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道”尚“实”文学观及相应的审美追求

宋元时代是文学创作甚为繁荣的时代，促使其获得丰硕成果的除了从业者的辛勤耕耘之外，还有当时一些文人对新颖文学创作观念的思考与提出。早在魏晋时刘勰就曾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为文宗经”的观点，认为经之于文，是处于主导性、决定性的地位的；文之于经，则是从属的、被动的。以后，文与经即文与道（指哲学或现实政治等）的关系，一直成为困扰文人哲士的难题。唐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对这一问题做了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回答。宋元时文人原本就比较关注现实，有些文人如欧阳修、王安石本身便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为适应实际，他们都提倡文以载道及平实朴素的文风。当时较早在这方面有所论述的，当数宋初的柳开。

柳开继承韩愈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并解释自己所提倡的“古文”为：“古文者……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34]即是说，自己作古文，并非徒为形式上的追慕古作，而是要求在“道”上同于古人即儒家前贤。所以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他分析“文”与“道”的关系为“文章为道之筌”，所以“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35]明确指出文章是明道的工具，工具不良，会损害道。因此他反对文章的艺术形式过于华美。由于他的这种说法具有贬抑艺术形式美的倾向，所以成为后来道学家提出“作文害道”等观念的先声。

柳开的论旨为以后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所重视，他们对此作出不同角度的补充与修正。

欧阳修在“道”、“文”关系的思考中持“道胜文至”的观点。首先，他认为要作不朽之文，不能只是“勤一世以尽心力于文字间”，而是要求在“足道”上下工夫，“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36]他举孔孟为例，说他们都是在周游列国之后才著书立说的，可见长期实践对“道胜”的作用。只有“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有见于文章而发之”，才能见信于后世。[37]其次，这里还涉及所写文章内容的问题。好文章应当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发挥其社会作用，而不应该只局限于个人得失。为此，他推崇如贾谊《过秦论》《治安策》这样的作品。与柳开不同的是，欧阳修强调道文并重，他要求作文之时应把内容真实、问题重大与艺术美紧密地结合起来，认为真能传于后世的作品，三者缺一不可，“道”与“事”还是有赖于优美的语言文辞加以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要求。

司马光从实用角度来论证“文以明道”的道理，说“学”贵在实行与有用，“文”应该就是礼乐，而“辞”只要求能够停意，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与宏博的辩说。他并提出以“利民”为主的“道”之内容及考察历史上成功政治经验、质询就正于孔子学说的识“道”途径，使人们对“道”的认识更为细化。

他们的这些思想，得到了理学家们的响应。后者进一步从学术意义出发，对这一论题展开讨论。二程曾对当时从事不同学术活动的人士加以区别，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为儒也”[38]。周敦颐举出以车载物的例子，来说明载道是目的，文辞是手段；而为了更好地载道，为文者必须善其辞说。不过，他把“道”的实际内容理解为“道德原则”，所以讲“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39]但真正做学问的人，应当是兼“文公”与“儒师”二任于一身。对道的实践体现于内省方式的道德修养，而优秀文章则应是这种有道者精神的体现，而不必一定为传统儒家所推崇的经世致用之作。在这方面或许可以他所作的《爱莲说》为典型。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虽然也讲诗笔杂文只是枝叶，无须理会，其实还是对文学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不过他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所以“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40]所以他以本末关系来比拟文道，并展开讨论。他曾对唐代韩愈的朋友李翱提出的“文者贯道之器”观点作出评论，认为这个说法虽然粗看起来与周敦颐说的“文所以载道”差不多，其实与后者在认定道文主次上有不同，是为求写得好文章而提倡道。同样，欧阳修、苏轼等人说“文必与道俱”，也有“文自文而道自道”的倾向，甚至是为了文章写得好而临时去寻个道理来放在文章里，这些都违背了道本文末的原则。[41]朱熹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要求辩证地分析文道关系，将两者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出发点。

朱熹对文道关系的理解，立足于他对理与气的认识。形而上之道是生物之本，形而下之器为生物之具，故作为气之派生物的文，当然只能是因道而生，是道的体现，而不能离开道而单独存在，这就是他讲“文从道中流出”的原因所在。据此，朱熹批评了千百年来“背本趋末”、重文轻道的现象，并认为连新儒学的提倡者韩愈也没有真正懂得为文之道，而认为只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是传道，甚至为写好文章而“弊精神，靡岁月”，这都是舍本取末的表现。

不过，这只是朱熹论述文道关系的一个侧面。他还从理一分殊的角度来分析两者的关系，认为一理之本与万物之殊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可以从一理之本去认识万物之殊，也可以从万物之殊去理解一理之本。据此，文学相对于无极而太极的理之本，也可算是万物之殊，故有其特殊性。所以对诗文的研求，除了在时间上“恐分了为学工夫”之外，对学道并无太大的妨碍，甚至有时还能成为学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通过格物致知，今日格一诗，明日格一文，逐渐地也可体认大道。为此，朱氏虽然也批评苏轼之文，但那是针对世人读苏轼文章止取行文精妙之弊而来，其实自朱熹本心而言，仍然十分欣赏苏轼文章，他曾在《答程介夫》书中称赞“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平时读来自有欲罢不能之感。

朱熹还探讨了道在文章中的具体体现。他认为这大致由作者的性情、道德、学问来传达，而综合地体现于诗文中的文气、气象，所以读诗乃是读其人。这样，他形成了以观人为中心的文章批评方法。气象一词，在唐时多指对山川景物的描写，朱熹则用以指称文学作品中所透露的作者的人格精神。他认为此精神不仅是作者艺术风格的反映，往往还与其人生境界相互关联，这样就使文学中的气象与儒学的理想人格有了相互的沟通。当然，诗文等作为艺术作品，还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它不能替代直接论道的学术论文，而只能从其特有的形式出发，通过性情的自然流露，传达作者对道的体悟与感受。为此，朱熹提出平淡自然的艺术表现方式与涵泳、感发的鉴赏方法。

朱熹的上述思想，从多层面对文道关系展开思考，是他立足于理学立场对“文以载道”观作出的总结，为宋元时代及以后明清两代的文学探讨，奠定了主导思想基础。这种思想随着经学研究重心的转移、理学体系的完善而逐渐深入人心，形成一股过分关注文字的意蕴、唯“圣贤气象”为追求的风气，影响所及，导致了宋代诗歌在形式上刻板、僵化与文字表达上的以炫耀学问为长的偏颇，其中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为典型。于是，一些有见于文坛弊端的文人便对文学表现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从事于相关的实践，并对它的相对独立性提出独到的见解。他们着力于对清空意境的追求，而这方面认识的获取，又往往与对“词”、“诗话”、“话本小说”等创新文学形式的实践有关。

“词”是一种配合音乐、有长短句式的抒情诗体，在唐代原本并不登大雅之堂。到了宋代，由于其形式上的自由度较高、又能辅之以新鲜活泼的语言、赏心悦耳的曲调，成为对内容严肃、爱发议论的诗体的补充，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它具有与道学家温柔敦厚要求所不同的直抒情怀、寓感情于意象、委婉传神、一唱三叹的表现风格，从而启示人们对多重美学意义的理解。在从事这方面实践者中，柳永开拓了优美的词境，苏轼开拓了壮美的词境，使宋代词坛形成婉约与豪放两大不同的派系。继承他们的宋元文人尚有晏几道、秦观、陈师道、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张炎等。他们不仅各自在建立词作风格上做出贡献，还从各个层面对词体的艺术特征做出理论上的概括。这样不仅使词摆脱了诗的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而且还使对“文”的形式美探求，不致为“道”所替代而重获其应有之地位。

或许与当时好发议论的习惯有关，当时的学者热衷于对各种文学作品的评论，一些诸如诗话、词论、小说评点类的著作便应运而生。其中由严羽所作的《沧浪诗话》，最为后世所称道。严羽此书，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个部分，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诗论。在书中，作者首先以“兴趣”为宗旨，提示艺术的本质与基本特征。所谓“兴趣”是指诗的兴象与情致结合所产生的情趣和韵味，它是诗歌艺术的精神所在。严羽说诗歌应以“吟咏情性”为能事，它的取舍、剪裁也要跟这一前提要求相联系。另外，严羽又接受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影响，以禅喻诗，借用“妙悟”二字，来说明对“诗道”即诗歌创作规律的领悟程度。他推崇盛唐诗歌“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这个思想被元代张炎所继承，而提炼出“清空”二字，以与缘自儒家的“质实”要求相对立。张炎于其作《词源》卷“清空”条下有言：“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42]他说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清空之文能如“野云孤飞”，虽去留无迹，却能引起无限遐想；而“质实”之篇，看起来如“七宝楼台”，却只有表面的绚丽而经脉外露，无气韵流动之可言。这里提出了一种以“意”、“兴”为主题的审美主张，体现了变“死法”为“活法”的创作要求。后人认为如文天祥、邓牧等作品中体现的“奇气”，均与这种“清空”主张的提倡有关。

与“词”等俗文学形式的实践相呼应的，是金元时代在戏曲这种文艺形式上的发展。据陶宗仪《辍耕录》载，金代院本名目共690种，其数量已超出南宋官本杂剧段数一倍多。至元代，由于一些无法在科举、仕途中发挥才能的汉族士人，纷纷加盟编写剧本、撰写散曲、小令等，使得戏曲发展更呈现蓬勃生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金时的元好问、元时的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这些文艺形式的兴盛，使得一些文人重新审视过去对美的认识。元代人钟嗣成曾用“心机灵变”“搜奇索怪”、懂得“戏玩”等辞夸赞元曲作家的文采，这与道学家所要求的“乐道守志”、“温柔敦厚”相去甚远。对此间之别，钟氏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录鬼簿序》中大胆提出：“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这里公开表现了对传统的“以文载道”观念的反叛，提出了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向。钟嗣成的上述思想得到过同时代人周德清等的支持。这些观念的提出，对于人们重新审视美的标准，理解返朴归真之“实”，有着实际的意义。

宋元两朝还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重要的创获期，这可能与当时的学者不拘泥于古人成说、刻意创新、注重研讨规律的学风有关。当时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各专门分支学科的推出与新理论的创建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音学、金石学的开创。

古音学是指专门研究中国周秦两汉时期汉语语音的一种学科，它自宋人吴棫所作之《韵补》、《毛诗叶韵补音》、《字学补韵》、《楚辞释音》等始，逐渐得到较为系统的研究与整理。其特点为首开以联系压韵字求取古音的研究方法，对明清古音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两宋时代成型的金石学，在当时曾呈兴盛之势。据史载，那时相关的著述已达数十种之多。王国维曾将其中的著作按内容分为三类：（1）图录性著作。绘有器物图形并摹刻铭文。可以吕大临《考古图》为代表作。（2）考释铭文之作。可以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为代表作。（3）专论和跋语。可以欧阳修《集古录跋语》、赵明诚《金石录》等为代表作。这些成果多半是随商周彝器出土的增多而出现的。

宋元时期的特殊政治背景，为各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许多民族的文字创制于其时，而这无疑对推动他们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辽代契丹族文字的创制大约始于五代末年，然后在宋初完成。其字大致参照汉字，分大字与小字两套字体结构。其中之小字较多采取表音方式，更能表达契丹语的特征。这些文字虽然在明代之后逐渐失传，但具有首开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先河之意义，对于女真文字（由金王朝创制）、蒙古文字和满洲文字的创造，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建国于11世纪的西夏，也随王朝的建立而推行这个民族的文字。它的问世，使本民族保留了自己的法律、历史、文学、医学等论著，并使诸如《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汉民族文化典籍、《大藏经》等佛教经典，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元代创制的文字有主要流布于察合台汗国的突厥语，现存于世的《实厥语大词典》，作者为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初步考证约成书于1071—1077年间，原著以阿拉伯文写成，分八卷，卷内有章，词条以阿拉伯文拼写并释义，并附中亚地图一幅。被誉为突厥文化的百科全书。现存抄本已于1981年在中国出版维吾尔译本。另外，流佳于今的还有：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于1269年由忽必烈颁行的八思巴字以及始用于13世纪、流行于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文（这种文字至今仍在使用），约产生于南宋前后的纳西族东巴文字，等等。

与文字创制同步的是各民族辞书的出现。仅从现在我国保留的书籍来看，至少在元代就有以蒙古八思巴文释汉文的《中原字韵》、彝文《说文》、《西南彝声》、古藏文《正字宝箧》（曲江桑布著）、《司都文法广释》（司都班钦著）、西夏《番（蕃）汉合时掌中书》、察合台文《突阙语大词典》等辞书问世。它们对总结我国文字学创作经验，提高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相应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3]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认定，宋元学术思想确实得到了丰厚的收获、长足的发展，其亦的确可当之于“造极”二字而无愧。而这些成就的获得，则是由理学的建立来支撑与贯穿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形成过程中，也往往带有其时代的局限与自身的负面作用，这只能在历史的发展中加以发现与纠正了。

2003年1月于上海丽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