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军在建置上的发展变化
秦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皆建有与其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军事体制。
秦统一六国之后，惩周之患，除免古法，废分封，行郡县。地方上的政权组织推行郡县制，全国初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设若干县。凡郡、县政权均设有相应的军队。史称：“始皇既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1]这些“材官”等地方军，平时一般由郡尉、县尉分掌其事，以发挥其具体的职能作用。
西汉刘邦建国后，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为镇抚四海，大启封疆，于是采取了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当时，除旧秦属地置十五郡，推行郡县制外，其他如旧日的燕、赵、齐、魏、楚等地，则采用分封制。先为“一时之权变”，[2]始封异姓王八国。后鉴于异姓功臣的先后叛变，不足以屏藩汉室，又改封刘氏子弟宗室，“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3]这样，自北而南，便新封了燕、赵、代、齐、梁、吴、淮南、长沙等九个诸侯王国。这里除长沙国为“异姓王”外，其他八个都是“同姓王”。
汉初，诸侯王在封国之内的权力很大。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
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事，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又《汉书·高五王传赞》云：“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当时除太傅、丞相由皇帝任命外，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概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这表明王国的机构，大体上和中央王朝相同，所谓“宗室百官，同制京师”。[4]
诸侯王的权势之大，还表现在其占有全国大半以上的地盘。时称“郡、国并行”。实际上，当时中央直辖之郡为数不多。《诸侯年表》曰：“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嶷，东带江淮縠泗，薄会稽，为梁、楚、吴、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汉初的诸侯王，在这辽阔的封地上，不仅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且拥有相当的军队。
自平定“七国之乱”后，中央王朝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如实行“削藩”、“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下令取消诸侯王的“治民”权；设“左官律”、“附益法”，限制诸侯王的地位和权势等。此后，尽管王国势力大大削弱，但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却一直沿袭到了东汉。
在郡、国并行时期的汉代，无论郡县或是王国，都普遍建有与它相应的军队。这在当时统称为“郡国兵”。所谓“郡国兵”，就其内涵来说，就是地方军，也即分布在各个郡国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这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可证：
汉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5]
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阙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6]
郡国之兵，则材官、骑士是也。
材官、骑士，岁时讲肄，然其给事郡国。[7]
汉代的地方军，即：“材官、骑士”等，是由“引阙蹶张、材力武猛者”编组起来的，它们当是汉代军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地方军的建制原则，当时采取“因地制宜”，视各个郡国地理条件之差异，而分别建置不同的兵种。这正如文献所载：(https://www.daowen.com)
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士。[8]
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三者之兵种，各随其地势所宜。[9]
因为平地用车骑，故于上郡、北地、陇西等北方诸郡多建骑士；山阻用材官，故于巴蜀、三河、颍川诸郡多材官；水泉用楼船，于是在庐江、寻阳、会稽诸郡便多建楼船士。总之，对地方军的培养建置，乃因地制宜，通常根据地理条件而定。
西汉时期，建置在全国各地的“材官、骑士”等，人数众多。汉王朝动用它们时，动辄几万、几十万。如武帝元鼎三年，发陇西、天水、安定的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计有十万人。元鼎五年，南越反，发南方的楼船士达二十余万人。这不过是两个例证而已。实际上，当时全国的地方军，占整个军队的比例最多，规模最为庞大。
东汉刘秀建国后，在精兵简政、并官省职的同时，对地方军也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例如：
是岁（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10]
建武六年，……无都试之役。[11]
建武七年三月，丁酉，诏曰：全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12]
关于罢郡国都尉，并其职于守相一事，在实践中是贯彻了的。尽管以后在右扶风、京兆、陇西、太山、琅琊等郡偶有恢复都尉的情况，但毕竟是少数，它已非东汉的通行之制。至于停止“都试之役”，“罢材官，骑士”，则更是对西汉“正卒”之役的全面否定。[13]
东汉政权改革地方军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精兵简政，集中军权，防止地方势力作乱。但同时这种改革也是势在必行。所谓“罢材官、骑士”，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征兵制度难以推行，募兵制已经逐渐代替征兵制，出现了职业兵代替义务兵的趋向。所以在“省都尉”的同时，“无都试之役”也就成了必然。这种对地方军制改革的结果，一方面，使“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得到了进一步贯彻，使军权更为集中，当然也部分地减轻了编户农民的一些兵役负担。但另一方面，则使地方军在数量上受到削弱。为了弥补这一缺限，于是后来不得不在一些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以代替番上的正卒。
“罢除郡国都尉”和“材官、骑士”之后的东汉，是否意味着当时完全取消了地方军，而只存中央军？不然。事实上，在建武六年、七年的裁军令下达之后，东汉时期的地方军仍然存在。文献中有关“郡兵”的记载累见不鲜。仅查《后汉书》各《本纪》，封建政权运用“郡兵”进行征战者，有十八处以上。其中，使用“郡兵”对鲜卑的战争两次；对乌桓的战争两次；对羌人的战争三次；对蛮夷的战争七次；动用“郡兵”镇压农民起义者五次；“郡兵”起事者一次。除了“郡兵”的记载之外，就文献所见，当时还有所谓“河内兵”、“汝南兵”、“荆州兵”、“关中兵”、“苍梧兵”、“幽州兵”等等。可见，地方军在东汉时期，绝非“罕见之事”，[14]而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那么，东汉的地方军和西汉相比是否完全一样？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不过有这样几点是清楚的：〈1〉东汉地方军由于“无都试之役”，缺乏定期的训练、考核，故“每战常负，王旅不振”，[15]战斗力较前削弱。〈2〉东汉地方军经过裁减之后，每有战事主要靠临时募集，兵源不及选择，被募对象复杂，既有“亡命奸臧”、“剽轻剑客”、也有“伤人偷盗”等各色人物，因而士兵的政治素质较西汉有所下降。〈3〉东汉的地方军，在后期编组较为杂乱，刺史、太守各自有兵，互不相属；加之除“郡兵”而外，还有许多“私兵”、“部曲”，故到后来军阀割据，地方军很难形成统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