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源流

就学术渊源而言，川派“血证学说”的形成，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影响有关。包括医学典籍奠定了血证理论基础及历代医家论治血证思想的影响。

（一）医学典籍奠定血证理论基础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为川派血证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内经》中虽没有血证之称，但其对血液的形态、生成、生理病理及脏腑、血脉、气血等之间的关系有较深的认识。针对出血现象的阐述，《内经》首奠其基，《灵枢·百病始生篇》曰：“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又曰：“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指出了经脉损伤、离经之血部位不同，其表现也不同。在出血分类方面，《内经》包罗了诸多出血现象，如衄血、咳血、唾血、溲血、便血等，为后世对出血性疾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内经》将血证的病因病机概括为气虚和血热两方面。《难经》在《内经》基础上发展了有关对出血的认识，如“脾主裹血，温五脏”。首次提出了脾有统摄血液，勿使外溢的生理功能。为后世川派医家对许多出血性疾病可从脾而论、从脾而治等提供了理论依据^[31]。

唐宗海在《黄帝内经》“男女异同论”的基础上，明确否定了“男子血贵，女子血贱”的观点，提出男女唯一不同是女子有月经，男子无月经，并阐述了其机制是“所主不同，升降各异”，而“义出《内经》，非创论也”。又如血液化生的原理，唐氏亦宗《内经》之说。除此之外，唐宗海还在临床实践中广为发挥《内经》义理，他根据《素问·调经论》“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提出“童便能止血，此《内经》咸走血之义”，“血者喜阴而恶寒，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32]的观点。

张仲景对血证的论述为后世川派医家治疗血证提供了参考，张仲景于其所著《金匮要略》中论述了血证治疗方药及鉴别的相关内容。《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对近血和远血的鉴别即选方进行了阐述，该篇还对吐衄下血的病因病机、治疗禁忌及预后作了相关论述。张仲景根据《内经》“血实者宜决之，结者散之”的理论，提出了“瘀血当下之”。关于瘀血脉症的论述，则首见于《金匮要略》：“病人胸满，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33]

唐宗海推崇张仲景，主要体现在将仲景之理、法、方、药融入《血证论》的辨治处方之中。如在治疗吐血证时，唐宗海认为：“仲景治血以治冲为要，冲脉丽于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阳明之气，下行为顺。今乃逆吐，失其下行之令，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则血不致奔脱矣。此时血之原委，不暇究治，惟以止血为第一要法。”^[34]又如，血证用攻下法也以仲景所创急下存阴法为依据。唐氏认为：“血证火气太盛者，最恐亡阴，下之正是救阴，攻之不啻补之矣。”^[35](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唐氏论述痢症便脓者，亦师仲景之法。

《血证论》一书中仲景小柴胡汤出现60余次。其他如炙甘草汤、泻心汤、肾气丸、黄土汤、白头翁汤、麦门冬汤等，均为唐氏治疗血证的常用处方，其他时有根据仲景方剂之意而定方，如治便血脏毒者，仲景以赤豆当归散主之，唐氏则用解毒汤。唐氏取仲景方之义，认为“取防风、枳壳等疏理其气，即赤豆芽义也；取大黄，赤芍等滑利其血，即仲景用当归之义也”。诸如此类师法仲景，注重方义，灵活辨治的事例，不胜枚举。

（二）历代医家论治血证思想的影响

宋金元明清时期著名医家血证理论对川派“血证学说”的影响亦不容小觑，唐宗海在撰写《血证论》时，也撷取各家之说。唐氏常常在一个问题上比较各家之说的优劣，再加以自己的评价。如他赞同高士宗和朱丹溪对唾血的论述，加以自己的心得。他说：“高士宗曰：‘偶然唾血，一哈便出者，不药可愈，谓其血近胃，如先血后便，为近血一般，故不药可愈，吾谓亦宜少用清味之药，可服甲己化土汤，加银花、竹茹、莱菔汁。’丹溪又谓唾血皆属于肾，是混唾、咯为一证，而以肾血之来，其路最深，其证最重，用保命生地散治之。吾谓先唾痰水，唾久然后唾血者，此血来路远，其证深，可用丹溪法治之。然亦有丹溪法所不能治者。”

经过学习同邑医家杨西山的《失血大法》后，唐宗海认为此书“未能精详，以之治病，卒鲜成效”（《血证论·原序》）。由于可以学习的血证专著未能精详，唐氏决定“寝馈于《内经》、仲景之书，触类旁通”，对治疗血证方法吸收陈修园、王清任、杨西山诸医家的经验，以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和治疗手段。

总之，川派中医唐宗海对其他医家观点的继承，是抱有所取有所不取的态度。唐氏学习各家而不泥古法，或继承，或改良，或批评，或创新，既体现了其理论研究的深度，也展示其临床经验的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