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

元朝对于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凡是有利于巩固封建政权的，都可以得到推崇和流传，只是当某种或某派宗教势力过于强大时，才提倡另一种宗教予以抑制，以调节其间的关系，保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元朝皇族中信奉的藏传佛教，一直处于最受尊崇的地位，虽然诸王中也有信奉景教、伊斯兰教和其它宗教者，皇室用于佛事的开支，仍是财政支出中的重大项目。于是，藏传佛教在大都、上都及西北一带成为势力最大、影响最深、寺庙最多、佛徒最众的一大教派。

亦集乃路遗址内，已经查明的宗教寺庙遗址有佛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其中佛教遗址有以F 6，F 19，F 191，F 218，F 220，F 245等编号为代表的6处，城墙西北隅上依然耸立着覆钵式佛塔，城外西侧和南侧都分布着密集的残塔基址，这些迹象表明佛教是亦集乃路居民中崇信的主要宗教。

西夏仁宗赵仁孝在天盛年间，便派人迎请吐蕃噶玛噶举派（或写作迦玛迦举系）首领到西夏境内传教，并尊为上师，于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信徒遍布于西夏境内。为了适应西夏国情，皇室提倡并主持将佛教经典译成西夏文，党项族人信奉藏传佛教更为方便，佛徒越来越多，藏传佛教成为支撑西夏社会的重要支柱。元代亦集乃路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础上改造扩建的，当地原来就居住有不少党项人和汉人，他们中信奉藏传佛教者人数众多，佛寺中主持僧人的社会地位也因而处于上层，至元二十三年建置亦集乃路总管府之际，总管还得奏请批准借助“西僧”的力量开凿合即渠，所谓“西僧”就是藏传佛教僧人。亦集乃路境内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势力雄厚，兴建的寺庙也不止一座。文书中所见的佛寺名称有：F 2∶W 18太黑堂，F 116∶W 106□寿寺，F 4∶W 7圣阴寿，Y 1∶W 119圣容寺，F 64∶W 6如来寺等等，其中圣阴寺疑是圣容寺的讹误，因为还在F 13∶W 301上写作圣容寺，“容”和“阴”的读音相近，粗通汉文的容易误写，且“圣阴”一词也不妥切。如此仅得知有3座寺庙名称，其中太黑堂一处寺庙，在F 191寺庙大殿前倒塌土中清理出宝幡一件，墨书有“奉佛信士亦集缚二谨发诚心于太黑殿内悬挂宝幡一首保护男长安灾除降福”等字，可证实F 191建筑址为中心的那处大寺庙，就是太黑堂遗址，此庙位于东街与正街之间，大门东向。太黑为藏传佛教中护法金刚的直译，可知其属于噶玛噶举派寺庙。

在这些佛寺遗址及一部分民居遗址中，出土有不少佛经残页，包括有汉文、西夏文、藏文及畏兀儿体蒙古文。汉文佛经中有佛徒习诵本、抄本佛经和印本佛经三种。其中佛徒习诵本3件，出土时为残破的线装本子，原有装订线已朽，但残本仍基本保持原样，为初入庙门的僧徒抄习的经文，类似儒学生员的启蒙习字，僧徒抄习的经文，字迹稚拙而不整齐，有一本共十页，而仅抄写了五页，余下一半空白纸。这3件是僧徒习学经典用的习诵本，F 191∶W 101和F 191∶W 102同出于一庙址内，即太黑堂遗址中，从名字为吴智善和智坚看来，他俩为同辈份的僧徒，而且还都保留了世俗的姓氏，当为初入佛门，还未入戒者。连同上述宝幡上所书献幡人姓名看来，藏传佛教的信徒中也有汉人。抄本佛经多为散页，大多是墨书，朱书者仅见F 245∶W 8残屑1件。沥金书者有F 14∶W 12和F 245∶W 9两件残屑，前者为楷书，后者为隶书，字迹秀丽工整。墨书佛经中有1件保存残页最多，通过对字迹与纸质等的仔细辨识，可确定，F 13∶W 15的12面与F 9∶W 38的1面为同一人抄写的，两者合在一起为一部抄本。印本佛经无一种完整经卷，其中F 13∶W 17和F 9∶W 42为同一经卷保存最多的一种。(https://www.daowen.com)

出土的汉文佛经印本，装订形式有两种，一种为线装本，另一种为经折装。线装本一般都是大字本，残页中见有佛经名称的有F 14∶W 13一件，为《大方广佛花严经·光明觉品第九》，首页的右半面，在右下角有墨书小字两行，“大夏圆寂寺”、“贺家新施经”等十个字。从此款识得知，该经为西夏时代刻印本，其刻文为宋体字。F 197∶W 4一件，为《观世音经》碎屑，刻文为楷体。经折装的大小尺寸不等，每面最大的是260×90毫米，刻文字体略大；页面最小的是110×49毫米，刻文字体较小。经折装本的佛经，用纸都较讲究，有的用夹纸，有的是用两层薄纸裱装成，再折叠成若干页面，并切成圆角，以便于携带和保存，因其体积小，刻出的小字多是楷体字，只有页面较大的见有刻宋体字的。其上保存有佛经名称的有：F 15∶W 1，为三面相连，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头部分；F 9∶W 20保存有17面，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残卷，其中有2面、3面相连的。F 197∶W 6为捐资刻经人题款部分残页，刻文中有“延祐三年五月”等字，表明这部佛经为元代刻本。因此，可以肯定类此刻经用楷体字书写刻版，并在经文中夹有简俗字，都应属于元代的刻本。

藏传佛教习诵的佛经，应系梵文或藏文，或是据以上两种文本转译的西夏文和汉文。上面已经提到亦集乃路城内的太黑堂应系藏传佛教的寺庙，本当习诵上述四种文体的经典才是，可是实际上出土的一部分佛经，却是内地古老的译本，如F 191∶W 101和F 191∶W 102上抄写的经文。在其它佛寺遗址以及民居遗址中出土的汉文佛经，如F 14∶W 13《大方广佛花严经》，为翻刻“唐于阗三藏实义难陀等奉制译”版本；F 9∶W 20《大方广佛华严经》，为翻刻“罽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版本；F 15∶W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翻刻“姚秦三藏法师鸠摩麻什奉诏译”版本。这些译本在内地流传久远，传入亦集乃路境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藏传佛教寺庙，为了吸引汉人佛徒，直接采用内地早已译就的汉文本，如同太黑堂一样，甚至还吸收了汉人僧徒进入寺庙；另一种可能是大乘、小乘等其它佛教宗派，在亦集乃路一带也在流传。这里居住有不少的汉人，他们都有可能皈依佛教，但不一定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信奉大乘或小乘宗，文书中见有讲主、法师等称谓，他们都是汉人。F 13∶W 122写道：“讲主自从拜别之后”。又F 249∶W 19写道：“讲主二姐等顿首拜上”，“前者九□上师根随徒弟普福法师处带了酒枣儿二升”等语，这些讲主、上师、法师都与汉人交往，看来还很亲近，他们传授的教义，归属的宗派当然不是藏传佛教。因此，亦集乃路城内的佛寺有些可能是不属于藏传佛教的，只是难以确指是哪处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