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纳提什瓦遗址的面纱

2　揭开纳提什瓦遗址的面纱

纳提什瓦遗址是毗诃罗普尔古城内一处佛教寺院遗址，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从地形上看，这里是一个高出周围地面2—3米、略呈椭圆形的土丘，上面栽种了一些香蕉、蔬菜，四周则都是参天古木，一些民居、水塘散布于树林之中。南亚炎热，孟加拉国的村庄多在树林中，人在这个土丘上特别舒服，原因就是下面埋了一个庞大的遗址，地势变高了，污水少，空气也干净。

Nateshwar（纳提什瓦）是这个村子的名称，Nataraj意为舞蹈之王、宇庙之舞，Shwar有神祇、舞者义，村名可能与湿婆信仰有关。1947年印巴分治前，村里超过60%都是印度教徒，后来多数迁到印度去了，现在的村民多为后来迁入的穆斯林。

第一期寺院建筑：塔院和僧院的综合体

通过连续四次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纳提什瓦遗址的两个时期、两种寺院建筑的面貌也基本清楚了。

第一期的寺院遗迹，是一组庞大的塔院（stupa court）与僧院（vihara）的综合体。其中，塔院是神圣空间，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位于寺院中心，包括四座神殿、一座公共房屋、主干道、广场等。僧院是生活空间，位于寺院的边缘，包括几座僧舍、公共食堂、浴室和排水沟等。这两者之间，有一道曲折形隔墙将它们分割开。

这是常见的大乘佛寺的格局，这类塔院和僧院遗址，也见于印度河流域犍陀罗早期寺庙中，如巴基斯坦塔赫特巴希寺遗址、焦莲僧院遗址等，在斯里兰卡，也是这种寺院建筑格局。

下面介绍这个时期的三个单体遗迹：佛塔Ⅰ、佛塔Ⅱ、主干道（L3）。

佛塔Ⅰ（报告称“神殿Ⅰ”）是一座殿式佛塔。南北长9.4米，东西宽9.1米，残高2.6米。外壁由几排弧状砖叠涩而成，用装饰砖砌成精致的花卉图案，外观为典型的佛塔，内部是一个方形的室内空间，内围东西长5.8米、南北宽5.6米。北门道原为柱廊式门厅结构。在佛塔和门厅上方，原有塔状的高耸部分。塔基的四角可能安放有圜底大瓮，一个瓮内放置了数十件陶器，计有釜、鼓腹罐、折肩罐、壶、钵、器盖等。

佛塔起源于坟冢，最初除了贮藏舍利盒的狭小空间，整体上是实心的，在印度佛像兴起以前，佛塔为礼拜的中心。大约从笈多王朝（320—500）开始，一些佛塔有了内部的开放空间，作为安放神灵肖像之所。印度比哈尔邦菩提伽耶（Bodhgaya）金刚座式的正觉大塔，即7世纪玄奘见到过的佛教精舍，底层内部安置有佛像，上面是巨大的塔身，正是一座高耸的殿式佛塔。在印度那烂陀寺遗址的平面图中，与僧院建筑相对应的，还有大小十余处殿式佛塔，内部也应是放置佛像的。

佛塔Ⅱ基座为四方形，边长43米，保存的墙基高达3米多。从现存墙体的趋向看，它是斜面向上的，应该是带有覆斗状的塔基部分，塔基内部是很纯净的填土，应作为实心佛塔的支撑。外观应是塔基和圆柱形塔肚形成的封闭式佛塔。

我们可以对比斯里兰卡阿努拉特普拉（Anuradhapura）古城的鲁旺瓦利沙亚佛塔（Ruwanweliseya），这座塔建于公元前2世纪，高度超过103米，是当时斯里兰卡最高的佛塔，所以称为“大塔”。此塔四方形基座低矮，中间是巨大的半球形塔身，塔身的四个方向都有佛龛，安置过去四佛的禅定坐像，正是这类封闭式佛塔典型的样貌。

孟加拉国拉尔迈-迈纳马蒂（Laimai-Mainamati）萨尔班寺（Salban Vihara）出土的青铜佛塔，带有覆斗状的塔基和圆柱形的塔身，四面带有四个佛龛，年代约7世纪，也反映了纳提什瓦遗址佛塔Ⅱ的形貌。

第一期遗存中，还发现许多砖砌道路。其中，主干道（L3）是塔院区的一条重要通道，发掘出来的长度已经超过50米，两边是同时期的建筑和活动地面。

第二期寺院建筑：十字形中心神殿

“十字形中心神殿”这个词是从英文the cruciform central shrine翻译过来的。建筑本身有没有专门称呼呢？不清楚。在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中，提到波罗王朝时期有“五部如来的大殿”，可能就是指这类“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

2014年发掘时，我们发掘出两座建筑遗迹，呈犄角状分布，对于建筑功能性质，都不清楚，意见也不统一。回到国内，我查阅南亚地区的各种佛教建筑资料，把遗址平面图摆在办公桌上、挂在书架上，天天揣摩。有一天，我觉察这两座建筑残墙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北偏东5度，难道它们是一个更加庞大建筑的组成部分？此念一出，一个辉煌的十字形建筑便在心中浮现出来。第二年，我根据自己的假设，在几十米开外的空地上开挖了几条探沟，这个做法其实有点冒险，因为土层很深，如果失手的话，时间耗去了小半，再改变发掘计划就来不及了，但随着发掘的进展，迹象越来越好。最后，果然在我设想的位置挖到了建筑墙体，证实是一座庞大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同时，在主体建筑周围还发现了八边形佛塔、曲折形围墙等附属建筑。这样一来，遗址的价值也凸显出来了。

中心佛塔是整个“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的核心，所有的单个建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对称布局。根据塔基中部的局部发掘、解剖可知，中心塔基是一个边长为9.2米的八边形，其上原是一个高高耸立的八边形的巍峨佛塔。由于体量极大，故其基础深度超过了四周柱厅的墙基。整个中心塔基均有火砖和残断砖铺垫，在整体上应以实心为主，塔体内可能存在塔心室，里面供奉的应是“五部佛”中的本尊毗卢遮那佛。

围绕八边形塔基有行经道，宽2.36米，四面可以安置四方佛（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的佛座。在金刚乘修行过程中，召神是重要环节，召到的神祇须置于曼陀罗各自的空间中，并对特定神祇的面貌进行观想。修行者在入定之前和出定之后，都要对造像进行礼拜。四方佛座的正面，各对着一个柱厅，柱厅内有四个立柱，支撑建筑的顶部。柱厅除用于僧徒礼拜外，也用于集会、讲解教义和举行各种仪轨。每个柱厅与中央佛塔之间都设立一门，既可进入行经道，也可以通往其他三个柱厅，建筑各部分之间圆融有序。这座神殿，也是孟加拉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十字形神殿遗迹。

考古现场总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每一个细节，都会将人引向不同的方向，如何透过细枝末节把握遗址的“价值核心”，考验着发掘者的眼界和心界。当时，我站在建筑的中心，目光所及，都是对称的神殿，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众神环绕，过去浮在书册上的教义，此刻就落实在我的脚下，心中不禁微微震栗，自己仿佛从地面上的实物遗迹，上升到更高的精神的层面。(https://www.daowen.com)

神殿建筑为什么流行“十字形”？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这与大乘佛教的衰微和金刚乘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乘佛教的修行方式是冥想，你看佛陀的造像，都是眼帘低垂、高度的凝神静思的状态，它的寓意是，当一个人心灵不再为外物牵挂时，就会转向内省，触摸到生命体验的核心和本质。佛教里有两个词非常重要：一个是“止”，一个是“观”。“止”是让心定于一境，专一而住；“观”是观修，它不同于哲学分析，它是直观亲证。大乘修行的冥想，并不是某些禅师主张的“什么都不想”，而是彻底地、深度地去思考，以达到对经典的通达。

大乘佛教到了晚期，中观、唯识流光溢彩，但是太思辨了，脱离了大众，只能在“学院派”内部繁荣。此外，海量的大乘经典，一个僧人终其一生也看不过来，唯一的道路是依靠上师，因为上师已经将显密经典全盘掌握了，他们可以因人而异，随机示教，给你指出关键词。所以，就在大乘佛教颓废衰微之际，金刚乘应运而生，它的经典就是7世纪产生的《大日经》《金刚顶经》。

金刚乘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修行实践上，都倡导大众化、简约实用。它宣称，大乘佛教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几世轮回才能成佛，而金刚乘是一条捷径，可以即身成佛。在修行方式上，一个大的变化出现了，金刚乘不再是对经典进行冥思苦想，而是像做法术一样，追求在身体上的直接感应。既然是法术，修行者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叫作曼陀罗，又称坛城。曼陀罗梵文Mandala，Manda是本体、本质、根本，la是包含，曼陀罗具“含藏宇宙本体”之意，也是摆脱任何干扰的、封闭的地盘。曼陀罗不是由佛塔演变的，它比佛塔更早，代表“梵我同一”的婆罗门教宇宙的秩序。早在部派佛教时期，佛教中已经引入曼陀罗，《金光明经》有了四方佛概念，五部佛是从四方佛概念发展过来的，中央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也代表个人的内心与宇宙四方的合一，有了这个平台，人就可以在精神层面上与天地宇宙遥相呼应。

如果再进一步问，这个婆罗门教的曼陀罗又是从何而来？我过去看到柬埔寨吴哥窟四个方向四张脸的照片，就觉得和我们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四张脸（文献中有“黄帝四面”之说）相似，后来接触到战国时期的式盘——巫师占验时使用的工具——也是这个形式，更早一点，就是良渚玉琮，往后一点，是汉代的谶纬之学、明堂、灵台，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天地宇宙的象征。所以有学者认为，印度金刚乘主要来源于中国的道教，李约瑟就持这个观点。当然，它也可能是亚洲共同的宇宙模式。

8—12世纪的波罗王朝时期，佛教进入金刚乘阶段，生机勃勃的新教法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在金刚乘思想的支配下，佛教建筑因此别开生面。

金刚乘是印度佛教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金刚乘的传播，这种建筑风格也传播到周边的许多地区，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博达佛塔、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Burdur），都带有这种曼陀罗风格。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也发现了这种十字形建筑的遗迹。它代表了一种佛教建筑的杰出范例，其源头就在孟加拉。

一个标尺：佛教寺院建筑的变迁

对于纳提什瓦遗址两个时期的寺院建筑，我们选了26个碳样标本做年代测试，再结合孟加拉国的历史，把遗址年代的两个时期分别定在了约公元8—10世纪和约公元10—12世纪。

据史料记载，997—1030年三十多年中，中亚伊斯兰苏丹周期性地向印度发动了17次侵略，曲女城、摩陀罗等佛教圣地受到严重毁坏，纳提什瓦遗址第一期的佛教建筑，很可能毁于这个时期。此后，侵略暂停下来，在1030—1191年，印度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苟安时期，在此期间，旃陀罗王都从库米拉迁至毗诃罗普尔地区，这可能是纳提什瓦遗址第二期建筑的背景。1191年，阿富汗穆罕默德军队一直深入到恒河流域，1204年，巴克蒂亚克洛杰（Bakhtiar Khalji）打败了犀那王朝，在高达（Gauda）建立了穆斯林政权，这正是第二期建筑毁灭的时代。

纳提什瓦遗址规模庞大，年代清晰，两个时期的寺院叠压在一起，生动呈现了大乘寺院建筑到金刚乘寺院建筑的变迁，为南亚佛教考古树立了一个标尺。

西藏寺院建筑样式的变迁也呈现了大乘佛教建筑向金刚乘建筑的转变。在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佛教考古研究者都知道，藏传佛教无论教义、建筑、造像，都与东印度佛教有着深刻的关系，可惜过去没有交流的平台，许多学术问题都不能深入。这些年在孟加拉国的考古实践，也加深了我对西藏的理解。以建筑为例，大昭寺、桑耶寺、托林寺，它们都是西藏的早期建筑，但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昭寺是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修建的，中心供奉佛像，四周环绕着一圈小殿堂，并树立有华丽雕饰的廊柱，它的原型就是印度那烂陀寺僧房式佛殿，这是大乘时期典型的佛殿格局。印度早期毗诃罗（Vihara）是在开阔的庭院周围建密匝匝的僧舍，有的在中间修建礼拜建筑，这种样式在印度和孟加拉国比比皆是。

桑耶寺建于8世纪，中间象征须弥山、四周为四大洲八小洲，它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大千世界”思想，符合世亲《俱舍论》对世界的描述，而与曼陀罗无直接关系。桑耶寺中心的乌孜大殿，四门凸出，形成曼陀罗形状，顶部是金刚座式的五塔，在《巴协》中被称为“吉祥毗卢遮那佛救渡恶趣曼陀罗”。在乌孜大殿造像设置上，底层是佛陀和八大菩萨，其实也是构成九宫格式的金刚界曼陀罗，上层主像是大日如来。显然，这个神像系统与当时东印度金刚乘佛教是同步的。不过细细分析乌孜大殿的平面结构，它仍然属于中心殿式佛堂，围绕中心佛堂有三条绕殿礼拜的转经道，只不过在外部围墙上加入了曼陀罗意趣，与典型的十字形建筑还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桑耶寺建筑是大乘佛教和曼陀罗新思维融合的产物，属于过渡阶段。

托林寺的朗巴朗则（藏语大日如来）拉康，建于公元10世纪，一个中心佛殿和四个柱厅，这才是西藏典型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

从大昭寺、桑耶寺到托林寺，前后跨度近四百年，正好反映了从大乘佛教建筑向金刚乘建筑变迁的历史事实。

陶器反映的寺庙生活

纳提什瓦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主要器型有瓮、罐、钵、壶、灯等，还有念珠、骨针、擦擦（泥制小塑像）等小物件，都是当时僧人的日常用物。当时，灯芯是放在灯盏边烧的，许多灯盏的口沿都有火烧痕迹，让人联想到僧人“青灯黄卷”的生活。钵的数量最多，这是“一钵千家饭”。大缸是水器，小口大腹罐与现在村妇提水的水罐差不多。还有一批小型陶塑，可能是寺庙墙面上的装饰物，包括佛像、四臂观音、象头神、夜叉等，摩挲着一件件出土陶器，古代寺庙生活图景呼之欲出。此外，纳提什瓦遗址不同时代的陶器组合，也填补了孟加拉国这一阶段陶器类型学研究的空白。

陶器上的太阳纹带有精神的印记，中间是一个或几个圆圈，四周是光芒。太阳纹在孟加拉国摩诃斯坦（Mahasthan）早期遗址中也有发现，代表着太阳崇拜。太阳崇拜在南亚次大陆由来已久，太阳神苏利耶（梵文Surya）是源于古代婆罗门教的古老神祇，左右手各拿一枝莲花，乘四马大车，后来发展为密教《大日经》中的大日如来。“孟加拉”（Bangla）一词，源于表示太阳神的语词“邦加”（bonga），后又演变为“文伽”（vanga），德干高原有一处805年的铭文，也提到了“文伽拉”（vangala）。所以，这些太阳纹图案中，凝结着这块土地层层叠叠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