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为船友约翰·麦克吉尔维（John MacGillivray）发表的响尾蛇号探索远航记写的评论中，生物学家赫胥黎总结了历代海上博物学家的挫折体验。^[1]他写道，每个人开始人生的冒险时都抱着极高的期望，“我们一直是自己心中的哥伦布，当我们相信在已知世界之外，有一片云雾笼罩的南方大陆，充满奇观和冒险机遇，每个人都会产生无法形容的渴望和参加远航的念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比较明智了”。赫胥黎认为，海上旅行有一种常态。水手们承担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大自然无休止地搏斗，同科学人所必需的思辨敏锐性和抽象性有着天壤之别”；他坚称，陆地上的人不能理解海上“充满纷争的封闭小世界”。为了说明海上博物学家的命运，他并未引用英国同胞的著述，而是通过沙米索之口，回忆三十年前俄国海军部派出的科茨布远航队。沙米索抱怨船上的生活单调乏味；船长是个强权的压迫者，“无法解决或回避”。即使船长同情博物学家，下级军官们也不以为然，这些人从13岁就加入了海军，“非常不尊重”除海军日常事务之外的任何工作：

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反对活动——恰恰相反，但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假如你想要一艘船去做捕捞工作，十有八九，它实际上已经或可能要派作他用。如果你将拖曳网放进一片混浊的水域，寄希望于发现未知的生物，极为可能出现一个奇特的结果——那只网妨碍了船只的行进，你刚一转身，网就被拖了起来。或是你忙着去完成一项细致的解剖工作，回头发现捕获物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

在赫胥黎看来，沙米索总结了博物学家在船上遇到的困扰：“一开始，他充满欢欣、期盼和工作的欲望；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他人让路，少占用空间，并且尽可能让自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赫胥黎确认了沙米索的怨言，因为这亦是他自己在响尾蛇号上的亲身体验。他观察到一个普遍规律：“执行探险任务的船舰不可避免地是速度最慢和最笨拙的，而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最不舒适的，甚至包括旗舰在内。”“它的下层舱始终没在水下，就在这么一种丢人现眼的状态下行驶”，而海军部拒绝赞助探险队的任何自然史考察工作。当然这只是赫胥黎的一面之词，许多载有博物学家的远航船只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装备精良——但必须指出，通常由博物学家自己出资购置。比较合乎情理的牢骚是，他们的辛勤工作常常被船员们低估、忽略甚至蔑视。班克斯与库克、达尔文与菲茨罗伊的密切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在本书记述的大部分远航中，海军官员和平民博物学家在优先次序上总是产生矛盾，没有任何一次远航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自然史。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地理发现及其分支问题——搞清楚未知或鲜为人知的海岸线，绘制海图。船上的博物学家只是附属角色。他们的雄心壮志可能是增进世界对未知的动植物的认识，但是对于部署探险队的政府机构来说，地理发现的实用价值更为重要。博物学家对住宿和待遇的诸多抱怨，反映出他们在船上不受重视。鉴于此，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本书提到的所有博物学家在上船之前，很少或根本没有体验过海上生活，他们忍受身体的不适、疾病和危险，在窄小拥挤的船上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布干维尔远航的给养供应》（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一书中，问及航海家在海上的生活，第一个狄德罗式的问题是：“他受了很多苦吗？”^[2]博物学家在远航中一直同无聊和沮丧做伴。沙米索写道，日复一日“单调而空虚，就像无边无际的水面和头顶上的蓝天：没有故事，没有事件，没有新闻”，这仿佛是六十年前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在库克第二次远航中的回声：“已经绕了地球的一半，我们什么也没见到，唯有水、冰和天空。”

尽管存在这一切束缚手脚的问题和困难，博物学家们仍设法搜集了丰富多样的标本。许多在远航途中就损毁了，由于物理条件或学术上的疏忽，带回的收藏也遭遇了不同的命运。没有预告而突然到达的大量标本可能令欧洲的博物馆和植物园措手不及，设施有限无法适当存放，许多标本的出处不明或标签不完整也导致整理过程中的困惑和混淆。这令人联想起约瑟夫·班克斯在弗林德斯远航返回后的观察：“每年积聚的大量新植物似乎阻碍了人们的收藏热情，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希望完整无缺地收藏任何一个种属。”或如达尔文抱怨的，对于他赠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伦敦动物学会不仅没有感谢，有些成员反而表示“厌恶”。将探险队带回的标本数量同海岸搜集者寄来的标本数量进行精确比较是不可能的。海岸搜集者是指欧洲机构和博物学家在海外的代理人，班克斯大概是其中最活跃和最有财力的一位组织者，他雇用了一百多名分散在天涯海角的搜集者。然而，他只是众多此类组织者之一。19世纪上半叶，各种标本如洪水般涌入欧洲的博物馆和植物园，对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老福斯特和洪堡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布朗和达尔文这类博物学家越来越关注标本的地理分布。在这一点上，他们借助安托万-洛朗·德·朱西厄的“自然”分类系统，得以将自然生命更精确地划分为物种、属、亚、科、目、纲和门。达尔文指出了进一步开拓的方向，1845年，他对约瑟夫·胡克提到，地理分布“几乎是创造法则的基石”^[3]。(https://www.daowen.com)

有关海上博物学家经历的艰难困苦，大多源于他们的自述和从自身角度出发的感慨，或许有些夸大其词。陆地博物学家遭遇的境况有所不同。洪堡描述了1799—1804年穿越西班牙美洲领土时遇到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我们连续五六个月旅行，行进速度常常放慢，因为不得不带着12—20头驮重的骡子，每8—10天就要更换骡子，还要监督为这些大车队雇用的印第安人。通常为了添加新的地质标本，我们不得不忍痛扔掉很久以前搜集的其他东西。”^[4]今天，我们只需将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和同代人达尔文在考察中所处的情境做一比较，即可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前者在亚马孙河流域和婆罗洲的丛林中忍受疟疾的折磨，后者待在小猎犬号的蜗居里制作标本。大多数博物学家发现，尽管苦难重重，但他们逐渐适应了船上的生活纪律和优先次序；博物学家在船上即使不舒适，至少是相对安全的。白令和拉佩鲁塞探险的悲剧命运提醒了航海者在未知水域面临的危险，但那些是例外事件。船，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场所和储藏空间，最重要的是提供了避难所。这些优势，是在陆地上穿越荒芜地带，远离援助的同行们无法获得的。通过海路，博物学家们在地球上漫游数千英里，收获甚丰，比他们有时愿意承认的更卓有成效。达尔文虽然经受了持续的晕船折磨和频繁的思乡之苦，但他在日记的最后一页中坦承，出海远航赋予了博物学家不可估量的优势：“世界地图不再是一片空白，它变成了一幅充满生机、丰富多彩的图画。”^[5]

[1] 此段和下面沙米索的引言，见Huxley, ‘Science at Sea’, Westminster Review, n.s., 61, 1854, pp.98-119。

[2] Anthony Pagden, 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1993, p.3.

[3]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Ⅰ, p.336.

[4]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trans. Jason Wilson, p.8.

[5] Darwin, Journal and Remarks, p.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