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大月氏不爱打仗、喜经商？

3　为什么古代大月氏不爱打仗、喜经商？

农牧关系的三种模式

《史记》《汉书》记载，匈奴老上单于在位时，月氏人被匈奴突袭，公元前174—前160年，月氏人迁到了伊犁河流域，迫使原本生活在此地的塞人南迁。按照《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时，月氏人已西迁到阿姆河流域，有“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就是说有一二十万的男性青壮年，按照正常的性别和老幼比例推算，大致应有50万以上的总人口。可知在未西迁前，人口应该更多，因为还包括小月氏。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古代游牧人群，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王，它的军队组织方式和农业国家很不一样。

古代农业国家可以维持一个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规模较大的职业军队，但游牧经济没有农业经济那么稳定，无法维持常备军，因而其军事组织采用全民皆兵的方式，作战时所有男性青壮年都加入军队，不作战时就回去放牧。即使为了保卫最高统治者，也只是保留人数不多的亲军卫队。这样的组织方式使得游牧人之间作战时，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往往胜利，因为进攻方兵力突然集中起来，被进攻方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兵力分散在几百上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进攻方往往直捣王庭，几万人的兵力很容易拿下人数不多的亲军卫队。草原地带上游牧人群之间的战争，往往是这样。

游牧经济的脆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受环境、气候的影响更大。假如一个牧民有200头羊，已经算得上很富有，但在某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他的羊全部冻死了，他就变成了彻底的穷光蛋，因为羊群的恢复需要很多年。而同样的灾害发生在农业经济中，只是今年没有收成，明年有了，一年便可以缓过来。第二，游牧经济不能自给自足。游牧人不是一年四季都吃肉，春季牛羊产崽，一直到夏季牛羊长肥前，他们不会轻易宰杀、吃肉，这段时间就要喝奶、吃粮食。粮食从哪里来？游牧人自己不会生产，就要从农业人群那儿换。一直到夏末初秋的时候，牛羊养肥了，他们会把大部分肉羊杀掉，自己吃一些，再风干一部分保存，还要拿肉、皮毛去和农业人群交换粮食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举例而言，游牧人不会制作陶器，不光是没有技术，还缺乏原料。在游牧人群生活的草原地带，土壤的堆积很薄，几乎找不到黏土堆积，所以缺乏黏土原料，游牧人群无法制作陶器，只能跟农业人群交换获得。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有天生的需求和依赖；反过来，农业经济不那么需要游牧经济，相对可以独立。

获取粮食、生产生活用品的方式可以是和平交换，但也可能是一种暴力的、抢劫的方式。黄河流域以北的蒙古草原游牧人群，对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采用暴力、抢劫的方式居多，这与草原整合内部势力，形成帝国的过程有关。

而月氏和巴克特里亚人的相处方式显得很独特。巴克特里亚区域在西方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千城之国”，它的位置在天山最西端的南侧，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的北侧，帕米尔高原的西侧。这里有著名的阿姆河，阿姆河的南北两岸，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巴克特里亚处在西亚的两河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之间，特别是阿姆河以南的阿富汗北部区域，承担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通道角色，这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确知。

希腊化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在后期遇到了很大困难，它要抵御西方的塞琉古王朝和后来兴起的帕提亚（中国文献中的“安息”，在今伊朗、土库曼斯坦一带）的不断进攻；同时，它要向东边的印度河流域发展，不断在印度河流域发动战争，所以可说是战争连年。在这种情况下，巴克特里亚的军队已经打疲、打怕了。当大月氏迁过来后与他们争夺生存空间，很快摧垮了巴克特里亚的中央政权。张骞出使西域时，巴克特里亚已经没有国王了，“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但还有都城蓝市城，说明王国被摧垮的时间不长。尽管如此，还有百万之众的老百姓，人口不少，他们就生活在阿姆河两岸阿富汗北部的平原地区，还包括阿姆河北岸、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流域、塔吉克斯坦的瓦赫什河流域，在河谷平原地区经营灌溉农业。

月氏人来了以后没有把这些人赶走，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月氏人在这些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地带的丘陵、草原上放牧，而平原地区生活着农业人群。这是一种农业人群、游牧人群在同一地理单元中交错分布的状况，大家离得很近。

所以这和中国北方草原与黄河流域的状况不一样，黄河流域是农业文明、农业人群，以北是游牧文明、游牧人群，既有南北对立，也有南北互动，有战也有和，如匈奴与汉王朝的关系。草原兴起的游牧帝国总要向黄河流域的农业国家发动进攻，这是由地理环境、游牧帝国的形成过程所决定的。像匈奴、蒙古那样强悍的游牧人群，动不动就发动战争，似乎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是如此。其实不是的，在新疆和中亚的农牧关系就不是这样，他们共存在同一地理单元，农业人群和游牧人群离得很近，如果天天打仗的话，谁也没法生活下去。在相距较近、交错分布的状况下，和平共处、和平交换、互通有无才是最佳选择。当然也不是说这些地区没有战争，战争往往是外来人群带来的。

关于农牧关系，刚才说到了东亚模式、中亚模式，其实还有一种以欧洲为主体的模式：同一人群的内部分工。我们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看到的是中亚模式，月氏人来了以后，这样的模式仍然存在。其实月氏人在西迁到这儿以前，在他们的老家东天山地区就是这样的。从考古发现来看，月氏人，包括在天山南北两麓、天山以北草原地带生活的游牧人群，和天山以南哈密盆地的农业人群关系很密切，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关系。

东天山地区处在东西南北商贸交通要道上，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月氏人也做玉石生意，把和田玉倒卖给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人。所以在农牧关系中，要么是互通有无、和平交换，要么是暴力抢劫，不可能一边抢一边做生意，月氏人选择了做生意，这和匈奴人不一样。正因为他们是这样一种处理农牧关系的方式，在被匈奴人打败后，他们经商的脑子便认为再打下去划不着，一直在避战，避到了巴克特里亚。所以当张骞出使西域找到月氏，动员他们同匈奴作战的时候，月氏人不愿意打。即使他们的王被杀掉了，也不想复仇。这是他们长期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性格决定的，并不是偶然。

这样的民族性格使得月氏人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后，对原有居民实行间接统治，而不是直接统治——希腊巴克特里亚，即中国文献中称为“大夏”的政权没有了，分成了若干小国，小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承认宗主国大月氏对他们的统治，自己是附属国，但还是继续务农种粮，各干各的。

这些城邦小国有自己独立的政权，还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权。根据《汉书》记载，巴克特里亚后来分成的小国有五翕侯。翕侯的名称首先来源于匈奴，在汉代文献记载中，北方草原地区族群，包括匈奴、乌孙、康居内，王以下的高级首领会有“翕侯”的名号。而大月氏人作为游牧人群，把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农业城邦小国首领封为翕侯，有休密翕侯、双靡翕侯、贵霜翕侯、肸顿翕侯、高附翕侯。根据20世纪90年代在敦煌和安西（今瓜州）中间的悬泉置遗址所出的汉简，有十几处记载了大月氏的使节来访问汉王朝，或者访问完回去，其中就有双靡翕侯和休密翕侯的使节。这说明在大月氏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的城邦小国还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权，可以派使节到长安去，且这个权利得到了大月氏和汉王朝的认可。这就是大月氏统治巴克特里亚、大夏诸城邦小国的情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直接统治。

贵霜王朝是月氏人建立的吗？

这里又有个公案。我们都知道，后来从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到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叫贵霜帝国。我们的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上都写到，月氏人建立了贵霜帝国。这样的说法存在问题。首先，贵霜帝国的前身是大月氏统治下的大夏（巴克特里亚），《汉书》记载，巴克特里亚五翕侯中有一个贵霜翕侯。但到了《后汉书》的时候直接把大夏与大月氏混为一谈了，说贵霜翕侯攻灭了其他四个翕侯，建立了统一的贵霜王朝，“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这是把贵霜翕侯认作了大月氏的五翕侯之一。

所以自《后汉书》作者范晔开始便有这样一种误解，范晔除了信息来源不畅通外，还有一个情感包袱：张骞出使西域访问大月氏载入了《史记》，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便对大月氏产生了一种奇特情感。范晔在《后汉书》中讲得很清楚，他说贵霜王朝建立后，“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只有汉人不叫贵霜，还念念不忘大月氏，非要把贵霜当作大月氏。

但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大月氏与贵霜在许多重要方面迥异，表明不是同一人群。贵霜翕侯在大月氏统治下是农业小国，基本可以确定，贵霜王朝前的贵霜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汉河流域，而月氏人在苏尔汉河流域的周边山前地带。约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人建立了贵霜王朝。所以贵霜人和月氏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群，月氏人是从东方，从中国西迁过去的游牧人群，贵霜人是波斯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统治期遗留下来的本土农业人群。建立贵霜王朝的并不是月氏人，而是贵霜人。由于月氏人是统治人群，我们便有很多学者把月氏想得和匈奴一样善战，实际上是巴克特里亚当时处于连年战争状态，月氏人在他们比较疲惫的时候打败了他们，并不是月氏人战斗力有多强。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宽松的间接统治，这些城邦小国休养生息，慢慢又羽翼丰满了，便可以推翻月氏人的统治。这个过程文献没有记载，是我们分析推导出来的。

月氏考古新目标

我们发现了月氏，后来又发现了贵霜，目前的工作重点便有两个：第一，要证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游牧遗存，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东天山地区的游牧遗存来自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人群，即月氏。第二，要证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初，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是不同的两个人群，分别是月氏人和贵霜人，而贵霜王朝是贵霜人建立的。这便要推翻国际学界已有的“月氏人建立贵霜王朝”的结论，需要相当完善的证据链条，很有难度。

一百多年来，欧美（如俄罗斯）和日本学者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从青铜时代到波斯、希腊和贵霜时期的古城遗址，但同时期的墓葬却很少发现。我们这次发现、发掘的贵霜墓葬是一百多年来的第一次，也带出了一些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在农业文化分布的区域，陶器通常会被考古研究作为区分和确认不同考古学文化、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典型器物，因为古代农业人群普遍制作并大量使用陶器。我们在游牧人的墓葬中发现的陶器与农业人群使用的陶器是一样的，道理很简单，游牧人群的陶器是农业人群生产的，通过交换得来，且都是实用器。可是当我们发掘了同时期农业人群贵霜人的墓葬之后，发现墓葬形式、埋葬方式都与农业人群不一样，随葬陶器器型普遍偏小且多无使用痕迹，具有明显的明器化特征，不是实用器。

我们的惯性思维认为，如果随葬陶器跟日常实用陶器一样，说明它们归属于相同的人群；实际上不对，不一样才能说明它们来自同一人群，且很大可能是陶器生产人群，因为只有生产者才能对明器与实用器区分使用、分别选择。这说明了考古学的物质文化与人群的关系问题，就像我是穿着西装的中国人，古代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同人群可能留下相同或相似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在这种农牧交错分布的区域中。

我们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产生了新的认识，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完善证据链条，力求使新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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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日］小谷仲男著，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

◎《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塞种史研究》，余太山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

◎《史记·大宛列传》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