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仕的各种途径
魏晋南北朝时，除入学校，习五经，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外，秦汉以来实行的察举、征召、任子和武举等入仕途径，都仍然存在。不过，由于政局动荡和门阀制度的形成，使上述仕途染上了时代的特征。
察举包括诏举（又称“特举”）贤良方正和岁举孝廉、秀才。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十二月丙寅，“诏公卿举贤良”；青龙元年（公元333年）三月甲子，明帝又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122]这都属于特诏特科，与东汉比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岁举方面却有些变化。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月乙亥，文帝“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123]本来在东汉和帝永元（公元89～105年）间，曾规定“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124]黄初二年的诏令，郡国按人口举孝廉的标准，已减少到东汉“缘边郡”的水平。[125]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始除旧汉限年之制”，[126]“令郡国贡举，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127]所谓“旧汉限年之制”，指的是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左雄改制时规定的“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128]顺帝末，采纳黄琼建议，所举孝廉，除“儒学、文吏”外，“增孝悌及能从政者”，合为“四科”。[129]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诏，又退回到“儒学”、“文吏”二科。曹魏时期，扩大孝廉与人口的比例，废除“限年之制”和减少荐举孝廉科目，当与汉末战乱，郡国人口锐减，人才、特别是经世之才难得有关。不仅曹魏，孙吴也是如此。孙权下诏特别强调“选三署郎（实际是举孝廉为郎）皆依四科，不得以虚辞相饰”。[130]可是事实上诏令不行，“浮华者登，朋党者进，”[131]选举不得其人。
西晋诏举，除贤良、方正、直言之外，还有勇猛、秀异[132]、廉让、冲退、履道、清白、异行[133]、清节、俊异[134]等科，至于“寒素”一科，所举者“禀德真粹，圣操高洁，儒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箪瓢咏业，长而弥坚”[135]之士，简单点说，就是指隐居未仕的儒生。岁举仍然是“郡察孝廉，州举秀才”。[136]汉制，推举上来的孝廉、秀才，都要经过考试，然后才能量才录用。西晋颇重“秀才”之选，据《晋官品令》规定，“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137]至于孝廉，大概是通一策就可选补了。因此，当时认为：“举秀才皆行义典，为一州之俊。”[138]但是，西晋行九品中正制，对策合格的秀才、孝廉，吏部在选用时，“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139]然后按中正品第，分别是否除授、或除授何官。察举与考试，仍然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东晋建国，以大乱之后，百废待兴，察举秀才、孝廉，都“不策试”，普遍授官。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者”，免推荐的刺史、太守官。次年，扬州各郡的秀才、孝廉害怕试经不中，累及推荐长官，“多不敢行”；远州边郡“冀于不试”，“冒昧来赴”，听说又要策试，“遂不敢会”。元帝被迫准许孝廉推延5年后策试，秀才则仍如前制。[140]其实诸州秀才，听说仍要策试，“皆惮不行”，只有1人到京。[141]一直到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秀孝策试”，仍“乏四科之实”。[142]由于不经策试或策试不严，岁举秀才、孝廉，都是徒有虚名。
宋、齐、梁、陈仍行诏举，荐举对象一般仍为“贤良、方正”之类。[143]但是，由于两晋时，儒士多隐匿避世，东晋又有大名士谢安“东山再起”[144]的先例，所以南朝帝王诏举“岩穴之士”和“岩穴之士”应举入仕，就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诏书中常有把隐士与贤良相提并论的事例，[145]宋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九月己未诏，要求各级长吏荐举“贞栖隐约，息事衡樊，凿坏遗荣，负钓辞聘，志恬江海，行高尘俗”[146]的隐士。
刘宋稍重秀才、孝廉的岁举。规定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147]岁举2人；余郡各1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148]有时皇帝还亲临延贤堂，参加孝秀策试。[149]“公卿所举，皆属于吏部，叙才铨用。”[150]如果举“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锢”。[151]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影响，刘宋有“限年之制”，致使“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吏”，[152]以上种种貌似隆重的规定，实际上都只能是虚假的形式。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讨论《策秀才格》，都令史骆宰认为：“五问并得，为上；三、四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尚书殿中郎谢超宗则认为：“片辞折狱，寸言挫众”，“皆无俟繁而后秉裁”，与其五答具奇，“必使一亦宜采”。明帝不以为然，采纳骆宰之议。[153]
萧齐仍沿袭刘宋“限年之制”，致有庶族“增年矫貌以求进”，而士人则“皆厚结姻援，奔驰造请，浸以成俗”。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二月，萧衍上表有云：“设官分职，唯才是务”，今“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此非“弘奖风流，希向后进”之格，“尤宜刊革”。和帝诏依表施行。[154]
萧梁颇重吏治，革宋、齐“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之制，规定入仕之年为25。[155]兼通儒、佛、道学的梁武帝，秀才、孝廉之外，又置清吏[156]、明经为常选之科。岁贡明经，本是汉制，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规定郡国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157]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158]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正月癸卯诏：“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159]天监八年（公元509年）五月壬午诏称：“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并特别强调被荐举者“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160]梁武帝岁选不抑寒门，考试重视经义，故以“明经”被荐举入仕者颇多。山阴贺玚，是《三礼》传家，齐时“举明经”，梁初为《五经》博士。玚“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161]当时，虽“生徒对策，多行贿赂”，[162]选举常致失实，但亦不应以此否定梁武帝重视经义、不抑寒门之倾向。
陈承梁制，多无改易。“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163]传统门阀影响极深，制度弛废。(https://www.daowen.com)
北魏仍有秀才、孝廉的岁举和“才堪军国”之类的诏举。荐举的标准，诏令的规定是：“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164]即门第与才能两者并重。但是，孝文帝钦定门阀之后，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韩显宗在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郎。随孝文帝南征，兼中书侍郎。迁洛后，曾上书指出：“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朝廷考核，“但检其门望”，“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根据，至于才、德不实，“不复弹坐”。显宗认为，“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165]在钦定门第、门阀制度僵化的后期，韩显宗的率直呈奏，当然无法被采纳。秀才、孝廉的策试，仍分为甲、乙二科，策试时以5条策问。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正月癸亥，“初听秀才对策，第居中上已上，叙之。”[166]这与50年前刘宋骆宰的意见基本相合。但这时北魏已至末期，制度紊乱，举非其人的情况非常突出，故有对举者、被举者同其赏罚的严格规定。建义元年（公元528年）五月壬午，庄帝下诏求“德行、文艺、政事强直者”，“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亦黜一阶。”[167]天平三年（公元536年）正月戊申，东魏孝静帝“诏百官举士，举不称才者两免之”。[168]政制极乱时，再严格的规定，恰恰只能证明正常的荐举实无法执行。
北齐诏举有其特点，荐举者的官资、官阶和被荐举者的人数，都由诏书规定。[169]岁举秀、孝至京，由“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170]常例是秀才策试文学，孝廉则考经学。[171]策试时，皇帝“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才、孝廉“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172]所举失实或被荐举者在任期中违法，荐举人一般均受牵连。[173]当时，州有3级，分别为上、中、下，上州岁举秀才1人，而下州3岁举1人为秀才。[174]
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命苏绰为“六条诏书”颁行，其四为“擢贤良”，明确宣布：“今之选举，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175]这与梁天监八年（公元509年）武帝的“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违隔”诏书，南北呼应，不过北方稍晚三纪而已。北周武帝平北齐后，建德六年（公元577年）三月壬午，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176]七月己丑，又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177]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八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其第八条为“州举高才博学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178]又重荐举责任之制，“被举之人，于后不称厥任者，所举官司，皆治其罪。”[179]“被举之人，居官三年有功过者，所举之人，随加赏罚。”[180]选举废除门资和选举制度日趋严密，这是南北朝后期的总趋势，从而可以看出，选举、考试制度正处在走向一次大的改革前夕。
“征召”是指“特征”和“辟召”两种入仕的途径。被“特征”的人，称为“征君”，是汉代最尊荣的仕途。东汉此风最盛，魏晋南北朝此制仍存。孙吴时，陆瑁好学笃义，著名乡闾，州郡辟举，皆不就，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公车征瑁，拜议郎、选部尚书。”[181]济南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其受业者有数千人，晋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182]会稽虞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郡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召，皆不就。“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183]东晋十六国隐士风盛，被诏特征者也最多。富春孙晷，“恭孝清约，学识有理义”，尚书张国明，“州土之望”，表荐孙晷，“公车特征。”[184]《晋书·隐逸传》中，临海任旭、广陵韩绩、寻阳翟汤、武昌郭翻、陇西辛谧、天水杨珂、上谷公孙凤、襄平公孙永、中山张忠、敦煌宋纤、略阳郭荷、敦煌郭瑀、酒泉祈嘉、谯国戴逵、武陵龚玄之等都是公车特征过的隐士。萧梁时，袁君正为东阳太守，奉诏还都，有“郡民征士徐天祜等三百人诣阙乞留一年”。[185]这个徐天祜被称为“征士”，实际上就是汉代的所谓“征君”。北魏时也行特征之制，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大，有时公然宣称“礼召赴阙”的“德孝、仁贤、忠义、志信”之辈，如“不应诏”，即“以不敬论”罪，[186]这种强制性的作法和十六国时期有的王国类似。[187]
东汉时期，辟召已行，公府掾属、州郡僚佐，大都由府主自行辟除。魏晋南北朝时期，辟召又有了更大的发展。首先，公府州郡辟除之外，将军、都督开府者，也是辟召自专。而且辟除不分良莠，惠及“狂悖”；[188]员额过限，更为突出。建兴三年（公元315年）二月，移镇建邺的琅邪王司马睿进位宰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员额竟达到106人。[189]其次，汉末，州郡大吏照例由当地大姓、冠族充当，而大姓、冠族每郡只有数姓，因此州郡大吏带有世袭性质。令、守、刺史有任期，而地方僚佐多世袭，从而地方政权实际上由当地大姓、冠族所控制，[190]令、守、刺史要依靠他们才能统治下去。这些州郡大姓正是门阀政治的基础，分裂割据势力的根基。再次，州郡大姓也需要通过太守、刺史的荐举，升任中央官员或者地方长官，从而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知名度，成为全国闻名的“四海大族”。其四，公府辟除，不受州郡地域限制，所辟召的对象，多为全国性士族或名士。东晋王述是太原大族，又是“中兴第一”的“名臣”王承的儿子，知名度很高，所以司徒王导以“门地”辟除他为“中兵属”。[191]西晋胡毋辅之曾推荐光逸于太傅司马越，越因光逸“非世家”不召；经过胡毋辅之再次推荐，这位“八达”之一的大名士，终于受到太傅的辟除。[192]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阎缵在晋惠帝时上书为愍怀太子申冤时就曾指出，东宫以及诸王的师、友和文学，“希有寒门儒素”能以“道训”的，那些掾属都出自于“膏粱击钟鼎食之家”。[193]总之，魏晋南北朝辟召混乱，这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大族势力膨胀的重要表现。大批世家大族通过辟除进入仕途，以控制地方政治，进一步巩固、维持门阀贵族统治。北朝后期，中央集权强化，北齐后主武平（公元570～575年）中，“敕用州主簿、郡功曹。”[194]有如杜佑所说：“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195]北齐中央任用权力的扩大，实开隋代吏部除授州郡佐吏之先声。这种辟召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北朝后期，地方割据势力削弱、门阀制度正走向崩溃，而统一和集权的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
门荫，源起于秦汉的任子制。任子，或称质子，有时“质任”并称。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质”，即“立质任以御众，设从罪以发奸”；[196]二是以父任出身，即《汉仪注》所说“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197]的规定。魏晋南北朝时期仍行任子制，但它主要是起“猜防”、“人质”的作用。三国时，吴魏修好，魏文帝遣辛毗等往与盟誓，“并征任子。”[198]晋祖逖北伐，尽有河南之地，“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199]陈宣帝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四月癸卯诏中提到“任子馆”，馆内住着淮泗、青徐等地酋豪当做“质任”的亲戚。[200]这完全是一种“人质”性质。另一方面，以父祖出身而发展成“门荫”制度。官僚士族按其父祖官资、门户大小确定品第高低，其子弟解褐入仕也就存在等级区别。东晋时，“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谢弘微，陈郡谢氏，属于“名家”，继父峻，义熙（公元405～418年）初封建昌县侯，因此，“弘微亦员外散骑。”[201]萧齐初年，“王侯出身官无定”，一般是按“素姓三公，长子一人为员外郎”，明帝建武（公元494～498年）中，豫章王萧嶷第三子萧子操“解褐为给事中，自此齐末皆以为例”。[202]宋、齐以来，员额只有4人的秘书郎，“为甲族起家之选”，名额少，要求入仕的“甲族”子弟多，因此，只好“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203]到陈朝（公元557～589年），这种从东晋以来习惯上形成的官僚士族子弟的起家官，正式用法令形式明确地规定下来：“其亲王起家则为侍中。若加将军，方得有佐史；无将军则无府，止有国官。皇太子冢嫡者，起家封王，依诸王起家。余子并封公，起家中书郎。诸王子并诸侯世子，起家给事。三公子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令仆子起家秘书郎；若员满，亦为板法曹，虽高半阶，望终秘书郎下。次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此外，有扬州主簿、太学博士、王国侍郎、奉朝请、嗣王行参军，并起家官，未合发诏。”[204]北朝也是这样，北魏孝文帝钦定门阀之后，对官僚门阀子弟的出身官也有了明确的规定。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十二月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从六上；伯，从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异族出身：公，从七上；侯，从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从八上。清修出身：公，从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上；子，从九上；男，从九下。可依此叙之。”[205]门荫和门阀制一样，南北朝的趋势一致，不过，由于行政的干预，北魏钦定门阀使门阀和门荫之制僵化得更为迅速而已。
武举之制亦起于秦汉。西汉后期，由于“灾变不息，盗贼众多”，[206]为了镇压农民武装反抗，诏举“明兵法”或“猛勇之士”。最早见诸记载的诏书是西汉成帝时。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七月，因日“蚀星陨”，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207]此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都有类似诏举。东汉时，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安汉元年（公元142年）、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和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也都发布过举“勇猛”或“知兵法者”的诏令。这可算作是“后世武举的先声”。[208]而秦置主爵都尉、汉置护军中尉，其职掌大都与武官选举有关。[209]三国曹魏初年，置护军将军，隶领军，“主武官选。”[210]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十二月，武帝“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211]天水六郡豪右李庠，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察孝廉，不就。“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中护军切征”，“拜中军骑督。”[212]知西晋除“勇猛秀异”之外，另有“良将”之科，都属武举。十六国如后赵，也有“武勇之举”。[213]《晋起居注》载武帝诏云：“中护军职典戎选。”[214] 《宋书》卷40《百官志》记：“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复置”。可知东晋初一度由领军摄武选而外，两晋南朝主持武官选举的都是护军将军。
拓跋起自代北，崇尚雄武。北魏前期，士庶之分不严，武人受到重视，加之战争频繁，升迁也较容易，他们拥有很大实权，在朝廷占有重要地位。孝文帝钦定门阀，人分士庶，官有清浊，当政者重文轻武，武人受到一定的排斥。但是，孝文帝承袭前期定制和习惯，选举仍然不分文武，均由吏部除授，而且也没有明确规定武人不得入清流。到孝明帝初年，“天下无事”，武人“进仕路难”，甚至“代来之人，多不沾预”。[215]因而，引起武人愤慨，终于在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二月，爆发羽林、虎贲暴动。当时，冀州大中正张彝的长子始均为尚书郎，次子仲瑀上封事，要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流”，激起羽林、虎贲的公愤，冲击尚书省，殴打张彝，烧死张始均。[216]摄政的灵太后害怕事态扩大，下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可是，吏部尚书、陇西李韶仍然要按旧制选拔，“百姓大为嗟怨”。灵太后只得撤换李韶，以趋炎附势著称的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承旨奏行《停年格》，即一律按年资由吏部除官。此后，甄琛、元修义、元徽“相继为吏部尚书”，“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217]总之，北魏选官，文武没有区别，均由吏部除授，这一点说明了南北在选举方面的差别，也说明武选归吏部的制度，实开端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