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发掘其他古老文明？

3　为什么要发掘其他古老文明？

在2016年8月那期《开讲啦》节目中，我和埃及学者哈瓦斯对谈。哈瓦斯曾担任过埃及文物部部长，据说他垄断了几乎所有与古埃及有关的对外出镜。当时我介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新考古发现，他质疑中国五千年前能否称得上文明，是否有过金字塔这样规模的遗址。我回答称，我们五千年前的文明中也发现了巨大城址，有几百万平方米。可见，我们很多最新的考古成果没有被外国所了解。

古埃及文明的发生可能确实比我们早一些，但它中断了，这也是事实。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这一点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是独具特色的。我认为世界古老文明之间虽然可以比较，但并不存在高低之分，各有特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除了要做中国考古之外，还要涉及世界上其他主要的古老文明的发掘和研究。

2012—2016年，我领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项目，最后的课题是要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过程和特点进行归纳，当时就痛感我们对其他古老文明不甚了解。我们必须要在跟其他古老文明比较的过程中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特点，即使从研究中华文明本身来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也是很不够的，何况我们正在向世界大国和强国发展迈进，文化上也要形成国际视野。从这个角度出发，2012年起我们开始派遣考古队到海外。

古老文明的可比较性

此次中埃联合考古选择新王国时期的原因在于它的时代范围与商代大致相符，二者也都是各自文明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商文明继承夏文明的同时又开启了周文明的先声，文字的使用、礼器制度的出现、王畿地区对周围方国的控制（包括战事、珍稀资源等）等很多方面，都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这些在古埃及新王国文明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方面，比如古埃及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战俘，战俘究竟本身即是奴隶，还是投入到生产领域才转化为奴隶，还是只作为战俘存在？这在中国也一直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家曾普遍认为，大数量的战俘就是奴隶；但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主流观点认为，战俘投入到生产领域，创造了价值后才能算作奴隶。

两个文明从很多方面来讲都具有可比较性，还包括军事征服和宗教对于维持王权统治根基的作用。商王朝和埃及的新王国都对祭神、祭祀非常热衷，商王甚至会一次杀掉几千个战俘来贡献给祖先和神灵。埃及也是如此，他们大兴土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建宗庙、神庙用于祭祀，其中包括前面讲到的执政了67年的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后期也由于大兴土木和连年征战，使国力受到很大影响，也造成了埃及新王国由盛转衰的转折。而商朝也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商王武丁时期，大肆征战，扩大版图，逐步使中原商王朝进入相对衰落的时期，于是原来臣属于商王国的周围方国纷纷崛起，闹起了独立。

这些初步比较出的相同之处，也许是人类文明的共性。中埃文明都有发达的农业，埃及是依托尼罗河泛滥给附近土地带来大量有机物，诞生了发达的农业，后来发展成为灌溉农业；中国则有万年左右的水稻和粟黍栽培历史，到商王朝时期，农业已经非常发达，从西亚传来的小麦到商朝成了主要的农作物之一。还有手工业的发达，以及高端手工业被王权所控制。比如埃及是珍贵的金器，以及珍贵生活用品、装饰品的制造与等级身份相联系；中国则是玉器和金属容器。

古埃及地貌

我们常说绵延不断是中华文明的特点之一，背后的原因也可以通过文明比较来思考：

第一，我们东边是海，西南有高山阻隔，北边是欧亚草原，附近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可以替代我们的文明，这个同埃及附近、地中海沿岸有好几个文明很不同。第二，我们的国土相对辽阔，即使北边被其他民族占领，南边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回旋空间。第三，我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够支撑我们独立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倚仗外部的输入。第四，我们的文明开放包容，能让我们不断学习吸纳、保持活力。像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大约都是在距今5000至4500年前（即古埃及文明兴盛时期）从西亚或埃及传入中国的，但传入之后并没有取代古老文明自身的特点，而是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比如小麦传入后就和粟黍、稻共同成为中国古代的“五谷”。

而埃及实际上不断受到其他区域文明的冲击，甚至被占领，比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更早一些的赫梯文明。因为埃及与这些区域国土相连，彼此间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回旋余地。其他文明强盛后可以直接占领埃及地区，于是就形成了其他文明对埃及的替代。古埃及文明发展几千年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他们的文明系统就中断了。

由此，我们便希望通过对埃及新王国首都卢克索地区孟图神庙的发掘，了解新王国时期孟图战神的地位和作用、新王国时期国王对周围其他势力维持统治地位的方式、对重要战略资源进行控制的方式，以及周围的区域性文明彼此之间的关系。看看这些共性究竟是几大古文明所共有的，还是中埃文明中独特的，进而思考其背后的成因，包括环境与文明兴衰的关系等。通过这些，会加深对我们自己文明特点的理解。

中国考古“走出去”

中国是一个考古资源大国，古代文化发达，地下资源非常丰富，遗迹遗物众多，这一点令很多欧美国家和日本的考古同行相当羡慕。然而我们现在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古发现上，也应该从考古的资源大国向研究强国转变，这与我们国家的民族复兴相辅相成。

转变的大致路径，一是广泛学习、应用各种自然科技手段，如我们在这次埃及考古中也尽可能把国内的考古科技手段运用到对孟图神庙的发掘上；二是要知己知彼，对世界其他古老文明都有所了解，改变之前只知自己不知其他的状况，改变在国际舞台上对其他古老文明的研究基本没有发言权的状况。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近20个国家进行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最远的有埃及、洪都拉斯，以及肯尼亚等地。我们在周边国家的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多，但我认为除了将自古以来与我们有比较密切联系的周边国家作为主要的考古对象外，也应该对其他古老文明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来增强中国考古学在研究世界古代文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这方面任重道远，需要全国各个地方的考古机构共同努力，以及与世界同行的合作，一步一步向前推进。(https://www.daowen.com)

2016年我曾三次访问埃及，最终达成了开展中埃考古合作的共识。消息传出后，在国际学界及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让我们感到较为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到其他很多国家做过考古，但国际上对中国要在埃及进行考古这件事的关注远超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考古工作是从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来设置课题和组织实施的，而由于国力的增强、国家对于我们走出去的支持，中国考古工作者可以到世界舞台上去交流，展现我们的能力，对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和当地的接触，能让考古所在国家的民众和同行更多更好地了解现代和古代的中国，了解中国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与全世界范围的人们团结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考古人也是中国的文化使者。

收藏古埃及

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一大批古埃及文物通过冒险家、考古学家、文物贩子和外交官员之手流向埃及以外的国家，甚至在埃及学发展史中扮演着里程碑角色。200余年过去，埃及出土的文物遍布世界各国。如今古埃及文物馆藏数量排名前十的博物馆中，除了大埃及博物馆（Grand Egyptian Museum）和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其余均在埃及本土以外。

其中，大英博物馆馆藏数量超过10万件，仅次于大埃及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的埃及博物馆、英国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紧随其后，藏品数量在8万件左右。美国的埃及考古活动在资本支持下后来居上，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都曾派出过自己的埃及考古队，各自积累了数万件馆藏。

整理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5期封面故事《在法老领地之外，去哪里看古埃及文物？》，作者肖楚舟

罗塞塔石碑，大英博物馆藏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花岗岩石碑，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诏书，用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32行埃及草书和54行古希腊文对照书写，为商博良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成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里程碑。罗塞塔石碑于1799年由法军上尉皮埃尔-弗朗索瓦·札维耶·布夏贺（Pierre-François Xavier Bouchard）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在拿破仑带领的法国军队战败之后移交给英国人，自1802年起在大英博物馆中公开展示。

拉美西斯二世胸像，大英博物馆藏
这尊雕像来自埃及底比斯的拉美西斯神庙，仅上半身就高2.5米，重7吨，运达伦敦时，是英国公众当时所见过的最大的雕像。雕像面貌俊美，头戴眼镜蛇造型的皇冠。躯干右侧的圆孔据说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人所凿，但他们未能成功将它运走。1816年，身强力壮的意大利人贝尔佐尼只用了4根棕绳、4个滑轮，就将巨像运上了船，以至于当地人都以为他施展了魔法。

丹德拉星盘，法国卢浮宫藏
丹德拉星盘来自丹德拉哈托尔女神庙的天花板，上面刻有金牛座和天秤座的图案，36个环绕一圈的人像代表36个星群以及埃及年的36周，最外圈的四位女神托举着象征天穹的黄道带，它充分展现了古埃及人对天文学的认识。1820年，法国文物爱好者索尼耶（Sébastien Louis Saulnier）雇用代理人莱洛伦（Jean-Baptiste Lelorrain）把它从神庙的屋顶上拆下来运到法国。这块星盘雕刻在两个0.9米厚的石块上，莱洛伦用炸药在屋顶上炸出一个洞，花了22天才凿下来，最后以15万法郎的价格卖给了路易十八。星盘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被约翰·罗杰斯（John H. Rogers）描述为“我们拥有的唯一一幅古代天空的完整地图”。丹德拉星盘的年代和用途众说纷纭，商博良、傅里叶和居维叶都曾加入讨论，商博良认为它来自埃及的希腊—罗马时期，更多同时代人认为它属于新王国时期。

纳芙蒂蒂胸像，德国柏林新博物馆-埃及博物馆藏
纳芙蒂蒂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皇后，以美貌著称，和阿肯那顿共同治理过埃及，在丈夫死后还可能成为女法老。这尊胸像是以石灰岩和灰泥制成的彩绘像，一般认为是公元前1345年由雕刻家图特摩斯（Thutmose）所雕。1912年由德国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哈特（Ludwig Borchardt）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位于埃及阿玛纳（Amarna）的图特摩斯工作室发现。人们怀疑波尔哈特在与埃及政府分割考古收获时刻意隐瞒了这座雕像的价值。1924年，纳芙蒂蒂像在柏林的埃及博物馆第一次展出，后来因为战乱辗转多次，2009年才回到旧址。头戴蓝色冠冕、面露迷人微笑的纳芙蒂蒂被视为女性美的象征。纳芙蒂蒂胸像复制品是最广为流传的古埃及艺术品之一。

书吏凯伊，法国卢浮宫藏
“书吏凯伊”是一尊石灰石彩绘雕像，高52厘米，创造于古埃及第五王朝。书吏是古埃及一个比较低微的职业，当时埃及的雕塑艺术几乎全部被法老和贵族垄断，而刻画书吏这类平民的雕像则更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出土的古埃及书吏雕像数量众多，“书吏凯伊”的特点是结构完整、表情真切，工匠刻画出了书吏聚精会神的神情、肥胖的胸部和松弛的腹部，他的眼睛镶嵌着水晶珠，炯炯有神。这尊雕像是埃及古王国时期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代表之一。

都灵王表，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藏
都灵王表（亦称都灵纸草）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的文物，它本是一份税单，但背面用象形文字列举了从前王朝时期至拉美西斯二世之间埃及法老的名字和在位年数，并将古埃及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时期。该名单还包括第十五王朝时期统治下埃及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希克索斯人，他们的名字没有漩涡花饰，并且添加了象形文字符号，以表明他们是外国人，这在王表中非常少见。都灵王表是德罗韦蒂在1820年发现的，属于他1824年卖给撒丁国王的一批文物。打开包裹时，纸张已经碎成了小片，商博良对它进行了最初的修复和辨认。

河马威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河马威廉”雕像是一尊彩陶小像，青色釉面上绘有莲花图案，象征着河马生活的沼泽地，每天早晨重新开放的莲花则象征着重生。对于常常需要在河流中航行的古埃及人来说，看似温和的河马其实是一种凶狠的猛兽，代表着在今生和来世都需要得到安抚与控制的自然力量。这尊河马雕像是在艾斯尤特（Asyut）以南30公里一位管家的墓葬竖井中发现的。发现时它的三条腿已经被折断，可能寓意防止它伤害死者。1931年，英国幽默杂志Punch发表了一则关于这只河马的故事，给它取名“威廉”。同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了这则故事，“威廉”由此得名，它后来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吉祥物。

丹铎神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这座小神庙主要为供奉女神伊西斯修建，女神身边还有佩德西和皮霍尔，当地一位努比亚统治者被神化的儿子。神庙底部刻有纸莎草和莲花团，大门上方刻有太阳团，两侧是天空之神荷鲁斯张开的翅膀，外墙上雕刻着国王向手持权杖和象征生命的安卡的神灵供奉的场景。在神庙的第一间，刻有表现法老向众神祈祷献祭的浮雕。此处的国王是罗马皇帝恺撒·奥古斯都——当时埃及的统治者，奥古斯都建造了许多埃及风格的神庙用来供奉埃及神灵。1963年，埃及政府为了感谢博物馆在抢救纳赛尔湖文物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将整座神庙送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