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龙城”为何没有人的居住痕迹？

3　匈奴“龙城”为何没有人的居住痕迹？

“龙城”的确认

从2017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的考古发掘逐渐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三连城每座城址均由城墙、环壕、角台、门址，及城内建筑台基等组成。城址四墙居中各辟一门，墙体上不设马面。我们发现，城内五个建筑台基实际都是一个特定建筑的遗存，而中间的大型台基在三座城内基本呈方形。Ⅰ号城中间台基略呈长方形，大致为宽20米，长30米。Ⅱ号城中间台基40米见方，顶部叠收呈菱形结构，顶端边长是30米左右，通高近3米，整体看是菱柱体形式。顶部很平，有人类活动留下的层层踩踏面，在踩踏面上发现了重要遗物羊头。羊头摆放很齐整，四只羊腿分批次放在头的两侧，羊蹄和羊嘴的方向一致，平平整整地放在菱柱体台基顶端的踩踏面上。菱柱体四面边缘发现一周大型木柱柱洞，共有36个，底部大多用扁平石块作为柱础石，砌得很平整，木柱大多不存，仅个别保留有木头残块，柱洞与柱洞之间基本上是等距的。偶见木屑、火烧过的痕迹，或许和史书里面记载的“焚老上之龙庭”有直接关系。从这样的一种结构分布，我们可以推测它的建筑样式，应当是周围环有很多立柱、带有廊道的大型建筑。由此可以判断，这种规划整齐的建筑肯定具有特定功能。

结合在Ⅱ号城内建筑台基上发现的羊头骨，我们认为这个建筑的祭祀功能非常强。在现在蒙古国祭祀敖包的活动中也能看到摆成行的牛头、羊头，这是游牧民族祭祀的特点，用象征着财富的牛羊作牺牲。《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到了东汉时期，南匈奴仍保持这个习俗，《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岁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三岁祠”反映了匈奴人在春夏秋三个不同季节祭祀该城的情况，这或许和三连城有直接关系。而匈奴人每逢重大政治事件、重大祭祀节点时，经常会到“龙城”或是一些固定场所进行祭祀、议事、会盟。整齐划一的建筑形式，外加祭祀性遗物，再结合《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有关匈奴“龙城”“单于庭”的相关记载，我们初步判断，三连城或许是匈奴的政治中心，即史籍中所说的匈奴“龙城”所在。

有学者可能会反过来问，如何确定和日门塔拉三连城是匈奴时期的城？首先，和日门塔拉城址在形制方面与其他匈奴城址存在较多共性：近正方形的平面布局、低矮的墙体、不设马面等，与蒙古国东部克鲁伦河上游右岸地区的一些匈奴城址较为相像，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只有规模上的差异。此外，经过发掘，于Ⅰ号城建筑台基顶部发现一座打破该台基的晚期墓葬，该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弓形项饰与内蒙古中南部化德陈武沟、伊和淖尔墓群及大同南郊墓群墓葬发现的同类器相似，年代相当于北魏时期。我们还对墓葬内出土遗物进行了碳-14测年，年代范围在公元335到580年左右，属于北魏历史阶段。因此建筑台基的年代一定早于北魏时期，它自然就是秦汉时期的建筑遗迹。

1 Ⅱ号城址中心土台发掘区
2 Ⅱ号城址中心土台平、剖面图
3 Ⅱ号城址中心土台南侧小柱洞分布情况（东→西）
4 Ⅱ号城址中心土台柱洞（4幅）
5 Ⅱ号城址中心土台顶部出土的羊头和羊蹄
（图片由中蒙联合考古队提供，详见《考古》2020年第5期）

和日门塔拉Ⅰ号城址ⅠA-M1晚期墓葬

2014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在和日门塔拉Ⅰ号城建筑台基顶部正中略偏北发现了一座打破该台基的晚期墓葬。墓主人仰身直肢，双手交叠放在胯部，人骨保存完好，体长约170厘米。墓葬的出土遗物也比较丰富，包括陶器、金箔头饰、铜项饰、铜镯、铜指环、铜化妆具、皮革袋、丝织物、铁镞、骨弓弭等，墓主人右侧胸腹部位还随葬有羊椎骨，因此其文化属性和内涵也很丰富。

（图片由中蒙联合考古队提供，详见《考古》2020年第5期）

以上三种证据可证明和日门塔拉三连城遗址属于匈奴时期，再结合前文所述的地理环境、城市规模、出土遗物、建筑功能等，我们判断和日门塔拉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里记载的匈奴“单于庭”或者是“龙城”所在，是集礼仪、祭祀、议事、会盟等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场所。

几个城市连在一起，这种现象在蒙古高原有很多，应当和匈奴的游牧政治形态有直接关系：游牧民族不同部落之间会进行联盟，选其中势力最强的作为盟主，封地要区分不同档次的统治者。而三连城结构或许与左中右的行政建制和“左右翼”概念有这样的联系：居中的城市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两侧城市是左右翼统治者居住的城市，既能够保留各自的封地，又能形成联动集合的政治团体。这种联盟在利益趋向一致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合；一旦利益不一致就会很容易瓦解松散。那么这几个城聚在一起的城市建筑模式恰恰符合游牧社会的政治体制。

三连城中的人居住在哪儿？

我们在发掘的过程中也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和日门塔拉三连城除了这些大型的建筑台基以外，其他地方是否有人类居住的痕迹？我们也对城市遗址其他部分进行了局部的考古勘探和探查，发现除了城内这五座建筑台基外，大部分都是平平的空地。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是围绕着这五个建筑台基展开的。

根据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他们到现在居住的还是毡帐，乌孙公主曾经作诗，写道“穹庐为室兮旃为墙”，墙是用毡子做的，实际就是指现在的移动的蒙古包。这种移动性居住房屋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便于腾挪，符合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非常方便。同样，如果不同区域的民众为了举行仪式或参加特殊活动，全部聚集到这个城市中来，他们居住的房屋也应当是便于移动的，只是驻扎在城内。具有特殊功用的大型建筑是固定的，而人居住的房屋肯定是移动的。所以等城市的功能履行完毕后，聚集起来的人们又离开城市去到别处，或挪回原来生活的地方了，这些毡帐就撤走了，自然不会在城市遗址中留下居住的痕迹。

这就是北方草原地区所有城市遗存的共同特点，蒙古草原上的城市，固定式建筑相对较为稀疏，在城市内留有很多空旷地带，以供驻扎毡帐。同样，在其他草原地区发现的大型城市遗址当中也有这样的特点：城内除了有固定房屋的遗址外，每一个城市遗址中都有一块空地，空地上什么样的建筑遗迹都没有。比如在辽代契丹人建立的辽上京城市遗址中，它的皇城内有很大一块空地，实际上是供契丹的王公贵族驻扎毡帐的地方。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建的元上都，城市遗址的东关厢和一些特定范围内也有这样的空地，供蒙古贵族驻扎毡帐用。因此在蒙古草原上，特别是蒙古国境内发现的这些草原城市遗址，其居住性遗迹遗留较少，显得很空旷，且城垣低矮，不是高墙大瓦的建筑结构，和日门塔拉的城墙为1.5米到2米左右的壕堑式城墙。也就是说，草原城市的战争防御功能很弱，更多是礼制性城市。

发现史

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城址目前共发现有21座，分布于克鲁伦河、土拉河、鄂尔浑河、塔米尔河、翁金河等较大河流附近。蒙古国境内匈奴城址的考古发现，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蒙古学者在蒙古国东部克鲁伦河流域几座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匈奴时期的城址在蒙古高原都有所发现，以蒙古国东部克鲁伦河流域分布的匈奴城址最多，共发现有8座，另外在鄂尔浑河流域有4座，塔米尔河流域有4座，土拉河流域有2座，翁金河流域有3座。这些匈奴时期的城址普遍有一个形制特点，那就是城内空旷，建筑基址较少，城垣低矮。考古工作者也曾对一些典型城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蒙古高原匈奴城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特别是位于塔米尔河北岸的4处匈奴城址情况较为特殊，首先是面积较大，布局规整，经过严格的规划，如和日门塔拉三连城址，由东西相连的三座城址组成，三座城内大型建筑基址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外围小型建筑基址位置规模基本上相近，城垣面积也基本上一致。

另外，在蒙古国其他地区发现的匈奴城址当中，类似于三连城这样几个同一时期城址连接在一起的还有3处，其中以位于土拉河流域的乌兰赫日姆城址最为典型，是4个城址连接在一起的。其城址的整体形状及城内建筑的形制结构，反映了这些城市群作为匈奴政治中心的内在关联性，由此说明了匈奴政权的组成形式既是联合也是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特点。

但也有一些城市遗址形制不尽相同，在城内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建筑基址和一些生活设施。如近年发现的哈日嘎尼都尔沃勒金城址距和日门塔拉城址不远，是目前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较大的单体匈奴城址。该城由内外两重城墙组成“回”字形结构，城内建有人工水池，出土了“天子单于与天无极千万岁”“主寿臣忠”等文字瓦当。从地理位置、城址规模、建筑布局及出土遗物上推断，该城也是一处匈奴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从出土建筑构件瓦当上的汉字铭文上看，当时匈奴王庭与汉王朝的关系应当是非常密切的，汉朝的礼制文化已经对匈奴社会以及单于阶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鄂尔多斯青铜器

马首刀刀柄
商，蒙古国西北部地区，残长4.3cm，马长4.5cm，马宽2.2cm。刀柄柄首铸圆雕伫立状马，马鬃饰短线纹和折线纹。马吻与柄相连形成环扣。刀柄中间饰双折线纹，两侧饰联珠纹。

山羊磨刀石
西周，通长23.5cm，羊长6.5cm，羊高5.6cm。山羊昂首前视，立耳圆眼，羊角向后弯曲，颚下有胡须。颈部细长，前半身俯卧，中空，内插石质圆柱状磨刀石，由铜环连接固定。

卷曲豹形饰
西周—春秋，长5cm，宽4cm。豹弓身盘卷呈圆形，首尾相连，豹头侧扭双目正视，爪和尾端成圆环状。外周饰有一圈联珠纹，背面有桥纽。

三鹿纹环链带钩
春秋，陕西省陕北地区，通长18.5cm，鹿长6.9cm，鹿宽2.8cm。钩身主体为一只成年鹿屈膝而卧，鹿的眼、嘴为圆环状镂孔，头顶有环状角。鹿背上趴卧一只幼鹿回首向后。在大鹿的胸前一只体型更小的幼鹿回首而卧。

虎食鹿形牌饰
春秋，甘肃省西部地区，长10.5cm，宽5.3cm。虎垂首而立，张口露齿，獠牙龇于唇外，鼻上卷，前吻抵于身下趴卧的鹿首之上，欲噬之。虎前胸和前肢饰满细密的鳞状斑纹，虎身及后肢饰回卷的阴线纹。鹿身紧贴地面，口中含有一物，耳向上竖立。虎首前端有半圆形扣环，背面有竖纽。

四驴首形饰
春秋，内蒙古赤峰地区，长3.2cm，宽1.8cm。四个驴头并排相连，驴双耳竖立，圆环形眼，驴唇宽大。背面有穿纽。

鹰首形饰
春秋—战国，陕西省陕北地区，长4.3cm，宽1.5cm。表现鹰头侧面，重点突出鹰的喙。鹰喙较长向下弯勾，圆环形眼，眼珠向外凸起。头后部饰鳞片状羽毛，背面有纽。

虎形牌饰
战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长5.1cm，宽2.3cm。虎扭颈呈正面，眼为三角形，嘴边有须，身体饰满虎斑纹，虎爪宽大有力，似漫步前行，长尾拖地盘卷。

鹰虎互搏纹牌饰
战国，宁夏南部地区，长12.5cm，宽7.6cm。虎为伫立状，垂首张口咬住鹰腿，虎的尖牙刺入鹰腿的肌肉中。而鹰并不示弱，奋展双翅悬于半空，鹰喙回勾紧紧叼住虎颈，互不相让。鹰翅与尾部以凹叶状纹表现羽毛。鹰尾部上方有椭圆形环扣，扣钩外凸，虎尾部有两个圆形穿孔。

鎏金双骆驼纹牌饰
西汉，长12.8cm，宽5.5cm。牌饰呈长方形，四周边框饰双道绳索纹。中央有一株枝条下垂的树，树下两峰骆驼口衔枝条，相对昂首而立，骆驼四肢强健，立体感很强。背面均有竖纽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