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学的由来

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较早叙述了美国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缺失现象，提出将疾病（Disease）与病痛（Illness）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是，前者属于医师的世界，后者属于患者的世界。前者为医师所观察、记录，后者为患者所体验、叙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专业的医学话语（voice of medicine）与患者的生活用语（voice of life）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他批判了现代医学所信奉的单边主义和唯技术论，认为技术之上的临床路径必然导致医师眼中只有病，没有人；只有公共指正，没有个别镜像；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护理，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技术与人文疏离和现代医学在冰冷的医疗器械中迷失成了普遍现象，医学行为丢失了仁爱的圣杯，被技术主义所绑架，被消费主义所挟持，成为不可爱的医学。1988年，阿瑟·克莱曼提出医患双方的解释模式和病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概念，指出医师应当重视与患者的沟通，治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包括了解患者的叙事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叙事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促成了叙事研究方法与医学的结合。

丽塔·卡伦（Rita Charon）于2001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应运而生。其核心观点是有效的医疗实务需要叙事能力，提出从自传、现象学、心理分析、创伤研究、美学等训练出发，以提升医学生观照、倾听、诉说疾病的叙事能力（narrative competence）。叙事医学被界定为用叙事能力来实践的医学，指对患者的故事进行认知、吸收、阐释并为之感动。叙事医学运动的目标，就是让医师们更清晰地表达自己，更理智地处理自己的感情，培养高超的倾听技巧，以及从比喻和潜台词中发现隐藏信息的能力，从而使医师能更加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

叙事医学包括两个工具：细读与反思性写作。前者被Charton称为叙事医学的特色工具。她认为，细读教会医学生和医师专注而熟练地阅读复杂的文学文本，也能教会他们带着细微而深刻地理解力来阅读或倾听疾病的叙述。后者包括反思性写作和创意写作，目的是培养医师的共情能力，更加理解患者的经历和感受，通过反思自己的临床实践，更加高效的与患者进行沟通。Charton指出，医学中存在四个重要的叙事关系：医师与患者、医师与自己、医师与同事、医师与社会，而叙事医学所提倡的细读法和反思性写作恰恰可以帮助医师更好地审视以上四种关系。其所秉持的教育理念认为，医学关注医术（cure）的同时也应重视照护（care），它是一门实际应用于临床沟通的技艺，而非单纯的科学。(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卡伦还指出：“疾病世界如同孤绝伫立在大海里的一座荒岛，患者因疾病中断了原有的生活情节。因此，必须通过述说来重建已经改变的生活故事。不仅是关于疾病的故事，更是透过创伤后的身体重新发声。这种声音不是由技术获得的硬事实，而是自身的沟通欲望”。因此，在面对患者之时，医师应将训练有素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搁置一旁，专注地探索、发掘和理解患者的疾病体验，发展一个属于医患之间特有的、共享的世界。医学疾病叙事也因此进入了医学课程设计之中，集中阅读和讨论与疾病、疼痛、衰老、心理健康、死亡和等待死亡相关的作品。疾病叙事折射出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能帮助医学生理解疾病、生命和患者，增强与患者的交流能力，培养临床医师的创造力，有效提高临床治疗效率。

卡伦等研究者的实践证明，在后现代世界中，建立在文学批评理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叙事学，能有效地应用到医学实践和研究中，为医患沟通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叙事导向的医患沟通研究根植于叙事学理论与方法，于医学、社会学、医学人文学领域而产生的边缘交叉学科，为理解医学实践中一些复杂的医患沟通等伦理问题提供叙事学阐释方法，增强了医师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有效地促进了医患之间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