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庆历四年　甲申（公元1044年）

庆历兴学　因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仁宗诏除建太学于京师，及保持诸路、州、府、军、监旧学外，余并各令立学。为解决科举中重诗赋取士的弊病，实施科举新法，将策论取士放在首位。同时，仁宗亲临太学，特拜孔子，以胡瑗在湖州办学的成功经验为法式，推行全国。此被称为“庆历兴学”。然次年随范仲淹离职，科举新法也被废除。

［文献］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学校科举之制》：“仁宗庆历四年三月乙亥，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时范仲淹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郊）［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事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帝从之。至是，乃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可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夫豪隽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以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使与不肖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学者自以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也。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务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夏四月壬子，判国子监王拱宸、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诏以锡庆院为太学，置内舍生二百人。五月壬申，帝至太学，谒孔子。故事止肃揖，帝特再拜。赐直讲孙复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为湖州教授，训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率先，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时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至是，兴太学，诏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式。……五年三月，罢科举新法。范仲淹既去，执政以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为不便，且言：‘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帝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前所更令悉罢之。”《欧阳文忠集》卷五《胡先生墓表》：“自（仁宗）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另可参见《宋史》卷一二、卷三一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等。(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