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体与书法

黑城出土文书中的汉文，使用有三种文体，一是硬译体，二是口语体，三是书面体。

硬译体又可称做硬译公牍文体，过去曾称做元代白话文，因其用词不当，现通称做硬译体。这是直接将蒙古语翻译成汉文，而又不合汉语的语法规则或用语习惯的一种特殊的文体。硬译体采用的语汇是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上则是蒙古语式的。在词汇上往往有用蒙古语音译的，或是意译的。因此，读起来非常吃力，基本不按汉语规则理解，大多要按蒙古语语法规则理解。这种文体，常见于甘肃行中书省给亦集乃路的劄付中，引用的皇帝圣旨及诸王令旨往往都是这种难解的文体。诸王、妃子向亦集乃路总管府定期索取分例时，使用的公文原文一般都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再由总管府译史照原文硬译成为副本，粘贴在原文后面；但有的只见有硬译体副本。如F2∶W 51为班的失加大王索取分例文书的硬译体，其中：“官人每根底”，意为“官人们应向”；“官人每识者”意为请官人们决定，这类语句都不合汉语语法和汉字本义，“每”是人称代词“们”；在动词后面加“者”便成为命令祈使式语句；“根底”有“在”、“向”、“把”等多种意思，按汉文理解时须根据上下文义才能确定。这种硬译文体有时也出现在书面语言体写成的公文取状中，如“勾当”、“勾根”、“根脚”、“干碍”等词，均非汉语固有词汇，逐渐引入汉语之中，有些词汇至今仍然使用，如“勾当”一词原系蒙古语硬译文体，意为公务、事情，现今演变为办坏事的贬义词。民间书信中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元代通行的口语，不按语法规则说的话也照样写出来。如F 197∶W 27书信中说：“姨孃已在张沙剌城外有里，他剃了头出家了，望阿姑呵寻些衣服香钱。他的奴婢死每死了，有的每都桃［逃］走了。”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与现代口语比较接近。在词讼类文书中，有时也夹带着口语，而不使用文词典雅的书面语言，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实际情况。F 80∶W 9亦不剌兴诉状里有：“遇见侄女婿乔典，某向本人言说：‘你与马□（大）使处说有羊钱钞一十两与我者’，其乔典不知为何便行发怒”等语句，都是当时的口语，只是在行文时加有代词“某”和介词“其”字。又如F 73∶W 16忙古歹取状中有：“借到旧损不堪鞍子一付，俱各将马备了，又收拾到粮食黄米五碗、孔立麻五碗、弓箭二付、铜锣锅一口、元盖卧旧毡二片、羊皮被二张，将粮馕用答连毛袋盛放，俱各各缚抓定。在彼等候至一更前后，有个旧相识刘丑僧背夯旧鞍子一付、辔头一付前来，有忙古歹向丑僧言说：‘既来了呵，去来！’将应有行李稍带作一驮于陈忠小麦白扇马上驮讫。”这样用口语述叙并引用原话，显然较用书面语言真实可信，便于官员审理断决。

公文都必须使用书面语言，也就是通称的文言文。元代公文中夹有硬译的蒙古语词汇，如达鲁花赤（有时译作“宣差”，是元代的一种特殊官职，在县级和县以上设置，负责监临督裁。答失蛮（伊斯兰教士）、不兰奚（或孛兰奚，指无户籍人口及无主牲畜财物）、站赤（驿站）、首思（供给食品）等等。又有若干元代公文用语中特有的词汇，如“开坐”、“体覆”、“照勘”、“照验”、“如违究治”、“当罪不词”、“责领”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书面语言。残缺不全的文书，只要有这些时代特征的词汇，都可确定是元代遗物。当然，也有一些司吏或椽史的文字水平较高，在公文中尽行舞文弄墨，引经据典做成典雅文章，如祭祀时用的礼单（F 1∶W 43，F 2∶W 31，F 62∶W 11等）及祝词（F 2∶W 59），很难从字面上断定年代，只能根据同时出土的文书来断代。书吏文字水平较高，草拟出来的文牍，简洁易读，文词典雅，如F 9∶W 101牒文中有：“朝夕常谓：崇儒重道，因古昔之良规；举善荐良，尤当今之急务。照得亦集乃路学黉已摧毁，教养无法与所委任非人，以至学校废弛。今体察得权教授邢守善，并非教养之才，冒膺师儒之职，耽误后进，玷污儒风……。”真是一篇好文章，可惜在牒文末尾书写“由头”时，将“儒学”误写成“医学”，于是这份文书便成为废纸。

黑城出土文书中普遍使用元代通行的简俗字，就连官方编纂的《大元通制》也是如此。其中简笔字，与现今通用的规范简化字相同的，有：体、无、旧、归、听、劝、励、义、礼、弃、权、处、个、余、边、盅、蚕、务、粜、籴、怜、邻、与、还、条、应、兴、号、荐等字；与现代规范简化字不同的，有：聀（职）、竜（龙）、（学）、条（举）、（觉）、躯（驱）、躰（体）、亐（亏）、（毡）等字。其中俚俗字，未被现代规范简化字采用的，如仏（佛）、厶（某）等等。

文书中常见有不少当时普遍通用的字，如教交、只止、现见、疋匹、桌棹、礙碍、後后、已以、赀资、值直、疏疎、骚搔、闲閒、棉绵、赔陪，账帐、根跟、副付、札劄、呈承等等，这些对应用字普遍通用，有时同一篇文书中就可见到互换使用情况。

黑城出土文书中钱钞计量单位的“锭”，一般都写作“定”，很少见有用“锭”字；粮食计量单位一般都写作“石”，但在F 26∶W 101放支“阿里不花宁肃王分例米面”呈牒中写作“硕”，这是故意大写，当时读音未必读作“石”。书写钱粮数字时，一般均用大写，“百”一般都写作“伯”，不见写作“佰”；“二”都写作“弍”，少见有作“贰”；“千”则有写作“阡”的。只有F 13∶W 129帐册残页上见有用筹码记数的，用竖道|‖代表一、二、三、四，横道—代表五，如为七、为九；并有△符号代表糜子，○符号代表小麦。(https://www.daowen.com)

文书中的同字连词，后一字往往有用“∶”代替的，如“各各”写作“各∶”，抄录刊印时一律改回原字。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用纸有宣纸、夹宣纸、棉纸、麻纸、桑皮纸、竹纸、夹竹纸、草纸等多种。一般都用黑墨书写，墨色有浓淡差别，淡墨书写者极难于辨识认读，往往模糊不清；在公文和习字纸上有的用朱批。用朱红书写的唯有佛经残屑一件（F 245∶W 8）。沥金书写佛经有两件，均在夹宣纸上用墨绿刷制底色，再用金粉勾栏并书写经文，其中一件（F 14∶W 12）为楷体，另一件（F 245∶W 9）为隶体，可惜都仅余残屑，无法得知其原来经名。

文书上所见书写字体有楷、行、草、隶和仿宋等几种，字体最小的直径仅3毫米，即所谓蝇头小字，字径最大的约10厘米，公文常用字径在1-2厘米间。楷书时常用字体为赵孟頫体，这是元代通用的一种字体；用颜真卿、欧阳询体的极少；用宋徽宗瘦金体的仅有一件（F 77∶W 1），为亦集乃路儒学教授李时敏到任呈牒，字迹工整秀丽，不愧为儒学教授的书法作品。亦集乃路总管府司吏在行文时，往往楷书兼用行书，甚至行书兼用草书，如延祐年间司吏沈天禄楷行兼用书写的文书，布局讲究，楷行并用，字体近同赵孟頫而略带苏东坡笔意，是经过长期磨炼学成的一手好书法，信笔书写出来的文牍，也具有书法艺术韵味，这是所有文书中书法水平最高的司吏。还有一些出土文书上，见有较高造诣的书法，有的书吏名字已不可知，有的书吏的名字未被损毁，如上面引用过的F 9∶W 101牒文，出自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亦集乃分司司吏李遵承手笔，不仅文词典雅，书法也较好，草行书也较规范，系仿照王羲之及唐宋书法名家草体写出，易于认读贯通。但是，文书中数量较多的还是字体不规范者。有的司吏写出的文句虽通顺但字体乖僻，特别是几经涂改的公文稿，有些字很难辨认，可能只有他自己誊写时才能认得。另外，儒学生员在启蒙识字阶段，虽然是用楷体正书，但因初学文字，往往缺笔短画、字形斜歪。民间书信、契约及钱物帐上的文字，更是出自粗通文字人之手，讹误错别字多，笔画顺序错乱、字形歪扭不正，亦是难以认读的。

仿宋体只见用于书写公文末尾的结衔或年款，依横细竖粗的规则书写，要求只写成一行字，因此往往写成扁方形。隶体仅见于上述沥金书写佛经残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