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选官制

两汉时期，选官制度是在乡选里举的基础上，由公卿、刺史、守相等内外官员，按照皇帝诏书规定的范围和条件，通过岁举、制举等途径来选拔官员。这种由他人荐举的选官制度，属于“他举制”的范畴。

东汉中期以后，社会大动乱，“士流播迁”，[44]百姓居处杂错，“他举”失去了依据，乡举里选无法进行，官府也无法正常地考察人才。因此，在曹丕继任魏王时，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仍然是一种“他举制”，而且是一种较之于所谓“乡举里选”更受局限的“他举制”。

按照曹丕时的规定，州郡县置中正，以本籍人在京为官而又“德充才盛”[45]者为地方州郡县的大小中正，按照德才和门第条件，区别本州郡士人，分定为九品（即九等），确定本籍士人可以担任的各类官员的任职资格。这实际上是把“他举”的权力，由乡里和各级地方官、中央官员手中集中于中正。吏部在选任官员时，根据中正提供的德才门第和评定的品等资料，区别地授予官职。

曹魏中期以后，河内大族司马氏专政，各州郡担任中正的京官，多是本籍中的高门望族，他们操纵荐举，品评人物时，日益不重德才，只着重门第。到西晋时，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6]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等选举科目，岁举、制举、学校、门荫、纳赀等入仕途径，以及各类考试补官制度仍然继续推行。但是，以上的一切无不受到九品中正所提供的官员任职资格档案的决定性影响，甚至学校设置，生员的入学资格，也无法超越中正确定的门第品等，即中正确定的官员任职资格的制约。因此，在这300年中，特别是两晋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成了选举制度的核心。

当然，由于门阀贵族自身的日趋腐朽而实力削弱，中央皇权日益强大，隋朝建立并统一全国之后，逐步以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建立并逐步完善的科举制，不仅在入仕途径中逐步摆脱了仅重门第、不重德才的弊端，而且从他人“荐举”改变成为考生“自举”。打破“他举”的框架，采取“自举”的原则，从而结束了门阀大族操纵选举的局面，代之而起的是由皇帝按照其统治需要，通过应试人“自举”，经过各种考试途径，从百姓（当然主要是“士人”）中直接选拔人才。

可以认为：九品中正制是豪强大族势力迅速膨胀在政治上的产物，它又起到了保证门阀大族垄断仕途的消极作用。

两汉时期，以乡选里举为基础的岁举、制举，这种他人荐举制本身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乡里豪强的影响；而隋唐开始的科举制，不由乡里和官僚“荐举”，而由应试者“自荐”，从而在选举中豪强大族的影响即使仍然存在，也显得微弱、隐晦。因此，介乎这两种选举制度之间的九品中正制，只能是在豪强大族势力强大、社会动荡不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选官制度方面的一种具有临时性、过渡性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