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是林奈学人”——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的悲哀
第五章
“自称是林奈学人”
——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的悲哀
约瑟夫·班克斯及其随行人员在1772年5月从决心号仓促撤出，给库克第二次远航的科学探索筹备工作造成了巨大的空缺。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位能够胜任的博物学家来替代班克斯和索兰德，而且愿意远离故土同家人分离三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据我们所知，唯一的人选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是个有争议的人物。1729年出生在西普鲁士的但泽（Danzig）的福斯特，六年前才来到英国，当时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无名鼠辈”[1]。他在柏林和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但泽的改革教会担任助理牧师，职位低微，却有足够的时间钻研学术名著。1765年，福斯特突然转换职业轨道，带着小儿子乔治去了俄国，为凯瑟琳二世服务，负责调查在伏尔加（Volga）河流域新建的德国家庭定居点。福斯特解释说，该项使命促使他立志全面考察那里的地理、植物和动物，以及气候及其对人、动植物等物产的影响。这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后来会参加决心号远航。[2]他发表了大量动植物的描述，包括两百多种植物和一些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最初搜集标本的动力可能来自他的儿子。福斯特回忆，当乔治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每当春天到来，他观察到花园里的植物发芽开花，鸟飞虫鸣，便急切地想知道每种花、鸟和昆虫的名称”。为了解答乔治的问题，福斯特特意买了林奈《自然系统》的德文版，给儿子讲授植物和动物的名称和特征，以及它们的经济价值。[3]
居民点的考察完毕后，福斯特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伏尔加河的行政管理状况提出了批评。这很不对俄国政府的胃口，他未得到任何报酬。结果，他带着年仅12岁的儿子离开了俄国，决定到乔治国王治下的英格兰碰碰运气，但愿那里的人文环境比较宽容。福斯特很快便打入了伦敦的学术圈子，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包括皇家学会、文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及促进艺术、制造和商业学会（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的学术会议。他渴望在新成立的大英博物馆谋得一个职位，但在1767年，家庭财政境况迫使他在由异见者办的沃林顿学院接受了一份教职。他在兰开夏郡度过了三个年头，经济拮据，心情沮丧，于是又返回伦敦，重新跟自然史领域的德高望重人士交往，包括文物学家戴恩斯·巴林顿（Daines Barrington）和自然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在给彭南特的信中，福斯特的语气异常谦卑：尽管我未曾在林奈的指导下研习，但我了解林奈的分类法，因此恕我不过谦地“自称是林奈学人”[4]。
1771年的冬天，福斯特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刚从太平洋返回的班克斯和索兰德是举荐人。福斯特继续发表有关自然史的学术文章，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翻译工作上（由天才儿子协助）。林奈设立在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中心将世界各个角落植物旅行者的叙述编纂出版，福斯特将它们译成英文。与未来联系更紧密的一个项目是他编辑了布干维尔的《环球航行》（Voyage autour du monde）一书。《评论报》（Critical Review）的赞语可能出于福斯特自己，文中提到这样一位精通自然史的编辑应当加入班克斯和索兰德的下一次远航，因为他“有资格成为三巨头之一”[5]。1771年9月，福斯特向班克斯明确表达了渴望伴随他重返太平洋的意愿：“我准备以最强壮的精神和体魄来支持您正在筹划的新旅程，在未知的天地里，经历同样的危险，分享探索大自然的乐趣。”[6]
福斯特很难跟人相处是出了名的，班克斯和索兰德均不愿意接纳这样一位旅伴，但当他们撤出后，福斯特似乎就成了现成的替代者。库克在日记中写道，福斯特“从一开始就渴望参加这次远航，一听到班克斯先生放弃，他立即就请求加入”[7]。福斯特的申请得到了人脉宽广的丹尼斯·巴灵顿的鼎力支持，海军首席大臣桑威克伯爵的认可更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桑威克一直处于同班克斯争论的核心，在一封写给班克斯的信中，他对詹姆斯·林德医生也退出探险队尤感遗憾，但解释说：“发现了另一名合格者，而且他随行的儿子是一名非常能干的设计师［艺术家］，显然将是极为有用的。”[8]巴灵顿提醒首相诺斯，议会批准的4000英镑并非林德专用，而是“可以拨给参加同一远航的任何人”[9]。出于这一认可，乔治三世绕过了由议会批准的复杂程序，直接授权支付给福斯特1795英镑，作为他的启动经费。福斯特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写道：“从今天起，我可以自许是陛下任命参加远航的人了。”[10]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不断重复这句话，船上的人听得耳朵都起茧了。财政部在几天内支付了承诺的款额，此刻福斯特拥有的现金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他从未从俄国政府那里收到全部酬金，在沃灵顿学院的年薪只有60英镑。在这场交易中，巴灵顿充当了谈判中间人，结果似乎也达成了一种口头上的协议，即福斯特将撰写此次航行的官方史志，并从出版中获取利润。假如果真如此，迟早会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感。班克斯仍因退出探险队而感到痛心，几乎未对福斯特提供任何帮助，拒绝了他观看从奋进号带回的植物绘图的请求。福斯特怨恨地称对方是“虚假的朋友”[11]。此刻只剩下十天的时间准备出航，福斯特匆忙地购买了各种“装备”，包括书籍、仪器和适宜的衣物，花掉了1200英镑。他儿子后来埋怨，大部分购置都支付了正常价格的两倍。[12]
1772年7月3日，福斯特在普利茅斯加入决心号。十天之后，由托拜厄斯·菲尔诺（Tobias Furneau）船长指挥的僚舰冒险号（Adventure）伴行，库克开始了所有海上探险中最伟大的一次远航。在三年之内，他推翻了存在巨大南方大陆的理论。决心号比其他任何一艘船都更接近南极点，并在多处登陆——再次抵达新西兰和塔希提，首次登陆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瓦努阿图和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对福斯特来说，这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林奈发来了良好的祝愿，他告诉福斯特，参加此次远航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可与战争英雄相提并论”，将使“所有的植物学家转而关注你的研究方向”[13]。福斯特和儿子乔治、天文学家威廉·威尔士（William Wales），以及艺术家威廉·霍奇斯将成为航行中的“实验绅士”[14]，他们的任务是发现和记录迄今未知的陆地。福斯特是名饱学之士，具有语言学、动物学，特别是鸟类学、植物学、民族学、矿物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多领域知识，熟悉17种语言，被林奈誉为“天生的科学家”。他携带大量有关自然史和旅行的书籍，并决心通过这次远航，解答欧洲学者有关太平洋及其居民的各种疑问。不幸的是，福斯特的脾气暴躁，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低下。在决心号的封闭舱室里，人格缺陷愈加凸显，以至于库克的传记作家J. C.比格尔霍尔（J. C. Beaglehole）把挑选福斯特视为“海军部的重大失误之一。从航行开始到结束，乃至之后，都是一场梦魇”[15]。或许应该付给福斯特更多的酬金，因为如同施特勒、肯默生和班克斯，他像奔赴战场一样，远离学究所熟悉的生活，要在极其陌生的严酷环境中度过数年。
福斯特的日记大部分是坦率的和无拘束的，以传统方式开篇，描述了第一个停靠港——马德拉群岛及其自然史。此行中的植物学活动模式是这样的：福斯特在仆人厄恩斯特·斯考林特（Ernst Scholient）的协助下搜集植物，带回船上让乔治绘图。福斯特显然愿意应对不甚舒适甚至危险的野外环境，在搜寻过程中“不得不爬上极其陡峭的悬崖，又常在泥潭里跋涉，在藤蔓和荆棘中穿行。我两次摔倒，随身带的小酒瓶摔碎了，虽然里面的酒已经喝光，但我的气力几乎耗尽，赶紧啃了几口酸苹果”[16]。斯考林特扛着一大箱植物，累得“筋疲力尽”。搜集活动仅仅是博物学家工作的开始，接下来，乔治要绘出植物图画，然后他们必须在船上找到合适的地方把标本晾干，使它们免受海水、蛀虫和象鼻虫的损害。完成上述步骤之后，还必须给干燥的花和叶子做标记，再把它们夹在吸收性纸张之间，储存在盒子里。
船只继续向南驶过大西洋，福斯特和库克处得不错。福斯特就一些事务向库克提出建议，并在佛得角群岛为他提供翻译服务。然而，并不是所有船员都得到福斯特的认可。一只在船上安家的燕子不见了，福斯特便怀疑是有人捉去喂了猫，“因为我们船上有一些非常残忍和心地不善的家伙，他们整天的公干就是破坏他人的幸福和快乐”。当福斯特抱怨自己被数不清的诅咒和粗鲁言语震聋了时，他跟船员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7]对于飞在船上的鸟儿，他也不都报以敏感多情，他在日记中提到，曾想射杀两只信天翁和其他鸟，但运气不佳，没能打中。
在好望角逗留的三个星期中，福斯特说服安德斯·斯帕尔曼加入了探险队，他是一位瑞典植物学家（兼医生），曾经在林奈手下做研究。获得这位植物学专家的帮助对福斯特来说是福气，尽管需要占用他的个人经费。斯帕尔曼解释，他们“给我提供一次免费旅行，旅行之中还可能选择搜集自然奇物”[18]。福斯特离开英国仅几个月，却对未来的日子忧心忡忡，他在好望角写信给彭南特，请他确认自己并未被世人遗忘，“人们期待班克斯先生在这只船上，每个人都对他的缺席感到失望”[19]，可见福斯特是多么地焦虑。不过事实证明，招募斯帕尔曼获得了相当大的红利。在余下的航程中，斯帕尔曼与乔治分担素描和标本绘画任务，而且他的植物学知识能独当一面，福斯特可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动物学，特别是鸟类学研究。
离开好望角后，决心号在遥远的南部纬度地区开始了艰苦的四个月巡航。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福斯特的小舱室不幸被水淹了，他开始抱怨住宿的安排。决心号返回英国的三年后，乔治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在给桑威克伯爵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了不满。他罗列说，库克船长、罗伯特·库珀中尉、航海官约瑟夫·吉尔伯特，还有天文学家威廉·威尔士都有宽敞明亮的舱室，而福斯特父子作为“最后加入的人”，被分配给两间很小的昏暗舱室，他们不得不将珍贵书籍存放在统舱的潮湿壁龛里。对船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船舱分配的顺序似乎是合理的，尽管福斯特所面临的问题不容低估。他们的船舱一点儿也不防水：“每天早晚清洗甲板的时候，我们的小屋便灌进了水，淹没脚踝……若遇下雨或是经常冲到船上的大浪，我们的床铺就彻底湿透了。”[20]库克在日记中承认，当船向南航行时，他们数次遇到突如其来的狂风巨浪，海上新手乔治就更不适应了：“船上的人，尤其是那些不习惯海上生活的人，在这种新环境中手足无措。每当船只剧烈颠簸，杯子、碟子、瓶子，还有所有可移动的东西，都变得乱七八糟……巨浪咆哮，桅杆在狂风中号叫，船体剧烈震动，每个岗位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真是从未见过的可怕景象。”[21]当然，生活也并不完全是艰难困苦的。担心船上的酒不能坚持到航程最后，福斯特写道：“我们决定减少晚餐后的杯盏之乐，顶多喝三杯……这种漫长旅程需要节俭度日。”而斯帕尔曼写道，庆祝圣诞节时，“船长和福斯特先生用各色酒品和饮料犒劳高级军官，有波尔图红葡萄酒、马德拉白葡萄酒、波尔多红葡萄酒、南非葡萄酒、黑啤和果酒等，人们开怀畅饮，直到深夜”[22]。
1772年12月中旬，他们看到大量的冰面。福斯特写道：“目睹船只四周有如此巨大数量的冰，真需要头脑冷静才能保持镇定……我们还经常遭受雨雪袭击，几个星期不间断。”[23]他们看到的究竟是巨大的冰山，还是冰雪覆盖的陆地？不是很清楚。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决心号在南部高纬度地区航行，成为历史上穿行南极圈的第一艘船。在这个过程中，它与僚舰冒险号失联了。就连库克通常简洁的日记，此时也充满了生动的描述：“整个景观只能用杰出的画笔来描绘，令人心中顿生赞叹和敬畏，先是美丽风景，随之而来的是危险，假使船碰上一个大冰块，便会即刻撞成碎片。”[24]对于库克来说，穿行南极，比任何人都航行得更远，这件事本身给他带来了满足感。可是，福斯特越来越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航程的主要目的是确认是否存在巨大的南方大陆，因而要在南部高纬度地带航行数月，既不感到舒适，也不利于科学考察。1773年3月15日的冗长日记表达了他的不满，首先进一步抱怨居住状况：“我们打算把两只绵羊和一只山羊带到新西兰去，必须为它们准备一个更舒适温暖的窝。没有比我的和航海官的舱室之间的地方更方便的了。结果，我现在深受牲畜和恶臭的困扰，两面夹攻。一侧是温和的绵羊咩咩地叫，站在跟我的床一般高的台子上排便；另一侧是同样吵闹不休的山羊。”福斯特一吐块垒之后，转而谈起作为一名科学家面对的更大挫折：“如果不是抱着拥有自然史上伟大发现的美好希望，我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决心坚持下去。但是，我们没有观察到任何值得注意的生物，在航程完成将近一半后，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除了水、冰和天空。”他继续对寒冷的天气表示担忧，他们不是前往气候温暖的社会群岛，而是新西兰的夏洛特王后湾。在那里，严寒会冻死所有的植物。[25]
1773年3月底，决心号抵达新西兰南岛南端附近的达斯奇峡湾（Dusky Sound）。他们已有四个多月没看见陆地了，在大部分时间里冒险号也不能确保随行。乔治远比库克或他的父亲更同情船员们承受的艰难困苦。库克认为海员的命运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而福斯特过于关注自己，较少关心他人。相比之下，乔治感同身受地描述道：“水手和军官们经受了暴雨、冻雨、冰雹和降雪的巨大考验；绳索经常裹着一层坚冰，割破了那些干活者的手；我们喝的淡水是用海面上的一块块浮冰收集起来的。苦咸的海盐和刺骨的冰块冻僵并戳伤了水手的四肢。”[26]决心号在达斯奇峡湾一直待到5月中旬，福斯特上岸后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失望：“我被无数植被和树木深深地吸引了，它们全是从未见过的，但是在这个季节里没有一株开花，果实尚未成熟或已经脱落了。”[27]不过，他捕捉到了一些鸟和鱼，多少是个安慰，其中38种鸟类和25种鱼类是科学界未知的。乔治绘制了鱼的图片。
斯帕尔曼在有关达斯奇峡湾的日记中记载了艰难跋涉的情景，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那里还保留着‘大洪水’以来的原始状态……腐烂的树干、枝叶和草丛形成了厚厚的腐殖层和潮湿的藓沼，植物学家、猎人或其他漫游者若想穿行而过，会陷入泥潭之中，有时深及大腿，甚至没至腰部”[28]。福斯特个头矮小，年过四十，不擅长体力劳动，且患有风湿病，但还算强壮，在搜集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献身精神。4月6日，他的双手因虫咬而肿胀，连笔都握不住了。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发着高烧，第二天一大早又爬起来去岸边采集植物。他对他的小屋仍有许多抱怨。船停泊在达斯奇峡湾的树荫下，舱内光线很暗，即使白天也得点蜡烛，而且“门前总是堆着一些木料，有时我被堵在里面，有时又被挡在门外，几个小时不得而入”。小屋也用作储藏室，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及其种子、鱼、鸟、贝壳等，连续下雨使环境恶化，“它们变得潮湿、肮脏，散发出有害的气体和令人不悦的臭味”[29]。福斯特虽不是省油的灯，但鉴于这一堆烦恼，很难不同情他和乔治，尤其是跟班克斯、索兰德和帕金森在奋进号可以使用船长大舱室的待遇相比。许多年后，乔治回忆，分配给他们的小屋“里面放了一张双层床、一只储物柜和一张写字台，就只够再放一只折叠凳了”[30]。他们要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检查、描述和绘制标本。此时福斯特同库克的关系还不错。他几次陪库克上岸远足，日益担忧船长的健康状况。停泊在达斯奇峡湾时，库克生病发烧，腹股沟疼痛，右脚风湿性肿胀，福斯特认为是“过于频繁地在冷水里跋涉和待在阴冷潮湿的船上引起的”[31]。
福斯特对库克的关心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假如库克不在了的话，中尉罗伯特·库珀将接任船长。“众所周知，库珀脾气暴躁，反复无常，思维方式怪诞，而且毫无原则。若是由他指挥这艘船，每个人都得吓得魂飞魄散。”[32]福斯特跟决心号上的很多人关系不和。有一次，他和少尉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erke）互相威胁要解雇对方。他跟天文学家威廉·威尔士的关系尤其恶劣。据威尔士说，几乎没有哪个星期，福斯特不跟船上的人发生争执，动辄便警告犯错误的人：“回到英国后我将报告给陛下！”这话演变成“海员们的口头禅，我经常听到他们用同样可怕的言辞来互相威胁”[33]。更令人惊讶的是，福斯特似乎很看不起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他是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助理和业余博物学家，或许被福斯特视为潜在对手吧。至于航海官约瑟夫·吉尔伯特，福斯特在航行初期就住处问题跟他争执不休，即使发现吉尔伯特有一本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翻译的《荷马史诗》，也无法改变对他的反感。[34]相比决心号上的这一连串冒犯者，福斯特极力赞扬冒险号上的人，其中一位是天文学家威廉·拜利（William Bayly），“一个很友好的人，令人愉快的角色，优秀的机械天才，专业知识丰富”[35]。另一位是“心灵手巧的艺术家”威廉·霍奇斯，他的画作“无疑展示了一名杰出画家的选择和洞察力”[36]。福斯特跟外科医生詹姆斯·帕滕（James Patten）的关系似乎也比较和睦。
在达斯奇峡湾停泊的颓丧日子里，福斯特父子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他们有机会观察到当地毛利人。乔治忧恐这次探索航行会导致一些无辜生命的丧失，并对“未开化小社区”的道德起到破坏作用。岛人同类相食的现象震惊了他的同伴，但乔治指出，虽然我们看似有教养，不会去吃人，但我们却并不觉得互相残杀、割断他人的喉咙是野蛮的。[37]这种角度的观点令人联想起16世纪的蒙田。尽管福斯特父子对他们遇到的太平洋岛民表示同情，但对欧洲尚古主义更为多愁善感的一面并无太多的共鸣。1773年4月的一天，福斯特在日志中写下了最具启示性的段落，他注视着达斯奇峡湾的繁忙景象，感叹道，船员们可在几天内完成的建筑和改进工作，五百个当地人用三个月也完不成。这证明“文明民族的先进和优势，即利用科学、艺术和机械改进的技术，以及便利的工具，超越了那些生活在较单纯自然状态的民族”[38]。在返程中，乔治比他的父亲更加直言不讳。他谈到冻得瑟瑟发抖的火地岛居民：“除非可以证明在严酷天气里忍受饥寒是幸福的，否则，巧言善辩的思想家们不会令我信服。”[39]
同冒险号重新会合之后，库克向北驶向夏洛特王后湾。在那里，他参观了托拜厄斯·菲尔诺及手下官员们建造的花园，在里面种植了土豆、胡萝卜、大萝卜、甘蓝和沙拉菜。菲尔诺说，它们“生长得很茂盛，如果当地人悉心照管，可能会证明对他们有用”。他还在沿海移栽了几百株白菜。[40]从库克和菲尔诺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都对在选定地点建造花园有兴趣，尽管动机可能并不是一位现代批评家所揣测的：“无论库克航行到哪里，他都会开辟一座英国式花园。这一行为主要是象征性的——用有序的英国园林模式取代无序的野蛮人生活方式。”[41]几乎可以肯定，库克的动机没有那么高雅，而是比较朴实的。他常对自己努力的结果感到失望。1774年10月，他第二次访问夏洛特王后湾时，发现上次开辟的花园“完全被当地人忽略了，几乎和大自然混为一体，但是很多植物生长得很茂盛”[42]。福斯特的日志提到了这些园艺活动，但没有留下个人参与的迹象。1773年6月1日，他写道，在夏洛特王后湾的莫图拉岛（Motuara Island）上，库克翻掘土地，播种了小麦、大豆、四季豆和豌豆，“与此同时采集了一些珊瑚和贝壳”[43]。福斯特专注于搜集异域的物产，而不是尝试栽培欧洲人熟悉的植物。
尽管在福斯特离开英国之前班克斯不愿提供帮助，但在新西兰从事植物学活动的过程中，福斯特对参加库克第一次远航的班克斯产生了较多的钦敬：“我们看见了一种未知植物，非常渺小，呈匍匐状，它是一种新属，名为班克斯西亚（Banksia），以纪念约瑟夫·班克斯先生，他是奋进号的首席博物学家，曾在南海，尤其是新西兰进行考察，搜集了八百多种未知植物物种和两百多种未知动物物种，极大地丰富了自然史。他在这一学术领域做出的贡献无人可媲美。”[44]后来在停泊塔希提期间，福斯特淡化了自己观察所得的价值，而对远方的班克斯表达了进一步的敬意：“我想，对奥塔海特居民的行为、风俗、宗教、文化和生产的描述已公诸于世，其撰写者比我的能力要强得多。”[45]诚然，班克斯日志的大部分在不久前被收入约翰·霍克斯沃斯编纂的太平洋航行史集，但福斯特称他为塔希提语的“完美大师”，无疑是一种溢美之词。
某些初来者对塔希提的印象是“叹为观止、令人屏息”。1773年8月15日，乔治第一次领略了它的壮美景色：“黄昏时分，我们企盼的那座岛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夕阳西下，山峦在地平线上的金色云朵中若隐若现。”第二天清晨，一阵微风“从岛上送来一股醉人的馨香”[46]。他的父亲无心欣赏，决心号撞上了一块暗礁，他在帮忙起锚时受了伤。对帮手来说，起锚是个不寻常的任务。上岸后，福斯特发牢骚说：“我们到达这里的季节似乎是错的，或者根本就不该来这个地方。”植物保存也很困难，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岛民到船上来索要礼物或进行交易，福斯特无法在甲板上晾晒植物，只能把它们放在烤炉里烘干。[47]通常，福斯特父子中至少一人伴随库克上岸远足。在附近的赖阿特阿岛上，福斯特击伤了一名想从他儿子手中夺取步枪的岛民，为此与库克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用福斯特的话说，“双方都头脑发热，言辞过激，他强行把我赶出了大舱”[48]。几天后，两人握手言和，但在后来的航程中，福斯特的抱怨中至少部分是针对库克的，他写道：“那些毫不了解并憎恨科学的人，从不关心拓展科学和增进知识。”[49]斯帕尔曼在胡阿希内岛（Huahine）考察植物时遭到两名岛民的攻击和殴打，库克指责他“单独行动”。斯帕尔曼的日记通常措辞平和，此刻也流露出一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情绪：“在新西兰和其他地方，我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植物，数百个野蛮人近在咫尺，我们仿佛是火中取栗。”[50]
1773年10月初，决心号抵达汤加群岛（Tonga archipelago），福斯特注意到，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植物。正如在新西兰和社会群岛一样，他的日记越来越多地是记录对岛民及其生活方式的观察。在汤加，他赞扬了岛民的音乐水平，随后写道：“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聪明才智吧，他们的发明，他们的艺术，他们制造了简便的工具，他们的耕作、捕鱼、航海和造船技术，他们有关星辰的知识。这些令人信服，他们的文明程度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发达得多。”[51]在埃瓦岛（Eua），库克送给当地酋长一些花卉种子。不过就传播植物来说，他主要寄希望于气候条件比较温和的新西兰。探险船向南行驶返回夏洛特王后湾后，福斯特再次对搜集植物的成果感到失望，尤其当时正逢早春，对植物学家来说应当是最有利的时节。随着决心号接近伦敦的对趾点（它再次失去了伙伴冒险号，自此直到返回英国，一直单独航行），福斯特似乎感到有些兴奋，因为他们进入了“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船只到过的地方”[52]。但是，当他们绕过南极冰架，看到的是大雾弥漫，天寒地冻，他的情绪又跌落到了冰点。12月21日，在决心号第二次穿越南极圈后，他写了好几页纸倾诉苦衷。首先是如常抱怨小舱室，“四面透风，刺骨的寒气渗进来，充满潮气和恶臭，触摸到的每件东西都是潮湿和发霉的，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坟墓，而不是活人的栖所”。库克的舱室也强不了多少，“有的窗户玻璃都破了，室内弥漫着潮气和烟雾，地板上放着一捆散开的潮湿船帆，几个水手在干活儿，他们吃过豌豆和酸泡菜后，身体里排放出阵阵臭气；而且一天到晚总是有五六个人待在里面”。
相比这些身体和生活的不适，更令福斯特烦恼的是他担心自己无法完成一名科学家的使命。他希望这次考察“会对人类，尤其是对大不列颠的统治有益，但是经过十八个月的艰苦工作，没有新的发现。我们在岸上短暂停留时所见到的所有植物和动物，可能都已被班克斯先生和索兰德博士观察到了”。福斯特日益感到纠结和懊丧：相比先行者们，他的研究是次等的，“借助于自然史的丰富知识和杰出技能”，他们早已公布了这些发现。[53]然而，福斯特并不知道，这些焦虑其实是多余的。在伦敦，班克斯和索兰德的自然史研究成果的出版，被无限期拖延了。
当库克顽强前行时，福斯特指出，他们已经按照计划的线路航行了两个季节，想象中的大陆依然不见踪影，这就排除了存在一个巨大南方大陆的可能性：“这一切行为的结果就是让这艘船遭到毁坏，任船员和设备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经受风吹浪打。要想让政府和公众相信没有任何未被发现的大陆是很难的，即使把整个海洋都‘耕犁’一遍，也不足以打消公众的怀疑。”[54]深受腿部风湿病折磨的福斯特不点名地责难库克“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和虚荣心，故意延长航行的时间”。这是福斯特在航程中情绪最低落的时段，他的日记几乎变成了速记：“我不是在活着，甚至连无聊地活都谈不上，我日益衰朽，渐渐地消磨殆尽。”[55]1774年1月30日，决心号遇到了“一片巨大的”冰川，库克猜测它一直延伸到极点。他们当时位于南纬71°10′，是有史以来船只到达的地球南端最远点。
库克无意中对几天前福斯特的嘲讽做出了回应，他写道：“我的抱负不仅是比其他任何人都走得更远，而且是一直向南、向南……直到极点。”福斯特终于松了一口气，一言以蔽之：“我们又向北行驶了。”[56]
福斯特很乐意对分外之事置喙，这是他不讨船员们喜欢的毛病之一。例如，当决心号在1774年的三四月间横跨太平洋中部时，福斯特对欧洲探险家们任意命名岛屿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批评。他指出，探险家们都自认为是这些岛屿的首位发现者。一个岛有时被命名了好几次，造成马克萨斯群岛和土阿莫土群岛的一些岛屿身份混乱：“假如所有航海家都采取审慎的态度，先向当地人询问这些岛屿的名称，我们或许可以确定哪个是新发现，哪个不是。”[57]这一常识性建议被官方采纳，成为海军勘测航行中水文学家实施的标准做法。
在航程的最后阶段，福斯特继续冒险搜集标本。在1774年4月回访塔希提时，他决定再去寻找未知植物，爬上了马塔维湾的内陆山巅。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山上的云雾水气导致路面极滑，而且两边都是陡峭岩壁，十分惊险”。他的仆人斯考林特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所以这次由塔希提的一名年轻土著携带植物箱跟随。途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攀登，搜集到一些植物，“站在陡峭的山崖边，万丈深渊近在咫尺”。在滂沱大雨中，“我摔了一跤，伤到了大腿，疼得快要晕过去了”[58]。这一摔导致福斯特的肌肉组织断裂，在未来的岁月里令他痛苦不堪，但他心情很好，因为自认为发现了班克斯和索兰德没有搜集到的八种新植物。在纽埃（Niue，被库克命名为Savage Island，野蛮岛），福斯特和斯帕尔曼刚一登上岩石嶙峋的海岸，即遭到岛人的攻击，不得不撤回船上，仅搜集到了一株植物。在塔纳岛（Tana）上遇到了不同的危险。那里有一座火山，喷出呈针状碎片的黑灰，“岛上每一片叶子都被火山灰覆盖了，采集植物对我们的眼睛伤害很大”[59]。
当他们驶过汤加的一串岛屿时，福斯特再次抱怨被剥夺了采集植物的机会。尤其是班克斯在奋进号远航中没有访问过这些岛，更让他觉得错失良机。在斐济群岛的瓦托阿岛（Vatoa）附近，他概括地陈述了反对意见：
公众的钱都被浪费了，我的使命——利用这一远航机会采集未知的植物，完全未能实现。在这些前人从未踏足的岛上，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然而我们要么仅停留一天，要么停留两天，很晚才登岸，很快又起锚出发了。假如不仔细考察它们的物产和土地，以及居民的生活习俗，在南海多访问两三个岛屿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远处瞭望是不可能了解这一切的。[60]
当库克拒绝提供一条船去瓦托阿岛考察时，福斯特发火了。眼见“一座植物繁茂的小岛近在咫尺”却不可及，他感到极度失望，指责那些人“毫无科学品位。除了夸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认识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61]。在埃罗曼加（Eromanga）附近，福斯特沮丧地说：“我们永远漂浮在海面上，上岸只是短暂的放松，好像只要发现了一块土地就值得庆幸，就是全部目的，对它的物产毫不关心。”[62]此话宣泄了多年来博物学家在探索远航中积压的怨气。福斯特这类旱鸭子乐意承认，植物世界充满考验和磨难。他们为自己布置了艰巨的任务，并坚持不懈地去完成，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即使被允许上岸，也不总是碰上好运。有天早上在塔纳岛发生的事即是见证。福斯特写道，他和儿子在登陆点附近的沼泽地“看到了几只红头和红胸脯的鹦鹉，但它们非常警觉和害羞，我们一只也没逮到，尽管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惨遭蚊虫叮咬。我发现了一种未知植物，又看见了三只鸭子，但还是不走运，它们全飞走了”[63]。
还有一些事也令福斯特感到烦恼。一名水手想用六只并不完美的贝壳和他交换半加仑白兰地（价值相当于1英镑），他不由得怒火中烧。船上有很多人搜集“奇异之物”，以便回乡后销售，水手、军官和木匠已有数千枚贝壳的“巨大收藏”。这令人联想起采集贝壳的时尚。最早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一些美丽的贝壳标本带回欧洲，一度颇受欢迎；随着18世纪下半叶太平洋远航盛行，贝壳再度风靡。贝壳与其他大多数标本不同，它易于采集、保存和展示，漂亮的可以出售，稀有的标本价格惊人，并被锁在富有收藏家的玻璃橱柜里，不过他们摆设贝壳的方式并不依据科学分类标准，更多是为了炫耀。1775年，决心号的一名海员回到英国后写信给约瑟夫·班克斯“恳谅冒昧”，奉上“鄙人采集的些许玩意儿。连同几种花色的贝壳——它们受到了号称‘贝壳专家’的赞赏”[64]。
上岸远足搜集时，福斯特不止一次地挑战库克及其手下军官的权威。就连决心号上最和善的少尉查尔斯·克拉克，也卷入了有关福斯特对待塔纳岛民的争论之中。福斯特在日记中抱怨，克拉克威胁他，假如不服从命令，就让哨兵击毙他。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乔治的说法更加如临其境。他声称，父亲拔出一把手枪才迫使克拉克后退。两人都向库克告状，但库克“似乎未采信任何人的说法”——也许是因为它听上去实在太荒唐。[65]关于福斯特从官方收到四千英镑酬金一事，在航行过程中传得人尽皆知，这大概引起了一定的反感。“我是人们嫉羡的对象，”福斯特写道，“他们采用卑鄙、刻薄和肮脏的手段，尽可能阻碍我对自然史的追求。”[66]
福斯特爱批评和抱怨的毛病损害了他勤奋工作的形象。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巴拉德（Balade）考察期间，库克平淡地写道：“我们待在这里时，植物学家们不抱怨无事可干了，他们每天都带回一些新东西，植物学的或自然史的。”[67]然而，福斯特父子认为在巴拉德发生了不公平事件。乔治记述，在他和父亲生病期间，“一位外科医生助理（几乎可以肯定指的是威廉·安德森）搜集了许多未知植物和贝壳，但是出于最卑鄙和不理智的嫉妒心理，他把这些发现藏了起来，不让我们知道”。四年后，乔治在发表的报告中强烈地谴责此事，其措辞同安德森的罪过不成正比：“这似乎是意想不到的，世界上最开明国家派遣的考察船的科学家，竟然被阻止和被剥夺追求知识的权利，这是只有野蛮人才会采取的行径。”[68]从另一方面来说，福斯特与库克的关系并不总是像日志中某些段落暗示的那样不愉快。在归途中，决心号在大西洋更南部的区域航行，库克似乎接受了福斯特的建议，将在南纬54°—55°发现的大岛命名为“南乔治亚”（South Georgia）。[69]两个星期之后，库克将南桑威奇群岛（South Sandwich Islands）一个深海湾命名为“福斯特湾”（Forsters Bay，今称“福斯特通道”，Forsters Passage）。尽管用了将近三年时间库克才做出这一表示，但值得注意的是，船上的其他“实验绅士”——威廉·威尔士和威廉·霍奇斯，都未获此殊荣。
决心号到达好望角之后，福斯特的宝贵助手斯帕尔曼离开了探险队。他后来撰写的第一本书讲述了更多自己在南非的经历，而不是在决心号上航行的岁月。斯帕尔曼很少吐露怨言，福斯特则在日志中连篇累牍地提及艰难困苦。1775年3月，他写道：
我们的面包储存了很久，陈腐发霉；而且长满了两种褐色的金龟子……豌豆汤里的蛴螬和蛆比比皆是，简直像故意撒进去的……咸肉存放在船上快三年了，越来越硬，因为咸盐把所有水分都吸干了。[70]
当决心号靠近故乡水域时，福斯特的忧虑加深了：“我不再年轻，倘若在离家期间我不幸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赞助人，我必须从头开始。”[71]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福斯特的悲观预感不是空穴来风，尽管具体情况同他想象的不一样。决心号于1775年7月30日停靠在斯皮特黑德（Spithead），福斯特父子立即同库克一起前往伦敦。眼下有很多事情要做：看望家人和朋友，包装和整理标本，向学术界报告此次远航的科学收获，当然还要编撰航行记录。起初一切都很顺利，英国和国外的博物学家们对福斯特的研究表示有兴趣，对他们搜集的标本印象深刻。8月，老福斯特受到国王的接见；几天后，他又向王后展示了从好望角带回的活动物。11月，牛津大学授予福斯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赞扬他“在追求自然知识的过程中甘冒生命危险”[72]。福斯特预计航海日志的出版将使自己声名大噪，并成为稳定的经济来源。然而几个月后，他的乐观计划就落空了。首先，关于航行的官方记载，从航行早期开始，库克和福斯特之间便存在着一种误会。福斯特相信，海军部已经同意这项任务，并且最后的奖励是属于他的，这就是他为什么每天坚持撰写日记。从库克那方面来说，他觉得霍克斯沃斯为奋进号远航编撰的日志过于草率，常常倾向于引用班克斯的日志。因此，他决心对自己的第二次远航记录负责，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一些零散手稿外，库克还撰写了三种版本的日记。多处的评论、增补和删减均证明，他不仅是为上报海军部写的，而且是为了公开出版。正如他所称，尽管自己不是一位作家，但是“一个热诚为国家服务的人，有责任尽其所能提供最完整的历史记录”[73]。在决心号返回英国的那个冬天，福斯特和库克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掩盖了，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完善各自的文本。1776年4月，矛盾爆发，桑威克出面调解，召集库克和福斯特开会，达成妥协，出版一部两卷本：由库克撰写第一卷——包括“关于航行的叙述，他的航海观察，以及对接触的岛屿土著人的风俗习惯的评论”；福斯特撰写第二卷——包括“对自然史的观察，几座群岛上土著人的风俗习惯、才智和语言，以及在航行过程中的哲学评论”。出版利润由两人平分。[74]
从两卷本的主题划分协议来看，二人似乎都在描述“太平洋岛民的风俗习惯”。仅这点就难免引起麻烦。而且，假如只是泛泛的“自然观察”，不会对大众读者有太多吸引力。根据以往的经验，班克斯笔下的塔希提风流土著女人曾令人们着迷；冒险号刚从社会群岛带回了一个名叫“麦”（Mai）的岛人，也有可能成为热门故事。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福斯特负责写作的一卷尚未问世即告夭折，因为他违背桑威克的期望写了一章，采用的是叙事而不是科学论述的形式，从而形成与库克的直接竞争。更糟糕的是，桑威克不满意这一章的文字风格，把手稿交给丹尼斯·巴灵顿修改。福斯特愤怒地回应，他根本无法接受巴灵顿提出的修改意见，指责他的朋友和赞助人“在毁掉”他的手稿。事态发展至此，联合编著的方案瓦解了。事实上，库克必须加快进度，于1776年初夏完成航海志，并交给编辑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博士，因为他将于7月离开普利茅斯，进行第三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太平洋远航。
被拒绝参与撰著这次远航的官方记录后，福斯特变换了战术。乔治不受海军部的限制，他可根据父亲的日志写一部书。父子俩期望这不仅带来销售利润，还能给福斯特腾出时间撰写一部关于航海的哲学著作。1777年初，乔治完成了任务，《环球航行》（Voyage round the World）两卷本在3月出版。库克的日志《南极远航》（A Voyage towards the South Pole）也是两卷本，六个星期后出版。不过，福斯特计划获取巨额利润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在《致尊敬的桑威克伯爵》（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Sandwich）中，乔治公布了令人遗憾的来龙去脉，当然这是从福斯特的角度来看的。他指责海军大臣故意将官方记录的价格定得极低，仅两个几尼。库克的书中包括基于霍奇斯绘画制作的63幅插图，乔治的书没有插图，故顶多卖同样的价格。此外，海军部给库克报销了纸张和印刷费用。乔治得出结论说：“通过这样浪费公帑，这些书便可以最低成本价出售……而我只赚取了原应得到的三分之一。”[75]他的父亲更为不满，这本书“没给我们挣得一分钱”，且有570本未能售出。[76]《环球航行》得到当时伦敦大多数期刊的好评。乔治有意回避描写航海细节，比如“经常撞上礁石，一根船帆在风暴中被毁，无数次遭遇恶劣天气”之类，因此比较迎合评论家的品位，但约翰逊博士[77]告诉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福斯特的书毫不吸引我。”[78]他从不喜欢自霍克斯沃斯以来的探索远航记。此书写得很匆忙，乔治只有九个月的时间撰写这部长达1200页的文本，全仗着面前摆着父亲的日志才有可能完成，尽管老父亲总在身边徘徊可能有所干扰。总体上，此书比福斯特的日记谨慎、温和，但它出版后，已经翻了篇的矛盾又重新浮现了。1778年，威廉·威尔士发表长文《评福斯特先生的航海记》（Remarks on Mr. Forster's Account）。乔治则做出回应，发表了《答威尔士先生的评论》（Reply to Mr. Wales's Remarks）。
更值得一提的是，福斯特的《环球航行观察报告》（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也在同一年出版了，它是对此次航行的哲学思考。关于“南海群岛人种的论述”长达近400页，他开篇便引用亚历山大·蒲柏“探索人类奥秘的正确方法即是研究人”，接着断言，“尽管以前有许多关于天涯海角的报道，但一般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它们的作者要么过于无知，未能搜集到任何有价值的标本或进行有用的观察，要么只是企图炫耀肤浅的知识”[79]。此番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福斯特不是一位很受人敬爱的学者。福斯特的书中有很多颇具洞察力的发现，包括认识到太平洋岛屿上的居民来自亚洲，认识到人口增长对于解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等等。他的理论预示了后来洪堡揭示的一个问题：饮食、习俗和气候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而且，在达尔文学说诞生的六十年之前，福斯特即提出火山“导致了地球表面的巨大变化”，并推测珊瑚的形成“最有可能是整个南海的热带低岛的起源”[80]。
“多样性”“比较风俗研究”“气候”和“环境”逐渐成为文学界和哲学家-旅行家的新流行用语。[81]著名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人类历史哲学大纲》（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中，赞扬福斯特“对人类物种做出了学术的和智慧的解释。对于世界上其他空白地区，我们很期盼也能有类似的哲学自然地理学研究”[82]。一个新近的评论将福斯特的观察描述为“关于这次远航的科学冥想，内容惊人地广泛和丰富，最重要的是有关原始人类学的发现”[83]。作为官方任命的博物学家，福斯特的书中包含的自然史内容少得可怜，假如自然史的定义仅仅是描述动物和植物王国的话。更确切地说，在择定叙述方式时，福斯特大概想到了林奈在1760年提出的建言：“我们必须沿循大自然的伟大链条，寻根究底，直到找出它的源头；我们应当首先思考人体内部的自然运作，进而研究各种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鱼类、昆虫和蠕虫，再到植物。”[84]乔治更加直言不讳，他说议会委派“我的父亲作为远航博物学家，不仅仅是为了带回一些蝴蝶和干燥植物标本……从他那里，他们期待着一部航海哲学史”[85]。没有证据表明议会、政府部长或海军部对福斯特抱有这种期望，但这正是他们所得到的。
接收和处理福斯特从库克第二次远航中带回的收藏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决心号返回英国的一个月前，索兰德根据来自好望角的消息通知班克斯：福斯特已搜集了许多植物和动物的新物种。[86]在《环球航行观察报告》一书中，福斯特详细地列出了清单，共330种植物，其中220种是科学界前所未知的，另有104种鸟，其中一半是水禽，还有74种前所未知的鱼类。尽管福斯特总是牢骚满腹，但他在海上或南海的荒凉地区度过的漫长岁月并没有白费。他发表的有关信天翁和企鹅的开拓性研究专著已被广泛认可。多年后，在献给儿子乔治的一本书中，福斯特概述了他和乔治、斯帕尔曼之间的分工：“在描绘植物草图方面，我们请好友斯帕尔曼当助手，而你（乔治）的任务是将他绘的图进行整理排序，同时负责撰写描述词条。我的专长是更细致地从各方面审核这些图像，做了几处校正，并描述了所有的动物。”福斯特估计，总共约有500种植物和300种动物绘画（图13、14、15）：“任何有理解力的人都会感到惊讶，一个人，加上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仅有一名助手，竟完成了如此巨大的工作量。”[87]福斯特父子带回的许多植物都有不止一件标本，他们慷慨地把副本赠给有关机构和个人。他们还带回500多件民族志文物或“人造珍品”。这些文物都是精心搜集的，常常是交易得来，可是在保存它们的时候，最初所有的构思似乎都没能实现。有些物品被出售，有些被赠送，通常未留下任何记录。如今，至少14家博物馆藏有福斯特父子搜集的文物。[88]
在展示远航搜集的自然史和民族志文物的英国博物馆中，阿什顿·利弗爵士（Sir Ashton Lever）创立的“Holophusicon”最为突出，它位于伦敦的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于1775年2月开放，那是在决心号返回的几个月前。[89]它是大英博物馆的竞争对手，未获官方资助，也不受约瑟夫·班克斯的青睐。利弗的第一座博物馆建在曼彻斯特，获得了库克航海搜集的大量藏品（有些可能是库克亲自送给利弗的），并且免费对公众开放。与大英博物馆不同的是，这些物品都附有详细的标注。一位外国参观者留言：“我所喜欢的是，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可以自行观览数小时，因为每个文物柜的玻璃上都挂有彩绘标签。”参观该馆的名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90]认为，就“满足探索自然的好奇心来说，它超过了欧洲的其他任何博物馆。而且，所有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昆虫都保存得很好，整理得井井有条”。从卫斯理的评语可以发现，该馆展品中的干燥植物和种子不多——它们可能储存在班克斯和其他植物学家的标本馆中。这些藏品，包括自然史和民族学的，都通过艺术家的画笔记录下来了，尤其莎拉·斯通（Sarah Stone）绘制的几百张素描和水彩画是该馆的珍贵收藏。这座博物馆很受欢迎，后来却陷入了财政困境。1788年，在利弗逝世前不久，它迁至圆形大厅（Rotunda）——坐落在横跨泰晤士河的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畔。新主人詹姆斯·帕金森（James Parkinson）将之更名为“利弗里亚博物馆”（Leverian Museum）。由于新的地理位置不理想，只经营了八年就被迫关闭了。7000件藏品持续拍卖了两个多月，流散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大的一部分被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购得，归入皇室馆藏，有大量自然史标本，其中包括276种鸟类，还有230件民族志文物。如今，阿德里安·卡普勒（Adrienne Kaeppler）[91]致力于调查该馆1806年出售文物的下落，有幸确证大量藏品的所在地，尽管有一些可能已经永远地湮灭了。
对于随同库克远航的博物学家来说，搜集、描摹和概述数百件标本的使命已经相当艰巨了，还要撰著、编辑，最后以可接受的学术形式出版，整个过程十分困难且昂贵。起初，福斯特信心十足。在返回的三周内，他宣布计划出版两部作品：《新植物属志》（Genera Plantarum Novarum）和《动物学与植物学概述》（Descriptionibus Zoologicus and Botanicus）[92]，但未能按预期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个一卷本，其中有斯帕尔曼撰写的描述文字和乔治的绘画，但并未包括在航程中搜集的所有植物标本。《植物物种特征》（Characteres generum plantarum）以四开本形式于1776年出版。它似乎是件半成品，福斯特对它的仓促出版感到后悔。他本打算把这些内容作为一部全面系统著述的序文。然而，由于围绕这次航行的官方文本争论不休，加之福斯特此时受到失业的困扰，经济状况很不稳定，导致出版计划付诸东流。福斯特陷入财务困境的一个迹象是，1776年8月，他以四百几尼的价格将乔治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绘画卖给了班克斯；而他最重要的手稿“动物志”中包括的动物考察部分半途而废。多年后，乔治试图在哥廷根（Göttingen）将之出版，但父亲的财务状况及其他要求导致出版商放弃了这个项目。直到1844年，这部著作才最终问世。当时一位编辑评论说，倘若这部开创性的杰作得以在福斯特有生之年出版，便“没有什么能够掩盖这位伟人的光芒，［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英法动物学家们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荣耀”[93]。这段话可用来概括其他很多博物学家的命运。
1778年，乔治为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前往德国，但在卡塞尔（Kassel）担任自然史教授的报酬仍然相当微薄。他乘坐的那艘船不幸失事，损失了随身携带的一大批标本和文物。他的父亲福斯特由于“轻率并缺乏经济头脑”搞得自己债务缠身（乔治曾这样承认），最终接受了哈雷市一所大学的教职，尽管薪水同他的哲学、自然史和矿物学教授头衔并不相称。福斯特设法带去了自己收藏的自然史标本和大部分书籍（有些被迫出售）。他在哈雷建立的植物标本馆藏有三千种珍稀植物。在伦敦的困顿岁月里，福斯特严重地依赖向班克斯借贷来维持生计，大部分未能偿还。当福斯特即将离开英国时，乔治写信给班克斯，感谢他在父亲几乎被所有人遗弃的时候慷慨地伸出援手，并且尤其对“我父亲自己也很讨厌的那种暴脾气”表示歉意。[94]即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花很多时间去逃避法院执达吏和寄出乞助信时，福斯特也从未停止写作。在乔治眼中，艰难困苦似乎格外激励了父亲。他继续发表学术文章，翻译瑞典文和德文的科学书籍，并参与布封关于地球进化的理论研究。[95]福斯特评论布封1779年出版的《自然纪元》（Epoques de la Nature）时，对自然史的未来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承认自己和同行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模糊地四处搜寻”，细数毛发、羽毛和鱼鳍，“过于微观地处理自然史。因而，现在是布封教我们把博物学家的显微镜换成望远镜的时候了”[96]。
乔治先于其父四年多去世，但他拓展了新的方向。起初，他不断变换学术职位，但仍专注于太平洋研究。他撰写的《库克第二次远航》（德文版）很受欢迎。也正是他，将库克第三次即最后一次远航的官方记录译成德文，并写了两万余字的导言介绍“探索家库克”。其中有一点令人意外，尽管在决心号上发生了许多纠纷，但乔治毫无保留地对库克表达了钦佩之情。他赞扬库克与军官和士兵的相处模式，对船员健康的关注，以及执行纪律的敏锐决断、宽严相济。最重要的是，他对库克在航行中表现出的“钢铁意志”印象深刻。这一伟大远航改变了欧洲人对太平洋地区及其居民的认识：“作为一名航海家和探索家，库克至今仍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骄傲，无人可以超越。”[97]
对于乔治来说，撰写有关太平洋远航的故事是位居第二的兴趣。正如他对一位朋友所说，多年来，唯一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事就是渴望再次参加远航。他先是打算跟随荷兰商人威廉·伯茨（William Bolts）组织的奥地利远征队航行，计划流产后，他又准备参加一支雄心勃勃的俄国探险队，由俄国海军军官格里高里·伊万诺维奇·穆洛夫斯基（Grigory Ivanovich Mulovsky）率领，计划航行到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以及“所有”地方。乔治确信，“我们对科学的热忱是不会被忽视的”[98]。可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787年爆发了战争，航行计划也被取消了。对乔治来说，这是他梦想的终结，健康状况和经济拮据迫使他接受了在美因兹（Mainz）担任大学图书馆馆员的职位。1790年，年轻的亚历山大·冯·洪堡陪同乔治沿莱茵河而上，穿越海峡来到英国，这是乔治对决心号的最后一瞥。洪堡回忆起他说的话，跟随库克远航“帮助我确立了自18岁以来一直在策划的旅行计划”[99]。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乔治卷入了被战争蹂躏的莱茵兰（Rhineland）革命政治旋涡。1794年，他在巴黎溘然长逝，年仅40岁。
福斯特在哈雷度过了余生，尽管仍存在一些非议和财务困难，但他在大学社区中受人尊敬，还是20个学术团体的会员。他的工作效率依旧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他和乔治计划出版的《库克第二次远航》的自然史一直没有下文。他源源不断地发表有关地质学和矿物学的论述和散文，在哈雷撰写的最著名的书是《北方探索远航史》（History of the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Made in the North，英文版于1786年问世）。之后，出于学术和财政方面的原因，福斯特转而从事编辑和翻译，并准备出版旅行文集。18世纪90年代，他担任一套16卷系列丛书的主编，为德国读者提供了第一部连贯清晰的旅行记选编。堪称巧合的是，在1798年他去世之前，福斯特正在翻译路易-玛丽-安托尼·德图夫·米勒特-穆鲁（Louis-Marie-Antoine Destouff Milet-Mureau）撰写的拉佩鲁塞（La Pérouse）太平洋远航记，并急切地等待收到日志的副本，它记述了那次伟大的北太平洋探索远航，作者是四分之一世纪前决心号上的年轻水手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正如赫尔德所说，在福斯特的内心深处，他将永远是“南海的尤利西斯”[100]。
[1] Michael E. Hoare ed., The Resolution Journal of Johann Reinhold Forster 1772-1775, 4 vols, 1982, Ⅰ, p.2.
[2] Michael E. Hoare ed., The Resolution Journal of Johann Reinhold Forster 1772-1775, Ⅰ, p.17.
[3] Ibid., p.12.
[4] Michael E. Hoare, The Tactless Philosopher: Johann Reinhold Forster (1729-1798) , Melbourne, 1976, p.37.
[5]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47.
[6] Ibid., p.46.
[7]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8.
[8] Ibid., p.717.
[9]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51.
[10] Ibid., p.125.
[11] Hoare, Tactless Philosopher, p.78.
[12] George Forster,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Sandwich, 1778, in Nicholas Thomas, Oliver Bergh and Jennifer Newell eds., George Forste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2 vols, Honolulu, 2000, Appendix D, pp.788-789.
[13]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p.53-54.
[14] 福斯特在1773年6月25日的日记中解释了这个术语，他写道：“水手们将发现的每一件不太像战争中常见的事都称为‘实验’，比方说海水蒸馏出饮用水。因此，天文学家威尔士先生、画家霍奇斯先生，我自己和我的儿子都被看作‘实验绅士’。”Ibid,Ⅱ, p.310.
[15]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xlii.
[16]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 148.
[17] Ibid., pp.159-160.
[18] Anders Sparrman, A Voyage to the Cape of Good Hope … and round the World, 2 vols, 1785, p.81.
[19]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100.
[20]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Ⅱ, p.790.
[21]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Ⅱ, p.62.
[22]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Ⅱ, pp.187-188; Anders Sparrman,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Stockholm, 1802, trans. Eivor Cormack, in The Linnaeus Apostles, 5, 2007, p.381.
[23]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Ⅱ, p.196.
[24]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p.98-99.
[25]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Ⅱ, pp.233, 234.
[26]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Ⅰ, p.78.(https://www.daowen.com)
[27]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Ⅱ, p.241.
[28] Sparrman,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pp.391-392.
[29]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Ⅱ, p.251.
[30] George Forster, Cook, the Discoverer, German original, Berlin, 1787, Sydney, 2007, p.204.
[31]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Ⅱ, p.269.
[32] Ibid., p.273.
[33]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Ⅱ, p.701.
[34]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Ⅱ, p.185 and Ⅲ, p.387.
[35]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Ⅱ, p.293.
[36] Ibid., p.549.
[37]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Ⅰ, p.280.
[38]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Ⅱ, p.265.
[39]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Ⅰ, p.631.
[40]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p.76, 127, 166-167, 168, 741, 778.
[41] Gananath Obeyeskere,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NJ, 1992, p.12; Nigel Rigby, ‘The Politics and Pragmatics of Seaborne Plant Transportation 1769-1805’, in Margarette Lincoln ed., Science and Exploration in the Pacific: European Voyages to the Southern Ocea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odbridge, Suffolk, 1998, pp.82-84.
[42]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571.
[43]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Ⅱ, p.289.
[44]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Ⅱ, p.284.
[45] Ibid.,Ⅲ, p.404.
[46]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Ⅱ, pp.141-142, 143.
[47]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Ⅱ, p.331.
[48]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Ⅲ, p.365.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清楚福斯特是否一度被允许使用大舱从事科学工作（就像班克斯和索兰德在奋进号上那样），后来被赶了出去，还是偶尔去大舱访问库克时发生了争执。
[49] Ibid., p.551.
[50] Sparrman,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pp.433-434.
[51]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Ⅲ, p.396.
[52]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Ⅲ, p.432.
[53] Ibid., pp.438-439.
[54]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Ⅲ, p.443.
[55] Ibid., p.445.
[56]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323;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Ⅲ, p. 451.
[57]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Ⅲ, p. 480.
[58]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Ⅲ, pp.500-501.
[59]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Ⅱ, p.520.
[60]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Ⅲ, pp. 500-501.
[61] Ibid., p.552.
[62] Ibid., Ⅵ, p.578.
[63] Ibid., pp.608-609.
[64] Richard Conniff, The Species Seekers, New York, 2011, p.77; S.P. Dance, Shell Collect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erkeley, CA, 1966.
[65] 关于这一事件，见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Ⅳ, pp.606-607;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Ⅱ, p.774。
[66]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Ⅳ, p.647.
[67]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543.
[68]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Ⅱ, pp.585, 586n.
[69]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p.625 and n.福斯特最初建议的名称是“Southern Georgia”。
[70] Sparrman, Voyage to Cape of Good Hope, p.103.
[71]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728.
[72] Hoare, Tactless Philosopher, p.157.
[73] Beaglehole ed., Resolution and Adventure Voyage, p.2.
[74]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Ⅱ, p.806.
[75]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Ⅱ, p.797.
[76] Ibid., Ⅰ, p.xxxvi.
[77] 指英国作家、传记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译者注
[78]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Ⅰ, pp.8, xxix.
[79] Nicholas Thomas, Forster Observations, p.143.
[80] Ibid, pp.103, 107-108.
[81] 更多信息参见P.J. Marshall and Glyndwr Williams,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1982, pp.274-283。
[82] J.G. Herder,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 trans. T. Churchill, 1800, p.153.
[83] Nicholas Thomas, ‘Forster, Johann Reinhold, and Georg Forster’, in David Buissere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Exploration, 2 vols, Oxford, 2007, Ⅰ, p. 316.
[84] John Gascoigne, Joseph Banks and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 Useful Knowledge and Polite Culture, Cambridge, 1994, p.137.
[85] Thomas et al., Forster Voyage, Ⅰ, pp.5-6.
[86]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58.
[87] Ibid., p.77.献给乔治的书为Enchiridion histriae naturali inserviens, Halle, 1778。
[88] 最新的清单见Adrienne L. Kaeppler, ‘To Attempt New Discoveries in That Vast Unknown Tract’, in Michelle Hetherington and Howard Morphy eds., Discovering Cook's Collections, Canberra, 2009, pp.58-77。
[89] 此段信息引自Adrienne L. Kaeppler, Holophusicon: The Leverian Museum. A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Institution of Science, Curiosity and Art, Altenstadt, 2011。作者解释，利弗创造了“Holophusicon”一词，意为“整个大自然”（holo——“全部”，phusicon——“自然”）。
[90] 约翰·卫斯理（1703—1791），英国牧师和神学家，他同兄弟查理及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一起创立了卫理公会。——译者注
[91] 阿德里安·卡普勒（1935—2022），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森学会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海洋人种学馆长。——译者注
[92]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69n.
[93] Hoare ed., Forster Journal, Ⅰ, p.92.
[94]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2008, Ⅰ, p.272.
[95] 福斯特在伦敦的最后岁月，见Hoare, Tactless Philosopher, ch.Ⅷ。
[96] Ibid., p.199.
[97] Forster, Cook, the Discoverer, pp. 165, 171.
[98] Robert J. King, ‘The Call of the South Seas: George Forster and the Expeditions to the Pacific of La Pérouse, Mulovsky and Malaspina’, Georg-Forster-Studien, 2008,ⅩⅢ, p.164.
[99]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trans. Jason Wilson, 1995, p.15.
[100] Hoare, Tactless Philosopher, p.327.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去世后，哥廷根的乔治-奥古斯特大学（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接收了他的民族志文物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