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扫欧亚大陆的匈奴留下的历史印迹

1　横扫欧亚大陆的匈奴留下的历史印迹

我本人从事中蒙合作考古多年，算到今年已经将近17年了。从事匈奴文明的专门考古研究工作，是从2014年挖掘匈奴的和日门塔拉三连城一直到现在。匈奴人在蒙古高原活跃了300余年。它在蒙古高原究竟留下了哪些重要的考古遗迹，它的历史如何，社会经济形态如何，一直是人们猜测和探寻的重要课题。下面我将就古代匈奴族的历史做一个简单描述。

匈奴人与中原王朝

匈奴人最早见诸中国史书，以三部史书最为著名。第一部是《史记》，《史记·匈奴列传》里对匈奴的具体情况有过相应介绍；第二部是《汉书·匈奴传》，对匈奴有关的历史也做了叙述；第三部是南朝范晔撰写的《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这三部史学巨著对匈奴的历史，特别是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过具体的描述。

关于匈奴人的起源，《史记·匈奴列传》的开篇说得很清楚，它直接将匈奴人归结为“夏后氏之苗裔”，实际上是指出了匈奴族和中原民族之间的关系。匈奴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史书中记载的獯鬻、猃狁、狄等北方游牧民族，究竟来源于哪一个，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定论，但至少从大方向上讲，它应当是和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这些活跃的北方游牧民族有直接关系。

匈奴人在秦汉时期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对中原王朝造成了很大威胁。他们经常南下侵扰秦汉王朝的边境，有时劫掠中原地区的财富，导致二者发生了对抗，甚至是战争；当然，也会有友好往来的一面。

汉王朝对匈奴一开始采取和亲政策，后来随着汉王朝实力的强大，他们感觉自己有能力击退匈奴人的侵扰。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发动了一系列攻伐匈奴人的战争，历史上有很多秦汉大将北击匈奴的记载，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蒙恬、卫青、霍去病、窦宪等。这些著名的军事将领，曾经率领军队对盘踞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进行反击，甚至一度打到匈奴人的腹地——政治中心单于庭，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龙城。

匈奴人之所以和汉王朝有这一系列和亲或者是攻伐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形态和中原秦汉王朝的经济形态不一致，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冲突。匈奴人生活在蒙古高原，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是草原，特别是在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区域，自古以来就是草甸草原。在草原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匈奴人，自然是以畜牧、放牧为主。根据史书记载，这种经济形态最显著的特点是居无常处、逐水草迁徙，其弱点是物质资源及日常生活用品短缺。游牧经济的本质是顺应自然，从大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而农耕经济要主动地开发自然来获取生产资料，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形态，导致匈奴人和中原的汉王朝在生活方式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势必会引起一些群体之间的冲突。比如说，北方草原地区干燥、寒冷，容易发生干旱、雪灾等自然灾害，匈奴人蓄养的牛羊有时会大批死掉，造成生活资料的丧失。他们失去这些生活资料后，势必觊觎物产丰富的中原地区，这就导致了匈奴人每逢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就会南下和中原王朝发生激烈冲突。

自匈奴人强大后，和中原秦汉王朝的冲突不断加剧，而且一次比一次剧烈。最典型的一次是汉高祖时期（公元前201），匈奴人曾南下，把汉高祖刘邦围在白登（山西大同地区）。汉王朝当时受制于匈奴人的武力，曾采取和亲政策；后来随着汉朝国力、武力的增强，开始对北边的匈奴人进行反击，并一举消除了北部边疆隐患。这便是匈奴人和汉朝的关系。

匈奴人的政治形态与文明特征

匈奴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居无常处，导致其社会政治形态、经济结构都有相应的特点。居无常处的生活，使它形成了一种部落联盟式的集合体，这种部落联盟需要非常强大的政治中心来进行统治。所以匈奴的政治形态就是以单于为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

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的势力非常强大，由于他们的生活游动性比较强，必须实行一种有效的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因此就产生了左贤王、右贤王、南单于、北单于等部落首领。这种左右翼制和前中后的行政管理模式对后来影响较大。比如清代内蒙古地区曾经有很多左旗、右旗、前旗、后旗、中旗的行政建置。而左右前后的行政区划分，最早来源于匈奴时期的左右翼制，这是古代游牧民族行政管理和区划的一个重要特点。

匈奴人以单于为最高统治首领的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势必会导致单于之间发生分裂与矛盾。围绕着单于王权，也曾发生过一些单于之间的王位争夺战争。(https://www.daowen.com)

在单于里，冒顿单于、老上单于是地位最高、势力最强的，是最高部落首领。他们的统治方式是将自己的封地，或是能够远距离控制的区域，再进行分封，或委托其他单于来管理。实际上这就存在着大单于和小单于的关系。如左贤王、右贤王是大单于给的封号，而他们也是“左边的单于”“右边的单于”，这是左右翼制的基本管理模式。

匈奴人在经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游动，城市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身份地位或是王权；不像中原农耕文明中的城市供人们居住，构成了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形态。而游动也使“保护自然”“利用自然”的观念深深嵌入游牧文明的核心。匈奴人建立汗国以后，便把中国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文明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并将这种游牧的经济形态固化下来，这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从秦朝到东汉，强大的匈奴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丰厚的印迹，这些历史印迹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今天能否看到匈奴人活动留下来的文物遗迹，这是全世界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孜孜不倦探寻着的重大课题。

鄂尔多斯青铜器与东西文化交流

我们在漠南蒙古草原一带，发现了一些和匈奴人有直接关系的遗物，以带有“野兽”题材的鄂尔多斯青铜牌饰为代表。牌饰是衣服上或其他物品上的装饰物，还会装饰青铜短剑、铜刀等兵器，马衔、马镳等马具。这些牌饰与阿尔泰山北麓地区的斯基泰文化有一定关系，我们通称的“野兽风”，实际上都和阿尔泰地区的早期考古学文化有直接关联。

所谓“野兽风”，指的是牌饰上的纹样、造型，基本来源于草原地区上的凶猛野兽，比如虎、豹、鹰，还有虎吃羊等内容，反映了草原上的弱肉强食。除了猛兽以外，像生活中常见的大角鹿、北山羊、羊马等其他动物也会成为牌饰图案。我们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很多有这样题材内容的青铜牌饰，学术界统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20世纪70年代在鄂尔多斯市阿鲁柴登发现的著名鹰顶金冠饰也是“野兽风”式样的金器。鹰顶金冠饰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帽圈两部分组成，鹰的造型非常生动、细腻，鹰颈至鹰嘴是绿松石做的，鹰的下面架着两圈金子做的帽圈，帽圈从头至尾也有虎、盘角羊、马等形状的半浮雕，和冠顶的鹰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王冠形象。这样一种形象与阿尔泰地区斯基泰文化风格比较接近。通过与周围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匈奴文物的比较可以看出，他们风格一致，但是金冠饰的规格无疑是其中最高的。即便从目前整个北蒙古草原的发现来看，这件金冠饰也是等级最高的。因此，我们初步把它归为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的遗留物。

阿尔泰地区本身产金子，现在的蒙古语中“阿尔泰”就是金子的意思。此地金属冶炼非常发达，中国北方蒙古草原地区发现的这些金属牌饰和金属制品，其实都和阿尔泰地区的古文化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在阿尔泰地区找到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题材和冶炼技术的源头。因此鄂尔多斯青铜器直接反映了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真实状况，在早期匈奴时期，或是更早的春秋战国阶段，东西文化交流已初见端倪。

在同一个时空框架下的不同游牧部落，或不同游牧民族，彼此间肯定有互动的文化交流。而在时间演变的序列上，前匈奴阶段的匈奴人（“匈奴”的名号正式出现之前）当与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獯鬻、猃狁有直接关系；后匈奴阶段，匈奴受到汉王朝的沉重打击后，帝国开始解体。根据史书记载，匈奴的去向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南下归附汉朝，是为南匈奴，中国的史书中对匈奴附汉曾有过非常多的记载，如后来产生的民族拓跋鲜卑，大部分学者认为他们是匈奴人的后裔；一种是留在了本地蒙古高原，演变成后来其他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西迁到中亚和欧洲地区，著名的匈奴人首领阿提拉曾打到过欧洲地区，对东罗马帝国造成了很大威胁，古代欧洲人曾一度称之为“上帝之鞭”，以形容其对欧洲地区的巨大威慑。罗马帝国的衰败、分裂，和匈奴人的入侵、阿提拉的西进有直接关系。

学术界曾对流落到中亚和欧洲地区的这部分匈奴人的后来走向有诸多猜测，例如认为匈牙利人就是这部分匈奴人的后裔。我们内蒙古博物院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曾进行过馆际交流，他们谈到在匈牙利地区的一些古代墓葬中，发掘出了和蒙古草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相类似的遗存与遗物。所以我们双方一直在探讨西迁的匈奴人的遗物与原匈奴人的遗物有哪些共同点和差异性，探讨匈奴人在流动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产生了哪些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