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自然法

“自然法”一词在开始为资产阶级使用时，是指对以某种方式使用武力或暴力的神圣认可。罗马天主教会对自己的法规，也宣称神圣认可，而认为自然法所指可能与此不同的观点，则须追溯到11世纪和12世纪许多公社式的城市起义。那时候在欧洲各地的城市里，有许多革命者拉帮结伙，谋求确立在某地区从事贸易的权利，他们用公社誓言来约束自己。他们借用上帝的名义发誓说，他们将会如同一个团体一样携手并肩。这种对神圣认可的初期企求，乃是城市居民即所谓市民（burgens）自然法思想的起源，是针对教会和封建等级制度宣称的神圣认可而产生的。

然而，世俗化自然法的自觉发展，是稍晚开始的。16世纪在布尔日，有一群人由居侠[14]领导，开始在文艺复兴哲学影响下、根据“人本主义”思想，重新阐释罗马法文本。与此同时，加尔文及其拥护者在日内瓦力图建立一个教会国，使拉丁文四福音书与追求财富适应协调。其后激进的基督教新教徒在日内瓦、法国、低地各国和英国，经过精心琢磨发展了不证自明的宇宙秩序概念，它所要求的，就是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

在17世纪和18世纪，接连不断有许多作家将这种形式的自然法，与罗马商业法原则结合。在1689—1697年间写成《自然秩序中的市民法》一书的多玛[15]宣称，在法国得到重新阐释的罗马法，是包含“自然法和书面理性”的。

17世纪在苏格兰，斯泰尔勋爵[16]发表了《苏格兰法律制度》这一依据复兴的罗马法，并以自然法为基础的论著。出生于1751年的奥地利人蔡勒[17]，于19世纪初年发表了《自然私法》，虽然比较晚，却很及时地对以他为主要起草者的《奥地利民法典》产生影响。普芬道夫[18]被他人广泛翻译的《自然法与万民法》于1722年在英国问世，而格劳秀斯[19]的许多著作，则是出现在17世纪初期，它们宣扬社会契约、一切从事海上商业贸易的国家均得享有海上自由，以及自由贸易原则，等等。

以上列举的日期和国家，反映了从16世纪起便有许多人付出巨大努力，表述和论证适应兴旺而强大商人阶级种种需要的法律体制。这些努力均回溯到旧有风俗习惯，更往往回溯到“重新发现的”罗马法。它们所期盼的是废除各种封建义务，以及创建基于契约自由和财产私有的公民社会。它们于是为立法浪潮奠定基础，以便于保证随之而来的并对于促进资产阶级革命十分必要的结果。

在此，历史与意识形态十分明显而强有力地混合了：这些作者代表了其本身利益的那个阶级，他们想要夺取权力，而且业已——或者即将——深信这样做是历史的必然。不过，这种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混合，也反映出这样一种现状，即革命摆脱不了所有旧典章制度，而且要保留由过去演化而来的两类规章：反映出新获胜利的阶级向旧政权争取到的让步的规章，以及——如同法国对待婚姻习俗那样——使大众放心并相信未有什么过激之事的规章。在人民完成用武力推翻旧政权以后，新政权也需要有规章，在革命危及新统治阶级的利益之前，迫使人民各自回家停止战斗。克伦威尔对平等派（Levellers）的反击，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白色恐怖，就是两个典型例子。我们在后面将有机会考察《拿破仑法典》的公布，它十分巧妙地——用波拿巴派国务会议的说法来讲——将法国大革命的种种自然法理想，与那些使人相信尽管一切都已改变，而一切又还是照旧的保证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