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建树
川派“六经学说”主要体现于巴蜀著名伤寒学派与伤寒名家的学术特色中。川籍医家重视传统，勤于实践，对《伤寒论》之研究强调理用结合，于仲景学说的发挥多有新意。他们在深厚的传统伤寒功底之上，又能以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态度积极接纳西医理论，促进中西汇通，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伤寒六经学说。
（一）重视人身阳气，精于阴阳辨证
中医学之重阳、扶阳学术思想源于《周易》《黄帝内经》，并于《伤寒论》中得以全面体现。在生命活动中，阳为生机之所系，至关重要。阴阳二者始终处于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状态，如此才能“阴平阳秘”。
四川地处盆地，多阴雨，少日照，夏季湿热，冬季湿冷，常年湿气偏盛；重庆群山环绕，两江交汇，水汽氤氲，云雾蒸腾。川渝两地气候潮湿，湿为胶滞阴邪，最易伤阳，因而对人体阳气的重视，川籍医家堪称首屈一指。
以晚清郑钦安为代表的扶阳学派，学术底蕴直承《伤寒论》，融合前贤的重阳思想，强调“阳主阴从”，重视阳气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清代唐宗海认为，治血须治气，以阳统阴，以气统血，其治血四法无不体现“治一切血证皆宜治气”的总则。四川近代医家巫燡宗“阴阳并重，阳为主导”之论，在其著作《伤寒论广训》中多次提到“人身以阳为最重”的观点。重庆名医补晓岚擅用附子、乌头、雪上一枝蒿等有毒温燥之品，在其自创方中，生附子、生川乌、生草乌、生天南星、生半夏可共用至几百克之多[3]。
川籍医家重视扶阳，善用大剂量附子、干姜等辛热之品，是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有是证，用是药，绝非一味追求温热而偏废寒凉。郑钦安在《医法圆通》中说：“万古一阴阳耳。阴盛者，扶阳为急，阳盛者，扶阴为先。此二语实治病金针，救生宝笺，惜乎人之不得其要耳。”[4]扶阳学派的医家在对阴虚、火热等阳热证的辨治及对白虎汤、承气汤等寒凉方剂的运用上也同样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明晰伤寒脉络，强调理用结合
邓绍先提出，研习《伤寒论》当以实际应用为归旨，重点要学习张仲景辨证论治的方法和书中的方药应用，尤其要抓住《伤寒论》的立法依据进行研究，才能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做到理用结合。对于《伤寒论》的解析，他认为原文“皆先后互发，逐条贯串，若不以之比较而观，实难抉出底蕴，并昧其用法矣”[5]。邓氏在遵循“六经辨证”的基础上，以科学负责的态度，对《伤寒论》进行条分缕析，提纲挈领地重新整理，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此后教材均以此为蓝本，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全书层次分明，纲目并举，以“太阳病篇”为例，首列“太阳病纲要”以明确病情提纲，随后分列“太阳经证”“太阳府证”“太阳辨证”“误治变证”“太阳变证”各节[6]，逻辑清晰地呈现出太阳病辨治面貌。对条文分析亦颇具新意，创新性地为每条原文编写提要，使读者能了然掌握其中心主题所在。释义条文深入浅出，对脉证背后的机理展开精辟透彻之分析，并对证与证之间的鉴别做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如指出葛根汤证与桂枝加葛根汤证的鉴别在于：“葛根汤证是无汗而经输不利；桂枝加葛根汤证是有汗而经输不利。”葛根汤证与麻黄汤证的鉴别在于：“葛根汤证有项背强几几而无喘；麻黄汤证无项背强几几而有喘。”前者在于有汗无汗；后者在于有喘无喘和有项背强几几与无项背强几几，这样的鉴别，既具体又明白。此外，书中“选注”一项恰如其分地遴选录入具有代表性注家的见解，正确反映了历代注家在发展伤寒学说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而“案例”部分，则进一步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宗旨，促进仲景之学说在临床中的应用[7]。
（三）重视六经气化，落于临床实处(https://www.daowen.com)
六经实质的内涵，是研究《伤寒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历代医家从经络、脏腑、气化、部位、阶段等方面做出积极探讨，见仁见智，各有所执。其中气化学说玄妙深奥，令不少求学者望而却步。
川籍医家多以经络、脏腑作为六经的物质基础，用气化学说解释六经之功能，气化与形质并重，探讨六经实质。如唐宗海论《伤寒论》重气化，突出之处在于将原本玄而又玄的气化理论，赋予形质的概念，以西医之形迹印证中医之气化，认为“气化”学说是中医诊疗的立足点及与西医沟通的关键点，中医略形迹而详气化，西医详形迹而略气化，各有短长。巫燡指出“气化是从全体而言，经则是人体之部分，当有形质”，推崇六经气化之说，同时认为经有形质[8]。
邓绍先对《伤寒论》六经概念亦有深刻理解，提出六经实质涵盖脏腑、经络、气化三个方面，三者息息相关，认为“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其功能活动”[9]，主张不能孤立片面地强调一面来解释六经的实质，坚持论六经气化不能离形言气，强调《伤寒论》的六经，实际上就是以六经所系脏腑的病理反应来指导辨证论治的。以上观点使气化理论落于实处，提升了六经气化学说对临床的指导作用。
（四）明辨“病理层次”，新解六经方证
郭子光在全面深入分析《伤寒论》三阴三阳病证候辨治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三阴三阳的本质，是六个大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映。《内经》阴阳学说认为，“阴平阳秘”就是健康，“阴阳失调”就是疾病，治疗的目的便在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郭氏认为，仲景就是遵循这一观点，把疾病看成人体阴阳失调的过程，并针对阴阳失调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出各种证候。他将三阴三阳病证候的确定原则总结为阴阳定量、阴阳层次、阴阳升降三个方面，认为阴阳定量的差别引起阴阳升降的失调，是形成各种证候的根本原因，而证候最终通过深浅，表里，经腑，在胸中、在心下、在气、在血等特定部位表现出来，形成一个个不同的病理层次。
三阴三阳是六个大病理层次的反映，“所谓太阳病，属于人体肤表阴阳失调；阳明病的病在里，多涉及胸中胃肠；少阳病在半表半里，多涉及胆和三焦；太阴病的病位较深，多涉及脾胃；少阴病的病位更深，多涉及心肾；厥阴病多涉及肝经。”在大的病理层次下又可分为若干小的病理层次，将这些较小病理层次的反应与针对其治疗的方药联系起来，就是汤证。如太阳病有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等。而对汤证的具体分析，又兼有局部阴阳失调的更细小的病理层次，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等；或并见两个及两个以上病理层次的失调，如“合病”“并病”等。基于上述观点，郭氏著《伤寒论汤证新编》，以汤名证，对《伤寒论》条文进行重新整理汇编，围绕汤证的辨证要点、基本病理、药理方理等展开详尽分析，并列举现代应用案例，为提高伤寒方证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做出了重要贡献[10]。
（五）开放包容新学，促进中西汇通
清末民初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伤寒学说的发展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唐宗海作为中国医学史上中西汇通派的代表人物，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以中医为本体，参以西医知识来研究《伤寒论》，为《伤寒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补晓岚认为，中医如果不懂西医，就无法维护和发展中医，因而兼习西医。巫燡虽属《伤寒论》研究中“维护旧论”一派，但非因循守旧之辈，在《伤寒论广训》中常汇入西医解剖、生理等观点以求证。冉雪峰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完成《大同药物学》《大同方剂学》和《大同生理学》等著作，著作名称中“大同”二字即蕴含了早期的“中西结合”含义。他在《冉注伤寒论》中讲道：“仲景既总结汉以前的经验，吾人安可不总结汉以后的经验，将来得西医方面开启补助，进展未可限量”，提倡不同学科之间交流渗透，主张中医学西医，还亲手制备人体骨骼标本，绘制人体解剖彩图[11]。陈治恒精于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但认为辨证论治还可以结合微观进行分析研究，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并重，将学科之间的优势、特色互补[12]。注重向西医学习，促进中西汇通，彰显了川籍医家与时俱进、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
（六）强调明理至用，理法方药贯通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著作，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中医治法“八法”赅备，创立了113个方剂和具体的药物运用，被后世称之为“方书之祖”。学习《伤寒论》的目的重点是要学会六经辨证，学会经方的临床应用。巴蜀伤寒流派在邓绍先的影响下，一直秉承着明理至用的研习原则，重视理用结合，强调学以致用。杨殿兴、傅元谋编著的《四部医典解读·伤寒论读本》以此为切入点，重视经方的运用，以类方的形式进行归类，分为“代表原文”和“参考原文”，重点解析代表性原文，解析透彻，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在每证之下，明晰列出该证的主症、病机、治法、方药，并分列正用、借用和变用，使得“病皆与方相应”，理、法、方、药一目了然，一线贯通，又示人正、借、变用，圆机活法，灵活变通，达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全国研习《伤寒论》中比较早在方证后明确提出理、法、方、药一线贯通和正、借、变用的学术观点，临床实用价值较高。《伤寒论读本》（单行本）一经出版后，很快售罄，受到学员们的好评，其中理、法、方、药的贯通观点也被很多后世研究《伤寒论》的学者、高校讲义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