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用类别

两汉时期，职官任用类别已有真、守、假、平、领、视、录、兼、行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类别多数仍然存在并有变化发展，而且新增板、权、参、知和检校等项。

1.守、兼、行、真。守为试任，汉制试任为期一年，岁满称职即“真”。魏晋南北朝仍然沿袭此制。但是，由于考课制度废弛，执行中试守年限不能严格执行，有的是两年“即真”；[218]有的没有“即真”就行转迁。[219]“兼”，汉时是指以本官兼任其他官职。此时也常有“兼”、“守”无异，因此，“兼”也可以“即真”。梁傅昭，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以给事黄门侍郎“兼五兵尚书”，“四年即真。”[220]其“兼”任期、“守”任期同是一年。贺琛为通直正员郎，“兼尚书左丞；”[221]陈陆琼“以文学转兼殿中郎”，两人都是“满岁为真”。[222]但“兼”和“守”一样，也有不满一年“即真”的，如梁司马褧“除云骑将军，兼御史中丞，顷之即真”。[223]除徐孝克，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寻为真。”[224]北魏张彝，孝文帝末年，“黜为守尚书。世宗初，除正尚书、兼侍中，寻正侍中。”[225]从“守尚书”到“正尚书”，从“守侍中”到“正侍中”，“正”即“真”，而“守”与“兼”无异了。此外，晋有“长兼司隶校尉”，[226]梁有“长兼秘书郎”。[227]“行”乃缺官未补，暂时以低级官吏摄行高一级官吏之职务，魏晋南北朝仍行此制，但“行”任亦可以即“真”。曹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董昭以光禄大夫、给事中“行司徒事，六年，拜真”。[228]其摄行司徒事期限为两年。北魏后期，郦道元“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寻即真”。[229]此又似白衣摄行，且无摄行期限。“真”，又可作“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守、兼、行，都可以即“真”，“真”也就是真除实授其职官。

2.平、领、寻、假。“平”是平议的意思，多用于平议尚书事。三国时仍存此制。魏华表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事有难决者，当面不谈，事后“深文论驳”。华表则不然，“事来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司空陈群等以此称之。”[230]蜀之马忠、董厥，吴之顾雍、顾谭，都曾“平尚书事”。[231]此制在晋、宋之后，不见记载。“领”是兼领的意思，已有实授主职，又领他官他职而不居其位。晋、宋之后，郡守长吏，“或兼台职，或带府官”，“互相贴领，”[232]制度紊乱，甚至出现“下官反为上司”的怪现象。[233]同时，“白衣领职”也成为常例。[234]“录”有参决、总领的意思，其名称起于东汉，限于尚书事，多以太傅、太尉任此职，尤以太傅为主。三国时，仍沿袭此制。西晋以后，除“总录”之外，又有“分录”，东晋时，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并录尚书事，称为“东西二录”。[235]康帝时，何充上疏又提到“咸康中（公元335～342年）分置三录”，[236]还有录五条事[237]、录六条事[238]、录七条事[239]、录八条事[240]等区别。北魏、北齐都有录尚书事的制度，北魏前期，还有“通署三十六曹”[241]、“总三十六曹事”[242]或者“录三十六曹”者，大概就是晋、宋时期的“总录”一类。到北周和隋，总尚书事的制度才被废止。“假”，摄事的意思，“假齐王”，就是“摄齐王事”。汉时，上自丞相，下至军候丞，都有以“假”为称者，都是摄事之官。[243]魏晋南北朝时期，“假”制淫滥，官品、爵位、节钺、印绶，都适用假制。北魏有假品、假爵之制。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22年），西凉主李宝降魏，太武帝授宝沙州牧、敦煌公、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244]此为“假品”。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十一月癸丑，孝文帝“进假梁郡公元嘉爵为假王”，使“督二将出淮阴”。[245]时沈文秀“为南征都将”，除“怀州刺史，假吴郡公”。[246]此均为“假爵”。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洛之后，“假官”之制盛行：当年十一月辛未，“诏冀、定之民，百年以上假以县令”；十二月丁卯，“诏郢、豫之民，百龄以上假县令”；十九年（公元495年）四月辛亥，诏赐徐、豫民“百岁以上假县令”；六月壬子，诏济州、东郡、荥阳及河南诸县“车驾所经者，百年以上赐假县令”；十月甲辰，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县令”；二十年三月丙寅，宴国老、庶老于华林园，诏“国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二十一年二月，孝文北巡至太原，乙丑，“诏并州士人年六十已上，假以郡守”；三月至离石，甲寅“诏汾州民百年以上假县令”；四月至长安，五月庚寅，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华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华县令，七十以上假荒县”；十一月丁酉破萧齐军于沔北，“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县令。”[247]孝文帝在太和后期推行“假官”之制，自然具有怀柔养老之意，得到“假官”的高年，大概可以按照《职令》取得一定俸禄；同时，在同等条件下，孝文帝重“国老”、“士人”，轻“庶老”、“百姓”，实为门阀观念所决定；而“士人”假以郡县守令，“国老”假及内宫（中散大夫、给事中），又不能不是种族观念的残留。三国时，曹魏的曹休，孙吴的陆逊，都曾因出征而“假黄钺”。[248]晋制有使持节、持节、假节，而“假节”在军事时期“得杀犯军令者”。[249]“假节”、“假黄钺”，都是在作战期间，使将军具有专杀之威的措施。刘宋之制，“诸假印、绶而官不给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绶者，不得佩绶。”[250]似在同类职官中，“假绶”重于“假印”。(https://www.daowen.com)

3.权、署、带、板。这四种都是魏晋南北朝期间兴起的任官方式，而以“带”、“板”一度盛行。“权”为临时摄理的意思。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怀肃“督江夏九郡，权镇夏口”。[251]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张种“除左民尚书。二年，权监吴郡，寻征复本职”。[252]其暂时摄理某事的意思是明显的。“署”与“权”的意思接近，即试署以权理其事。刘备定蜀，征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253]东晋末，张邵受到刘裕的器重，“转太尉参军，署长流贼曹。”[254]宋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刘骏为江州刺史，镇寻阳，拟以颜师伯为长流正佐，文帝不从，称：“郎可自板，亦不宜署长流”，骏“乃板为参军事，署刑狱”，[255]即以参军事权理刑狱之事。“带”任之制，实际上多是带其官号、俸禄而不理其事。东晋时，“郡守长吏”　“或兼台职，或带府官”，“互相贴领，”[256]已成乱制。萧梁时，侯景之乱，仓廪空虚，国用不继，“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257]北魏亦有带贴之制。太和（公元477～499年）年间，北中府长史裴聿、中书侍郎崔亮，家境清贫，孝文帝“欲以干禄优之”，乃以崔亮“带野王县”令，裴聿“带温县”令。[258]其时，领军、护军“二职，若侍臣带者”，称中领军、中护军，[259]侍臣“带”职，在官名上也有区别。北齐对官职任命，已有整顿，文宣帝时，“朝臣多守一职，带领二官甚少，”[260]这当然是吏治上的一大进步。晋时，无印之侯，称为“白版之侯”，[261]无传国玺的皇帝，称为“白版天子”，[262]因此，所谓“板”职官，也就是不给印绶之官。“板”授起于东晋末年。[263]板授官虽无印授实职，但可以食禄。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49年）正月辛未，“制：交、宁二州，假板郡县俸禄，听依台除。”[264]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八月庚寅，“制：方镇所假白板郡县，年限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给送故。”[265]知板授官食禄及年限多少，都由朝廷以制诏的形式进行规定。板授官虽无实职，但有时也可以“署”、“领”名义摄理实职，如刘骏板颜师伯为参军事，“署刑狱；”[266]刘裕板徐羡之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267]至陈朝，板授官已由法令规定，形成了系列。《隋书》卷26《百官志》上载：“令仆子起家秘书郎。若员满，亦为板法曹，虽高半阶，望终秘书郎下。次令仆予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皇弟皇子府、庶姓公府、蛮夷越校尉府、中郎将府和诸将军，都有板长史、板司马、板录事记室、板正参军、板行参军等职，有品无秩。其“诸将起自第六品已下，板则无秩。其虽除，不领兵；领兵不满百人。并除此官而为州郡县者，皆依本条减秩石。凡板将军，皆降除一品。诸依此减降品秩”。北魏末期和北齐、北周，也行板授之制。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宣武帝以邢峦为镇西将军赴汉中，诏峦便宜从事，“须有板官，以怀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义阳都督之格。”[268]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梁衡州刺史张齐攻益州，孝明帝遣傅竖眼迎击，临行，“给铜印千余，须有假职者，听六品以下板之。”[269]神龟元年（公元518年）正月壬申，孝明帝下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270]推测北魏末期的板授官制，很可能是孝文帝太和后期“假”官制的继续。其目的都在于怀柔养老。北齐文宣帝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十月，废帝高殷即位，下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职”。[271]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正月甲戌，“诏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节级板授官。”[272]北齐、北周的板授官，自然是沿袭北魏旧制；但是，三方对峙，军队十分重要，所以齐、周板授的重点，已经不是一般百姓，而是年老的士兵，这大概是通过慰抚老兵，借以稳定军心，增强国力。

4.参、知和检校。这三种任用方式，盛行于隋唐，究其开端，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参”、“知”，是指本人所任之职，本与另一项事务无关，完全是因特敕指定参掌或典知此事。三国时，吴主孙休即位，孙琳因拥戴之功，求为“中书两郎，典知荆州诸军事”。[273]刘宋景和元年（公元465年），前废帝令袁顗与沈庆之、徐爰“参知选事”。[274]泰始（公元465～471年）初，明帝迁吏部郎褚渊为侍中，“知东宫事。”[275]梁天监（公元502～519年）中，武帝以“昭明太子尚幼”，敕徐勉“知（东）宫事”。[276]普通（公元520～527年）中，武帝因贺琛精通《三礼》，使任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277]又诏中书侍郎伏暅、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拾“总知五礼事”。[278]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后主除陆琼为度支尚书，“参掌诏诰。”[279]或称“知”，或称“参”，或称“典知”，或称“参掌”，或称“参知”，或称“总知”，都是一个意思，奉特敕参掌典知本不属于本官职权范围内的它项事务。唐代参知政事，就是由此发展而来。“检校”本意是查勘勾稽，如检校户籍、检校秘书等，不是正式的任用制度，只是临时派遣某官去执行其他事务，与参知某事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