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熙宁九年　丙辰（公元1076年）

二月，《长安志》撰成　此为中国第一部完善的方志书。20卷。宋敏求著。对长安之山川、道里、城郭、官府、寺院、风俗、物产以及唐时士大夫第宅所在，都能一一记载考证。条理清晰，为其他志书所不及。历代版本较多，著名的有明成化四年睢阳书堂刻本，明嘉靖十一年李经刻本，清《四库全书》本，乾隆时毕沅刻本等。1931年长安县志局又曾铅印以广流传。成书年代据原序而定，与司马光曾见此书之说亦相合。

［文献］　赵彦若《长安志序》：“熙宁九年二月五日，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崇文院检讨（原阙四字）同知（缺）丞事赵彦若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八：“皇朝宋敏求撰。敏求因韦氏所记，搜采群书，罔有遗轶，二纪而成。凡府县之政，官尹之职，河渠关塞之类，至于风俗物产、宫室道街，无不详备，世称其博。”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与《河南志》二书凡例微不同，然汉、唐旧都遗事详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〇史部地理类：“是编皆考订长安古迹，以唐韦述《西京记》疏略不备，因更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司马光尝以为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今韦氏之书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籍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程大昌《雍录》称其引类相从，最为明晰。然细细校之，亦不免时有驳复。”另可参见《宋史》卷二〇四、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四、清王鸣盛《新校长安志序》、《雍录》卷一等。

九月，张载《正蒙》撰成　“蒙”为《周易》中之卦名，该卦中有“蒙以养正”语，意为从蒙童起就应加以培养。此书即从此言引出。书中以《易传》为根据，论证了物质之气是世界本原的天道观，自世界观揭示佛教宇宙观之缺陷。全书的编排系统性较强，后世之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都曾对《正蒙》的这一思想作出继承和发挥。书中还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将人的认识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提出“穷神知化”与“穷理尽性”的认识途径。虽然在观点上他与理学家周敦颐、二程等差距较大，但由于能从天理论、道德论、认识论诸方面构建思想体系，在理论基本框架与概念、范畴上对人们有所启发，故仍被后人认为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此书由张载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谒告西归”后开始写作，历七年始成。门人苏晒在张载的同意下，厘定为十七篇，并嘱友人范育为之作叙，由此定稿。时在元祐五年（1090）前后。现存最早版本见于宋本《诸儒鸣道集》。宋、明、清历代有学者为其书作注，其中最为著名者为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比较浅显和完备的注本有清王植《正蒙初义》。此外还有明刘玑《正蒙会稿》，高攀龙、徐必达《正蒙解》，清李光地《正蒙行文》，杨方达《正蒙集说》等。铅印本编入《张载集》，有1978年中华书局本等。成书年月据吕大临《行状》。(https://www.daowen.com)

［文献］　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熙宁九年秋，先生感异梦，忽以书属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出示门人曰：‘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欤！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耳。’”《正蒙·苏晒序》：“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此章句，以类相从。”《正蒙·范育序》：“子张子校书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阴，横渠之阳，潜心天地，参圣学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书数万言而未出也。间问答之言，或窥其一二。熙宁丁巳岁，天子召以为礼官，至京师，予始手其书而质问焉。其年秋，夫子复西归，殁于骊山之下，门人遂出其书，传者浸广。至其疑义独无从取正，十有三年于兹矣。痛乎微言之将绝也。”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张舜民尝乞追赠载于朝，云横渠先生张载，著书万余言，名曰《正蒙》。阴阳变化之端，仁义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乱国家之经，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轲、扬雄之流乎！此书是也。初无篇次，其后门人苏晒等区别成十七篇，又为前后序，另有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另可参见张伯行《张横渠集·序》，薛榑《读书续录》卷四，袁应泰、李月桂、李慎《张子全书·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

［考辨］　《正蒙》末之《乾称篇》，为张载于此前已公开之《西铭》（又名《订顽》）与《东铭》（又名《砭愚》）两文的合篇。后人推断，在张载传给苏晒《正蒙》札记稿时，大约不包括《乾称篇》而由苏晒加入。从内容看，《乾称篇》几乎归纳了《正蒙》诸篇讨论的主要问题。其中《乾称篇上》切合程朱一派“理一元论”口味，讨论的概念涉及乾、坤、体、性、民胞物与、大君、宗子、尊老、慈幼、乐、孝、德、仁、穷神、知化、安身、立命、存心、养性、事亲、崇天等，将前世儒家讨论的人伦关系从哲学高度加以论证，将儒家伦理哲学化，弥补了周敦颐《太极图说》天人合一之原探讨的不足，从“乾天坤母”角度论证了“崇天事亲合一”的乾坤之道，乃至推至三纲五常。《乾称篇下》初步涉及《正蒙》诸篇的大部分概念，可看成张载撰《正蒙》前的一些思考。故将这两篇归之终篇亦有其道理。然其毕竟是张载稍早成篇的独立文字，故王夫之以《乾称篇上》《乾称篇下》命名，较为切合张氏撰写的实际。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乾称篇上》曾受到理学家的称赞，二程曾曰：“《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西铭》，颢（程颢）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朱熹亦云张载“独于《西铭》见得好”；后世帝王也对此有所推崇与效法。朱熹曾将《正蒙》末篇《乾称篇》一部分单独提出加以解说，写成《西铭解》一书，加之现流传《正蒙》书间有大量朱熹注解，故长年来人们认为他作过《正蒙注》。至今《中国丛书综录》中，《正蒙》亦题作“朱熹注”。然张岱年先生以为不然，撰文提出“朱熹不仅没有为《正蒙》作注，而且除了《西铭》以外，对于张载的其他著作既未注释，也未进行过整理”（《朱熹写过〈正蒙解〉么？》，载《文史》1963年第三辑）。他认为明初胡广等编辑《性理大全》，把《朱子语类》中关于《正蒙》文句的解释抄录在《正蒙》各条下，收入《性理大全》中，后人误认为朱熹撰有《正蒙注》。然学者刘明认为，宋佚名辑《诸儒鸣道集》本《正蒙》八卷及元黄瑞节《朱子成书》，均已有将朱熹议论引入《正蒙》的样式，黄瑞节亦认定《正蒙》曾经朱熹校正。结合其他史料，可知朱熹曾有训释《正蒙》意向，并对其正文作过注释，只是未完成全部著作而已。（参见刘明《朱熹与正蒙》），《朱熹著作版本源流考》第178—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