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研究主旨与体裁的充分发展
史学也是宋元学术领域颇有收获的重要方面。在断代正史的编撰上，史学家继承前朝官方治史传统，著有《新唐书》《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宋史》等多部书籍。在通史编撰上，继唐杜佑《通典》而著有《通志》（郑樵著）与《通考》（马端临著）。另外，还有诸如《资治通鉴》《蒙古秘史》及《两汉会要》《元典章》《经世大典》等多种体裁的史学巨著问世。为此，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称此时代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极盛时期”。[20]
宋元史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于史学家不是在前人基础上因循守旧，而是能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变通与创新，从而获得新的发展。自宋初时起，学者们就有个共同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关注治学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他们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史学的作用在于敏锐地发现历史事件所揭示的问题，对人们的现实活动有所指导。所以执政者也应读点历史，以便“以史为鉴”。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们感到传统史学大多只能提供有关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文化成果等知识性的内容，而对具有总结政治经验、探讨政策适应性的东西涉及不多，这样就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功能，也容易使当政者失去决策上的准确性。在这一认识指导下，当时的史学家着力于在史实内容的选择上下工夫。他们要求以“正君心”作为史论标准，并提出了史家的“心术”与“史意”两个方面关注，即要求作史者应有相应的道德水平与责任心，呼应时代“恢复儒学”的号召，将理学宗旨贯穿于史学的研究之中。
为使以经世图强的作史宗旨成为现实，史学家们也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上花费心血，使这一学科从形式到内容都对前代有所超越。首先在历史与现实结合方面实现突破的，当推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开启了将分散于纪、传中的同一史事集中起来，作综合论述的体裁。全书记述的年代上起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历涉一千三百六十多年的史事，成为我国编年体史书的总结性成果。与前人撰史多记典章制度的情况不同，此书的叙述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中心，着力于对国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统治人物的政策和行为的优劣、生民的休戚等政治大事的记载，同时不回避各时期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作者自己在文中也有结合时政的议论。司马光解释设置其书体例的原因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不常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从而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目的。[21]他在书中强调国家得失兴衰主要取决于君臣们的德才修养，提倡君主当讲求仁义、克撙于礼，并围绕着君“明”、臣“贤”而展开论述，体现了对社会倡导儒学传统的响应，使史论与当时哲学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资治通鉴》的政治意义与时代价值被当时的社会所理解，故神宗即位，便提前为该书作序，并赐书名曰《资治通鉴》，提示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元人胡三省说：“为人臣者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2]其说体现了对《资治通鉴》重要性的认识。以后王夫之言及此书中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23]，其他历代君臣、士人也有类似的评论，这些认识反映了对《资治通鉴》价值的进一步体悟。
《资治通鉴》开创了一种新的治史角度与风格，自此之后，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纷纷而起，蔚然大观。其中以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最为著名。在我国近代，因研究此书者众多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通鉴学”学科，在史学界唯《左传》可与之比肩。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造了以纪事为中心的体裁；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是理学大家治史的典型之作，它们都具有思路创新的意义。
宋代的史学能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与当时朝廷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宋朝设立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其修史机构规模之大、分工之细、司职之专，都超过了前代。元代基本上沿袭了宋时的做法。由于具有上述条件，所以，宋元时的治史者能根据所获得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原始史料，使所编纂的书籍具有编写及时、史料翔实等特点。如，北宋司马光所撰《稽古录》，其中包括《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记北宋开国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间的大事，下距成书的时间才14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南宋时人对亲身所处年代的史实记录。而《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元朝名臣事略》《元典章》《元经世大典》等，也都是同时代人的及时之作。这种近距离的实录，所能达到的忠实于原状的程度，显然是超乎寻常的。又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神宗朝事每年多达9卷，哲宗朝更增至每年15卷，这样的篇幅能将当事人的言行记述得十分详细。宋时的陈傅良有“一代之书，萃见于此，可谓备矣”[24]之言，是对其时史学这一优点的确切提示。
由于治史者身处当代并有较多的参考依据，故他们在著作中往往能较为精确地把握所记叙的时间。如李焘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后十二年，徐梦莘完成了史书《三朝北盟会编》。徐氏将记事定位于北宋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三朝，既围绕了“靖康之难”这个主题，又有上承《长编》接叙历史之效。恰巧也是过了十二年，李心传奉旨进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在记载内容上，与徐氏之书又有前后相继的关系。这些史著使当时丰富的历史资料得到了保存与运用。
宋元时期的史学家，对治史体裁的创新及研究领域的拓宽，也有较多的考虑。如“会要”是政书体史书的一种，它专记一代的典章制度，是断代型的档案材料汇编。此体裁首创于唐代，唐苏冕曾撰《会要》（40卷）。宣宗时又由苏冕及崔铉等撰成《续会要》（40卷）。宋初时人对这种体裁加以关注，北宋王溥汇集前人书而加补阙，撰成《唐会要》（100卷），之后又采五代诸朝典章制度，编成《五代会要》。宋朝廷专设的会要所，曾前后下令续修、重修前朝此类书达十余次。此传统影响至元代以后，致使其间又有《宋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撰成问世。由于其书的编排按性质、类别排列，很便于查阅；加之其中所记远较纪传体书志为详，所以对研究历史具有较高的价值。以后清代又有人作《秦会要》《三国会要》《明会要》，使宋人完善并巩固下来的这种体例得到了继承。
确立方志体例也是宋元学者对我国史学的贡献。方志是以地命名、以地域为范围、分类记述历史和地理、社会与自然并重、又及于古今的一种史书记载形式，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尚书》中的《禹贡》篇。但在唐代以前，内容基本上局限于地理书的范围。至宋时，乐史撰《太平寰宇记》（100卷），在《元和郡县图志》的地理项目之外，又列入人物、姓氏数门，对列朝人物一一并登，并详其籍贯爵秩，采其诗词杂事，这样使之从地理书中独立出来，形成集历史学与地理学于一体的风格，成为史学领域中的一个门类。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自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25]此说提示宋人首创此体例之事实。
方志的形式能容纳记录地方业绩、人物言行事迹等内容，对地方治理更有借鉴意义，故更符合辅治的需要。所以一旦面世，便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各地纷纷仿效，致使以后此形式风行于当时。据统计，宋代方志有六百种之多，流传至今者仍有三十余种。其中的《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是全国性的统志。《吴郡图经续记》《长安志》，是我国最早的州郡志；此外还有山志、水志、古迹志等专志，为治此形式者提供了很多的先例。元、明、清时代，方志撰修继续发展，至今我国现存方志约有八千二百多种、十一万卷以上，约占全国现存古籍总数的1/10左右，为其他类图书所不及。我国是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不同，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也有差别。方志能以地区为中心按行政区域记述情况，可以起到补史之缺、详史之略、参史之错的作用，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规律提供更多的依据，是我国史学的宝贵遗产之一。(https://www.daowen.com)
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这门学问也确立于宋代。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的专书，是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10卷），后又有赵明诚作《金石录》（30卷）、吕大临作《考古图》、王黼著《宣和博古图》。他们摹写器物图像，注明收藏之家及出土地点，对于著录古器物之体例，有开创之功。这些学者对所行之事的出发点，亦自切于实用定位，而不仅止于个人私藏或玩赏。如赵明诚曾云，史书中“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26]这里体现了他及同时代人对金石资料于考订历史史实特殊作用的认定。正因为宋人研究金石的史学意义明确，所以到了南宋时期，郑樵已在《通志·二十略》中创立《金石略》，并在《总序》中指出：“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用更为精练的语言提示了金石文物在考辨核实史事、以实物佐证文献方面的史料作用。这对史实考证科学性的增强，是有实际效用的。
宋时讲求实效、推究义理的文风，还体现在目录学领域。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宋时的刊刻业与编修业也兴盛起来。藏书的增加又使图书编制及对相应理论的研究获得进展。目录学在前代一般只起书名记录作用，宋人则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解题的形式，即于“每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27]的编写方法。当时除了官修的《崇文总目》《中兴阁馆书目》《中兴阁馆续书目》中已开始运用此种形式，不少私家修目录书者也沿袭此法。其中由晁公武编撰的《郡斋读书志》（收录书目24500余种），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有提要的私家目录。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不仅著录书名、卷数、作者，还记载学术渊源、版本类别、款式、版刻、得书经过，形成较为完善的体例。元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其中的《经籍志》多采纳此《解题》内容。尤袤在其所著《遂初堂书目》中，不但对所录之书均注明版本出处，还制定出区分版本的不同标准：或以时代分，有旧监本、旧杭本、观刻本等分类；或以刻书地域分别，有江西本、吉州本、湖州本之不同；或以刻书机构区分，有监本、家刻本、官刻本等分野；或以版刻行款分成大字本、小字本；或以国别分成宋本、高丽本等。此例为后世著目录者所推崇，故有我国版本目录的开山鼻祖之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郑樵在其《通志》中，新辟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等略，反映的便是当时体例创新的成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郑樵于《校雠略》中，对目录学的构建作出理论概括，其主要表现为：
1.在对目录学源流作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搞目录要通录古今，“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并遵循“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使学者易学，求者易求”的原则。这是对传统目录学科经验的总结。
2.指出“泛释无义”，故目录书中是否设解题，应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3.目录的分类体系应贯穿对于学术宗旨的辨析，使读者能从类例的区分中剖析学术源流。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郑樵对如何能定出一个恰当适宜的分类体系，既使书籍部伍分明、又能表现学术的源流演变作出设想，自创了一个类例分明的分类法。在这一新的分类体系中，他突破了传统的四分法，制定出十二个基本大法。在每大类下，按学术体系展开层次，设立了八十二个小类，这些类目从属关系分明，排列有序。此外，他又在分类表中扩展出四百三十二个三级类目，从而清晰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各学科的关系和位置。郑樵认为这种做法以“穷百家之学”为出发点，可达到“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以及“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的目的。他的思想与实践，较好地体现了宋代学者对我国目录学进展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