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行事和典签

南朝皇权较强，除起用寒门充实专门监察机构——御史台，任中、下层监官外，又采用特任方式，置行事和典签，以控制地方的都督和刺史（不少人就是宗室王侯）。

“行事”的全称是“行某府州事”。刘宋初年，以皇子出镇，特任其主要僚佐（长史或司马，多为世家子弟）代行都督或刺史的职权。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以其子义隆督荆、湘七州事，荆州刺史。义隆时年14岁，特命会稽张邵为司马，兼领南郡相，府州“众事，悉决于邵”。[184]当时虽无“行事”之名，确已具“行事”之实。元嘉（公元424～452年）中，“行事”正式见于史传。元嘉六年（公元429年），以抚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年17岁）为都督荆湘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以南阳刘湛领抚军长史“行府州事”。[185]十六年（公元439年），后将军、始兴王刘濬，年11岁，为都督南豫五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以顺阳范晔为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十七年，刘濬转镇扬州，晔仍为后军长史，濬“未亲政事，悉以委晔”。[186]诸王年幼出镇，“行事”代行职权；诸王年长，“欲专政事”，主佐之间发生矛盾，这时的皇帝往往站在“行事”一边，“诘让”方镇。[187]宋孝武帝更明确利用“行事”为耳目，控制出镇宗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16岁的征虏将军、武昌王刘浑出监雍、梁四州事，雍州刺史，至镇，与左右“作文檄，自号楚王”，年号永光，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结果玩笑当成真事，刘浑免为庶人，“绝其属籍”，而且“逼令自杀，即葬襄阳”。[188]

典签在晋代是都督府中负责文书签署具体事务的五品吏，职不高，权也似不重。有的学者认为“其伺察王国，则有典签。盖与魏之监国谒者同”，似乎估计其重要性早了一些。南朝刘宋初，年幼诸王出镇，除以长史或司马代行府州政务外，又将典签改为“七职”，除继续负责文书签署等事务外，还兼管诸王的饮食起居。孝武帝以后，“长王临蕃，素族（庶姓）出镇”，皇帝都要指派自己的亲信，出任典签，以代替府主“出纳教命”。方镇向朝廷呈送的公文，也要取得典签的副署才能上送。宋、齐时期，“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闲言，访以方事”，方镇诸王，甚至“行事”的好坏，全凭典签密报而定。因此，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蕃君”。[189]甚至诸王“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咨访”。[190]南齐时，萧道成第五子晔为江州刺史，晔性烈不可忤，典签赵渥之说“今出都易刺史”。至建康见武帝，即以事相诬，任刺史才百余日，即被免还。[191]齐建武（公元494～497年）中，明帝萧鸾为了剪除异己，诛杀宗王，“诸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竟无一人相抗。”[192]戴僧静曾说，出镇诸王，形同囚犯，“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193]南齐末年，“始制诸州急事，宜密有所论，不得遣典签还都。”[194]典签经常还都密报制废除后，其威势稍有削弱。

北朝亦有典签。《隋志》[195]载，北齐：

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签　　　　从第八品(https://www.daowen.com)

三等中州典签　　　　　　　　正第九品

三等下州典签　　　　　　　　从第九品

虽为品官，品位甚低。东魏时，彭城王元韶为定州刺史，孟业为典签。长史刘仁之对孟业说：“我处其外，君居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济乎！”仁之调京，临别谓业：“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后，不自保全。唯正与直，愿君自勉。”[196]定州为三等上州，长史为从第四品，而典签为从第八品，故长史可为典签之援；而长史处其外，典签处其内，两者又相互为援。《北齐书·祖珽传》载，祖珽为并州仓曹参军，亲附典签陆子先，并代为策划，“请粮之际，令子先宣教，出仓粟十车，为僚官捉送。”[197]可见典签主内，为刺史“出纳教命”，这点和南朝一样，为州之内总管；但是却不见其有伺察推监之权，此或者即南、北典签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