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花瓷为何会在伊朗流行？

3　中国的青花瓷为何会在伊朗流行？

纳德利土丘出土的青花陶片

前面讲到，在土丘外围是一片8米厚的沉积层。在这个沉积层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伊斯兰时期的灰坑。灰坑是考古学上的术语，指人们为了某种目的在地面上挖的坑。我们发现的这个坑有点特别，口小底大，像一个麻袋，底径近3米，深近2.5米。我们取了里面的骨头做了测年，在18至19世纪。伊朗领队说，这个灰坑可能是过去的茅坑。他说过去老百姓多在后院挖个深坑，口小底大，当作厕所，一次可以用很长时间。但是这个灰坑不像茅坑，因为底部特意铺了石灰面，并且从中发现了不少木炭、陶片、兽骨、伊朗釉陶和青花陶片。这些青花陶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们大部分是碎片，一些可以看出形状，有盘和碗。我们看到，其中有些是黄胎，有些是白胎，但是表面施蓝色花纹和透明釉。青花陶器在伊斯兰世界属于高档的奢侈品，所以一般的残破他们会补一补。因为当地盛产黄金这些贵金属，会用黄金或其他材料补上缺口，或者加以修饰，继续使用。当然像这种破碎程度就没法修了，只好抛弃。刚看到时，我们觉得它们都是中国产品，因为形状和花纹都像中国青花瓷；但仔细看以后，发现它们不是中国产品，而是仿烧品，因为花纹简单且模糊，显然是仿烧的。

青花瓷是我国8世纪，也就是唐朝晚期创烧的瓷器。在巩县黄冶窑发现了唐青花瓷，在黑石号沉船上也发现了唐青花瓷，阿拉伯帝国（750—1258）曾出现仿唐青花的青花陶器。可惜唐青花瓷没有发展起来，到宋代，青花瓷开始衰落，阿拉伯帝国也停烧了青花陶器。到了元代我国才重新开始烧造青花瓷。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开始烧造卵白瓷，1324年后开始烧造青花瓷，进入明朝后繁荣起来。

1 袋状坑出土的青花陶片
2 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代青花瓷
3 袋状坑示意图

元青花似乎不是唐青花的再生，而是一种新产品。和唐青花一样，元青花出现后很快就受到了中东国家的欢迎。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重要的收藏地，一个是伊朗的阿达比尔陵寺，收藏了37件元青花。阿达比尔陵寺位于里海西南岸，是一座集陵墓和清真寺为一体的建筑群，伊朗萨法维（1501—1722）王族修建。后来萨法维王朝的阿拔斯大帝（1587—1629）在该陵寺修建了一个专门收藏中国瓷器的中国屋，波斯语叫Chini-khana，Chini是中国，而khana就是房屋，所以叫作“中国屋”。他将自己收藏的1162件瓷器放在了这里，这些瓷器大部分是明代的，但有一部分是元代的。另一个重要的收藏地是土耳其的托布卡普·赛拉伊博物馆，那里收藏了1051件元、明、清瓷器。其中元青花有40件，但大部分是奥斯曼帝国从大不里士、叙利亚和埃及掠夺来的。

这里要着重说一下阿达比尔陵寺收藏的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国学者虽然知晓，但研究的少。一位名为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的美国汉学家做过专门的研究，讨论了它们的由来。阿达比尔位于里海西岸，是大不里士到里海的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城市。后来萨法维王族在这里兴起，为祖先修了陵墓，使之成为宗教中心。再后来萨法维建立了王朝，统一了从伊拉克的巴格达到阿富汗的赫拉特的庞大区域，定都大不里士。随着萨法维王族势力的增长，阿达比尔陵寺规模也逐渐扩大，在陵墓周围修建了清真寺、图书馆和“中国屋”，也就是Chini-khana。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屋”是哪年修建的，但是学者们推测它是阿拔斯大帝修建的。阿拔斯大帝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从中国招募了300名窑工，为他仿制中国瓷器。1611年，阿拔斯大帝把他收藏的1162件瓷器放在了“中国屋”里。这些瓷器一件件放在内墙上高低错落的格子里，蔚为壮观。因为地震，遭到过一些破坏，现在还剩下805件。为了安全起见，这些瓷器在1935年转移到了德黑兰和伊斯法罕。其中除了37件元青花，其余都是明代瓷器，大多数为青花瓷，但还有白瓷、五彩瓷和青瓷。在明代瓷器中，部分带有成化、弘治和正德年号，说明他们不全是外销瓷，其中一部分是明代的官窑产品。除了这些年款，大部分瓷器还有阿拔斯大帝让人刻的题记，意思是他把瓷器捐给阿达比尔陵寺。除了这些题记，一些瓷器上还有私人题记，由此可知，其中一些瓷器原为阿拔斯大帝的将军和宠臣的藏品，后来他们献给了阿拔斯大帝，阿拔斯大帝又捐给了阿达比尔陵寺。

阿达比尔陵寺“中国屋”及其穹顶

书写有阿拉伯文“感谢真主恩德”铭文的明正德青花大盘

上文所言的题记都是用针刻的，但是在一件14世纪大盘的盘沿釉下出现了蓝色题记，是用波斯文写的。这种题记见于正德年间的许多瓷器。现在我们知道，在明代的中国，波斯文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这些题记显然是窑工在上釉之前写上去的，而不是烧完以后刻上去的。可惜的是，写这些题记的可能是中国人，他们不熟悉波斯文的书写方式，所以现在的人们读不懂。在现存伊斯法罕的一件弘治款白瓷碗上，出现了印度莫卧儿王朝一位皇帝的题记。这位皇帝与阿拔斯大帝互相敬重，经常互赠礼物和书信往来。信中提到了马匹、红宝石等贵重礼物，虽然没有提到瓷器，但他们也有可能互赠了中国的瓷器。

蒙古帝国：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

唐朝烧的青花不多，规模很小，产品也不多，然而确实流到了阿拉伯世界。到了宋代就衰落了，虽然没有完全停烧，但现在发现的宋代青花很少。元代复烧，元青花跟唐青花的风格已然太不一样了。所以这不像是恢复，而是再创造、再发明。蒙古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包含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甚至印度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帝国中，虽然会有分裂、独立（像伊尔汗国是半独立状态），但整个大帝国内部的贸易非常发达，商人也很容易走动。元代是一个人口流动、商品流通非常繁荣的时期。有很多中国人来到了伊朗，伊朗也有很多人来到了中国。物质产品也是这样子。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中亚、部分南亚、伊朗和俄罗斯，建立了跨越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后来蒙古人在伊朗建立了伊尔汗国（1260—1335），开创者就是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与元朝形成了藩属关系，经常派遣使臣，接受元朝的册封、官阶、天文历法和货币制度。在忽必烈进攻南宋时，伊尔汗国派了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协助。后来伊尔汗国的合赞可汗和完都可汗（1295—1316）的宰相拉希德丁编了一部《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的医学成就。伊尔汗国还曾经引进一批中国的纺织工人。

伊尔汗国有座都城叫苏尔坦尼耶（Soltaniyeh）。它位于伊朗中部的赞詹省，规模不大，300米长，200米宽，城墙周围有16个圆柱形塔楼，原来有10万人口。现在城堡已经成为废墟，只有一座巨大的穹隆顶建筑还矗立在地面上。这座建筑呈八角形，内径25米，高48米。表面为红砖，内壁用彩色壁砖镶嵌着华丽的文字和花纹。在城堡附近有一座达什卡什（Daskash）石窟。这座石窟原来是个采石场，采下的石头用来修建苏尔坦尼耶城堡。在那里还可以看到很多切割好的方石没有运走，还有雕刻好的柱头和龛顶。第一代可汗旭烈兀利用采石场的崖壁来修建佛寺，但是没有完工就去世了。第二代可汗合赞改宗伊斯兰教，下令摧毁了佛寺。但是壁面上还有立佛的痕迹，类似于龙门石窟的奉先寺；两壁还有巨大的中国龙浮雕，再往外的两壁上还有小龛。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和伊朗的文化联系在元朝非常密切。

苏尔坦尼耶清真寺

苏尔坦尼耶清真寺内部装饰

青花瓷贸易与丝绸之路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早年的青花瓷是为了满足伊斯兰世界的需求而生产，从器型到花纹都贴近他们的审美，后来逐渐本地化，中国本土市场也起来了。到了明代，青花瓷逐渐繁荣，一部分满足自己的需要，一部分继续出口。所以，这里有两个概念：外销瓷是为伊斯兰世界，为了满足那个地方的市场而生产，器型、花纹都符合他们的口味和审美需求；宫廷用瓷是供宫廷、朝廷用的，在元朝和明朝都有专门为宫廷烧的宫廷用瓷。到了明朝，这些瓷器上有了年号，比如成化、正德等，它们自然是当时质量最高的，要比外销瓷高。过去有人认为，伊朗的伊斯兰瓷器都是中国的外销瓷，实际上不是，阿达比尔陵寺里有一些带年号的瓷器，可能是明朝皇帝送给伊朗王朝的礼物。明朝跟萨法维王朝有来往，曾互派使者，也曾互赠礼物，所以就有一些明朝的宫廷用瓷到了伊朗。

元明时期，我国的青花瓷很受中东国家欢迎。中东国家的釉陶非常发达，当地的绿松石和青金石丰富，可以用来生产绿釉陶与蓝釉陶，但他们那里缺少瓷石，高岭土也不多，无法烧制瓷器，所以我国的瓷器在中东国家大行其道。那么这些瓷器是怎样到达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呢？这里我们要谈谈丝绸之路了。实际上，丝绸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海上的，一条是陆上的。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发达起来。元代既有民营的海外贸易，也有官营的海外贸易，也就是“官本船”贸易。1320年，元朝一度禁止海外贸易，官本船贸易随之终止，但是民营的海外贸易恢复。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曾两次乘坐满载元青花和其他商品的商船前往印度洋。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在印度西海岸看到过13艘中国商船。

关于陆上丝绸之路，过去多以为明代以后就衰落了，但事实可能不是如此。根据外国的文献记载，1403—1406年，一位西班牙使者来到中亚的撒马尔罕，当时帖木儿汗准备攻打中国，但不久他就去世了，计划没有实现。在这位西班牙使者到来之前，一支800匹骆驼组成的商队从中国来到这里，他打听到从中国的首都到撒马尔罕需要6个月。1419—1422年，帖木儿汗的儿子前往中国。在他出发之前，从中国来了一批使者，带来了锦缎和瓷器。这位王子从阿富汗的赫拉特出发，经巴尔赫和撒马尔罕、塔什干、吐鲁番、哈密、张掖、西安，到北京，花了1年又10天。

在伊朗，考古学家们在几个遗址都发现了中国瓷器。2016年，一位伊朗考古学家来南京大学参加我们主办的丝绸之路会议，介绍了在伊朗南部，离霍尔木兹海峡不远的一座古代城址吉罗夫特（Jiroft）出土的中国瓷器。里面有很多南宋龙泉窑的产品，还有一些看上去是当地仿烧的产品。显然这座城址曾经是一个贸易中心，海路来的中国瓷器经过这里销往伊朗内地。更早以前，在伊朗东部的尼沙布尔，考古学家发现了唐宋时期的越瓷、邢瓷、长沙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现在看来，伊朗从中国进口瓷器有很长的历史，从唐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仿制青花瓷

由于中国瓷器在伊斯兰世界广受欢迎，仿制品也就出现了。唐青花瓷一出现，阿拉伯帝国很快就生产了青花陶器。当时他们还仿烧中国的白瓷，但没有瓷土，就在铅釉中加锡，烧成后就是很像白瓷的白釉陶。他们很少烧制纯白色陶器，而是在白地上用钴料绘青花。12世纪，伊斯兰世界的陶工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是用石英粉末、白色黏土和草木灰合成的，在高温下，可以烧成坚固、轻薄的白胎，与我国的白瓷接近。有了这种白胎，他们可以生产釉下蓝彩和蓝黑彩，很像我们的青花瓷。

仿烧的技术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青花瓷主要是外销瓷。元青花里有一种大盘，中国人是不怎么用的，完全是为了满足外国人的需要。波斯人喜欢外出，离开城市，到大自然野餐。他们会铺开一个桌布，拿着大壶喝茶，把食物摆在大盘子里。有的器物是为中国生产的，但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做了大号，烧得更大一些，盘子更大一些，壶也更大一些。这是一种器型上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花纹上的影响，有一些伊斯兰世界的花纹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器物上，像我们熟悉的缠枝纹，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

还有一点是使用苏麻离青这种青花颜料。青花颜料最早来自伊朗，在伊朗卡尚（Kashan）附近的一座山里面就产这种钴料，当地用这种钴料来生产釉陶。我们中国古代文献里提到的苏麻离青可能就来自卡尚附近的矿山。中国的古陶瓷学家李辉炳先生去那里看过，还采集了矿样品，带回来做分析。他想把矿石的成分跟我们青花瓷的成分做对比，看青花瓷用的原料是不是就来自那个钴矿。后来中国用本地产的一些颜料，但中国的钴料含锰较高，颜色发黑，这是明朝以后的事了。

所以从器型、花纹、原料三个方面，仿制青花瓷反过来影响我们中国的瓷器。这个影响在元代有，明代也有，总有一个市场与产地之间的互动。

这几年在伊朗的发掘过程中，我们会参观一些博物馆，在博物馆看到了很多中国瓷器的收藏，遗址里也发现了很多中国瓷器，直观感受到中国瓷器贸易从唐朝以后就很发达，这可能与中国瓷器的优越性有关：它有很好的特性，又轻又薄又白，很好看；渗水率很低，得益于我们国家盛产的高岭土。高岭土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但伊斯兰世界很少。有了高岭土才能烧造优质的白瓷，有了白瓷后就可以烧青花，还有五彩、斗彩等。

1 伊斯兰青花陶碗
2 明成化青花团花纹卧足碗及款识，这类团花纹又被称为回回花纹，是源于西亚的纹饰
3 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花浇，此类器型源于西亚金属器型

4 中国、日本所用钴料中铁和锰的含量
5 中东陶瓷所用钴料中铁和锰的含量

19世纪，俄罗斯、德国、英国出现了很多仿烧中国青花瓷的公司，一开始是仿烧，后来他们就发展了有自己特色的瓷器，这些瓷器也销到伊朗。伊朗有一个恺加王朝时期的宫殿叫戈勒斯坦，在现在的德黑兰，里面发现有很多俄罗斯、英国、德国烧造的瓷器，还有日本烧造的瓷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瓷器就是很受欢迎的东西。(https://www.daowen.com)

当元青花远销到伊斯兰世界后，各地的陶工立即仿制。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最早的仿制品发现于叙利亚哈马城址（Hama）。这座城址于1400年废弃，在最后的地层里出土了中国青瓷、德化窑白瓷、青花瓷。到了15世纪，埃及、伊朗和奥斯曼土耳其也先后加入到仿制的行列。其中土耳其的仿元、明青花瓷的产品最为有名。明末清初，中国因为战乱，瓷器生产和出口锐减，但是国际市场的需求没有减少，伊朗陶工就用自己的仿制品替代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印度和南非。

我们发掘出土的仿制品是何时仿烧的，现在还不知道，后面还要做些测年工作。现在只知道它们是在18、19世纪之交埋入灰坑的。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欢迎大家跟踪我们的进展。

发现史

伊朗的考古史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7至19世纪为早期探索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垄断了在伊朗的考古工作；伊斯兰革命前是伊朗考古学的国际化时代；伊斯兰革命至今是一个新阶段。

西方文艺复兴后，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探险家们追随希罗多德《历史》的文字描述，纷纷来到今天的法尔斯省，一睹波斯波利斯宫殿及居鲁士和大流士陵寝的真容。许多人也借此机会将多种楔形文字的拓片带回欧洲解读，其中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对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的成功破译刺激了19世纪后半叶近东考古和伊朗考古的兴盛。

1884年，为了验证贝希斯敦铭文的记载，法国人迪厄拉富瓦（Marcel-Auguste Dieulafoy）在恺加王朝国王纳赛尔丁·沙的支持下，于苏萨开启了系统的考古发掘。

1900年，继任的国王穆扎法尔丁签署了法国垄断伊朗考古发掘的协议。自此直到1925年，法国人除了发掘苏萨古城，还在伊朗全境做了考古调查和试掘。

1925年，礼萨汗推翻恺加王朝的统治，成立巴列维王朝，法国人对伊朗考古的垄断告一段落。礼萨汗在全国推行西化政策，英国、美国、德国也借此机会进入伊朗开展考古发掘，开启了伊朗考古的国际化时代。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终止了所有合作发掘项目，但在之后20年的时间里逐渐恢复了国际合作。

波斯帝国史的重建是伊朗考古学的中心，因而大量的研究经费和技术力量都会投入到伊朗的西南地区，即波斯帝国的核心区。

对伊朗东北部的关注始于19世纪末。1844年，俄国人博德（Clement de Bode）记录了今天戈尔甘市附近意外发现的阿斯特拉巴德宝藏（Asterabad Treasury），随后一系列围绕着宝藏的发掘工作在戈尔甘平原展开。

伊朗东北部的第一次考古调查与发掘热潮始于20世纪30年代。作为斯文赫定（Sven Heidin）亚洲腹地科考的一部分，瑞典人阿尔内（Ture Arne）在1935年发掘了戈尔甘市西北侧的沙赫遗址（Shah Tepe），同时还调查了厄尔布尔士山以北、里海东南岸以东的188座土丘遗址，这是伊朗东北部的第一份土丘调查报告。

伴随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学者在60年代又重新回到了这些经典遗址进行工作。1960—1975年，法国考古学家德沙耶（Jean Deshayes）在图仁格土丘（Tureng Tepe）先后发掘了11次。

中国与伊朗的交流由来甚早，但真正意义上的伊朗学研究，中国还是要晚于西方。

夏鼐1977年在德黑兰出席伊朗考古年会时曾以在中国出土的萨珊文物为例，论证中伊两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交流。

魏杞文在1979年介绍过一些伊朗史前考古研究的情况。

直到2015年在伊朗东北部开启中伊联合考古调查，才终于补上了伊朗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缺位，翻开了中国在伊朗考古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