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的优势及其在稳定政局中的地位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秦汉时期的中央军，不仅在建置上较前完备，而且和地方上的郡国兵相比，它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央军首先一个明显优势，就是它通常由皇帝的亲信、重臣统领。例如：汉初吕后篡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梁王吕产居南军”。当时掌握南北军实权的“皆为吕氏之人”。[85]随后，汉文帝以藩王入主中央，在其登上帝位的当天晚上，便“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86]宋昌原为代国卫尉，张武为代国郎中令，都是汉文帝由代国带来的亲信，自很明白。东汉时期，刘秀在任命光禄勋、卫尉和执金吾等官职时，也是由他的亲信重臣李通、贾复、朱浮、张湛、姚期、寇恂、阴识、窦融等人来担任的。大量史实表明，任用亲信、重臣掌握中央军这是秦汉的通例。这既是集中军权，有利于加强对中央军的直接控制，同时也反映了中央军的“居重驭轻”的重要地位。

士兵的军事素质较高，待遇优厚，这是中央军的另一重要优势。由于中央军是天子的亲军，故其士兵的来源、素质等非同一般。例如：汉代的宫廷禁军——期门、羽林，就是以“善骑射”、“有材力”为入选标准的，他们通常选自六郡或三辅地区的良家子，“以兵为职”，长期在役，熟于战阵。同时，它们的身份较高，属于郎官，有特殊的冠戴服饰，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兵。不仅政治待遇优厚，就是经济上除其他特权之外，也还享有所谓“腊赐钱”、“肉米”等。[87]入补期门、羽林者可以转为他官，或出使郡县，充任守令；或领兵打仗，担任武将。西汉一代出身期门、羽林的文武官员不乏其人。卫青、赵充国、甘延寿等人，都是以“善骑射补为羽林”后身居要职的。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投募期门、羽林的目的，有不少人可能是出自羡慕天子亲军的优厚物质待遇和令人鼓舞的政治前途。再从宫城近卫军——南军卫士看，其素质、待遇，与一般征发来的兵士也不同。卫士是郡县的“正卒”经过一年的服役训练之后，再选调到京师来戍卫宫城的，故对“骑驰”、“射御”比较熟练，军事素养比通常初征的地方军好。又由于它们在役之中，担负着守卫宫城的重任，所以，秦汉政权对卫士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优厚。每年的送故迎新都有一套较为隆重的仪式。在迎新时，卫士初至，丞相亲自到京都门外“劳赐”。[88]岁尽役满，遣送卫士之时，大摆酒筵，天子亲自“临飨”，百官依序定位作陪。如据《续汉书·礼仪志》载：

冬季之月，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定位；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征护行。行定，侍御吏持节慰劳以恩诏，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

汉代天子临飨卫士的礼节，其隆重之场面于此可见。《汉书·王尊传》说：成帝“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如淳注曰：“诸卫士更尽得代去，故天子自临而飨之。”这表明“曲台”是西汉天子临餐卫士的地点。另就其他文献记载来看，东汉大概是多在“南宫”。[89]由于卫士担负着守卫宫城的任务，故平时在番役期间，有时也受到“恩遇”。据载：

（盖宽饶初拜为司马），冠大冠，带长剑，躬案行士卒庐室，亲其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及岁尽交代，上临餐罢卫卒，卫卒数千人皆叩头自请，愿复留共（供）更一年，以报宽饶厚德。[90]

因为封建政权重视对中央军的选拔，并给予优惠待遇。所以，当时的中央军在军事上、思想上都比较过硬，它们对汉王朝有较强的向心力，能绝对忠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政权。

中央军还有一个突出优势，这就是武器精良，拥有雄厚的军备。据载：秦代的首都咸阳，当时就设有所谓“少库”、“北库”，[91]库内藏有大量的兵器。秦末章邯之所以能发郦山刑徒数十万抵抗农民起义军，“授兵以击之”，[92]这正表明，秦朝中央库存的武器甚多。西汉时的长安武库，规模更大，其武器储备量相当可观。据出土资料，仅在已发掘的一号、二号库房遗址内，就藏有大量的各种兵器，包括刀、剑、矛、戟、镞和铁铠甲等，除少量是铜制的外，绝大多数均为精良的铁制兵器，仅铁簇就达一千余件。长安武器自西汉初兴建之后一直沿用到王莽时期。[93]当时各级政权均建有武库，京师的武库大概主要是供中央军用的。中央军拥有这大量的精良武器，无疑有助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由于中央军具有上述各方面的优势，所以，它在巩固统一、稳定政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主要强调两点：

（一）中央军在平定内乱中曾起过重大作用。例如：汉初的诸吕之乱，周勃“以北军安刘氏”；平定“七国之乱”，以北军主力参战，而获胜；武帝晚年的戾太子（刘据）在京师发动叛乱，也因北军“不肯应太子”，而太子失败。在汉代这几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中，都与南北军有关，尤其是北军对稳定汉代政局的意义不可低估。

（二）中央军充分发挥了封建军队的镇压职能作用。例如：东汉建初二年，金城、陇西保塞羌反，汉廷“拜（马）防行车骑将军事，以长水校尉耿恭副，将北军五校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之”。[94]黄巾起义时，汉廷“发天下精兵，精选将帅，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㒞，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㒞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95]这些事例表明：中央军不仅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而且参予镇压农民起义。东汉时期，每当重大战争，皆有赖于中央军的出击。

中央军集中京师，居重驭轻，对维护统一集权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