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王的关系
《汉书·田叔传》：“上（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鲁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师古曰，中府，王之财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至馆。相常暴坐苑外，终不休曰，吾王暴露，独何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汉书·王尊传》：“迁为东平相，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及尊视事，奉玺书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诏，尊持玺书归舍，食已乃还致诏。后谒见王，太傅在前说相鼠之诗，尊曰，毋持布鼓过雷门；王怒，起入后宫；尊亦直趋出就舍。先是王数私出入，驱驰国中，与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厩长，大王当从官属鸣和鸾乃出，自今有令驾小车，叩头争之，言相教不得。后尊朝王，王复延尊登堂。尊谓王曰，尊来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见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顾但负贵，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变视尊，意欲格杀之。即好谓尊曰，愿观相君佩刀。尊举掖顾谓旁侍郎：前引佩刀视王，王欲诬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闻尊高名，大为尊屈，酌酒具食，相对极欢。”
《后汉书·河间孝王开传》：“（开子惠王）政慠狠不奉法宪，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以王不恭，使相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义，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
这是王国官吏执法不阿，约束国王行动的。
《汉书·梁孝王子传》：“立嗣（为王），鸿嘉中，太傅辅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亲近，不可谏止；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事下丞相、御史，请许。奏可。后数复殴伤郎，夜私出宫，傅、相连奏，坐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
《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赵相奏（赵王）乾……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
《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尚死，）子贞王安嗣。……安性轻易贪吝，数微行出入，游观国中。……元初六年国相行弘奏请废之，安帝不忍，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
这是王国官吏举奏国王使他受到惩处的。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太子迁有罪，）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注引《集解》：“如淳曰，丞主刑狱囚徒，丞顺王意，不遣太子应逮书。”
《汉书·吴王濞传》：“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与吴同反）。”
《汉书·淮南厉王传》：“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
这又是在紧急关头，王国官吏牺牲国王捍卫中央的。
王国官吏为什么老是对抗国王也就是偏向中央呢？这可能与他们都是由中央任命有关。此外，据《汉书·高五王传》记载，当时有所谓“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有罪，傅、相不奏，就是阿党，就是违法，就要追究责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王国官吏也就当然倾向中央，对抗国王了。
王国官吏既然这样对待国王，因而国王对于这些官吏，也就貌合神离，不能同心。有的时候他就明杀这些官吏，有的时候他又暗害这些官吏。身为这些官吏，为着自身安全，有时则又敷衍塞责，藉求苟免。
《史记·楚元王世家》：“（楚王）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
同世家：“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欲发国中兵（反），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亲信）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淮南）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
《史记·吴王濞列传》：“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
这是国王明杀或谋杀王国官吏的。
《史记·五宗世家胶西于王》：“（王端行为不轨），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乘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同世家赵王彭祖：“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引》：“谓彭祖自为二千石扫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此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
《汉书·长沙定王发传》：“宣帝时，（刺王建德）以县官事怨内史，教人诬告以弃市罪。”(https://www.daowen.com)
《汉书·陈敬王羡传》：“（子钧嗣立，）性隐贼，喜文法，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辄阴中之”。
这是国王暗害王国官吏的。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盎）徙为吴相，辞行。（兄子）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苛，时说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汉书·董仲舒传》：“（公孙弘嫉仲舒，）胶西王亦上（武帝）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贤，）大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称）病免（归）。”
这又是王国官吏，为着自身安全，而敷衍塞责，以求苟免的。王国官吏牵制国王，是不是毫无限度呢？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劾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徵下吏，治主父。”
《汉书·常山宪王传》：“（戴王死），有遗腹子煖，相、内史不以闻。太后上书，昭帝闵之，抵相、内史罪。立煖，是为勤王。”
《后汉书·张禹传》：“父歆，……后仕为淮阳相，终于汲令。”注引《东观记》曰：“歆为相时，王新归国，宾客放纵，干乱法禁。歆将令、尉入宫搜捕。王白上，歆坐左迁为汲令。”
《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杀。国相赵牧以状上，因诬奏恭祠祀恶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请诛之，恭上书自讼。朝廷以其素著行义，令考实无徵，牧坐下狱。”
据此，是王国官吏之牵制诸王，也是有一定限度，而不能为所欲为。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
《后汉书·东海恭王强传》：“（嗣王臻）有笃行，……国相籍褒以状闻。顺帝美之，（增封五千户）。”
同书《东平宪王苍传》：“（嗣王）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永宁元年，邓太后增邑五千户。”
这又说明王国官吏不仅奏国王过恶，也奏国王善行。
《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用袁盎等议，立太子，不以弟梁王为储。）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捕贼使者至梁），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邱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命胜、诡皆自杀，出之。”
这是国王有过，办案使者威逼王国官吏使王就范的。
《汉书·霍光传》：“（昌邑王既废，）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
《汉书·王尊传》：“迁为东平相，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师古曰：“前任傅、相者，频坐以王得罪。”
《汉书·东平思王传》：“（王）通奸犯法，上（元帝）以至亲贳弗罪，傅、相连坐。”
这又是国王有过而惩罚王国官吏的。
最后要说的是，上面说王国官吏倾向中央牵制国王，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也有例外。如赵相贯高、周昌之忠于赵王，以抗中央（见《汉书·张耳传》、《史记·周昌传》），齐内史为齐王计，使得安然归国（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再加上前述宋昌、张武忠于代王及魏勃、祝午忠于齐王事，可见王国官吏也有忠于国王对抗中央的。不过贯高之所以忠于赵王系因为他是“故耳客”，周昌之所以忠于赵王系因为他受高帝托，此外如齐内史等人之忠于其王，主要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国王自己任命的官吏。由此可知王国官吏之所以对抗中央忠于国王，都是有其特殊原因。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自从逐渐改由中央任命以后，王国官吏倾向中央就成了主流，而忠于国王的就很少以至几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