一气”为“呼吸之根，性命之蒂”，一身气机之根蒂，而此一气萌生于“命门”，流行于全身。在方药运用上，韩懋亦擅长运用附子等辛温类药物，他盛赞附子回阳之功说：“黑附子回阳，霸功赫奕。”《韩氏医通》记载韩懋曾治一妇人，该病人因惊扰过甚而昏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生疮，或至封喉，下部虚脱，白带如注。如此四十多天，有时或稍苏醒，而至欲自缢，悲伤不能自止。其他医者以病人唇色生疮等症，遂投寒凉之剂解其上焦之热，但用药后下部虚脱之证则加重。又改投温热之剂及以汤药熏蒸其下，则热晕欲绝。韩懋脉诊后，始知为亡阳证。即以盐煮大附子九钱为君，制以薄荷、防风，佐以姜、桂、芎、归之属，水煎，入井，冰冷与之服药（反佐之意）。病人未尽剂，则鼾鼻熟睡通宵，醒来后即能识人。除外，韩懋还善用半夏、白芥子、鹿角等辛温、化痰、温阳诸品。可见韩懋也是一位善用扶阳的医家，与后来的清代郑钦安亦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
清代蜀中名医齐秉慧也是一位善用温热的医家。齐秉慧，字有堂，叙州（今四川省宜宾市）人，著有《齐氏医案》等医书。临床上重视脾肾，对明代温补学派诸家学说多有继承，亦善用温补治疗与温热之品。如齐氏曾治疗一杨姓病人（杨子宽），该病人患阴寒直中肾经，面青鼻黑，腹痛欲死，更加囊缩，急求治于齐秉慧。齐氏诊之后说此症为死亡顷刻之证，治之稍迟，必一身尽黑而死。急与之救亡丹，用人参五钱、白术二两、附子一枚、干姜三钱、肉桂五钱，水煎急与之服，一剂而效。齐氏指出此证全是一团死气现于身之上下，若不用附子、干姜、肉桂等猛烈大热重剂，则不能逐阴寒而追亡魂，驱毒气而夺阳魄。可见，齐秉慧乃善用温补、重视脾肾的川派名医。郑钦安晚于齐秉慧数十年，在学术上与齐氏多有相通之处，值得学者深入研究和探讨。(https://www.daowen.com)
郑钦安之师刘止唐在理学方面的成就，则直接启发了郑钦安扶阳学说的形成。《医理真传》《医法圆通》所论“人身性命立极”“阴虚阳虚”“先天后天”“乾坤大旨”“坎离水火立命”诸说，实皆源出于刘止唐理学，刘氏理学为郑钦安医学真传要旨、圆通心法之根基。刘止唐为清代理学大师，为理学槐轩学派的开创者，同时又兼通医学，郑钦安于刘氏门下，圆融刘门理学、医学，发明其说，继承刘止唐医统，为槐轩学派医学一门的发扬光大者。刘止唐名沅，止唐乃字，一字讷如，号青阳居士，四川成都双流县人，清代中期理学大师，创槐轩学派。刘止唐的学术思想重在阐明天道性命之理，贯穿其所著所有著作中，所著书籍主要是注解儒家十三经，俗称《十三经恒解》，其著作中尚有医书一部，书名《医理大概约说》，发挥《内经》《周易》《伤寒论》诸书精义，阐明人身阴阳合一之理及张仲景立法立方的要旨。郑钦安自16岁拜于刘沅止唐槐轩门下，从学8年，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医理真传》开篇“乾坤大旨”“坎卦解”“离卦解”等篇，为钦安医学的学术根基，而其根本是源出于刘沅槐轩理学。刘止唐先生《槐轩约言》中有“无极太极图解”“三元图解”“八卦图解”“性命图解”“五行图解”“四象图解”“乾坤坎离说”“先天后天说”等诸篇，其间多可窥见郑钦安医学学术源头的影子。
（三）中医历代医家扶阳学说的基础
除四川本地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川派医学源流对扶阳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临床基础之外，中医历代伤寒学派、温补学派的学术成就也是扶阳学派理论之渊薮。
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即有“重阳”理论的体现。《内经》中绝大部分篇章都运用了阴阳学说，对于阴阳二者，《黄帝内经》部分篇章对“阳”的一方尤为强调，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此言阳气在人体中的作用如同太阳在天体中的作用那样，不可或缺。天体中必赖太阳有规律地运行不息，才能光明爽朗、万物生化。人体中也有赖于阳气运行畅通，才能保持健康长寿。无论形体的强健、精神的聪慧，都以阳气充沛、不失其常为前提。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则从临床角度强调了阳气的重要性，同时奠定了“扶阳法”的治法方药基础。现流传的《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辨阳明病脉证、辨少阳病脉证、辨太阴病脉证、辨少阴病脉证、辨厥阴病脉证等编次，全书三百九十七条、一百一十三方，以三阴三阳六经辨证统摄，辛温药物在全书运用相当广泛。如太阳病部分，以桂枝汤、麻黄汤为首，又有各种误治、兼证的治疗，其中充分体现了对人体阳气的重视。干姜附子汤、茯苓四逆汤、真武汤、桂枝加附子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吴茱萸汤等《伤寒论》经典名方，成为后世扶阳学派常用的方剂。《金匮要略》中对扶阳法的运用也多有体现，各篇中对温阳、通阳、回阳、散寒、祛阴等扶阳法的运用亦十分广泛。仲景对扶阳法的灵活运用成为历代医家扶阳理论思路的圭臬，对四川扶阳学派影响颇大。仲景《伤寒杂病论》实开扶阳一脉方药之滥觞，后世扶阳一脉的理法方药多从《伤寒杂病论》中扶阳诸方、诸条发挥而来。
晋唐两宋时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两书，对扶阳理论的发挥较为充分，书中对乌头类药物附子、天雄、乌头等在温阳治法中的运用十分广泛。注释《黄帝内经素问》的唐代医家启玄子王冰对扶阳法也颇有贡献，如其所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两大治则，为后世扶阳医家所宗，郑钦安即在其著作中重点讨论过王冰此论。宋代还有名医窦材，著有《扁鹊心书》。《扁鹊心书》卷上第二篇即为“须识扶阳”，开宗明义阐明了扶阳的重要性。该书强调人体真阳元气的重要性，常用姜附剂扶阳，认为“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
金元时期，名医辈出，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对扶阳法的运用也多有发挥。金元四家之中最为重视阳气的则当属李杲（李东垣）。李东垣重视人体元气，尤其重视脾胃对元气的滋养作用，认为脾胃的盛衰决定了元气的盛衰，脾胃内伤，元气虚损，则百病由生，治疗上强调升阳、升清、补中之法。元代名医王好古，在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倡导“阴证”的研究，撰著有《阴证略例》一书，书中对阴证的病因病机及诊治进行了详细探讨，对《伤寒论》温阳扶阳诸方证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阴证的治疗方面，王好古重视扶阳温中，主张温补脾肾，喜用附子、干姜等扶阳诸品。郑钦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中亦详细阐述了阴证、阳证的鉴别，上溯可追至王好古的《阴证略例》。
明清时期，重视扶阳法的医家大量涌现，明代中晚期出现了“温补学派”。针对当时某些医家滥用寒凉的弊端，一些医家于临证倡导维护阳气、纠正时弊、力主扶阳治法、重视脾肾调补。这一时期，倡导扶阳学说的代表医家主要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人。薛己为明代中期医家，著作颇为丰厚，后人辑为《薛氏医案》，学术上倡导甘温以生发脾胃之阳气，重视脾肾、命火元阳，治疗用药以温补著称。孙一奎为明代名医汪机再传弟子，著有《赤水玄珠》《医旨绪余》等，学术上重视命门动气，认为命门为两肾之间的动气，属于坎中之阳。孙一奎在“纳气归元”的治法研究上也颇有建树，对后世有较深远的影响。赵献可为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医家，著有《医贯》《邯郸遗稿》等书，学术上重视命门水火，善于温补命火，善用八味丸等方温阳，并创制了十补丸等扶阳之方。明末张介宾，号景岳，明代嘉靖、崇祯年间名医，明代温补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撰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质疑录》等著作，学术上重视扶阳，提出了著名的“阳非有余论”。张介宾指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创立了不少温阳名方，如右归丸、右归饮等。李中梓，明末著名医家，著《医宗必读》等，重视脾肾两脏，认为二者为先后天之本，又认为精血之源在肾，阳气之源在脾，温阳以脾胃为核心而兼及温肾。清代中期名医陈修园（陈念祖）也对四川扶阳学派产生过较大影响。郑钦安在《医理真传》序中说：“近阅闽省陈修园先生医书一十三种，酌古准今，论深注浅，颇得仲景之微，亦且明透。其中分阴分阳之实据，用药活泼之机关，间有略而未详者。”至清代四川邛崃郑钦安，在古人重视阳气，重视温补脾肾命门的基础上，强调“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为扶阳法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四川扶阳学派有独特的风格，重视《伤寒论》的研究及方药的运用，受本地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及中医历代扶阳理论的影响，并善于将儒家、道家的一些有关阴阳理论的思想认识，尤其是理学、易学等理论，引入到医学中来，形成了扶阳学派重视阳气、善用温热方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