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主要变化
在近400年中，政治方面的主要变化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曲折地走向深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魏晋南朝时期，随着中央皇权的衰落，汉族官僚群体出现门阀化倾向；随着皇权由弱转强，新官僚出现并在实际政务中取代门阀化官僚成为皇权的有力支柱。二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由少数族军事贵族专政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过渡，皇权的极度强化，促使少数族贵族走上官僚化道路。北南两朝的归于统一，使隋唐时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较之秦汉更为深化。
秦汉时期，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官员们的选拔和任命，不再主要是出于宗亲关系，而是根据官府的政务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从“民间”推举、征召而来。官员本人之所以能被举召，主要是由于他具备官府所要求的某方面的统治才能和品德，他个人的特权地位（主要是指在任职期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殊待遇），本质上属于皇帝（官府）对他参与统治所付出的才能、品德的一种酬谢和报偿，除少数人获得的高级爵位外，一般都不存在世袭性质的特权。当然，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地方豪强大族的存在，中央高级官僚和州郡长吏所辟召的僚佐，特别是州、郡僚佐，实际上仍为当地豪族所世袭垄断。同时，荫子制的存在，现任高级官僚按制度规定可以荫子为郎，由郎出任为职官。因此，爵位世袭荫子制和地方豪强垄断州郡僚佐，反映出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尚处于需要深化的初级阶段。这种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官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贵族世袭的影响和基础，存在着一定时期某种“贵族政治”取代“官僚政治”的现实可能性。
三国两晋时期，形成了门阀制度，以汉族官僚为主体的官僚阶层，普遍出现了门阀化的倾向。
早在东汉末年，中央皇权削弱，地方豪强大族势力迅速发展，在世袭垄断州郡僚佐和荫子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家世二千石、甚至累世三公的名门大族，他们对皇权的影响日益深刻。
孙吴建国后，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江东豪门将领，日益成为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为了笼络他们，孙吴政权承认其世袭领兵权力，并允许某些大族有数量不等的田客不承担官府的赋役，从而在军事上、经济上认可了豪门大族的世袭特权。
司马氏掌握曹魏大权后，九品中正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州郡中正多系当地在京师任高官的大族人士兼任，从而使推举人才的标准由德才、门资并重，逐步改变为重门资、轻德才，最后发展到只讲门资、不问德才的地步。到西晋时，九品中正制已经成为保证历任高官的大族能世代为官的政治工具。
西晋灭吴，颁布《户调式》，在孙吴复客的基础上，用法令形式，统一地规定各级官僚和“士人”的占田、复客和荫庇亲族的特权。(https://www.daowen.com)
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占田、复客、荫亲族制，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保证了豪门大族的世袭特权，形成了门阀制度，基本上完成了以汉族官僚为主体的官僚阶层门阀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全国出现了一批被当时公认的第一流高门大族，如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东海王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等。西晋灭亡后，大批流民南下，在江东的侨姓著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都是来自河北、山东的豪门大族。总之，两晋时期，其政权是以司马皇族为核心的诸大族的联合专政，官府中的关键和显赫职位，基本上由这些家族世袭垄断。因此，这种多家族联合的君主政体，也可以认为是以皇室为首的多家族贵族政治。
多家族贵族政治，是豪强大族势力在早期官僚政治的基础上迅速蜕变的结果。看起来它比单一家族贵族专政的基础宽广得多，在刚形成时未尝不具有一定的活力；但它更本质的是具有贵族政治不可避免的、在血缘关系制约下人才无选择的弱点，因此，它形成之后就极容易走上腐败、没落的轨道。
南朝时期，宋、齐、梁、陈诸国的建立者都非出于高级名门大族。他们对那些“望白署空，足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35]的门阀化官僚，既尊重优待，又无法使用，从而只有以卑官小吏来处理政务。这样一来，实权下移，形成了新官僚取代门阀化官僚，成为皇权的实际支持者的倾向。
十六国北朝时期，各王国建国之初，基本上实行的是少数族军事贵族专政，而北方汉族门阀豪强只不过是这一专政的附庸。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族门阀豪强的影响和斗争过程中，这些军事贵族政权没有来得及建立发达的单一家族的贵族政治，而是迅速跨越了多家贵族联合专政阶段，进入了比较彻底的君主政体下的官僚政治。这一点，在鲜卑贵族统治下的北朝时期，表现得比较充分。
从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统一北方，北魏国家实际上属于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此后，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发生变化，到孝文帝时，在汉族门阀的帮助影响下，仿效魏晋南朝政制，力图摆脱鲜卑旧贵族的影响，尝试建立以拓跋元氏家族为核心的、北方胡汉门阀贵族的联合专政。但是，中央皇权的强大，人为的门阀系列和重新恢复的九品中正制，一开始就表现出皇权至高无上、皇族以外的任何胡汉大族，都无法充当与皇权“分庭抗礼”的角色，他们只不过是皇帝钦定的戴着“贵族”头衔的官僚。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随着皇室贵族的迅速腐化和鲜卑族内部矛盾的加深，北魏分裂成为东、西魏，延伸到北齐、北周建立。中央集权仍在强化，并在逐步削弱鲜卑旧贵族和北方汉族门阀势力的基础上，相继建立隋唐统一王朝，以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取消贵族官僚们的某些世袭性经济特权，实行的是较之秦汉更为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的是更为深刻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官僚政治。其“强大”和“深刻”的突出表现是，中央皇权不仅可以为所欲为地控制中央和州郡长吏，而且可以直接干预州、郡僚佐的任命、调配，而这一点正是起于北齐。它正是比较成熟的君主专制政体下“官僚政治”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