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校教育体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官为本位，设置学校进行教育，目的是通过教育，使生员们掌握系统的统治才能和品德，以便成为称职的封建官僚。因此，《通典·选举序》中，一开头就提出：“自幼年入学，至四十方仕。”[53]把“入学”和“出仕”直接联系起来。
汉武帝设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经过教育、考试，合格的可以授官。到东汉安帝时，太学博士弟子员达3万余人。东汉末，太学废弛。曹操专政，戎马倥偬，却重视教育。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五月，魏王曹操于邺城南立泮宫。[54]曹丕称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立太学于洛阳，规定“五经”课试的细则[55]：生员入太学，称为“门人”，两年后进行考试，通一经，称“弟子”；不通则遣归。“弟子”两年，试通二径，补“文字掌故”；不通，待两年再试。“掌故”两年，试通三经为“太子舍人”；不通亦待两年再试。“舍人”两年，试通四经为“郎中”；不通亦待两年再试。“郎中”两年，试通五经“随才叙用”；不通亦待两年再试。[56]与此同时，还设置了《春秋》、《谷梁》博士。[57]
曹丕恢复太学时，只提到“慕学者”[58]前来入学，并没有特别强调学生入学的资格。正始（公元240～248年）年间，刘靖上疏，指出恢复太学20余年，“成者盖寡”，原因有二：一是“博士选轻”；二是学生来源有问题，而后一条更为关键。他说：“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他提出改进的办法：一方面要“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另一方面则是“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59]从而改变入学生员的成分。刘靖不仅注意学校教育应该重视师资、提高教师的素质，而且，适应门阀贵族势力的增长，特别需要对后备官僚们进行学校教育。当时，曹爽兄弟执政，刘靖否定“有教无类”（这种教育思想与曹操“用人唯贤”的干部政策是一致的）的奏疏未被采纳。
司马氏掌权后，世族门阀势力迅速发展，刘靖改变太学生员成分的建议得以实现。晋泰始（公元265～274年）初，太学生有生员3000人。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迅速发展到7000余人。这一年，晋武帝对太学进行了整顿：7000余生员中，“已试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同时，又将“大臣子弟堪受教育者，令入学”。[60]通过这次换血，太学生员成分发生了有利于门阀官僚的重大变化。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晋武帝专门设立了“国子学”，隶属太学（常）。[61]所谓“国子”，即“国之贵游子弟”[62]、贵族官僚的宗亲；所谓“国子学”，就是当时的贵族官僚子弟学校。元康三年（公元293年），晋惠帝又认为“国子学”中，“人多猥杂，欲辨其泾渭”，于是，明确规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员们的子弟，才具有进入“国子学”学习的资格。[63]
曹魏和西晋时期，太学是教育一般官僚和庶民子弟的学校，设有博士19人，传授五经和诸家章句传注。其中，以“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博士祭酒。[64]据《晋令》：“祭酒博士，当为训范，总统学中众事。”[65]晋初，置助教15人。[66]
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设“国子学”。置国子祭酒1人，博士2人。[67]据《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学；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68]又置国子助教10人，分掌“十经”。[69]
东晋时，门阀贵族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他们轻视学校教育。元帝偏安江左，行“节省之制”，官吏“皆三分置二”，而学官减省更多，仅立五经博士9人，较之西晋，“犹未中半”。[70]后来员额虽有增加，但“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71]即太学博士已经不强调专精，成为泛泛的“太学博士”了。太兴（公元318～321年）初，元帝立太学于建康水南。升平元年（公元357年），穆帝拟行释奠之礼，以太学“悬远”，“于中堂权立行太学。”[72]此后，“自穆帝至孝武（公元373～396年），并以中堂为太学。”[73]
门阀贵族专政形成之后，门阀贵族的子弟入仕，只靠门第，不再依仗自身的德才，因此，那种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统治才能的专门学校——“国子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东晋建国之初，元帝恢复“太学”，却没有重建“国子学”。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国子祭酒袁瑰和太常冯怀曾上疏称：“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成帝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据说真正“有心之徒”并不多，“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穆帝以“军兴”废省国子学。[74]孝武帝（公元373～396年）时，拟行“释奠”礼，须要太学和国子学生员120人。太学尚存，“取见人六十”，国子学不复存在，只好“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充数，“事讫罢”。[75]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尚书谢石上疏，请求“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孝武帝采纳谢石建议，重建“国子学”，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员，并增造庙屋155间。但是，由于“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而成效甚微。[76]此后，国子祭酒殷茂奏称：“学建弥年”，“功无可名”，究其原因，在于生员“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以至“混杂兰艾”，“人情耻之”；要求“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孝武帝虽“下诏褒纳”，却“又不施行”。致使“朝廷及草莱之人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77]总之，历东晋100年，“国子学”时废时办，可有可无。
南朝时的学校教育总趋势基本上与东晋时相近，争论和反复的焦点仍然在于是否建立“国子学”的问题。
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正月，武帝刘裕下诏建立国子学，并称：应“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78]五月，事“未就而（武帝）崩”。[79]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学，[80]有点类似专科研究机构。二十年又重建国子学；二十七年又废省。[81]儒、玄、文、史“四学”与“国子学”是什么关系？二者是否同时存在？史籍无明确记载。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六月，明帝刘彧立“总明观”，又称“东观”，置“东观祭酒”1人，“总明访举郎”2人，设儒、玄、文、史四科，各科置“学士”10人，其余令史以下若干人。[82]总明观的长官是东观祭酒，由他总领儒、玄、文、史“四学”。[83]这个“总明观”与其说是学校，倒不如看作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术或教育管理机构。齐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正月，高帝萧道成诏称：“式遵前准，修建教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即按前例建立国子学，并置生员150人；又特准现任官“乐入（学）者”50人为国子生。规定生员的年龄自15至20岁；其资格是“王公以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的子孙；而且其“家去都（建康）二千里为限”。[84]三月，高帝死，国子学又废。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武帝萧赜建造堂宇，复立国学，召公卿以下及员外郎之子孙220人为国子生。[85]五月，以国子学既立，乃诏废“总明观”，以国子祭酒王俭宅为“学士馆”，分“总明观”的图书经、史、子、集四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以充“学士馆”。总明观又改变成为学术研究机构和图书馆了。这一年秋季，奉召入国子学的生员们齐集建康。冬，皇太子萧长懋入学讲《孝经》，武帝亲自临幸。[86]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太子死，国子学又废。[87]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明帝萧鸾再置国子学。永泰元年（公元498年）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尚书省符令：依“永明故事”废国子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提出异议。他说：“永明以无太子故废（国子学），斯非古典”，“系（国子学）废兴于太子者，此永明之钜失也。”为什么会在太学之外又有国子学呢？他认为“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但是，“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所以“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而且，“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乡闾立教”。他建议把这个意见交付尚书省和国子学、太学详细讨论。此表得到皇帝批准，但“学竞不立”，[88]这大概是指在同意国学、太学并存外，对“郡县有学、乡间立教”的建议没有得到实行吧？
经过宋、齐两代的多次反复，除国子学这一贵族学校的地位得以确立外，还发生了两点重要的变化：一是学校从单纯传授儒家经典，发展到也注意玄学、文学和史学等内容；二是学校从单纯的教学组织开始向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管理结合的机构迈步。这些变化虽是初步的，而且还有反复，但它终究反映了教育体制方面的一些进步。(https://www.daowen.com)
梁武帝关注学校教育，他办教育有两个突出特点：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重视贵族学校和贵族子弟的学习。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正月，武帝下诏置五经博士5人，恢复了东晋前对《五经》的重视。他“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以名儒贺玚、明山宾、沈峻、严植之等补博士。五经博士各主一馆，馆有生员数百，官给廪食；射策通经者除为吏。经他提倡，一年内“怀经负笈者云会”于建康。[89]他又送生员何子朗等专程到会稽若邪山云门寺从名儒何胤受业；并请何胤将门徒中“经明行修”者“具以名闻”。[90]天监九年（公元510年）三月己丑，武帝至国子学，亲临讲肆。己未，诏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入学。[91]当时，国子生入仕者甚多，如蔡樽，选补国子生，举高第，为司徒法曹行参军；[92]王佥，选补国子生，射策高第，除长兼秘书郎中；[93]江蒨、王训，均以国子生，明经、射策高第，除秘书郎。[94]此外，梁武帝还曾派遣博士祭酒，巡视州郡立学。[95]
十六国长期战乱，能关心教育、设置学校的为数无几，其中稍堪记述的是石勒的后赵和河西走廊诸国。
石勒早在攻取河北后，就开始注意教育。西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秋，石勒“立太学”于襄国（河北邢台），“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送将佐子弟三百人”为生员。[96]太兴二年（公元319年）三月，石勒又增置“宣文”、“宣教”、“崇行”、“崇训”等10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生员除将佐子弟外，又增加了“豪右子弟”，共“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97]同年十一月，石勒称赵王，建都襄国，文学而外，又增置经学、律学和史学，以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律学祭酒续咸“用法详平，国人称之”。[98]看来这些“祭酒”既是行政官吏，又带有专门研究人员的性质。此后不久，石勒“亲临”太学、小学，考核生员们的经义，对成绩优秀者“赏帛有差”。[99]
次年三月，前赵主刘曜也仿效石勒在长安设置学校。[100]据《晋书·刘曜载记》，刘曜的“太学”置于长乐宫东，“小学”置于未央寓西。教师是选“明经笃学”的“朝贤宿儒”担任；生员则是“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充任，总数有1500人。又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又置禄秩低于国子祭酒的“崇文祭酒”，选拔“明经”的散骑常侍董景道担任。[101]推测国子祭酒当辖太学，而崇文祭酒似管小学。若此，则十六国学校制度与东晋国子学、太学的制度略有不同。
河西私学盛行，但也有官学的设置。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正月，张轨为凉州刺史，[102]治姑臧（甘肃武威）。轨以宋配、阴充、氾援、阴澹为股肱谋主，征所属“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初置“崇文祭酒”，春秋两次行乡射之礼。[103]东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西凉李暠为沙州刺史，治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104]此迨前凉张轨旧制的沿袭。秃发利鹿孤以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正月称河西王，都西平（青海西宁市），史称南凉。六月，从祠部郎中[105]史暠之议，建学校，选“耆德硕儒”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训教“胄子”。[106]
北魏置有《五经》博士，设立了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等三级学校。道武帝天兴三年（公元400年），“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107]同时设立的还有“国子学”和“太学”，共有生员3000人。[108]其中国子学生员30人。[109]四门小学大概始建于迁洛之后，故“四门小学博士”始见于后《职令》。根据前、后《职令》，北魏朝廷三学的学官品级如下：
很明显，国子学地位最高；太学次之；四门小学建立晚，地位也最低，直至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十二月，高肇、元怿等还在“奏置小学博士员三千人”。[110]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七月，有关于“四门小学博士王僧奇”奏议的记载。[111]北魏不重视学校教育，孝文帝重定门阀之后尤其如此。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十一月戊午，宣武帝曾经在诏书中提到：“自皇基徙构”，“军国务殷”，学校“未遑经建”，要求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112]诏书没有起什么作用，到延昌元年（公元512年）四月丁卯，又严诏催建，诏书说：“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缺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严令有司：“国子学”限当年“孟冬使成”；“太学”、“四门学”则延至“明年暮春令就”。[113]结果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现已无法推测。
太武帝反对“私立学校”，规定王公以下至于卿士的子弟，都到“太学”去读书。如果有人胆敢私自办，“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114]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九月己酉，敕令建立“乡学”，每郡置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115]
北齐时，正式建立中央专门的教育机关，称为“国子寺”，长官是国子祭酒，从三品。僚属有功曹、五官、主簿和录事员等。国子寺管理中央三类学校。一是“国子学”，置国子博士5人，正五品；国子助教10人，从七品；学生72人，视从七品。二是“太学”，置太学博士10人，从七品；太学助教20人，太学生200人。三是“四门小学”，置四门小学博士20人，正九品；助教20人，学生300人。[116]当时，武夫当道，斯文扫地，学校“徒有师傅之资，终无琢磨之实”。[117]北齐于诸郡并置郡学，设博士、助教，传授经籍。但在当时社会气氛下，读书没有出路，生员没有来源。北齐官府颇有创造，实行生员摊派。可是，“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差逼充员”的学生都出自穷家小户。这些“差逼”来的学生，“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118]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119]北齐的乡学实际是个轻视教育、菲薄文化的怪胎。
总之，两晋南北朝选举多重门第，学校教育流于形式。在校学生有时数量很多，但“黉中多是贵游，好学者少”。[120]至于专门培养士族豪门子弟的“国子学”，其生员本可借门第步入仕途，进学校只不过挂名念书，“世胄之门，罕闻强学，”[121]学风奇坏，成效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