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元祐元年 丙寅（公元1086年）
四月，王安石卒 王安石（1021—1086），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曾任签书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宋神宗继位后，于熙宁二年（1069）为参知政事，越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此为我国古代史上规模较大之社会政治改革活动。其在神宗朝曾两度为相，死后封舒国公，后改封荆国公。谥文，配享神宗庙廷。受知于范仲淹，接受范氏之兴儒主张，与持同观点的曾巩等亦相知甚深。有天命、人言、祖宗之法三不恤之说，体现厉精变法之决心，亦因此受到时人及后世的诸多非议。与子王雱一起对《诗》、《书》、《礼》等儒家经典予以新的注解，撰述了《三经新义》和《字说》等，以此为新政的理论依据，被后人视为“新学”。所著《洪范传》、《淮南杂说》（今已佚），多谈道德性命，被人以与《孟子》相提并论，体现其倡导恢复儒学“性命义理之学”之倾向性。另著有《易解》、《论语解》、《孟子解》、《老子注》、《楞严经疏解》及《临川集》等。著作大多散佚，现仅存《临川集》100卷、《周礼新义》辑本、《周官新义》以及保存在彭耜编《道德真经集注》等著作中的《老子注》残篇。《宋元学案》为列《荆公新学略》。卒年据《宋史》本传。
［文献］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鄞县。……（神宗）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清杨希闵《熙丰知遇录》：“（熙宁三年）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无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顺纳人言，无小大惟信之从，此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故是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如祖宗用人皆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彼议论者必更纷纷矣。’”（见《王文公年谱附存》卷二）《宋元学案》卷九八《荆公新学略》：“谢山《荆公周礼新义题词》曰：《三经新义》，尽出于荆公子元泽所述，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独《周礼》则亲出于荆公之笔，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赅，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是固荆公一生学术之秘，不自知其为累也。……至若《春秋》之不立学官，则公亦以其难解而置之，而并无断烂朝报之说。……荆公又尝与陈用之、许允成解《论》、《孟》，然则去其《字说》之支离而存其菁华，所谓《六艺》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诋也，而况是书又荆公所最属意者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二》：“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另可参见顾栋高《王荆公年谱》等。
［考辨］ 因王安石《淮南杂说》今已佚失，故其中之内容靠推断而得。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提出：“我们颇疑《文集》卷六五至七〇诸卷，即《淮南杂说》。”此几卷中涉及的主要是道德性命之学的内容。邓广铭亦以为“当时人之所以把《杂说》与《孟子》相比，……是因其多谈道德性命之故”（《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上述学者对《淮南杂说》的内容得出相近的结论，可作为思考王氏思想倾向之参考。
四月，司马光恢复科举旧制 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哲宗命程颐修定学制。司马光至此提出十科举士法，要求在现职管理中选举人才，被诏另颁法执行。哲宗又接受吕公著建议，恢复制科，分经义、诗赋为两科取士。使当时的教育、科举制度在唐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事件始末据《宋史纪事本末》。
［文献］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学校科举之制》：“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于是诏：‘自今凡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与升甲。罢谒禁之制。’五月戊辰，命程颐等修定学制。……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秋七月癸酉，立十科举士法。旧制，铨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择材，故合内外官皆得荐举。其后被举者既多，除吏愈难。神宗即位，乃革去奏举，而概以定格。于是内外举官法皆罢，但令吏部审官参议选格。及帝即位，……遂复内外举官法。司马光奏曰：‘……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带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按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著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告命，仍具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二年春正月戊辰，诏毋以《老子》、《列子》命题试士。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以上，非安石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辄上第，故科举益敝。吕公著当国，始请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士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夏四月丁未，吕公著请复制科。……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乃诏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六年夏四月乙未，复置通礼科。先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中，尝罢试科。至是，礼官以为言，乃复置以试士。（八年）五月甲辰，诏进士专习经义，罢习诗赋。……改置宏词科，岁诏进士登科者请试。……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说》之禁。二年夏四月丁亥，诏依元丰置律学博士。五月乙巳，命蔡卞详定国子监三学及外州学制。……三年九月，罢科举法。……四年五月甲寅，立词学兼茂科。帝以宏词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故改立是科。……行三舍法于天下。”另可参见《续资治通鑑长编》卷三七四、卷三八二等。
九月，司马光卒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思想家、历史学家。宋仁宗宝元初进士，由地方官进天章阁待制兼伺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1066）献《通志》8卷，修自战国至秦末编年史，供帝王阅读。英宗甚喜，命其自选史官，专设书局，续修此书。神宗以《通志》“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熙宁初，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因其力诋新政，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又迁知许州（今河南许昌）。次年请判西京（河南洛阳）御台史，迁书局于此。居住洛阳15年，专修《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全书修成，历时19年。哲宗即位后，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入主国政，驱除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居相8个月而病卒，追封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曾系统研究《周易》，提倡中和中正。崇奉西汉扬雄，对《法言》、《太玄》钻研达30年。主张以人格化的“天”为宇宙的最高主宰。认识论上提出有“遗物离人、精见超诣”的直觉，认为最高智慧仅存于圣人“神心”之中。人性论上持性善恶混说，将天命与人性联系在一起。朱熹将其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并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著作甚多，史学类著作除《通鉴》外，还有《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等；另有著作集《司马温国公集》80卷、《稽古录》、《迂书》、《潜虚》等。其中《温国文正公文集》刊刻于南宋孝宗时，后明清刊本各称为《司马文正传家集》、《司马温公集》等；《迂书》较多反映其哲学思想，被收入明清多种丛书本。卒年据苏轼《行状》、《神道碑》、《宋史》本传。(https://www.daowen.com)
［文献］ 《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光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确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元祐元年复得疾，……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赠太师温国公。……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苏轼文集》卷一七）《宋元学案》卷七《涑水学案序录》：“祖望谨案：小程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草庐因是敢谓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同上书《涑水学案上》：“咸淳中，从祀于孔庙。明嘉靖中，祀称‘先儒司马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七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此书于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其间传闻异词，裨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此书亦与《通鉴》同奏上，即《进书表》所谓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经部易类：“《温公易说》六卷。……其书在宋时所传本，已往往多寡互异，其后乃并失其传。……今独《永乐大典》中有之。……光《传家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谓王辅嗣以老庄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盖其意在深辟虚无元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另可参见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范镇《司马文正公墓志铭》等。
十二月，蜀洛党争发端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司马光任宰相，实施“元祐更化”，打击王安石等变法派。然在司马光卒后，此一群体又分化成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等不同派系。苏轼与程颐开始交恶，诱发因素在于苏氏对程颐主持司马光丧礼中安排的不满。深层原因则在思想观点上的差异，当然也夹杂着权利之争。以后引发程颐门人朱光庭上奏劾苏轼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之罪，数月后经调解平息下来。以后两派又几经争执，数年后以洛党的溃散而告终。两党之争，就思想层面而言，分歧在于对“敬”的看法。其中程颐提出“主一天道谓之敬”，唯此才能完善封建伦理秩序下的等级制度，而苏轼则要求打破一个“敬”字，不必过于束缚自己，只要能自“诚明”入手，“本于人情”的生活态度理会值得提倡。另外，他对程子强调的形上层面的性命之说，亦未能给予足够的肯定。这些不同观点的形成，是由苏、程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教育环境所造成的，也体现了一些哲学观点形成时，人们对它的体悟与辨析经历。
［文献］ 《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时氏本拾遗》：“温公事件始末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等。（指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先生（即程颐）主其丧事。是日（李焘《继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系此事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即朱光庭），问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原注：言其山野）。自是时时谑伊川。”（见《二程集》）“吕申公（吕公著）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云。”（同上）“朝廷议授游定夫（即游酢）以正言，苏右丞（即苏辙）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苏子容（即苏颂）曰：‘公未可如此。颂观过其门者无不肃也。’”（同上）朱熹《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朱熹）因说：……东坡与荆公固是争新法，东坡与伊川是争个甚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只看这处，是非曲直自易见，论来若说争，只争个是非。”。（《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传闻杂记》：“一日，偶见秦少游（苏轼好友）。（程颐）问：‘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骍然。”（《二程集》）另可参见《宋史》卷四七、《程颐传》卷三三八、《苏轼传》等。
李吁卒于此年之后 李吁，字端伯，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二程门人，因早卒影响不及杨时等人。《宋元学案》列其入《刘李诸儒学案》中。其生卒年不详，据《宋史》本传，知其卒于元祐中。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知其于元祐元年十二月尚在世。
［文献］ 《宋史》卷四二八《李吁传》：“李吁，字端伯。洛阳人。登进士第。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卒。程颐谓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吁与刘绚有焉。”《宋元学案》卷三〇：“先生与刘质夫才器志尚颇相同。……先生殁，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者，吁与绚有力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宗元祐元年，十二月乙酋朔……庚寅……宣德郎、详定役法所管勾文字李吁、承议郎盛次仲并为校书郎。”另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