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事、刺奸和监国谒者
建安中，曹操专制朝政，始于公府置刺奸等诸官。刺奸一职，起于王莽，莽曾置“左、右刺奸，以督奸猾”。东汉初，光武帝也曾置刺奸将军，但公府掾属中没有此职员。[134]曹操为司空（建安元年十月至十三年正月，公元196～208年），司空府置刺奸主簿。《三国志·孙礼传》载，孙礼为司空军谋掾，曾私导死囚犯马台越狱自首，“既而曰：‘臣无逃亡之义。’径诣刺奸主簿温恢”。温恢表示欣赏，报告曹操，“各减死一等。”[135]当时，汉献帝都许，许都有主监察的御史台。实际执政者曹操驻邺，他的司空府中的“刺奸主簿”，行使的正是“御史中丞”的职权。
刺奸主簿之下，有左右刺奸掾。曹丕与曹植争夺继承权，丁仪亲附曹植。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7年），曹丕以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继魏王位，欲置丁仪于死地。《魏略》载：“及太子立，欲治（丁）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136]曹丕杀丁仪兄弟，在即魏王位后、称帝之前，其右刺奸掾仍然只是魏王府掾，并非汉朝廷职官。[137]
此后，曹魏和晋公府，均置“营军、刺奸等员”。[138]“营军”之职任，或亦如刺奸；晋承魏制，都有此类特任监察官吏。
曹魏、孙吴，还有“校事”这一特任监察官。
最迟在曹操建立魏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时，就已置校事官。“校事”，即“抚军校事”，[139]又称“抚军都尉”，秩比二千石，[140]似与尚书、侍中、六卿同置，为魏国的正式职官。那时，“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141]为了有效地控制僚佐和兵民，“欲广耳目”，曹操设置校事一职。[142]
校事的专责是刺举官吏兵民的“奸罪”，他们“上察宗庙，下摄众司”，[143]监察检举的对象很广，刺探的事也很多，甚至连违禁饮酒也在刺举之列。《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载：“魏国初建，（邈）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据《魏略》：“太祖禁酒”，私饮者“难言酒”，以“清酒”为“圣人”，“白酒”为“贤者”，[144]“中圣人”即是好清酒。
校事只对曹操个人负责，特别得到曹操的宠信。他们既“能刺举而辨众事”，也经常以“憎爱”而“擅作威福”。[145]第一批校事有卢洪、赵达。卢、赵二人多借刺举陷害人，当时军中流行有民谣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146]可见校事擅权专横的一斑。为此，法曹掾高柔曾经建议检治校事，而曹操认为，贤人君子不能监察奸猾，只有赵达这类人才能办此类事。后来，赵达等“奸利（事）发，太祖杀之以谢于（高）柔”。[147]
赵达等虽处死，校事官并未废罢。文帝黄初（公元220～226年）中，沐并为成皋令。校事刘肇过县，派人向县吏求索稿谷马料。时遭旱蝗，县库空虚，正在筹措，刘肇带人冲入县衙，辱骂胥吏。沐并大怒，提刀率卒而出，拟收缚刘肇。肇见不利，逃回京师，具以状奏闻。文帝下诏称：“肇为牧司爪牙吏，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遂收并，减死髡决。[148]
由于文帝的纵容，校事刘慈等人，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时，高柔为治书执法，“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149]似乎校事刺举已与御史台监察沟通为一体。
明帝曹叡仍置校事。这时，世族门阀势力迅速发展，出身寒门庶族的校事，虽秩比二千石，仍为上层社会所鄙视。宜阳典农刘龟私猎于禁苑，典农功曹张京通过校事向明帝告发。[150]公卿大吏，罪状发自校事，这种“侵官”之举，触犯了他们的尊严，日益引起出自名门的官僚所不满，终于群起而攻之。卫臻上疏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151]杜恕的奏疏更为明朗，他认为：“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但是，他们“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这是为什么呢？是因“委任之责不专”，“俗多忌讳故也”。“纠擿奸宄”本是好事，但是社会上憎恶“小人行之”，因为他们“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152]校事制虽频遭非议，明帝时仍然没有废止。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夺取了军政大权。于是，司隶校尉何曾为首的世族门阀势力，为削弱皇权，阻塞其耳目，剪除其爪牙，借口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奸利盈积”，进行劾奏。[153]随后，黄门侍郎程晓上疏，指责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匿，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认为“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如果以上“诸贤”还不足任，那么，区区校事，更不可信。如果再“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中丞、司隶之外，又增一官；如果仍按旧例以“小人”充校事，则“尹模之奸”无法不重演。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废省校事。[154]这个奏疏正符合司马氏为代表的门阀世族削弱曹魏皇权的宗旨，“于是，遂罢校事官。”[155]从而使监察权全都转移到由“贤人君子”[156]担任长官的御史台和司隶。当然，司马氏优容世族官僚，为了换取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在“未可一旦以直御下”[157]的思想支配下，御史台和司隶校尉的监察作用，也不可能因校事的废省而充分发挥出来。(https://www.daowen.com)
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置校事，至嘉平（公元249～253年）中废校事，校事制前后实行共约40年。
孙吴的校事隶属于中书，具体职任是“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158]所以，也称为“中书典校”。[159]中书是朝廷决策中枢，权重地亲，隶附于中书的校事，其权势亦盛。
孙吴的校事，约首置于嘉禾（公元232～237年）初年，任此职者有吕壹、秦博、钱钦等人，而以吕壹最为活跃。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校事吕壹已是“专作威福”。[160]“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161]四年，吕壹更是“作威用事，诋毁重臣，排陷无辜”，[162]“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163]竟至劾奏“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164]太子孙登多次进谏，孙权不予采纳，而“壹反获封侯宠异”，[165]“大臣由是莫敢言。”[166]
我们知道，孙吴建国之后，将相大臣多是江东第一流高门大族。校事在孙权支持下，威逼“将相大臣”，实际上反映孙权企图利用校事劾奏，打击江东世族势力，借以扩大皇权。
但是，校事的劾奏，也就是孙权打击世族、扩大皇权的行动，很快遭到了江东世族的回击。当时，将相大臣的代表人物有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他们的首脑则是陆逊（伯言）和潘潜（承明）。还在吕壹奏按顾雍、朱据等时，陆逊与潘濬正“俱驻武昌，共掌留事”。身为上大将军、右都护的陆逊和太常（在孙吴，其地位仅次于丞相）潘濬，对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同心忧之，言之流涕。”[167]赤乌（公元238～250年）初，潘濬从武昌“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甚至准备乘宴会之机，亲自刺杀吕壹。“濬每进见，无不陈（吕）壹之奸险。”[168]随后，太子宾客羊玄支持尚书郎李衡向孙权“口陈壹奸短数千言”。[169]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正月，步骘上疏指责校事制，疏称：“伏闻诸典校摘抉细微，吹毛求瑕……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虽有大臣，复不信任。”[170]步骘的奏疏和杜恕、程晓对校事的指责，内容基本一致，不同之点在于：杜恕等是在曹魏校事制建立之后数十年，而步骘却是在孙权置校事后仅数年，这一事实说明江东世族势力本已强大，孙吴建国之初，很快就能与皇权抗衡；而曹魏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聚集过程。
由于潘濬、陆逊、羊玄、步骘等人的指责，尤其是孙权之婿朱据“见枉”事发，孙权感悟，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于是“穷治壹罪”，[171]“收系廷尉”，并派遣顾雍“断狱”，[172]诛杀吕壹。其时间当在赤乌二年（公元239年）中。[173]
江东世族与孙吴皇权之间的争斗，以孙权“引咎责躬”、颁谢罪己诏而告终[174]。此后10余年，吕壹虽死，校事制度未废。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孙亮继位，太傅诸葛恪辅政，“罢视听，息校官”，校事制被废止。
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孙皓“复张立校曹”。左丞相陆凯为首的江东门阀大族，以“校事，吏民之仇”，和“纵吏言事，是不尊先帝”为由而极力反对，似乎并没有实行。[175]
曹丕防范兄弟子侄篡夺皇权，继位称帝之后，虽封宗室王侯，控制极为严格，专门“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176]这种“防辅监国之官”叫作“监国谒者”。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临淄国监国谒者灌均就是按照曹丕的旨意，奏劾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贬爵安乡侯。”[177]
孙吴对领兵将领最不放心，因此，“与领兵督并置”[178]监军使者。如虞汜永安（公元258～263年）中为监军使者，讨扶严；[179]鄱阳等三郡山民“作乱”，以钟离牧为监军使者征讨；[180]钟离徇为偏将军，戍守西陵，与监军使者唐盛讨论战地形势，徇以为宜筑宜城、信陵城，唐盛不同意，筑城之议不行。[181]看来监军使者是对领兵将领的一种约束。还在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正月步骘奏疏中就说过：“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182]监军使者正是这种“监”领兵将领“所司”的“他官”。此外，孙吴还有“专纠司不法”的“弹曲”[183]一类特任监察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