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重定士族，北朝后期中正地位的低落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协调统一鲜卑贵族、汉人士族以及汉人旧门和新贵之间的利益，借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他在改变中正职能方面的两点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对确定士族门阀的标准，突出地强调北魏以来的官职爵位，公然摈弃构成“状”的德、才因素，甚至对以往“阀阅”也仅置于从属的、参考的位置。在决定鲜卑“姓族”的诏书中，确立以官爵高卑为顺序，其官爵又区分为：建国前是否部落大人，建国后的官位、爵位。三者平衡，高者入“姓”，次者入“族”。评定汉人士族的标准，唐长孺据柳芳论氏族的资料推定：魏晋旧门，入魏仍有官宦，虽官品稍低，仍列于士族；次等士族以及本非士族者，只要入魏官爵显赫，也入士族，甚至上升为高门右姓。“大致先朝与当代兼顾，而以当代为主。”[45]

第二，根据以上标准，凭借皇权威势，强行以法律形式确立四等级门阀系列，这四个门阀等级即“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和“县姓”。[46](https://www.daowen.com)

士族的标准是当代官爵，士族的等级也已由朝廷划定，从而实际取消了中正代表“乡议”，按德才写出“状”，结合“阀阅”，评定品第的基本职能。因此，孝文帝下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上交吏部，作为选补官员的依据。也就是说州郡县中正的职能，就是根据朝廷规定官爵标准、等级，把本土人士的名单编造成册（《方司格》），上送吏部即可；而这样的工作，是原由中正属员“访问”以下的书吏来干的。

孝文帝钦定门阀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论，仍不才举”，[47]而是“以贵承贵，以贱承贱”，[48]门阀等级制度之僵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中正地位的空前低落。宣武、孝明时期，“州无大小，必置中正”，“蕃落庸鄙”，操铨选举，[49]中正之职既多且滥。早在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改洛州为司州时，孝文帝就说过：“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须立中正，以定选举。”[50]现在中正向朝廷只须造册上报，其主要职能逐步向选拔郡县僚佐方面转移。北魏后期，中央所置州郡中正权力衰微，时废省。[51]而州、郡、县又自辟专主推荐本州郡县僚吏的州都和郡县中正。北齐时，州都、郡、县中正规定为州、郡、县长吏的僚佐，其品级确定，在州是别驾、治中之下，在郡、县则在丞之下。[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