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制改革与经学的中兴
宋代学术上承唐儒、释、道三家鼎立与融通之局面，朝廷鉴于前朝缺乏统一思想理论之弊，为服务封建集权之需，于开国之初即提出了重整文化教育政策的要求。宋太祖赵匡胤曾召丞相赵普问曰：“太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10]所询问的正是以什么“道”治国的问题。为此，当时的学者提出了继承韩愈“道统”，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建议。北宋王朝后来使用行政手段，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顺应了这一思想的基本意向。
首先，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重修各地的孔庙，进而复置庙内讲学之舍。数朝君王均撰写赞文，表彰孔子为“亿载之师表”，并强调修复孔庙的宗旨，在于观化世风、整顿纲常。这些主张通过刻石立碑，昭示天下，在起到宣传尊孔崇儒作用的同时，也引导了社会上“尊师爱道”的风气。
其次，实施强化经学的科举政策。宋初因袭唐制，科举以诗赋为主，教学亦与之相应。然列朝皇帝已意识到经义学习在治国安邦中的价值，所以他们通过诸多形式来奖掖经学。如：太宗曾于端拱年间诏令国子监刻印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真宗咸平年间，曾校修《九经义疏》颁行天下，作为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此后，朝廷又有多次赐《九经》于各地方学校之举，这样逐渐使经学在科举考试中获得重要地位。后经庆历（范仲淹主持）、熙丰（王安石主持）、崇宁（蔡京主持）数度科举体制变革，终于形成了科场考试罢除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的格局。这使儒家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三，兴办多种形式的学校，使儒学教育进一步普及于民间。中国早于周代，便建有官学体制，这样使人才的培养在形式上得到保证。这种学制被以后的历代政府所延续，经汉、唐数世，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北宋将官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太学、地方州学、县学等多种层次，并鼓励民间书院的建立；另外，各地的孔庙也能为士子提供寄读、学习的场所，从而形成教育的多层次辐射圈。政府通过拨款、赐学田等多种方式，给这些学校以经济上的资助，使教育发展得到了经费上的保证。这种稳定的教育经费分派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创。
教育制度上的稳定与经费的保障，使朝臣与民间学者更增改进教学内容与效果的积极性。庆历年间，范仲淹曾大力整顿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他请了一批原在地方任教的学者如石介、孙复等先后主讲太学，由他们倡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另外，他还引入胡瑗于苏湖州学中所试行的教学方法，立为太学法度，同时对课程的设置等也作出安排，从而改进了太学的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这些改进，受到太学徒的欢迎。据北宋学者田况说，当时太学听讲“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11]。而太学教育的改变，又对全国各地学校起到了主导示范的作用。以后，王安石等人又通过为州县选置教授、增加州县学员名额、完善教学法规等办法，为地方兴学创造发展的有利条件。对此，南宋叶适曾在其《学校》一文中评价：“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于汉、唐远甚。”此言提示出宋时教育的优势所在。
第四，重用文臣，兴办图书文化事业。宋代崇尚文治，除吸收大量文治人才分理庶务之外，还建置崇文院、秘阁、龙图阁等中央官方及皇室藏书机构，于国子监印制、收藏图书。他们充分利用其时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使监藏图书较前代猛增数十倍。朝廷据此以监本图书诏赐地方书院或学校，使经书得到普及。此举之意义，正如宋人邢昺所言：“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家逢时之幸也。”[12]
宋时朝廷对儒学教育的扶植与支持，使得社会上学儒风气因之浓厚，从而打破了唐时儒学势薄力单，只能与佛、道两家平分秋色的局面。依托经学研究，人们对儒学重振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唐代儒学之所以无法在理论上与佛、道两家相抗衡，是由于他们缺乏思想体系上的建树。宋代学者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则必须不再受烦琐汉学传统的拘束，并大胆对前人确立的定论有所怀疑。他们认为隋唐经学沿袭东汉章句注疏之传统，在治学中遵循孔安国、郑玄的“师法”，以章句名物典章制度的训诂诠释为主旨，而不注意义理的揭示。于是一些学者对唐时修订的《五经正义》表示了疑问，并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其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了异议。这种倾向到庆历年间已成为一股潮流，王应麟谓其状为：“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13]表示对各经的疑问的学者中，有已在学术界有相当知名度的欧阳修、李觏、司马光、苏轼、苏辙、晁说之等。怀疑经传的结果，引起了学界重新探讨儒家经典的兴趣。一些儒生、学者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取舍儒经和解说经书，突破了汉学章句注疏的束缚。他们着重发挥经文“义理”，逐渐形成了新的治经方法，使经学转而哲理化。这种经学研究的新方法被后人称为“宋学”。
北宋初年学者所关注的经书，有《周易》《春秋》《周礼》《诗经》《论语》《孟子》等，其中以《周易》与《春秋》最受重视。
《春秋》的阐发，似可以“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孙复、李觏等为代表。其中孙复所著之《春秋尊王发微》，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著。书中着重阐明尊王“微旨”，“道明分”大义，反映重建儒家纲常伦理，以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意愿。此为宋代《春秋》经传的研究奠定了基调，然亦为以后“随义而发”的解经风气开了先例。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使后世“喜为苛议，颇相与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所以可谓“过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14]宋代治《春秋》者不乏其人，如刘敞、孙觉、程颐、王安石均对此经作过专门的研究，而其中当数南宋胡安国之说影响最大。胡氏于所著《春秋传》三十卷中，除陈述尊王主旨外，又提出攘夷之意。认为此经尚能启示人们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领土完整的精神，他的阐发更集中于这一点。于此，朱熹以此时宋人受金人侵扰，民族危机感强烈，胡氏之言符合国内士人复国的愿望，故能大盛于社会。宋高宗虽然怯懦偏安，但内心也愿主战，至少也需要用这样的主张鼓舞士气、民气，以稳定政局。故当此书进呈于上时，能得到皇帝的褒奖，并被列为其后科举取士解《春秋》的标准答案。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元代以后。
治《春秋》者所采取的是依史论理的方式，这种治学方法被朱熹等儒学家所不看好，认为由此得到的认识过于具体，尚不能达到对抽象原理的整体把握。由于宋代学者治经之目的尚不止于学问，而在于对社会核心理论的重建与社会面貌的改观，所以朱熹的这种主张能得到学术界的首肯与认同。故在胡安国之后，治《春秋》经者大为减少，在儒家学派中，对依史论理者的评价也因此而低落。
被宋人关注的另一本经书是《周易》，据史籍介绍，流传于世的宋元论《易》专著，至少达300余部，为历代治《易》之最。在宋之前，易学已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象数派渊源于汉易，义理派则循三国王弼以玄注《易》之传统。这两个学派在宋元时期都得到继承：宋初陈抟、邵雍是象数学派的继承者，他们从汉代的卦变说中提取出河图洛书说，由此变现出多种相关的图形，结合《系辞》，提出太极先天、后天的观念。义理学发展到北宋，有胡瑗作《周易口义》、孙复作《易说》、石介作《徂徠易解》、李觏作《易论》等，阐发其义。后经程颐著《周易程氏传》（又称《伊川易传》）推阐其理，成为这一学派的代表。由此两派思想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宋人治《易》，有其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要弥补传统的儒学缺陷，构建一个非人格化的、以规律为贯穿的天道观体系。它必须具有系统的扩张与收缩能力，在范围与内容上具有连续性，并具有便于主体参与的本体论的开放性质。而《周易》的符号系列、数学上的连贯性及文字中多层面的寓意，恰好在某些方面能满足这样的需要。朱熹意识到，北宋人对易学的两个方向的探求，都对构架天道观体系具有意义，它们其实是互不矛盾的两个侧面，所以他提出可合两派为一的观点。朱熹指出，圣人作《易》本意是为卜筮而作，所以其卦爻依象数而来，并以此预测吉凶。义理是后起的，它主要体现于《易传》对《易经》的解释。他肯定这两者在易学发展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前者以《易经》的产生发展为主，后者以孔子赞《易》、以义理阐释《易经》为主。讲《易》不能讳言卜筮本义而只讲义理，不然就看不出它与《大学》《中庸》的区别所在；当然亦不能忽略治经重求明道的本旨，而这只能通过追求义理的途径才能得到。总之，是不应将义理阐发与象数探讨相脱离，而应当把这两节工夫统一起来。在这一基础上，朱熹进一步就义理、象数间的关系作出论述，《朱子语类》中载：“季通云：‘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未尝相离。’盖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理；有理与象数，便不能无辞。”[15]朱熹在这里提出了治《易经》的方法要求，那就是通过以卦象、数字体现的符号去把握所反映的经验体系，领悟其中蕴涵之理，同时运用语言将它译解出来。这是一种类似于本体诠释的解读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朱熹的上述思想，随着其《周易本义》成为官方认定的典籍而得到广泛的流传。以后元明两代先后涌现一批注疏《本义》的著作，多笃守《本义》宗旨而少建树，从而使之取得易学研究的权威地位，进而又成了士人所尊奉的教条，由此产生新的流弊。
应当说，宋元时期的经学研治并不局限于上述两经，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吕祖谦、朱熹、蔡元定等，都曾在《周礼》《诗经》《尚书》等经书的研究中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究其本旨，多以切于实行，有补于儒学学术体系的构建、有功于革除社会弊病为目的。此中所体现的是该时代不尚虚浮、不流于烦琐、致力于学术进步、增强与佛道相抗衡能力的实学风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使当时的经学研究取代汉学、形成中国古代第二个经学治理高峰期，而且还为儒学道统的修复与重建构筑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科举、教育的发展，除了对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还对蒙学的繁荣与书院的兴盛发生作用。所谓蒙学，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它采用乡学、村校、家塾、舍馆、冬学（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等诸多形式。宋代蒙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一些学界宗师如司马光、朱熹、真德秀、吕祖谦，都探讨过其中的执教要领，甚至亲自执笔，为之编写教材。故当时的蒙学教材，较之唐代，于内容、体系等方面均有质的突破。
如，就内容的分类而言，其时的蒙学教材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类。有王逢原《十七史蒙求》，刘班《两汉蒙求》，黄继善《史学提要》等。
2.博物类。有方逢辰《名物蒙求》，王应麟《小学绀珠》等。
3.伦理道德类。有朱熹《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童蒙训》，吕祖谦《少仪外传》，刘清之《戒子通录》等。
4.起居礼仪类。有朱熹《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教子斋规》等。
5.家训类。有司马光《家范》，赵鼎《家训笔录》，袁采《世范》，叶梦得《石林家训》等。
其中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相传由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与佚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前者是博物类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较南朝梁周兴嗣的《千字文》等，知识容量过之成倍；其行文句式也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后者为启蒙识字教材，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内容虽无义理可言，然字韵舒畅，便于诵读；其篇幅简短，亦切于实用。两书虽于行文间夹杂着封建道德的说教，但因内容丰富又深入浅出，容易被儿童理解，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被后世视为蒙学读本的范本。可见其对我国蒙学教育的贡献所在。
书院是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此形式初始于唐代，至北宋初年形成定制，成为官学之外的重要讲习之所。宋初，最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岳麓、雎阳（应天府）、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上述四书院外，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南宋时期，屡受朝中权贵排抑的理学学派，常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使之成为研讲义理之学的场所。其作用在于推动教育由上层贵族垄断向下层社会转变，促进了等级化的文化向平民文化过渡。所以它也被我们认作了解其时代学术状况的重要环节，而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