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与郑和下西洋

3　瓷器与郑和下西洋

三个年度我们一共整理和调研了37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都是经过正式发掘和考古调查的遗址。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斯瓦希里遗址，如格迪古城遗址、帕泰岛的上加遗址、曼达岛的曼达遗址等，共整理古代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9552件/片，还有一些日本、欧洲瓷器，大约有55件；另外对陆上考古出土的中国瓷片也进行了整理，一共整理了1060件，共计10667片。这项研究工作是环印度洋地区古代遗址中对出土的中国瓷器开展的第二大考古调研工作，仅次于旧开罗福斯塔特遗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我们得到了以下的认识。

中国外销瓷器的见证者

首先，东非是中国瓷器输出非洲之滥觞。东非地区是中世纪以来环印度洋地区繁荣发展的海上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地区。大约从9世纪开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的沿海地区就是波斯湾通往东非的过渡地带，也是整个环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节点。它输出铁，输入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从东非地区古代遗址出土品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出口东非的历史源远流长。

早期中国外销瓷器主要在拉穆群岛地区集中发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拉穆群岛帕泰岛的上加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斯瓦希里聚落遗址。这个遗址共出土中国瓷器360片以上，瓷器类别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器等。生产地有长沙窑、越窑、定窑、繁昌窑、景德镇窑等，以及福建、广东的产品，时代从8世纪中期一直到19世纪。

从其他地区的发现可以看到，9—10世纪输出的中国瓷器的外销有过一个变化：9世纪主要是长沙窑瓷器，而10世纪主要是越窑瓷器。这个地点再次证明了这种现象。

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数量和各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片的数量都表明，晚唐到北宋初期（9—10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的外销，从创始迅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标志就是输出范围和规模都很大，远端已经到了东非地区。这个范围在长时间里都没有突破，一直到郑和下西洋。

第二，东非沿海地区见证了中国瓷器贸易的低潮和高峰。中国输往肯尼亚的瓷器从9世纪起基本上是相沿不断的，我们在11世纪以后的文化层中发掘出土了许多当地的陶器，但是能够追溯到11世纪的中国瓷片只有一两片，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从中可以看到，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尽管中国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但总体上讲是海上贸易的低潮期，尽管有少量发现，但规模很小，难以支持一种大规模海上贸易。

这种现象很可能与控制着马六甲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王国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开战有关。这些战争的地点在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核心水道上，战争使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阻滞了中国瓷器的输出。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时期伊斯兰陶器较多输往东非地区，而中国瓷器却较少。

1 上加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片
2 上加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
3 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

第三，肯尼亚沿海出土的中国瓷器反映了中国瓷器外销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调查了30余个时代不同的遗址，将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单位比较，就会看到什么时期的中国瓷器较多，什么时期较少，以及每个阶段最主要的输出品是什么。就此，我们总结出中国瓷器输往环印度洋地区的几个高峰时期：

（一）晚唐五代时期，输出品种主要是越窑、长沙窑、广东产的青瓷和少量北方白瓷，也就是学界通常所说的“四组合”。输入的规模并不大，发现地主要分布在拉穆群岛地区。

（二）南宋末期到明代初期，即13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第一个25年，尤其以元代的输出量最大。从元代到明代早期，输往东非地区的瓷器既有比较粗的产品，也有一些很精细、质量非常好的器物，包括明初的官用龙泉青瓷。这点似乎和郑和船队的到达有关。一般认为，蒙古人第三次西征建立的伊尔汗国和中央大汗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关系可能推动形成了二者间繁密的海上交通，从而掀起了这次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高峰；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奥斯曼帝国构建的海上贸易通道最稳定、最发达的时期。两个因素相加，形成了这个贸易高峰期。

（三）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这个时期的中国瓷器在格迪古城和曼布鲁伊遗址中，相比明代前期有突然增加的现象，此时是波斯阿拉伯控制的环印度洋贸易的一个高峰期。东非沿海地区长期以来一直与西亚、中东地区有着密切联系，中东地区的人迁移到东非沿海地区生活、贸易，至少可以上溯到5世纪后半叶。10世纪时由波斯设拉子王子哈桑·本·阿里建立的僧祇王国带来了伊斯兰文化，和当地的班图文化共同开创了斯瓦希里文化，使东非沿海地区基本伊斯兰化了，一直到葡萄牙人来到了这里。

1 发现于帕泰岛外海礁石群的一件双龙罐，可能是东南亚的产品
2 格迪古城出土万历青花瓷
3 19世纪的日本京烧瓷器

明代成化以后，瓷器外销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且很快达到较大规模，应该是受到了明朝自身某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货币的银本位化导致的银荒。明代中期经济中的商品化程度发展迅猛，使得明朝的经济运行中需要大量白银，而此时赣南、浙南地区的很多银矿又衰落了，中国出现了“缺银”的情况，这导致沿海地区走私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走私输出中国的瓷器，换回白银。因此明中期这个小高峰的出现，是当时贸易体系整体的表现，而非东非地区的特别现象。

学界基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地区发现的沉船资料，指出15世纪前半叶的一段时间里，包括郑和航海的15世纪前25年，中国瓷器很少被发现，因此把这个阶段称为“明代的间隔期”（“Ming Gap”），主要是指1425年到1480年之间，中国瓷器外销有一段考古资料上的缺环。而在1352到1487年的100多年间，几乎没有外销的青花瓷。这种情况在东非沿海地区部分地得到了印证。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明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发现的明代初期（洪武到宣德时期，1368—1435）龙泉窑青瓷的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只是很少发现景德镇生产的瓷器，而这些明初的龙泉窑瓷器过去都被人断为元代甚至是宋代瓷器。西方学者不太了解明初龙泉窑的生产状况，而我们通过近年来对龙泉窑址的发掘，可以比较清楚地区分开元代龙泉窑瓷器和明初龙泉窑瓷器。在明初时，中国瓷器还是较大规模地输往非洲地区，这个规模应该与元代后期的最高峰时期的规模大体持平。

（四）明代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到清代前期的康熙中期（16世纪后期—17世纪）。大航海时期以后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外销瓷器，主要产品种类是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彩瓷和一些精品瓷器，漳州窑的青花瓷，德化窑的白瓷以及一些广东产的大瓷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一些日本瓷器是被当作中国瓷器输入的，当地人也常常把这些日本瓷当作中国瓷器。

在非洲发现的皇家瓷器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明代初年的官用瓷器，如龙泉窑的官用瓷器和景德镇生产的永乐官窑青花瓷片。明初时，景德镇生产官窑瓷器会将所有的次品打碎、掩埋，不准平民使用。即便是在一些明初最重要的功臣墓葬中，如被封为异姓王的徐达家族墓、沐英家族墓，以及一些其他的王侯墓葬中，几乎都不出这类龙泉官器，证明其专供宫廷使用的性质。

而在一些海外的重要遗存中，比如像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托普卡帕宫博物馆（The Topkapi Saray）中收藏有相当数量的这类器物；在肯尼亚沿海的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龙泉官器，如在格迪古城出土的一件青瓷刻花折枝莲纹盘，在伊沙卡尼（Ishakani）遗址出土的青釉刻花碗，在乌瓜纳（Ungwana）遗址出土的青釉印团花纹的碗，都可以认定是龙泉官器。

明初年的龙泉窑瓷器曾较多地用于海上贸易，而其中的官用瓷器可能有一部分专门用于出口。结合明初海上贸易活动规模很大，以及这类器物在《大明会典》的工部条下记载是由政府下样，龙泉窑生产的御贡产品，因此可以初步判定龙泉窑生产的青瓷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烧造的，可能是用于官方活动和赏赐。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肯尼亚沿海地区是郑和航海登陆的一个重要地，所以会发现一些在国内非常重要的遗址中都没出土过的龙泉官器和永乐青花的官窑瓷片。从另一个角度说，以往有中国学者研究《郑和航海图》指出，图中所绘的东非地区14个地点中可能有7处是其实际登陆点，而标为“慢八撤”的应该就是今天的曼布鲁伊。尽管我们之前通过文献知道郑和曾经到达过东非沿海地区，但依然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认为立的碑多少有些吹嘘性质，原因在于整个非洲海岸没有发现一件官窑瓷器，而文献材料又不是特别可靠。我们的考古发现证明了非洲沿海地区确实有明代官窑瓷器，从实证角度确认了郑和船队到达过东非海岸地区。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

过去人们在探讨郑和航海的目的时，曾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郑和航行的沿海地区，很少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瓷器，那么郑和航行跟经济活动没有关系，而纯粹为政治活动，即“耀兵异域”，炫耀中国强大的实力吗？现在我们可以说，其实在郑和航行的沿海地区有大量外销的龙泉窑瓷器，只是以往没有认为这些龙泉青瓷是明代初年的，证明郑和的航行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行为，而是伴随着经济活动，并且也推动着海上贸易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2005年发行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

综上所述，东非地区是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瓷器向这个地区的输出自始至终相沿不断，其发展起伏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制瓷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受到了东南亚地区和环印度洋地区不同王国兴衰更替的影响。从这一个地点可以管窥整个中世纪海上贸易的发展。

进入大航海时期以后，这里成为欧洲人开展环球贸易的东进基地，尤其是作为葡萄牙人开展环球贸易的据点。因此，对这里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详细调查，也可以了解殖民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变化和特点。

我们尝试通过对这个地区考古遗址的发掘、出土的中国瓷器的考察，来解读从9世纪到近代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状况，希望将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与海外的考古发现结合，推进海上贸易的研究。

发现史

斯瓦希里地区今天常用来指代非洲东部，大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到莫桑比克赤布尼一线绵延约两千英里的沿海地带，其中包括了非洲大陆东部边缘地区和众多离岸岛屿。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一地区处于非洲大陆与印度洋的交界地带，自古便是各类人群的跨界之地，也是印度洋贸易圈和非洲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前，这一地区的情况鲜见于各类文献。

1948年，詹姆斯·柯克曼被任命为格迪（Gedi）国家公园负责人，开始了对格迪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此项持续11年的发掘，是首次围绕斯瓦希里文化遗存开展的专业考古发掘工作，揭开了斯瓦希里考古的序幕。

从格迪遗址开始，柯克曼先后主持发掘了基普瓦（Kilepwa）、塔卡瓦（Takwa，位于拉穆群岛曼达岛）、拉斯·穆库穆布（Ras Mkumbuu，位于奔巴岛）、乌瓜纳（Ungwana，位于塔纳河老河口）、耶稣堡（Fort Jesus，蒙巴萨葡萄牙人的重要堡垒）等众多东非沿海遗址，发表了众多考古报告和研究著述，初步建立了系统的斯瓦希里考古体系。

195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代史专业的弗里曼·格伦威尔（Freeman Grenville）被派往坦噶尼喀政府部门，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在坦期间，弗里曼探查了沿海地区的众多宫殿、墓葬、清真寺遗址，并展开对斯瓦希里早期历史的研究。其出版于1962年的The East African Coast-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1st to the Earlier 19th Century摘录、翻译了1至19世纪各地文献中和东非海岸有关的部分。他也是较早关注到斯瓦希里地区出土中国陶瓷的学者，促成了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 Africa，简称BIEA）的成立。

其后，BIEA首任所长奇蒂克（H. Neville Chittick）主持了一系列斯瓦希里海岸重要遗址的发掘，包括1961年马菲亚岛相关遗址、1958—1965年基尔瓦遗址、1978年曼达遗址的保护和发掘。

早期探险者和学者都关注到了东非沿海地区的众多遗存与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东非地区的文明是由“外来文明主导”的。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非洲本土知识精英的成长和斯瓦希里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外部起源”说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反思。

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马克·霍顿于1980—1988年对上加遗址展开了多次发掘，就斯瓦希里人及其文明起源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语言学、历史学以及考古学上的证据都不支持阿拉伯人殖民说。对斯瓦希里文明的讨论被细化为两大类问题：一、最早的斯瓦希里人是如何出现的；二、沿海聚落究竟是如何伊斯兰化的。

无论斯瓦希里文明的起源议题如何进展，学界基本公认，外来文明因素和国际商贸活动是斯瓦希里文明的重要特色，而中国商品在其中曾占有一席之地。以东非沿海为基点，观察非洲大陆商圈与海外商圈的交汇、商品交换，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的实际作用与中国商品的历史地位，进而更好地思索自身的文明模式。

2005年，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肯尼亚官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和肯尼亚共和国国家遗产部关于在拉穆群岛开展合作考古的协议》。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签署了项目协议，进一步落实合作考古。

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

青瓷刻花折枝莲荷纹盘
肯尼亚耶稣堡博物馆藏，乌瓜纳遗址出土。明代前期（洪武），龙泉窑，口径35.3厘米，足径26.8厘米，高5.2厘米，圆唇，曲腹，圈足为环形，厚重低矮。足内有规整的环形支烧痕迹，反映出了器物的支烧工艺。内底有刻花折枝莲荷纹，应是龙泉窑明初官器。官器一般为皇家内部使用，在东非地区的发现表明此时中国官方与东非地区应该存在外交或贸易的往来。

青花龙纹玉壶春瓶
肯尼亚耶稣堡博物馆藏，格迪古城遗址出土。元末至明洪武，景德镇窑，足径9.2厘米，腹径（最大）16厘米，残高16厘米。口部已经残损，只拼合出器物的下腹部。腹部较鼓，高圈足稍外撇。白胎泛黄，稍粗糙。青白釉，呈色偏青泛灰，施釉至足底，足心有釉，内壁无釉。彩料呈灰青色，较深沉。器物腹部绘有一条三爪的盘龙纹。

元代龙泉窑盘
肯尼亚拉穆博物馆藏。口部稍残，方唇，折沿，壸门形菱口，浅曲腹，圈足，厚而矮。浅灰胎，细而坚致。青绿釉稍泛黄，晶莹光亮。腹壁内外有瓦棱，内底中心部刻花。中国古代销往东非地区的瓷器中，龙泉青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南宋中后期到明代初年是最主要的输出品。

龙泉青瓷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坦桑尼亚奔巴岛赤瓦卡清真寺（Chwaka Mosque）出土。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初，长12.1厘米，宽8.6厘米。胎较白，青绿色釉，内底中饰有双鱼纹。赤瓦卡遗址于10世纪左右兴起，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废弃。经过系统发掘，在四座土坯房中出土了118片龙泉青瓷，在当地出土中国瓷器中，龙泉青瓷比重最大，表明了当地在与中国贸易中对瓷器种类的喜好。

青花瓷残片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坦桑尼亚奔巴岛出土，元代（14世纪中叶）。胎体较白，釉色泛青，青花色泽浓艳，器物内底施有花鸟装饰。14世纪中叶青花瓷开始出现在东非斯瓦希里地区，但此时龙泉青瓷仍是出口的主流产品。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景德镇青花瓷的大量出现，龙泉青瓷减少。奔巴岛发现的青花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非地区出土中国青花瓷的时间，更好地认识中非贸易的阶段性特点。

景德镇青白瓷残片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12世纪。白胎较细腻，釉色白中泛青，内底有划花装饰。福斯塔特遗址在整个环印度洋贸易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伊斯兰地区除了中心王朝都城巴格达以外的一个文化发达、财富集中和具有强大政治权力的中心，其影响辐射到北非、东非、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和地中海的东岸地，目前该遗址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国陶瓷是9世纪的长沙窑产品。

越窑青瓷片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胎质较为细腻，釉色为青绿色、黄色等，器表有划花装饰。由于福斯塔特遗址经过了系统的发掘得到了大量资料，所以在这个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其他遗址较少见到的遗物，包括北宋前期（10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中叶）精美的越窑、定窑、耀州窑器物，但数量并不多，特别是北宋后期到南宋中期的器物较少见，大体符合前述的11、12世纪中国瓷器外销低潮时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