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的管理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管理制度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具体可分为以下诸方面。

首先，和九卿制、尚书制并存相联系，在财政管理方面是大司农和度支尚书并存，而且逐步演化成为大司农的基本职权为度支尚书所取代，大司农成为事务官员，而度支尚书成为财政政务官员，这点上面已经谈过。

其次，则是尚书省内部左民尚书与度支尚书并存。早在西汉后期，尚书台置四尚书，其中第三尚书为“民曹”，其职权是掌吏民上书。另置尚书郎4人，其中有一郎“主天下户口、土田垦作”；一郎掌管“钱帛贡献委输”。[625]到东汉初，“民曹尚书”的职权发生了变化，成为“缮治功作、监池苑囿盗贼”[626]的部门，主要是“工官之任”了，而尚书郎的职掌却不见记载。魏晋南朝和北魏的度支尚书，其职掌是主持“军国支计”；杜佑撰写《通典》时，把它和西汉后期“主财帛委输”的尚书郎联系起来。[627]《唐六典》则认为，后汉时期的“民曹”，主缮修功作，属于“工官之任”。这一职权历魏晋和南朝之宋、齐不变；但到了萧梁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由“民曹尚书”转为“左民尚书”时，职权也改变成为“掌户籍，兼知工官之事”。[628]作为“左民尚书”的主职“主户籍”，《唐六典》将它与西汉后期“主天下户口、土田垦作”的尚书郎联系起来。[629]到北齐，“左户尚书”的主要职权并入度支尚书，基本上完成了尚书省内部财政职权从分散到统一的过渡。

再次，列曹尚书的调整，向有利于全国财政管理机构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南朝宋末和萧齐时，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和起部4曹，隋统一后，民部（唐改为户部）尚书领民部（唐改户部）、度支、金部、仓部4司。两相比较，减省了末曹“起部”，增置了首曹“民部”，而这一关键性变化发生在北齐。北齐度支尚书领6曹郎，除度支、金部、仓部相同不论外，库部隋、唐不置，而左户、右户2曹郎，正是隋、唐的民（户）部郎中，其职掌也正是“天下州县户口”等事。因此，北齐把左户、右户2曹划归度支尚书统辖，使度支尚书作为全国财政的政务总管，得以配套成龙，基本上完成了财政管理体制的一体化。

其四，国家财政管理重点转移，这是古代国家向中世纪国家过渡最为明显的进步。两汉时期，大司农对财政进行着三个方面的控制和管理：①各郡国每年分四季向大司农呈送月旦钱谷簿，报告本郡国现存和拖欠的钱谷数额，以便大司农对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分散在郡国的库存）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以便调控。②边郡钱谷发生匮乏，应及时据实申报，大司农可以“损多益寡，取相给足”，[630]进行超地域的调剂。③按《续汉书·百官志》三记载，大司农最重要职能是“掌诸钱谷金帛等货币”，[631]即对入京钱谷的保管和分配。因此，当时的财政管理实际上主要是为京师和宫廷服务的保守型管理制度，对全国性财政（包括收入、支出）的主动控制和调剂作用是很微弱的。

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632]而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633]这一职掌的不同，客观上反映出作为全国财政总机构管理重点的转移。这一转变是由于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百姓死亡流离，造成农业凋敝，军需品、特别是军粮供应极度紧张，致使恢复经济已成为能否战胜政敌、巩固统治的关键一环所致。曹操实施内地民屯、建立士家制度是为此目的；曹丕置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等也是为了实施士兵和士家屯田。[634]待至度支尚书建立，“军粮较计一由之”[635]或者“专掌军国支计”，也就是建立完整的度支系统，更大范围的对军国财政大事进行规划调配。从这一基点出发，它不仅逐渐促成从财政收入到支出一整套管理机构的形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逐步形成着整套（超出主要为宫廷皇室服务的）面向“军国”的财政管理体制。(https://www.daowen.com)

财政收入方面：度支尚书不再是被动地等待郡国按季上报“月旦钱谷簿”，间接地掌握全国钱谷概况，而是较主动地“制课调”，[636]即参与制定租调的定额、征收方式和缴纳程序；执“掌计会。凡军国损益、事役、粮廪等事”，[637]均属度支统管。为了掌握全国性规划和筹算，度支尚书在北齐时已经掌握了“天下计账、户籍”和“天下公私田宅、租调”。[638]为了解决“谷帛不足”、租调收入有限，度支尚书还直接参与了生产的管理，经营军屯，[639]甚至关心生产工具的创制改造。[640]

粟帛等物资保管、库藏和运输方面：度支尚书不再是仅仅对入京钱谷金帛的消极保管，而是为了集中各地财富，“较盐运”[641]、“计量运漕”[642]，甚至修浚河渠，“以通边远”。[643]就是在库藏保管上也逐步形成较严密的制度，仓部郎负责“诸仓帐出入”；[644]金部郎除了掌管“外内诸库藏”文书账目外，还负责“权衡量度”等事。[645]

财政支出、调剂方面：度支尚书不再是被动地等待边郡匮乏的申请报告，以进行个案救济，而是逐步走向对全国的财政进行统筹规划，凡是“军国损益”，包括力役、粮廪都在规划之列。北魏度支尚书崔亮“别立条格，岁省亿计”，[646]就是统筹节流、减省开支的实例。杜预“兴常平仓，定谷价”[647]以及库部曹郎对一切军需品的筹集、保管和分配，[648]都是基本上按全国财政统一支付的原则来开展的。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财政管理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虽然有的制度尚不完备，但总趋势是明显的，归纳起来，一是财政管理由主要服务于京师、宫廷，向“军国支计”转变；二是全国性财政管理机构的日益走向一体化；三是财政管理在收入、保管和支出三方面，逐步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四是财政管理部门开始关注开源、节流，甚至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渗透。当然，这四项变化最关键的是财政管理的重点转移，财政管理服务对象的扩大，促使这一系列变化发生、发展，并将最后形成较完整的全国性财政管理新体制。而财政管理重点的转移和服务对象的扩大，是一切财政管理新体制产生的带规律性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