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如果说宋元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其中的哲学则起到了支撑主体间架的作用。不过，在当时从事这方面学术活动的人尚未知有“哲学”之称，他们是以研究道学为己任的。早期的道学倡导者多是受到时代的感召，在士人普遍议政（经世）与恢复“三代”理想的社会背景下，自觉地以复兴与继承儒学为治学宗旨的。他们中有些人本身是经学变革的实践者，但在以后经历中感到仅靠对经学的阐发仍不足以在理论上构筑足与佛、道两家相抗衡的思想体系，于是要求在原先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当时，他们提出应当为儒家重新构建一个包括天道观在内的、由天道观与人道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另外，还应当有一个能从人性、人的认识等层面上为儒家伦理道德原则作出解释的核心范畴与相应的逻辑论证。只有这样才能回答佛、道两家及其他社会学派对儒学提出的疑虑与责难。为此，他们要求自己能吸纳各种思想流派（包括传统子学、佛学、道教教义等）之精华，以达到学术上的更高境界。由于这些人以后往往以“理”作为论证的中心范畴，故在后世更多地被以“理学家”相称，而从事这方面探讨的学派也被冠之以“理学”之名。
致力于理学探讨的宋元学术流派是很多的，据全祖望《宋元学案》记载，当时曾在这方面起过作用、并于社会上发生过影响的学派，至少达百家以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当首推“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这些人的努力在其同时代就已得到了认同。如北宋胡安国就曾在其《奏议》中说过：“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以后又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为建构其中之理论作出贡献。
理学在宋元时期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1）早期理学的发生期。这一阶段是从宋初至庆历年间，约八十年时间。这时可以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代表。他们以重续道统、经学变古等为号召，结合政治上的变法运动，使新的儒学形式得以酝酿成长。这些人可说是理学的前驱者。
（2）理学体系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大致从庆历之后至北宋末年，可以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为代表人物。他们提出推究儒学义理，实现思想突破的要求；并依托《周易》《中庸》《孟子》等经书，吸取佛、道两教思想，围绕宇宙生成与本体、理欲关系、心性关系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初步确立“理”的核心范畴，提出诸如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心性、性情等基本范畴，力图重建儒学理论。其中的重要著作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易通》，程颐的《伊川易传》，张载的《正蒙》《经学理窟》，邵雍的《皇极经世书》等。
（3）理学体系的成熟期。其时可以南宋时的朱熹及其弟子一派为代表。他们的贡献在于承继二程洛学系统，为儒学构成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他们造作《四书》为理学经典，确立理学尊孟的原则立场；勾勒理学道统，从形式上确定了儒学传承的历史渊源；在界定其体系概念、范畴的基础上，撰写儒学词典《北溪字义》（陈淳）。这一时期的学术争鸣也相当活跃，在以朱熹为首的闽学盛行之时，又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以陈亮等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与之在思想观点上相对立。他们之间的往复辩论，促使理学在学术上进一步深入。
（4）理学的传播与消化期。主要在元代，其重要代表人物有赵复、许衡、刘因、吴澄等。他们虽然在理学观念上没有太多的创新，但使入主中原的蒙古君主选择儒学为社会主导思想，并通过科举、学校课程设置等方式加以推行，使理学思想得到了巩固、发展的机会。
与前代儒家所不同的是，宋元时期的儒学提倡者有着自己的体系构造思路与关注之侧重点，这些思路是他们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理学家探讨了董仲舒以来的汉代儒学不能被后世接受的原因，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在天道观上搞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董氏提出的宇宙模式，虽然看起来也以阴阳五行为间架，其实却将对立的两面互相割裂，否认其中有可沟通之处。魏晋时的王弼玄学提出以无为本的天道观，辩证地提出其中的体用关系，却未及将此本体思想与宇宙论作有机的结合。所以宋代的学者自周敦颐始，就着力于在天道观方面的思考。周氏从道教结合《周易》作出的人体生成图中受到启发，据此画出太极图，来对宇宙本原及生成问题作出解释。他提出世界是由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或由万物—五行—阴阳—太极—无极构成的逻辑结构，它们之间既有万物与本源的生成关系，又有“万”与“一”即现象与本质的联系，并以《中庸》中所说的“诚”作为连接两者的关节点。这样的阐述，涉及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天道观与伦理观的多重角度，对前代人在天道观上所留下的疑问作出了相应的回答。周敦颐的思考得到了张载、二程的继承，他们分别从宇宙生成与“理”（规律性的东西）、“气”（物质的最原初形态）的关系及天道之本质等方面展开探索。其中二程确定“理”的意义的多重性，指出它既是精神性本体，又具世界万物之所以然（“必然之理”）、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当然之则”）等涵义，反映出其学派贯穿天人关系的主旨。张载则从“气一元论”出发，对“理”（规律）与“气”（物质本源）的关系作出论断。他们都从理论上对天道观作出较前人更为深入的揭示。
上述学者的思想在朱熹那里得到了集大成，他以太极为理，阴阳为气，从体用角度解释理气关系。指出：理是本体，是阴阳动静与存在的根据，气的动静即是理的外在过程与表现。理在气中与气不相离，但又是与气不相杂的本体，两者在时间上都没有开始和终结。这个思想和程颐的理气体用一源说相通。朱熹又以“理一分殊”的道理，解释一理与万理即自然中总体与分支的关联；以化育流行阐述宇宙的生成；用“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解释运动和物质的关系，由于这些说法对有关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相应问题都作了较为辩证、全面的思考，所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具有启示的意义。
理学家继承了儒家关注现实问题、重视人生观的传统。二程接着唐代韩愈注重《大学》、《中庸》、《孟子》的思路，从心性关系的问题入手，进行人道观的探讨，以此论证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当时张载提出至善的“天地之性”和有善恶差别的“气质之性”的双重人性观念，大致解决了哲学史上对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二程继张载的思路，一方面提出人性根源于天理本体，来自天命，所以都赞同《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个至善的本体来自宇宙的本体——天理，由此把来源于孟子的性善论又推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现实的具体的人性有善恶的程度差异，并用气禀的偏正、清浊来说明现实人心的好恶之别。这是有条件的对告子“生之谓性”思想的吸取。
朱熹除了对上述人性来源问题作出进一步思考之外，还对人性认识中涉及的主观与客观、人的自觉性等问题作出探讨。他对张载所提出的“心统性情”思想作了总结，说性具于心时处未发状态，它通过知觉、思虑、感情而得到表现。他称后者为“已发”现象，并认为心、性、情之间有着体和用的关系。朱熹据此赞同二程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16]之心性修养论，从而将伦理道德原则的把握与相应的实践联系在一起。
程朱理学家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作相关的考虑，他们提出“格物穷理”说，认为人应尽可能穷尽事物之理。这里既是指“明善”的道德修养过程，又包括对自然万物性质、规律的把握。朱熹还提出“豁然贯通”说，认为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过程，就会忽然觉悟到最根本的“理”即人心中的天理。这是对人认识中的飞跃现象的理解。
朱熹之后，一些学者继续在理气、性命、道德等问题上各抒己见，创建了各具特点的理学流派，在学术界形成思潮。理学各派虽有思考侧重面、探讨方式的不同，也有观点上的分歧意见，但在其思想展开的过程中都遵循如下的线索：
1.以不同的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宇宙观、本体论的论证。这是对传统儒学体系的充实与丰富，其中有些思想来自对佛、道两家相关理论的吸纳。
2.在以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的基础上，又用不同的方式（如从心性、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方面）论证这些道德原理的内在涵义，试图解决人的本质和人性问题，从不同方面强调人的道德意识的作用。
3.重视认识论问题，继承儒家“仁智统一”原则，对人的认识的本质、知识的由来、认识的过程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都作出专题的讨论，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新论题，围绕着这些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
4.在体系中设计理想境界部分，认为思考道学问题，不仅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要求在思想中勾勒一种被称之为圣人的理想人格，并应以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
5.关于理想境界的提示，使其思想体系具备了社会功能。使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行为加以规范、提升并赋予“天理”意义。使人们能接受为实现人的精神全面发展而提出的各种“为学工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在进一步体现儒学自觉与自愿相结合的道德实践原则基础上，指导人们实施“诚”、“敬”等道德践履的工夫。
总之，他们都力求超越汉唐诸儒，突破经学传统，在新的条件下重建孔孟传统。宋元理学家在构建体系中熔铸传统的儒家思想，又吸取佛、道思辨哲学的营养，所以使其学说更富有理论色彩，表现出成熟又博大精深的形态，从而使中国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他们对儒学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被后人称为“新儒家”。由于接受这些思想体系训练的士人，能够做到以国家发展为己任，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对实践封建伦理道德有一种理性的自觉，并关注时务，崇尚“格物”，所以这些思想对于造就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经世致用人才，也是有帮助的。
程朱理学经南宋理宗的褒扬和以后元朝廷的列入官学，开始确立其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在元人修撰的《宋史》中，首列有《道学传》，使儒学的“道统”得到了史家的认同，也体现这一时期学术上发生的突破性变化，得到了人们进一步的肯定。自学术进展而言，元代虽然出现过许衡、刘因、吴澄等理学家，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贡献主要在对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宣传方面，至于对这一学术体系的内容本身，则不曾有过重大的影响与改变。
不过，在这一时期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在人们推崇程朱理学的同时，有更多的人对陆九渊倡导的“心学”予以更多的关注。他们往往兼取陆学的“简易”工夫，来避免信守朱学可能产生的“支离”；在本体论、认识论方面也有不同于程朱之学的思路、观念。这一思潮的出现，为以后折衷融合朱、陆创造了条件。所以后世学者认为，明代王阳明“范围朱、陆而进退之”的学说出现，可以说就是对元代朱、陆合流趋势的沿承。
继元代以后，明清两朝都倡导理学，使它成为官方哲学，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了官学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官方学府的必修课程也从原先的“九经”变为“四书五经”。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师，都在孔庙中列有牌位，成为从祀者。清康熙皇帝等甚至提出朱熹等理学家的“一字一句”均为真理，要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把理学抬到了吓人的程度。[17]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18]的风气。如有人敢逆理学观念而行，则被认为“叛经离道”。
宋代理学在其形成及传播期间，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尽管程朱之学在形成前后，都曾遭受过排斥、甚至经历了“党禁”的打击，但其思想体系却不曾受到冷落。在同时代里，他们的学说就备受关注，并影响到史学、文学等各个思想学术领域，从而引起在这些领域内的观念更新。以后，随着他们在学术上权威地位的确立，对其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将理学（道学）作为整个宋元思想学术灵魂的原因。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历代不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需要而言，由于它所处的时代正期待新理论的产生，而理学家们能做到直面时代，并较好地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获得在理论上对佛学、道教之学的超越。这样，在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创造儒学理论上的依仗、培养出合适的人才的同时，也就为自己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此之外，程朱等数代学者为完善理学体系在理论上的艰苦开拓，能学习佛教传法世系的做法，始终注意在学术流派中培养人才、建立传承关系，整个学术界对理学体系构建的重视（在程朱、陆学之外，尚有王安石“新学”、苏轼“蜀学”、司马光“涑水学”、叶适“永嘉学”、吕祖谦“金华学”、胡宏、张栻“湘湖学”等），与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切磋与研讨等，也是使其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理学的普及化与正统化，同时带来的还有学术上的世俗化与蜕变。对此，元儒韩性就说得明白：“今之贡举，悉本朱熹私议。为贡举之文，不知朱氏之学可乎？四书、六经千载不传之学，自程氏至朱氏，发明无余蕴矣，顾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场屋，直其末事，岂有他法哉！”[19]程朱等创建理学，原本是要因下学而求上达，满足致道成圣的精神追求。其为学以崇道为本，而不直接与个人进退出处相关联。但后来人们学儒，目的是为谋取仕进，其功利因素起决定作用，学术成分反被淡化。而一个原先具有勃勃生气、适合时代需要的哲学体系，在这样的作用下，又经朝廷的引导，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反而起了阻碍学术发展的负作用。这个学术史上的教训，至今引起人们从多方位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