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建树
（一）真阳学说
郑钦安出身于儒门世家，熟谙易理，引易入医，故其《医理真传》开篇即以乾坤坎离诸卦立论。这是郑氏“真阳学说”的基础，亦是其圆通心法的根本。
1.真阳立命为根本，潜藏为顺
郑钦安认为天地乾坤媾生万物，天施地孕生出坎水，地产天成生出离火，坎离水火为万化立基。而人禀天地正气而生，坎离亦为人身立命之根，坎水在人为肾，离火在人为心。从卦理论，肾为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而心为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肾中一点真阳，郑钦安又把它命名为相火、命门火、龙雷火、无根火、阴火、真火、先天元阳、下阳、坎中一阳、元气、先天真气等；又因乾为龙，坎水为乾分一气落于坤宫，故肾中真阳亦名龙、真龙、初生之龙、坎宫之龙、水中之龙等。郑氏在其著作中，对肾中真阳有着许多不同的称谓，看似混乱，其实是借此以强调肾中真阳的重要性。他强调“真阳为一阳落于二阴之中，是立水之极，是阳为阴根”，而人身是一团血肉之躯，全赖这团真气运于其中立命，肾中真阳即为性命根源，有此真阳，“死机便转成生机”。重视真阳的重要性，是郑氏“真阳学说”的根本内容。郑氏又认为，真阳是初生之龙，不能飞腾而兴云布雨，惟潜于渊中，以水为家，安其在下之位。换而言之，便是真阳宜潜宜藏，以潜藏为顺，不得随意飞越，这是郑氏从医易理论出发，阐发的真阳的基本生理特性。在《医理真传》与《医法圆通》二书中，他处处都在强调这一生理特性的重要性。《医理真传·坎卦解》云：“历代诸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茫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郑氏基于“滋阴降火”的流弊，提出了真阳潜藏的重要性，也正是他善用姜桂附等温热药物的立论依据。
2.真阳气化为发机，水火升降
潜藏于肾中水底的真阳又具有蒸腾之性，可蒸腾气化肾水上济于心。与此同时，心中真阴，又降心火下交于肾。肾中真阳与心中真阴互为其根，郑钦安在《医理真传·离卦解》中说：“子时一阳发动，起真水上交于心，午时一阴初生，降心火下交于肾，一升一降，往来不穷，性命于是乎立。”而对于真阴真阳二者的交济，郑氏着墨更多的是真阳的蒸腾气化。因为从生理功能而言，肾中真阳蒸腾则肾水上交于心，肾水充济心中真阴，心阴足则真阴自然下降。《医法圆通》云：“真火上腾，必载真水上升以交于心，故曰离中含阴。又曰气行血随，水既上升，又必复降下。水下降，君火即与之下降，故曰阴中含阳。……水火互根，其实皆在坎也。”真阳是水火升降的“发机”之处，气化是水火升降的原动力，真阳不熄，升降不歇。若无真阳蒸化，水火阴阳不交。蒸腾气化是郑氏“真阳学说”中所阐发的真阳的生理功能。故依郑氏所论，人体最为重要的是肾中真阳的潜藏，真阳虽潜于水中，但其蒸腾气化却是水火升降的发机根本，水火升降全在于真阳气化的发动推行。论述真阳的“潜”与“发”，构成了郑氏学说的基本内容。
郑钦安在强调肾中真阳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中阳，认为中阳是真阳潜藏的辅助。真阳潜于水中，需要以土封固。郑氏认为水是无土而不停蓄，土覆水上，水在地中，而水中有龙（真阳），故龙亦是无土而不潜藏。同时，水中真阳须得中阳的温煦，水才不至于寒极。地得龙潜而才能冲和，水土合德，世界大成。他在《医理真传·三焦部位说》中论述，上焦为天，中焦为地，下焦为水，而中阳处于上下焦水火交济之间，故为调和阴阳水火的气化枢机。郑氏在其治疗中也处处体现这一思想，他认为“阳气即回，若无土覆之，火光易熄，虽生不永”，真阳如同灰中之火，灰覆之则长存。故他在治疗真阳飞越的同时，亦注意温补中阳，说明他一方面重视先天真阳，另一方面亦很重视后天中阳。中阳是真阳的封固，中阳充足才利于真阳的潜藏。
3.真阳腾越，为阴证之机
正如上文所述，郑钦安十分强调肾中真阳的潜藏之性，在其所论的病证之中，半数以上皆是阳虚阴证。所以他在论阳虚阴证病机时，大多主真阳腾越，不能固守于下，而至生机断灭。他认为，倘若能识真阳飞潜之运，何患无方？郑氏所论真阳腾越的原因机制，分析归纳起来有如下数条：第一，阳气受伤，群阴即起，阴气太盛，逼出元气真阳，真阳为群阴阻塞，不能归根。这实际上即是阴盛格阳，阴寒内盛，格阳于上。第二，真阳虚衰，不能镇纳诸阴，肾中坎水阴气上腾，一线之阳光亦附阴气而上腾，元阳上浮，真气暴出。第三，少阴心之君火不足，阴气蔽塞太空，犹如地气上腾为云为雾，遂使天日无光，阴霾已极，龙乃飞腾。即所谓龙因水盛而游，真阳不潜。第四，脾土太弱，或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无土覆火，光焰易熄，火不能潜藏，真阳外越。郑钦安在《医理真传》卷二数十条病证末尾云：“以上数十条专论阳虚，指出先天真气上浮。反复推明：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立水之极，为阴之根，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近，消灭剥削，以至于根也。”郑氏以真阳腾越为阳虚重证，认为五脏之病穷必及肾，极为重视真阳腾越这一病机，他所论述的需用姜桂附诸药的数十条病证，大半以此为基本病机。郑氏的“真阳学说”论理独到，既重视真阳的潜藏，又重视真阳的蒸腾升降，以真阳飞潜腾越为阴证的根本病机，为其独特发挥，这就是郑氏“真阳学说”的理论核心。
4.潜阳归肾，封固为要法
郑钦安在其著作中，大篇幅地论证了真阳宜潜宜藏的特性和真阳腾越是阳虚阴证中心病机的观点。郑氏根据这些观点，从而提出了潜阳归肾等治疗法则。纵观他所述的诸多病证，可以发现其治疗大多都主潜阳归肾、回纳元气。这是基于真阳以潜藏为顺的生理特性，并符合真阳腾越的基本病机的。
郑氏在《医理真传》中云：“三阴之方，以温中收纳，回阳降逆，封固为要。”同时又说：“真火伏藏，命根永固，又得重生也。”其《医法圆通》中也反复强调“以回阳收纳为要”。他在著作中提出的潜阳、封髓、回阳、纳气、归肾、归根、沉潜、镇纳、收纳等诸多治法，其实都是名异而实同，目的都在于潜其真阳，归纳于肾，恢复真阳的潜纳。归结起来，便是“潜阳归肾”这一核心治法。
《医理真传·君相二火解》云：“凡见阴气上腾诸证，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证之候矣。”郑氏是主张阴证早期亦要运用潜阳归肾之法的，故可知其潜阳归肾法运用之广泛。在《医理真传》“头面忽浮肿”“眼中常见五彩光华”“两耳心忽痒极欲死”等症状以及《医法圆通》中心病不安、头痛、目病、耳病肿痛、喉蛾等病证中，郑氏都着重阐述了真阳腾越的病机，力主运用潜阳归肾之法。由此，郑氏为什么善用姜桂附等热药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对姜桂附的运用都是对潜阳归肾法的体现，乃是紧扣病机的。
郑钦安不仅提出了独特的“真阳学说”与“潜阳归肾”的治法，而且对“潜阳归肾”法的具体运用也颇具特色，可谓是心法圆通、匠心独具，大致有如下数条特点和思路：(https://www.daowen.com)
第一，温阳消阴，真阳自返。郑氏认为，阳虚之人，群阴必然即起，阴气太盛则逼出元气真阳。《医法圆通·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辩解》中说：“真气一衰，群阴四起，故曰阴翳；真气一旺，阴邪即灭，故曰益火……仲景之白通、四逆，实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者也。”郑钦安自云所用诸方，皆从仲景四逆一方搜出。姜桂附诸药温阳而消阴，特别是附子能补坎中真阳，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则真阳自返。故郑氏善用姜桂附，由此可见。
第二，纳气归肾，收潜真阳。郑钦安常用潜阳丹、封髓丹诸方，云是纳气归肾之法。其中尤其盛赞砂仁一味，两方皆用之，他认为砂仁辛温能纳五脏之气而归肾。郑氏对潜阳、封髓的运用颇具匠心，正是对“真阳学说”与“潜阳归肾”法的高度发挥。
第三，通阳化气，龙藏雨止。针对肾气不藏，真阳不能镇纳诸阴，而肾水泛溢者，郑氏主用通阳化气之法，方如桂苓术甘汤。郑氏认为桂枝能化膀胱之气，通坎中之阳。阳气通而水邪散，水与真阳俱自下行，为龙行治水之象，阳通则肾化气行水，真阳易于潜纳。
第四，交通阴阳，开其道路。真阳潜于水中，蒸腾气化则水火升降。郑氏常用白通汤、封髓丹、桂枝龙牡汤之类交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故阴阳交济而水火升降，上下交通，则腾越之真阳返归肾位的窍路气道畅通无阻，方得顺势潜藏，易潜易纳，导入肾中。郑氏解白通汤云：“葱白一物能引离中之阴，下交于肾，生附子又能启水中之阳，上交于心，阴阳交媾，而水火互根矣。”郑氏又针对此理制补坎益离丹，升降水火，交接心肾，潜纳真阳。
第五，补土覆火，封固其阳。这是郑钦安“真阳以土封固”理论的具体运用。他主张以干姜、甘草、砂半理中汤之类温补中阳，培中宫之气，即大补其土以伏火，火得覆而气潜藏，气潜藏而水亦归其宅。郑氏这种以土封固中阳而潜阳归肾的理论，可谓真知灼见，斯得水土合德之妙也！
概而言之，郑钦安之所以善用姜桂附等品，是从其“真阳学说”与“潜阳归肾”法出发的，是针对了“真阳腾越”病机，有其适应证，以辨证论治为基础。
（二）以火立极
郑钦安的传人卢铸之在学术上继承和弘扬郑钦安学说，指出“医之阴阳至理，本于易”，将易理融入医学理论，强调立命在于以火立极，立法在于以火消阴，阳为主，阴为从。卢氏继承郑钦安的学术观点，强调坎中之阳的重要作用。他说：“失乾坤者，阴阳之灵也，气也。本天地之清真。故曰大父大母。仰坎离者，阴阳之精也，象也。得乾坤之中气，故曰中男中女……故乾坤之六子，唯坎离为至贵。以其得气之中，而为天地之真精，实阴阳之英华也。”又说：“坎中之阳，火也，二离中之阴，水也。水火互为其根，其实皆在坎中一阳也，为人生立命之根也。”[1]
卢铸之在临证中亦善用大剂量姜桂附，时人尊称为“卢火神”。卢铸之曾盛赞姜桂附等辛温之品的功用：“附子大辛大温大毒，至刚至烈，且刚中有柔，能内能外，能上能下，为药品中最大一个英雄也。以之治人，人健而身轻，以之治国，人和而国泰，以之治天下，而亿万年皆成盛世也。”而桂枝“有引阳出阴之能，……实通达内外之能使”。生姜能“导气血阴阳之传变，助五行生成之气机，更能旋转于经络脏腑之间，驱寒除湿，和血通气”。卢氏还创制有一些辛温有效方剂，为后世沿用，如“镇八方”（茯神、西砂壳、淫羊藿、南藿香、厚朴、青皮、炙甘草、生姜）。[2]
（三）五段论伤寒，阐发“抗力”新说
四川扶阳学派另一代表性医家祝味菊，习医于四川，名噪于上海，在扶阳理论上颇多新说。祝味菊在学术上推崇伤寒之学，治病首重阳气，好用温热重剂，尤以擅用附子见长，有“祝附子”的美誉，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其学术风格形成于移居上海之前，亦为四川扶阳传薪而有创见者。祝味菊至上海后，因屡以温热大剂救治垂危病人而名噪一时。
祝氏认为一切外感疾病过程中，正气抗邪的趋势根据“抗力”的盛衰，不外分为五个阶段，六经证候也不出“五段”范围。六经代表了五种抵抗程序，即太阳为抗力开始抵抗阶段，少阳为抗力抵抗不济阶段，阳明为抗力抵抗太过阶段，太阴、少阴为抗力抵抗不足阶段，厥阴为抗力最后抵抗阶段。祝氏所论的抗力实质就是人体的正气，亦相当于郑钦安所论的真阳一气、真火、元气、元阳。郑钦安认为真阳一气从下焦流出后，流行全身，根据一气盈缩进退而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祝味菊抗力抵抗的五个阶段与郑钦安的一气分为六经说有较为明显的学术渊源关系。郑钦安倡“万病一气”之说，认为天地一阴阳，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六经不过是一气分布上下左右四旁之意。而祝味菊则主张“一贯之道，执要御繁”，与郑钦安“万病一气”执简驭繁的思想同义。
祝味菊认为，人体的抗力往往体现在人体的“阳”中，“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因此祝氏在临证中十分重视温热扶阳治法的运用，好用附子，并创立了不少附子配伍方法，将其总结归纳为“相佐、相制、相用、相得”，如附子“加沙参、麦冬为清肺，人参、甘草为益气，白术、干姜为扶脾，是相佐也；加地黄、龟甲为滋阴，是阴阳相配合，相颉颃也；加石膏、知母为清上，黄连、犀角为凉营，龙胆、黄柏为清下，是相制也；以甘佐以温辛，如甘草、大枣、生姜、桂枝、麻黄等，是相用相得也”。祝氏认为，如此配伍，“则上热下寒、外热内寒、标热本寒、阴阳俱虚，皆无往而非附子之对症。若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单味而不知复方，则自然视附子如毒蛇猛兽矣。还有龙骨、磁石、牡蛎、石英等石类、介类之药，质重可抑浮阳，制暴为良，引附子归于下焦”。可见祝味菊非常善于运用附子，对附子的配伍应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附子配伍龙骨、磁石、牡蛎、石英等石类、介类以引附子归于下焦，与郑钦安潜阳归肾、回纳阳气的治法思想如出一辙，只是郑钦安回阳多用附子与干姜、肉桂、龟甲、砂仁、炒黄柏等配伍，或者直接用大剂附子回阳。祝味菊也重视潜阳、回阳，《伤寒质难》中说：“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祝氏所说的“秘阳”即是潜阳、回阳之法，与郑钦安潜阳回阳心法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