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兵制及其变化

十六国中的少数族君主和北魏前期政权，在中原地区或北中国建立政权，主要依靠本族的军事力量。本族人数不多，青壮年都是战士，他们往往可以从战争中分得一部分战利品——奴婢和牲畜。[110]这是一种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制沿袭下来的“世兵制”。由于战士是统治族的自由民，因此，这种“世兵”的身份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往往高于被统治族的编户齐民，这点正是它不同于“士家制”的“世兵制”的根本所在。[111]

这一制度在孝文帝改革前后，由于封建化、汉化的加深而迅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汉族百姓中征兵和士兵地位的普遍下降。到北魏末年，无论是鲜卑族还是其他族（主要是汉族）士兵，都“号曰府户，役同厮养”，[112]和魏晋南朝的兵户一样，比一般编户齐民的身份还低下。

但是，随着北魏的分裂，西魏、北周，东魏、北齐的建立，出自武川、怀朔镇的鲜卑和鲜卑化汉人酋豪，为了巩固其政权，利用原“三州六镇”的鲜卑和鲜卑化汉人士兵，有意提高战士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西魏、北周推行了“府兵制”。[113]

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宇文泰按照鲜卑八部的旧制，正式建立了以“八柱国”为首的“府兵制”。八柱国大将军是宇文泰、元欣和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以都督中外诸军事总统诸军，是西魏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元欣是西魏皇室，仅有虚名。赵贵等其他6人分别统率6军。这6位柱国大将军每人分别统率两个大将军，共12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统2开府，共24开府；每个开府统2仪同，共48仪同。每个仪同领率士兵千人，共计有“府兵”4.8万人。

为了维持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密切关系，大统十五年（公元549年），宇文泰除利用西魏文帝时已是鲜卑复姓者（如侯莫陈、独孤）外，对已采用汉姓或本是汉人的高级将领，先后赐给鲜卑复姓，[114]如李虎赐姓大野，李弼赐姓徒何，杨忠赐姓普六茹，赵贵赐姓乙弗等。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宇文泰又令有功诸将“继承”鲜卑36国、99姓之后，并“任命”他们充当本姓的“宗长”，还下令使鲜卑和汉族士兵们皆以其主将的姓氏为姓氏，[115]于是将领和士兵之间就“建立”起了旧日酋长与部落民之间的“血缘”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宇文泰企图用恢复氏族关系来组织府兵，改善士兵地位以提高其战斗力的作法，自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这种作法提高了府兵的身份，而且用诏书或命令（实际上是法律）形式，巩固确立了六镇鲜卑、关陇豪右组成的府兵地位。

北周取代西魏，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周武帝正式下诏，府兵“诸军军士”，都改称“侍官”，[116]由统属相府的武装，成为名副其实的宿卫禁旅。而且，把府兵的基础，从六镇鲜卑、关陇豪右，逐步扩大到以均田民中“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117]来进行补充；并且以“除其县籍”、“无他赋税”[118]为条件，号召均田民来充当府兵。迨至北周末年，已是“夏（汉）人半为兵矣”[119]。

西魏时，开始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地区，设置数“不满百”[120]专注军籍的军府，其后逐渐发展，最终到隋代府兵“垦田籍帐，一与民同”，[121]兵士原则上是军府当地均田民中财富力强的人。自两魏至隋这一发展趋势，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秦汉编户征兵的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