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主督护制和党阊里邻制

永嘉乱后，战争频仍，中原一带乡里什伍等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户籍制度极端混乱。百姓或以宗族、或因地域、或以活动方式，推举或自称“宗主”、“邑主”、“坞主”、“行主”等各头领，转徙或屯聚险阻。民众“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164]或“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165]北魏前期，对中原的统治采取“宗主督护制”，承认“宗主”对他们影响、控制下的百姓有“督护”权；于是，“宗主”就成了为官府认可的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头目，[166]其权力比魏晋时期的乡官要大得多，实际上往往是割据一方的小军阀。

北魏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左右，孝文帝在推行官俸制、均田制和新租调制的同时，整顿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推行“三长制”，“定民户籍”。[167]所谓“三长”即邻长、里长、党长。百姓的编制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邻、里、党“三长”，“取乡人强谨者”担任，[168]也就是取“豪门多丁者”[169]为之。对三长的具体优待条件是：“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170]三长的职责是校比民户，催征租调徭役。[171]

北魏后期，对三长制有所改革，规定五家为“比邻”，二十家（四“比邻”）为“闾”，百家（即五闾）为“党族”，邻、闾、党三长称为“三正”，一党之内，“三正”之户共有25，每户有1人“征发全免”。[172]

北齐以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一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有党正1人，党副1人；闾正2人，邻长10人，共计“三正”14人，领民户百家。城邑中，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只置里正、里吏各2人，而里吏又不常置；“隅老”4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173]，这种不属官府编制的“隅老”，颇有点尽“义务”服公役的性质。从发展趋势来看，北齐之制较之北魏“三长制”建立之初，乡官大幅度减少，接近魏末元孝友的建议。(https://www.daowen.com)

“三长制”推行后，北方仍有些地区存在着“宗主”控制民户的情况，赵郡豪族李显甫，通过宗族关系集“诸李”数千家，屯聚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自为“宗主”。其子李元忠，仍然割据李鱼川，孝庄帝（公元528～530年）时，清河郡戍卒500人役归，奉献赀绢，请求保护；葛荣义军南下，李元忠敢于率宗族进行顽抗。[174]据《关东风俗传》载，东魏、北齐时，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175]地方豪强势力的强大，直接影响官府对百姓的控制和地方基层组织行使职权。

在北魏前期，形式上仍然施行按“九品混同”的办法来征发租调。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十二月，太武帝甲申诏称：“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176]但自萧梁中期和北魏太和改制之后，基本上实行“按丁计课制”，计赀定户等的“九品混同”征发租调的制度弛废。可是，我们看到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的“计账”[177]中，课户又分为三等，赀产的登记仍然保留。“计账残券”的内容似乎是把晋代的“户籍”和“赀簿”合二为一了。

据推测，户籍、赀簿，一般是书写3份。一份上报朝廷，由尚书省（台）的尚书左丞和左民曹郎负责管理。南朝萧齐时，尚书左丞的职责是掌管“州郡租布、民户移徙”事。[178]《晋籍》一直到梁朝，都保存在尚书省左民曹的“东西二库”中。[179]另一份由县、郡上送州府，由户曹保管，主持此事的大概是负责“财谷簿书”的州治中。[180]最后一份应当保存在各县，便于每年由县宰召集乡官计赀定户等，以及实际征发租调和徭役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