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制、征兵制、谪兵制以及“乞活军”
除了“士家制”和“部落兵制”两种性质不同的“世兵制”而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同时存在募兵制、编户征兵制和谪兵制等，其中，募兵制在南朝中后期还是十分重要的集兵方式。
（一）募兵制
东汉末年，“群雄”起兵，“兵”多招募。刘备、孙权如此，曹操也是这样。但当他们占据了稳定的地盘，对士兵及其家属加强了控制，从而建立起保证稳定兵源的“士家制”以后，他们用于宿卫、征战、戍守的中军、外军以至州郡兵等“常备军”，都是来自“士家制”下的士兵。从曹丕到司马炎的六七十年中即是如此。
魏蜀吴三国为了用兵，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募兵，晋泰始（公元265～274年）中，晋武帝派马隆出征凉州，隆请招募勇士3000西行。群臣反对，认为当时“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122]“士家制”在兵制中占统治地位已久，人们头脑中士兵的来源只知有“士家”，因而对他人提出募兵，便看成是违背“常典”。
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晋朝的禁军、方镇兵和地方州郡兵，所剩无几，官府控制的“士家”也大大减少。两晋之际，开始采用招募方式，作为补充兵源的办法之一。石超募兵于荥阳，[123]苟晞招募于高平，[124]祖逖募兵勇于长江北岸，[125]这些都是实例。此后，招募日多，特别是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初，谢玄于广陵招募居广陵、京口的北来流民，组建成精锐的“北府兵”，[126]内抗桓玄，外敌苻秦，使募兵在东晋后期兵制中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随着“士家制”的衰落，募兵制在南朝渐占优势。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魏大战，刘宋的军队主要依靠招募来补充。[127]南齐时期，“淮北常备”，也主要仰仗招募。[128]萧衍起兵雍州，其军队主力来源于招募；[129]而陈霸先更是依赖募兵起家的。[130]
南朝的募兵不仅不是“世兵”，也不是终身兵。西晋“八王之乱”中，赵王伦称帝，成都王颖响应齐王冏发兵讨伦，从“义”者甚众，称为“义募”。后来“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邺城门云：‘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昔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颖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131]
南朝“募兵”自是沿袭前代。刘宋初年，朝廷设有“台坊”专管士兵的招募，并拟定有“募制”，规定募兵服役期限，期满后就可免除当兵的义务。[132]这一制度大概在南朝是不同程度地实行了。
募兵来源，主要是农村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即所谓“逋逸”、“亡窜”，[133]或称之为“逋逃”、“亡命”。[134]这些应募士兵组成的军队，战斗力比身份低下的“士家”较强，因此，在战争年代的南朝，募兵起而取代“士家制”下的士兵成为军队的基本成分，也就比较自然的了。
（二）发奴为兵、谪兵制和征兵制
发奴为兵，仅见于晋代。最早一次发奴为兵，是在“八王之乱”中。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颙遣将张方围洛阳，决千金堨，水碓皆涸。朝廷“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踧，米石万钱。诏命所至，一城而已。”[135]这是“非常时期”，所发之奴也仅限洛阳城内。
东晋时期见于记载的发奴为兵有三次：第一次在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136]这与元帝企图组织亲军、西抗王敦有关，其范围是在扬州诸郡，而且这些“僮客”原来都是“中州良人”。第二次是安帝时庾翼发江、荆等6州编户奴为兵。[137]第三次是安帝时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138]
三次“发奴为兵”，都是征发私家奴僮，以为官府兵，因此，引起“私家”反对，“百姓嗟怨”，“东土嚣然”。其次，发“僮客”、“奴客”为兵，是因为“奴客”、“僮客”的身份与兵士比较接近，而免奴为兵还多少包含有提高其身份的意义，所以发奴为兵，可补“士家”即“士息”的不足。再次，发奴为兵的兵，是世代为兵的，即“兵户”，用免奴为兵来补充兵源不足，仍然是维护“士家制度”，使之能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发奴为兵实际上是在“士家制”走向衰落时的一种修补措施，它不包含任何新意。(https://www.daowen.com)
“谪兵”，就是用罪犯补兵。晋宋时期的“兵制”，谪兵是根据所犯罪的轻重，有“谪止一身”和“举户从役”的分别。[139]其次，“民杀长吏”、“役身死叛”、“一人逃亡”及“死罪原轻”者，均属重罪，处以“家口令补兵”、“阖宗代补”、“带户从役”、“同籍期亲补兵”，均当“付营押领”。[140]再次，在执行中多违法制，或本非“期亲”，而以母属“期亲”，扩大谪补范围，强使子随母补；[141]或者本属“小事，便以补役”，而且“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142]反映晋宋之际，兵源枯竭，官府为了强行维持身份低下的“士家制度”，不惜把无罪或偶有小“愆”的百姓，屈成“罪犯”，以充“兵户”。这种“压良为兵”的做法，和“发奴为兵”的目的一样，都是企图维持过时的“士家制”。
编户征兵制是秦汉时期的主要征兵制度。魏晋时行“士家制”，但并没有公开废止编户征兵制，且在发生重大事件时，还要从编户中征发民丁以充军役。通常称之为发“良人兵”，[143]借以区别于从“士家”中征集的士兵或免奴为兵的兵。
南朝时期征发民丁为兵的事增多。开始还为了对外作战，或者是有人兴兵反叛时征集民丁；后来发展到平时也征发民丁戍守地方。[144]这一变化反映了南朝“士家”多被放免，募兵兴起，一般的士兵身份都有所提高。从编户中征发的兵，和招募来的兵以及被放免的“士家”兵的身份已经接近，不必要再一一区分了。
在北朝，尤其是北魏文成帝以来，北魏朝廷把恕死刑徒谪戍北蕃，[145]这也是一种谪兵制。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146]这次大扩展禁军，虽称为“选”，实际上具有招募选拔的意思。迁洛后，从编户中征兵日益明显，尤其是“番兵”的出现，这种自带资绢、番上服役的兵士，[147]更证实了编户征兵制被采用。
北魏前期基本上实行部落兵制，士兵身份高于一般编户。谪兵的出现，甚至从汉人中募兵和征兵，实际上是反映鲜卑部落兵制的衰落和士兵身份的下降。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北魏官府汉化、门阀化的必然结果。
（三）“乞活军”[148]
西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并州饥馑，加上“数为胡寇所掠，郡县莫能自保”，吏民万余人在“州将”田甄、田兰兄弟和李浑、薄盛等的率领下，随同东燕王司马腾，“就谷冀州”，称之为“乞活”。[149]
这支在州将率领下的并州武装流民集团，主要活动于冀、并2州，有时也南下司、豫，人数曾经发展到数万户。[150]他们反对匈奴贵族的统治，曾经救石尠，斩汲桑，勤王洛阳，归附祖逖，[151]他们是两晋之际在中原地区反抗少数族贵族统治的中坚力量。
“乞活军”中，陈午领导的一支作战最为勇敢，好恶也最鲜明。陈午始终坚持抗御胡羯贵族的统治，临死时还告诫部下“勿事胡”。[152]冉闵之父冉瞻就是在陈午领导的“乞活军”中成长的。[153]
当时，两晋执政者对“乞活军”采取分化利用政策，致使田兰为薄盛、李浑所火并，[154]而陈川又冤杀李头以归降石勒。[155]说明出自社会上层的“乞活”首领容易囿于私利而相互残杀，具有一般流民集团的共同特点；而两晋统治者分化“乞活”，结果是削弱反对胡羯贵族的力量，不利北伐事业的发展。
太兴二年（公元319年）五月，晋平西将军率军攻“乞活军”陈川，石虎济河救之，遂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156]经过30年后，广宗、上白（河北威县，今广宗东南）仍有“乞活”数万户，终于配合冉闵、李农，一举歼灭了石赵政权的残余势力。[157]
冉闵失败后，“乞活军”在中原地区仍然保有自己的番号。当元熙元年（公元419年）刘裕北伐无结果，东晋势力退出黄河流域时，乞活首领邵平还想拥立晋宗室司马文荣在北方建立政权，[158]这时距离乞活就食冀州（公元306年）已经一百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