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植物学家首次踏上这个偏远国家的土地时，他感觉置身于一个新世界”——尼古拉斯·鲍丁和马...
第九章
“当一位植物学家首次踏上这个偏远国家的土地时，他感觉置身于一个新世界”
——尼古拉斯·鲍丁和马修·弗林德斯在澳大利亚的勘测活动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后半生的职业生涯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他成为皇家学会主席，国王和内阁的顾问，事实上的科学部长。然而，无论他晚年享有多么高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跟随库克率领的远航之旅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在后来的几年中，他成为库克同航者的保护人，以及与库克远航发现相关事业的推动者，反映出奋进号远航对他性格和世界观的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在植物学湾开辟罪犯定居地的决策取决于班克斯的建议。用他的话说，派第一舰队将果树、植物和种子带到“气候条件类似法国南部的植物学湾”，让它们在那里生根发芽，繁茂生长，前景应当十分乐观。[1]作为对这一成功举措的回报，当地历任总督不断给班克斯寄去各种植物和动物标本，可谓“礼尚往来”。1800年，年轻的海军军官马修·弗林德斯携带着一份全面考察澳大利亚海岸和土地自然资源的计划，从新南威尔士返回英国后第一时间就联络上班克斯，这是毫不奇怪的。弗林德斯曾参加威廉·布莱的第二次远航，到塔希提采集面包果植物，之后同船上的外科医生乔治·巴斯（George Bass）一道，驾小船在杰克逊港北部和南部的海岸线上进行了短途考察。通过在巴斯海峡（Bass Strait）巡航，他们两人证明了范迪门斯地是一座岛，并发现该海峡提供了一条从开普敦到悉尼的捷径。温哥华远航中船长和博物学家的关系紧张问题没有令班克斯退缩，他将重心投向了另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水文和自然史相结合的科学研究。
1800年9月6日，弗林德斯在斯皮特黑德给班克斯写了一封信，总结了自己在澳大利亚水域的工作，然后提出了全面的沿海勘测计划。他希望搞清楚，是否存在一条南北走向的海峡，将荷兰探险家发现的新荷兰同“伟大的库克船长”发现的新南威尔士隔开了。如果找到了它，将提供印度和悉尼新殖民地之间的一条捷径，具有“几乎无法估量的优势”。弗林德斯充满诱惑力地写道：“毋庸置疑，这个广袤地区的大部分仍是完全未知的，或仅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昔日被部分地考察过。鉴于探索地理和自然史的总体兴趣，尤其是从不列颠民族的利益考虑，似乎需要对地球上仅存的这一未知的辽阔地带进行全面彻底的考察。”[2]两年前，班克斯曾向海军部提交过类似计划，但由于英国在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激烈作战，被否决了。现在，班克斯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提案，指出新南威尔士尚未向英国出口有价值的产品，以补偿建立年轻殖民地所花的成本。他总结道：“这样一个自然条件非常适宜作物生长的国家，至今未能为英格兰这类制造业国家提供重要的原材料……是不可思议的。”[3]
1800年，内阁部长们对法国显露的野心感到紧张，这对他们支持班克斯的探险建议产生了影响。那年夏天，法国政府向英国申请通行许可，以便派出尼古拉斯·鲍丁率领的一支科学探险队前往澳大利亚水域。按照惯例，准予通行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班克斯怀疑法国所宣称的意图——勘测新荷兰西北部海岸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相比其他地区，航海家们对“这部分海岸已有较多的了解”[4]。班克斯的担心不无道理。最初提出这项远征建议的是鲍丁，还获得了法国国家研究院科学家的支持，但是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的命令明显透露出更大的意图，他下令“派出一支远航队，主要目的是探索欧洲人尚未渗透的新荷兰西南海岸”[5]。这个地带相当于今天南澳大利亚和西维多利亚海岸线。假如有一条大海峡把这个地区与英国声称的新南威尔士领土分开，那么法国人就可以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把他们的澳大利亚旧梦变成现实。[6]弗林德斯写道，“一个重大的地理问题有待解决”，即揭示了他的澳大利亚之旅和鲍丁远航的一个重要动机。[7]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赠给弗林德斯及其官员1200英镑，用于购买食品和饮料，“以鼓励科学人员做出有价值的发现，并寻找新的航道，从而促进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发展”[8]。这进一步证实了英国人对此次远航可能带来的商业利益所抱的期望。
1800年11月底，海军部选定了一艘船——一艘334吨的战舰，由运煤船改造而成，被重新命名为调查者号。弗林德斯很兴奋，他将像库克一样，乘坐由北方运煤船改造的舰艇扬帆远航。然而，这艘船在改建时受到了某些损坏，在长时间航行中不断出现问题。它表面很漂亮，用铜皮包裹，但下面的木头已开始腐烂。[9]弗林德斯参与了船的改建，班克斯则负责监督企业活动的科学内容。就此而言，他在海军部的老朋友埃文·内皮恩写道：“你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会得到批准。”[10]船上有五名平民编外人员，其中最有名的是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一位酷爱植物学的年轻军医。1793年，植物学家詹姆士·爱德华·史密斯——林奈学会的第一任主席，曾概括了布朗和其他博物学家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新南威尔士的罪犯定居点建立后的几年里，大量的动植物被运回急切期待着的英国。新殖民地最早出版的书籍之一是由外科总医师约翰·怀特撰著的，书中包括“65幅未描述过的哺乳动物、鸟类、蜥蜴、蛇、奇异球果和其他自然物产的图像”[11]。史密斯在《新荷兰植物学》（A Botany of New Holland）一书中解释说：“当一位植物学家首次踏上这个偏远国家的土地时，他感觉置身于一个新世界。整个植物种群，乍一看似乎很熟悉……仔细观察之后则证明是完全陌生的……不仅物种本身是新的，而且大多数的属，甚至连目都是前所未知的。”[12]如果说澳大利亚的植物对博物学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动物学家关于袋鼠和鸭嘴兽分类的争论表明，那里的一些动物更令人困惑。总而言之，人们对这个新世界的自然史了解得越多，就越对林奈坚持的宇宙存在链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的推论产生怀疑。[13]
调查者号上的成员还有园艺师彼得·古德（Peter Good），拥有在海上照料植物的经验；奥地利出生的植物学画家费迪南·鲍尔；19岁的风景画家威廉·韦斯托尔（William Westall）；以及采矿师约翰·艾伦（John Allen），他们的地位和薪水均由班克斯决定。班克斯也批准了弗林德斯拟定的工作指令。温哥华探险队的科学成员曾在一项协议上签字，协议要求他们“自愿服从舰长的一切命令”，并在返回后将自己的日记和其他观察记录交给海军部。班克斯吸取了这一教训，确保此种情况不再发生。另外，他向内皮恩提出在调查者号的上层后甲板建造植物温室的建议，这是一个更敏感的问题，因为“温哥华的船上围绕温室发生的纠纷损害了国王的远征大业和科学利益”[14]。调查者号的安排比较巧妙，在航行初期，弗林德斯和军官舱室所在的后甲板不受打扰，直到抵达杰克逊港后，才在后甲板上竖起预制的植物温室框架（图27）。参加探险队的还有弗林德斯的弟弟塞缪尔·弗林德斯（Samuel Flinders）少尉和表弟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海军军校学生和未来的北极探险家。
在准备过程中还有一出幕后戏。为了协调事业和婚姻生活，弗林德斯愚蠢地许诺新婚妻子安妮（Ann）可以跟他一起参加调查者号远航。海军部和班克斯得知后，断然拒绝。于是弗林德斯做出抉择。他信中的措辞同库克相仿，显示出全面彻底考察新荷兰的雄心，“在我之后，将无来者”[15]。同安妮结婚之前，弗林德斯曾提醒过她：“我会将生命的一半奉献给你，不是全部。”[16]许多海军军官或许也给家人留下了同样的文字。1801年7月，弗林德斯被晋升为指挥官，告别了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从斯皮特黑德起航。直到九年多以后，他们才再次团聚。
* * *
当弗林德斯离开英国时，鲍丁已率领他的两艘船抵达法兰西岛。船的名字分别为地理学家号（Géographe）和博物学家号（Naturaliste），同弗林德斯的调查者号一样，对于各自的远航计划来说堪称名副其实。鲍丁的探险计划比英国的规模更大，更复杂详尽。他的船上有22名平民编外人员，包括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矿物学家和艺术家，人数超出预期，他们携带的大量装备和行李也使船更加拥挤。此外还接收了15名军校生（都有过硬的人脉关系），鲍丁觉得是不必要的配员。在此次远航的幸存文件中，有一份用于自然史考察的物品清单，列有花盆、植物干燥纸、绘图纸、水罐、镊子、修剪刀、昆虫针（有两万根）[17]等等，并提出了航行准备的注意事项。鲍丁下达的指令是由经验丰富的克拉雷·德·弗莱里（Claret de Fleurieu）起草的，其中对如何处理船长和博物学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议：“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他（船长）愿意，他将千方百计地给博物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只要未发现不妥之处，他可以延长在某些地点的停留时间，以便博物学家获得更多的自然史考察成果。但是，一定要时刻观察和掌握季风的动向，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可能会导致六个月无法出航。”此外，船长还应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发给“不适应航海生活的人”一些补助津贴。[18]可惜，这些建议并没有使鲍丁变得明智。
法国科学院和自然历史博物馆都对克拉雷·德·弗莱里起草的指令提出了建议和补充。当时的博物馆馆长是安托万-洛朗·德·朱西厄。[19]参与制定指令的还有几位享誉欧洲的科学家：比较解剖学创始人乔治·居维叶及其合作者杰弗里·圣希拉尔（Geoffroy Saint Hilaire），进化论先驱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这三位都是巴黎植物园的教授，当时植物园扩大了面积，增加了拿破仑征战获取的自然史收藏。它是欧洲最大的、装备最精良的自然史中心，有全新的博物馆楼和演讲厅，还有十二位教授和数十名助理及技术人员。园中的居维叶博物馆收藏有16000多种动物标本，为他取代巨大存在链分层体系的理论提供了基本依据。居维叶将动物世界划分为四个界：脊椎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和海洋生物（如海蜇和海葵）。他后来发表的骨骼化石研究明显倾向于达尔文的理论。[20]当探险队准备起航时，约瑟夫-玛丽·德格兰多（Joseph-Marie Dégerando）提出了关于人类学考察的一系列建议。他是新成立的人类学协会（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的年轻成员。[21]鉴于鲍丁探险的具体情况，德格兰多的大多数建议虽未能付诸实施，却成为19世纪人类学家的许多标准实践的先驱。
尼古拉斯·鲍丁似乎是这次探险指挥官的合适人选。在奥地利哈布斯堡为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服务时，他曾指挥搜集植物的航海之旅，为壮丽的美泉宫（Schönbrunn Palace）花园带回许多奇花异草。那次远航的四艘船中有三艘都叫作园丁号，这是再贴切不过的了。1798年返航路过法国时，他从加勒比海带回的大量自然史标本曾在巴黎举行的庆典中展示，恭贺拿破仑·波拿巴在意大利取得的胜利。鲍丁对自然史的所有分支领域都很有兴趣。参加澳大利亚远航的一位动物学家回忆，船长的个人日记“有厚厚的一大卷……其中有大量栩栩如生的绘画，包括软体动物、鱼类和其他自然史物体”，尽管他对缺乏解剖学细节感到遗憾。[22]鲍丁个人日记中的绘画作者是尼古拉斯·佩蒂特（Nicolas Petit）和查尔斯·亚历山大·莱索（Charles Alexandre Lesueur），鲍丁将他们列入船上“助理射击手”的名单，非正式地交给他们绘画任务。船长对自然史的热爱并没有延伸为对其他大多数专业人士的善意，地理学家号远航的一个突出标志即鲍丁和科学家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执。值得注意的是，和蔼可亲的埃曼纽尔·哈梅林（Emmanuel Hamelin）指挥的僚舰博物学家号上出现的问题较少。尽管鲍丁这次被正式任命为海军舰长，但他早年的航海经验都是在商船上，而且他的著名业绩不是跟法国海军相关，而是外国的船舰，这也成为不利因素之一。出发前最后一分钟接到的命令没有让他的心情得到改善——除了为国家研究院搜集标本外，还要带回特殊的收藏——“各色各样的动物……尤其是羽毛美丽的禽鸟”，奉送给第一执政官的夫人波拿巴太太。
1800年11月，出航不到两个星期，摩擦迹象就显露出来。鲍丁在航海日志中抱怨，“从下锚的那一刻起，科学家们就一直纠缠着我，我被迫允许他们上岸以便摆脱他们”[23]。博物学家号的行驶速度非常缓慢，不断迫使地理学家号上的鲍丁缩短航程。探险队花了五个月才抵达法兰西岛。在过度拥挤的船上，生活十分无聊，打破平静的是人际矛盾，植物学家和水文学家，艺术家和动物学家，以及船上的“专业”博物学家和以外科医生为代表的“业余”博物学家，各类人士之间时常发生争吵。[24]当他们持续逆风而行时，鲍丁写道，“大多数人都变得非常沮丧、暴躁，为鸡毛蒜皮的事大发脾气”[25]。在法兰西岛停留期间，20名军官和科学家离开了探险队，40名水手当了逃兵。一些下级军官反对鲍丁的专制作风；有些学者的健康状况不佳，或者谎称有病（鲍丁去医院探望时，发现病床空空如也，他们“外出游玩了或在别处就餐”）；资深植物学家打算写一本马达加斯加的自然史，也离队了；许多水手因较高薪水的诱惑而留在了殖民地，另外有些人则被一艘海盗船慷慨地接收了。[26]继续留在探险队的人中有一位博物学家——博里·德·圣文森特（Bory de Saint Vincent），他在1804年发表了航行第一阶段的记录，指责鲍丁“对我们不予理睬，仿佛（科学家）不存在似的”[27]。三名正式的艺术家全部离队，将绘画记录工作留给了佩蒂特和莱索。虽然他们在当地补充了一些海员，但在1801年4月离开法兰西岛前往新荷兰时，船只仍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不过对于鲍丁来说，并非全是损失。探险队的首席天文学家弗雷德里克·比西（Frédéric Bissy）留在了法兰西岛，由博物学家号上的皮埃尔-弗兰·伯尼尔（Pierre-François Bernier）取而代之，这从“各方面讲都要强上百倍”[28]。
根据指令，鲍丁应当访问范迪门斯地，回头沿新荷兰南部海岸（大部分尚无海图）航行，然后抵达最西端的卢因角（Cape Leeuwin）。但是，由于第一阶段航程的延误，鲍丁改变了既定航线，先前往卢因角，然后沿澳大利亚西海岸航行，那是丹皮尔和荷兰人已经到访过的地区。据探险队的动物学家助理弗朗索瓦·佩隆（François Péron）的航行记录，这项决定“招致了大麻烦”[29]，尽管当时法国人并不知道弗林德斯将开始勘测该大陆的南部海岸。佩隆作为乔治·居维叶的门徒，能力和抱负远高于他的卑微地位。出航前他向国家科学院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表明，他抱有“考察人类学和自然史”的雄心。传记作者评价他是“一位坚定而自信的博物学家”[30]，对人类学、海洋学、矿物学和动物学都感兴趣。佩隆的个性令人讨厌和难以忍受，他在自我剖析中坦承：“不负责任、散漫、善辩、轻率、固执，不能出于任何权宜之计而让步。我会制造敌人，疏远最好的朋友。”[31]他和鲍丁的关系从航行开始就很冷淡。船长认为四名动物学家的负担已经过重了，不欢迎佩隆这个后来增补的人。佩隆在革命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不太可能对多年为法国的宿敌奥地利效劳的船长有什么好感。探索远航归来后，当佩隆受托撰写官方航海报告时，二人的敌意公开化了。在航行中，鲍丁几次拒绝了佩隆采集标本的要求，将其视为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有件事让人联想起克劳德·里奇在德·恩特雷斯塔克斯远航中犯的错误。佩隆在鲨鱼湾的一个小岛上迷了路，在密林里摸索了一整天才幸运地返回。鲍丁对此大为光火：“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当他下次上岸的时候，我肯定要派一个人跟随，免得他再度迷失方向。”[32]尽管鲍丁对佩隆的冒失感到恼怒，但他在航海日志中收入了佩隆的完整报告——记录探险队早期在地理湾（Geographe Bay）登陆的自然史考察，共118个段落。同个人分歧相比，更大的损失是失去了长舟，它是近海工作不可或缺的。没有长舟，他们便无法在荒芜的海岸线登陆。不过，博物学家从船上观察到了大量的鲨鱼、海蛇、大水母和海龟。莱索是一位杰出的海洋生物艺术家，他成功地描绘了微小的植虫动物（图29）。
从地理湾到鲨鱼湾向北航行，可看到的陆地都是“令人扫兴和沮丧的”。鲍丁在日志中写道：“因为这个海岸似乎没有勘测的意义，自然史方面更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我不认为有必要停留。”他继续跟几名军官发生矛盾，在鲨鱼湾，他不禁注意到，“有几个人在执行任务时声称有病，却有足够的力气顶着烈日奔跑狩猎”。安托万·皮克特（Antoine Picquet）中尉尤其令人恼火，鲍丁忍无可忍，终于把他除名了：“你无数次的鲁莽举动，你不尽职守的行为，以及每次我提醒时，你做出的无礼反应，这一切，最终彻底耗尽了我的耐心。”[33]
佩隆从未低估自己要经受的艰难困苦。在鲨鱼湾的伯尼尔岛（Bernier Island）搜集贝类动物时，他描述了惊险的一幕：
那一刻，我全神贯注地把它们从岩石中分离出来，一股汹涌的巨浪扑上礁岩，它的千钧之力裹挟着我，先撞到了旁边的巨石，又滚过可怕的岩石表面。我的衣服瞬间就被撕成了碎片，全身伤口累累，鲜血淋漓。我必须从巨浪中脱身，否则当它退却时，就会把我甩上巨大的礁岩，让我粉身碎骨。我拼尽全力，紧紧地抓住一块岩石的顶端，设法逃脱了最后的厄运，捡回了一条性命。
佩隆一瘸一拐地返回营地。他回忆道，同事们目睹他的惨状，不禁流下了眼泪，甚至鲍丁也“对我的不幸遭遇有所触动”[34]。其他博物学家较为幸运。动物学家雷内·梅格（René Maugé）在伯尼尔岛搜集了10种鸟类；园艺师安塞勒姆·里埃迪（Anselm Riédlé）发现了70种植物，他认为绝大多数都是以往未知的。
在这几个星期的勘测过程中，地理学家号上有几名船员患上了坏血病，而在帝汶岛西南角的荷兰港口古邦（Kupang）逗留近三个月期间，又有许多人染上了“血流病”（痢疾）和疟疾，鲍丁也未能幸免。在鲨鱼湾附近，地理学家号同博物学家号失联了，当埃曼纽尔·哈梅林率领后者抵达古邦港时，鲍丁深感欣慰，热情地迎接。这相当于传递了一个信息：一旦他亡故，哈梅林将负责指挥这次远航。1801年11月，鲍丁终于离开帝汶，驶向范迪门斯地。随行者中少了两名官员：一个在决斗中受伤；另一个一味傲慢的皮克特被除名，交予荷兰监护。与皮克特的关系是鲍丁私人日记中的一个令他难以释怀的主题，他用各种语言描述跟这名执拗军官之间的冲突：“粗鄙不堪的场面”，“令人震惊的情景”，等等。[35]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鲍丁在帝汶岛逗留后就不再写私人日记了，而把观察仅局限于航海日志。相比同个体军官的关系，更令人担忧的是船员们的伤病，返回大海后，几个星期内就有十几名船员死于痢疾。正如鲍丁所描述的，“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如此可怖，乃至于一个人被它击倒时，就已感觉濒临死亡了”[36]。
行驶了两个月，又有11人不幸亡故，船只于1802年1月中旬抵达范迪门斯地的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海峡。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探险队的波坦普斯-波普早先已经精心绘制了这条海岸线的海图，因而鲍丁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同当地塔斯马尼亚人的关系，博物学家们则专心搜集标本。这两个月的内陆考察是整个航行中最有价值的。然而，下属军官们的行为仍然令鲍丁困惑和恼火。此时，探险队已经有了一只新的长舟，被派往岸上装运水箱，当鲍丁前去检查时，看见船员们正在从事一项更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射击天鹅。他们在一个小岛上建了一座天文台，但鲍丁发现它更像个酒馆，有好几个厨房，“就在前一天，两个厨房发生火灾，火焰串联起来，草也被点燃了，所有的人几乎同帐篷和仪器一起被大火埋葬”[37]。鲍丁和同僚指挥官哈梅林的关系也不很和谐，批评他未通报关于一个军官违令的问题。博物学家号上的动物学家助理之死引发了进一步的疑问：人们知道他搜集了大量的贝壳，回国后保证能从收藏家那里卖得高价，但打开他的箱子后，发现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调查后才知道许多物品已被卖掉了，尽管鲍丁提醒哈梅林它们是政府的财产。鲍丁航海日志的有些内容不像是船长的报告，更像外科医生在汇报军官和博物学家们的病情。他尤其关心资深动物学家雷内·梅格，差不多每两小时就去看望他一次。梅格在2月初病故，鲍丁悲叹道：“他的离世是这次探险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一个人做的事比其他所有科学家加起来的还要多。”[38]紧随梅格之后，在古邦港，园艺师里埃迪也撒手人寰，这对鲍丁是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两人是“探险队中最有价值的人，并且是我最好的朋友”[39]。
当船只离开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海峡时，鲍丁描述了该地区的土著人：最大的一群有55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几乎每个人都长着细长的腿和干瘦的手臂，但是看上去强壮有力；他们的栖息所是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悲的；他们的船极小，“仿佛是水上的浮标”；他们对来访者基本上是友好的，除了偶尔投掷石块，更具敌意的攻击是使用长矛。佩隆偶然发现了两座殡葬结构，里面有骨灰，表明当地存在某种火化仪式（图28），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信息，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探险队的拉比亚迪埃早已报道过了。佩隆和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在海滩跟当地人接触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像德格兰多要求的那样——搜集关于“语言、服装、亲属关系、家庭关系、性、婚姻、离婚、法律、教育、政治、战争、食人和疾病”等详细的信息。[40]法国探险队既没有给博物学家机会深入内陆，也没有去土著人正常居住的地方进行观察。佩隆设法说服了17名不大情愿的土著男子，用测力计对他们进行力量测试，得出的结果是土著不如法国船员的力气大。这令佩隆感到满意。他还搜集了当地人的词汇，补充进拉比亚迪埃先生收集的澳大利亚土著词汇表，可惜原始记录和他的许多手稿全都遗失了。双方交流主要依靠打手势，法国人仅有一次使用了土著人的词汇。那是在玛丽亚岛（Maria Island），佩隆感觉受到塔斯马尼亚人的长矛威胁，他指着同伴身上的枪，高喊“马塔！马塔！”（mata，意思是“死”），以此表示“我们会开枪把你们打死”[41]。尼古拉斯·佩蒂特补充了文字描述的不足，他的绘画不仅包括个体土著人的肖像，还有他们的手工艺品，以及有关社交或仪式聚会的一系列速写，其中澳大利亚土著舞蹈仪式，又称狂欢集会，是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关图像记录。[42]
当两艘船继续进行勘测工作时，它们再次分离了。哈梅林带领博物学家号探索大陆海岸，直到4月中旬。由于食物匮乏，许多船员生了病，他改变航向，前往杰克逊港。与此同时，鲍丁正沿着大陆往西驶向菲利普港（Port Phillip），想象自己是勘测那片海岸的第一人。1802年4月8日，他们在巴斯海峡附近发现了一艘帆船，起初以为是博物学家号，直到看见了飘扬的不列颠国旗：“对方首先发问，这是什么船？我回答说是法国船。然后他们问，鲍丁船长是指挥官吗？我十分惊讶，不仅对这个问题，而且因为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回答‘是’，英国船就驶过来了。”[43]它就是弗林德斯的调查者号，从西到东航行，已经勘测了澳大利亚南部的大部海岸。两位船长彬彬有礼地会面，交换了水文地理信息。鲍丁肯定对英国人先行一步感到失落，但在航海日志中并没有流露。不过，当这两艘船在杰克逊港再次相逢时，弗林德斯觉察到地理学家号上法国人的忧虑氛围。年轻军官亨利·德·弗雷辛纳特（Henri de Freycinet）对他说：“船长先生，倘若我们没有在范迪门斯地耽搁那么久，捡贝壳呀，捕蝴蝶呀，您就不会抢在我们之前发现南海岸了。”[44]
鲍丁日志继续详述执行纪律不力的问题。由于身体健康的海员短缺，当他命令军校学员轮流掌舵时，只有一人服从命令，别人都拒绝了，理由是“有失身份”[45]。在食物短缺和坏血病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鲍丁决定放弃“吃力不讨好地在新荷兰海岸”勘测，直接前往杰克逊港。当他们经过范迪门斯地的海岸时，佩隆声称发现了一条前所未知的河，鲍丁忍不住嘲讽说：“他有一些新发现，或者说他总是自认为有新发现。”6月初，能在甲板上工作的健康船员很少，每个轮班只剩下四个人了。6月20日，当地理学家号抵达杰克逊港时，竟然需要求助一些英国海员来帮助他们下锚。
探险队在杰克逊港停留了五个月，在此期间整修了船只，船员们的身体开始恢复元气。鲍丁购买了一艘小型纵桅帆船——铁木号（Casuarina）用于近海工作。随着英法签订《亚眠条约》，鲍丁与新南威尔士总督菲利普·吉德利·金（Philip Gidley King）建立了友善关系，甚至约好在欧洲再会。鲍丁同意哈梅林的建议——应当让博物学家号载着搜集的自然史标本返回法国。此时地理学家号上唯一尚存的动物学家佩隆在殖民地自由地旅行，搜集了更多的标本，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包装早期获得的标本。博物学家号带回法国的共有33大箱动物标本和70桶存活植物，还有袋鼠、黑天鹅、鸸鹋等珍奇动物。鲍丁在航行中保持中立，但佩隆显然进行了一些业余间谍活动，搜集了新殖民地的资源和防御信息。他的侦查结果在随后一年被送到法兰西岛，但似乎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兴趣。[46]
这个法国船队于1802年11月18日从杰克逊港起航；三个星期后，博物学家号与地理学家号在巴斯海峡的国王岛（King Island）分道扬镳，开始了漫长的回归之旅。在由路易斯·德·弗雷辛纳特（Louis de Freycinet，亨利·德·弗雷辛纳特的弟弟）指挥的铁木号和一艘新长舟的协助下，鲍丁在大陆的南海岸进行了有成效的勘测工作。弗雷辛纳特乘坐小型帆船，深入斯宾塞湾（Spencer Gulf）和圣文森特湾（Gulf St Vincent）进行勘测。弗林德斯已考察过那里。然而一旦回到海上，常见的问题又出现了。11月24日晚上，在弗罗尼奥岛（Furneaux Island）附近，一股危险的水流把地理学家号推到了海岸附近。鲍丁写道：“我准备好了锚，所有的船员都上了岗，除了那些军官依照他们的惯例在床上睡觉。”[47]12月，在勘测国王岛时，一只大敞篷船上了岸，“载着科学家们的书籍和行李，这些绅士出动时总是行头华丽，阵容壮观。厨师们带着各种锅碗瓢盆，堆满了船舱，连船员都没地方待了”。鲍丁绝望地退避到自己的舱室里，“十分懊悔没让这些家伙跟着博物学家号回老家”[48]。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批评不适于针对佩隆，他是个工作狂，在莱索的帮助下，废寝忘食地采集植物，还用分配给自己的酒来保存动物标本。在国王岛上，佩隆惊愕地看到英国的海豹猎人大批地杀死象海豹，哀叹道，“贪婪的商人仿佛发誓要灭绝这个物种。它们现在无处可逃了”[49]。他的传记作者认为这段话是澳大利亚生态写作的里程碑。在圣文森特湾的袋鼠岛（Kangaroo Island），他们捕捉了几只巨型袋鼠和侏儒鸸鹋，但由于大雨灌进了甲板上的动物笼，几天之内，死了两只袋鼠。为了保护剩下的五只袋鼠，鲍丁让植物学家和一名船员把他们的小屋腾出来，结果遭到了抗议，鲍丁不得不道歉，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们更关心“自己的舒适和暂时的好处，而不在乎探险队获得更大成功和给国家带来利益”。在1791年温哥华造访时命名的乔治国王湾西部，植物学家们搜集了大量的活植物，包括捕虫猪笼草，而佩隆发现了160种贝类，其中大部分是未知的。这些植物分别存放在船的各处，包括鲍丁本人的船舱，这样做是为了先发制人，“避免人们叫苦和抵制。当绝对必要的时候，剩下的一些船舱也可能被占用，以容纳在余下航程中可能搜集到的自然史标本”。
在军官中，经常惹鲍丁发火的是铁木号的指挥路易斯·德·弗雷辛纳特，因为他“总是将快乐……凌驾于职责”，而且“不讲规则”。最让鲍丁感到愤怒和挫败的还是佩隆，他是“船上最轻率莽撞和最缺乏预见的人”。举例说，在鲨鱼湾，他们乘长舟上岸勘测，探险队1801年首次访问时没有去过那一带。佩隆只顾一门心思地搜集贝壳，再次迷了路，长达48小时断了食物和水。他和两个同伴一度浮在海里，让水淹没到胸部以躲避灼热的太阳光。长舟终于返回时，带回了大量的贝壳。这位博物学家不顾鲍丁的禁令，用朗姆酒来奖赏水手们，“结果，那天晚上，16个醉汉在船上疯狂嬉闹，我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喝令他们安静，然而任何禁令对这帮科学家都无济于事”[50]。由于贝壳备受收藏家青睐，博物学家号搜集的大部分贝壳都被杰克逊港的英国人买走了，佩隆为此深感痛心。[51]我们之前提到，威廉·丹皮尔曾报告说，在1699年造访鲨鱼湾时，他在一只鲨鱼肚子里发现了一只河马的头，而且满口牙齿齐全。此事真假难辨。[52]这回，佩隆在海滩上偶然看见了一个部分腐烂的海牛尸体，他意识到，海牛的牙齿和同为食草动物河马的相似，尽管牙床结构不同。这就解开了丹皮尔故事的小谜团，他看到的有可能是海牛。[53]
从鲨鱼湾向北航行，他们好几次险些撞上暗礁或搁浅，鲍丁对前辈们制作的海图失去了信心：“那些试图描绘海岸走向的地理学家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甚至一些细节……哪怕没有他们的指南，也比误导航线或让船只陷入某些危险境地要好些。”[54]鲍丁不信任军官们，每天亲自待在甲板上很长时间，直到4月1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实在精疲力竭，几乎无法站立了”。5月7日，地理学家号到达帝汶岛，在那里获得了新鲜食品，但以痢疾暴发为代价。在该岛休整了一个月后，鲍丁决定恢复勘测，目标是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出发不久，天文学家伯尼尔就死了，这对鲍丁个人和探险队的勘测工作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鲍丁写道，这个23岁的人，具备了一名成功科学家在远航中所需的全部素质，除了身体不够强壮。病号数目与日俱增，一些人患有性病；鲍丁也一直咳嗽、吐血。船上的鸸鹋由人工喂食大米粒，鲍丁用配给自己的葡萄酒和糖来饲养袋鼠。7月7日，鲍丁终于决定放弃勘测澳大利亚西北海岸，改为前往法兰西岛。这艘船只有一个月的干粮和两个月的水，20个人列在病号名单上。终止勘测的消息令人们普遍感到欣慰，但也有些质疑，鲍丁在日志中写道：“在整个航程中，人们从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或我想做什么。在甲板上守夜的人中有几个频繁地查看指南针，唯恐没听清楚我的命令。”[55]在去法兰西岛的四个星期航程中，又累又病的鲍丁一直独自待在舱里，“充其量是一艘幽灵船上的影子船长”[56]。
1803年8月7日，地理学家号抵达法兰西岛。9月16日，鲍丁死于肺结核。探险队为他举行了葬礼。假如一名军校学员后来的评论是准确的，那只不过是个形式。鲍丁在最后的日子里表现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但“人们都厌恶他，他的葬礼阴郁凄凉”[57]。由于鲍丁和其他人的离世，只剩下一半的军官和学者来完成这次探险。返程途中，博物学家号在英吉利海峡被捕，但经求助于约瑟夫·班克斯，获准继续航行到勒阿弗尔（Le Havre），于1803年6月抵达，据称装载着20箱珍贵的活动物和鸟类，以及133箱植物和其他标本。地理学家号更是满载而归，在1804年3月到达布列塔尼（Brittany）的洛里昂（Lorient），带回了一批非凡的自然史标本，正如佩隆航行记中记载的：“除了大量的矿物、干燥植物、贝壳、鱼类、爬行动物外，还有保存在酒精中的植物形动物，填充或解剖的四足动物和鸟类；另外有70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植物，保持着自然状态（包括近200种不同的有用物种），大约有600种植物的种子分装在数千个小袋子里。”[58]莱索尽管没有进行植物类标本的绘画，但是带回法国的动物学绘画也近一千幅。这些杰出的水彩画精细入微，栩栩如生，展现了惊人的海洋生物种类。[59]特别有价值的是软体动物和植物形动物的图像，它们长期以来被博物学家忽视了，因为“形状怪异，难以描述、绘制和保存。它们的颜色通常沉闷灰暗、不讨人喜欢；它们的躯体柔软、黏稠，而且散发出令人厌恶的腐臭味，（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几乎立刻就腐烂了”[60]。
佩隆有两个优势，一是他在乔治·居维叶的指导下研习过四年；二是有莱索的合作：“我们所有的工作和观察都是在活动物身上进行的。我尽可能准确地用文字描述，他则精确地用艺术将其再现，技巧相当精湛，得到高度赞赏。”[61]
地理学家号简直就是一座漂浮的动物园，载着72只“稀有的或绝对新奇的”动物。其中包括两只袋鼠，还有一只豹子和一只老虎——是法兰西岛总督送给很快成为皇后的波拿巴夫人约瑟芬的。在好望角，探险队也接受了同样招惹麻烦的礼物，包括两只猩猩和两只鸵鸟。从洛里昂，火车将动物和收藏品运到巴黎，国家自然博物馆接收了装在300只桶里的植物和树木。据安托万-洛朗·朱西厄判断，这是法国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批且最有价值的自然史物件，还有的教授声称佩隆和莱索搜集的“未知生物比近期所有博物学家的收获总数还多”[62]。可想而知，各方面都期望尽早出版此次远航记录，但时值欧洲战争，1805年发生了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两大战役[63]，法国政府无暇关注出版事宜，不太可能将之列入优先日程。佩隆和莱索花了很多时间编目和撰述，均未得到官方支持或资助。而且，有关此次远航中发生纷争的报告给整个探险蒙上了一层阴影。据说拿破仑如此评论鲍丁：“死了是好事，若是他回来，我会把他绞死。”[64]当然，这句话可能是捏造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官方意见。
1806年，地理学家号返回两年后，皇帝终于批准由政府资助出版远航记录，由佩隆和路易斯·德·弗雷辛纳特执笔，莱索负责编排插图。佩蒂特在探险队回来后不久死于一次事故。帝国研究院（Institut Impérial，前身为国家研究院）的科学家们高度评价该探险队取得的成果，皇帝大概有所触动，或许亦受到了枕边风的影响——探险队给皇后约瑟芬带回了一些珍奇动物和花草，养在巴黎市郊马尔梅森（Malmaison）城堡的花园里（图31）。她命法国最著名的花卉艺术家绘制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植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此次远航欠缺的植物图画。远航官方记录名为《南方大陆探索远航记》（Voyage de découvertes aux Terres Australes），佩隆在世时只出版了第一卷，内容截至1802年访问杰克逊港。佩隆没有计划单独列出动物学部分。它附有一个图册，其中没有地图，而是莱索精心制作的一系列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动物和海岸线的版画。
1809年，《南方大陆探索远航记》英译本出版。路易斯·德·弗雷辛纳特在1811年出版了一部图册，包括26张海图和示意图。它惹怒了不列颠的官僚们，因为它丝毫未提及弗林德斯的勘测活动，并且用“波拿巴”命名了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的一系列地点。辱上加辱的是，在弗雷辛纳特制作的海图上，澳大利亚东南沿海被标为“拿破仑大陆”（Terre Napoléon）。《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很可能是英国海军部有影响力的常务秘书长约翰·巴罗（John Barrow），文章指出：“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即整个行为是一种预谋，试图通过攫取合法拥有者的发现功绩，在未来某个时刻宣称［法国］对新荷兰这部分地区的所有权。”[65]由于弗林德斯连同他的日记和海图都被扣留在了法兰西岛，佩隆和弗雷辛纳特得以宣称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探险的优先权。然而，别说对弗林德斯的成就予以肯定了，法国人甚至都不愿承认自己船长鲍丁的功绩。鲍丁选择的绝大多数命名具有沿海特色，有些反映了地理形貌和当地生物，有些是纪念杰出的海军军官，但这些命名被佩隆和弗雷辛纳特粗鲁地弃若敝屣，全部改成了向无所不包的拿破仑政权致敬的名称。[66]
从许多方面来看，佩隆的远航记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自然史和人类学观察同生动有趣的叙述融为一体，但由于作者对鲍丁的病态仇恨心理导致了某种扭曲。弗雷辛纳特似乎也抱有同样的偏见，在新近发现的1806年10月的一封信中，他谈到即将出版的记录时说：“那个卑劣指挥官将不在其中。尽管他存在过，但他的回忆和他的名字将被永远抹去，不至于让此次辉煌的远航蒙羞。”[67]鲍丁的名字在整本书里仅出现了一次，就是他在1803年9月16日去世，语气充满轻蔑不屑：“鲍丁先生已不复存在。”[68]文中凡涉“指挥官”之处，无一例外采用批评的口吻，这对鲍丁身后的名声非常不利。不过这也反映了鲍丁对佩隆的感情镜像。尽管鲍丁本人的日志和说法一直未能公诸于世，但佩隆已清楚地意识到鲍丁对自己的贬评。1810年，佩隆跟鲍丁一样，死于肺结核，年仅35岁（图30）。他从未发表关于新荷兰动物学的全面研究成果。人们打算为他建造一座墓碑，碑文是这样的：“他宛如一株硕果累累的大树，因施肥过度而枯萎了。”[69]然而纪念碑最终并没有建成。
佩隆去世后，《南方大陆探索远航记》第二卷由路易斯·德·弗雷辛纳特完成，直到1816年才出版。试图将科学家和探险队其他成员的各种观察结果综合起来并非易事，正如弗雷辛纳特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观点行事”[70]。有关成员去世、出版延迟和缺少官方赞助等因素，阻碍了鲍丁探险的科学成果获得应有的正确评价。由于没有一位资深植物学家随船返回，植物标本委托给雅克-朱利安·胡图·德·拉比亚迪埃管理。这一决定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位植物学家正在准备出版《新荷兰植物标本》（Novae Hollandiae plantarum specimen）一书，其中包括他在德·恩特雷斯塔克斯探险中取得的成果。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区分鲍丁探险队搜集的标本和他自己的标本，而是将两者混合存放在他个人的标本馆里。他死后，标本被迁至意大利（今天收藏在佛罗伦萨的植物研究所）。就动物学而言，几十年间，佩隆的标本、笔记和莱索的精美画作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储藏室里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末叶才迁入较好的环境——勒阿弗尔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时至今日，该馆一直在做认定和发表鲍丁探险搜集的标本的工作。[71]更令人沮丧的是民族志文物的命运。地理学家号返航后，将206件土著人及其他文物送给了约瑟芬皇后，但在她死后，全部收藏都失踪了，从此石沉大海。
鲍丁作为一支重要探险队的指挥官，一方面，他无疑具有性格缺陷。他承认自己深藏不露，对人极其严苛，当发生争端时，很少能听得进不同的观点。从他的日记可以发现，他预料到军官和科学天才会产生分歧，却竟然从中获得一种近乎反常的快感；另一方面，很显然，许多军官从一开始就对鲍丁抱有偏见。当代一位英国观察家指出，“军官队伍普遍缺乏纪律”，他将这一问题归咎于受到“当时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平等主义影响”。最近的一位评论家则认为，鲍丁和下属官员的紧张关系“不是由革命的平等主义思想导致的，而是源于早先时代的家族和社会等级的高傲感”[72]。鲍丁健康状况的恶化无助于改进他的判断力，不过，他在病入膏肓时表现出非凡的坚忍精神，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了远航的某些目标。无论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他的工作成就都是相当可观的。虽然弗林德斯先于法国人在南海岸进行了大量的勘测，这令鲍丁感到意外且极度失望，但他在勘测维多利亚海岸方面成果巨大，功不可没。[73]在漫长的航程中，鲍丁的船员损失惨重，但两艘船均得以幸存，带回了无与伦比的自然史标本收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他严格控制船员使用枪支，确保了在发生冲突时没有造成当地居民的伤亡。可是“历史是由幸存者写的”，澳大利亚海岸线的重要地点都没有跟鲍丁的名字联系起来。[74]鲍丁也是那个时代被遗忘的探险家，就这一点来说，他的结局或许比马拉斯皮纳更为可悲。
* * *
1801年12月，在鲍丁登陆六个月后，马修·弗林德斯的调查者号从开普敦顺利驶达卢因角，尽管船只状况不佳。官方命令他航行到东经130°（今天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的边界附近），再向东直达巴斯海峡，开始勘测。但弗林德斯违背了指令，立即在卢因角南岸展开了长达五个月的勘测活动。这一“微小的调整”，如弗林德斯所说，导致了不可预料的后果。尽管鲍丁比弗林德斯提前十个月离开欧洲，但他穿越大西洋时不紧不慢，决定首先绘制新荷兰西海岸的海图，并在法兰西岛上停了三个月，从而使得弗林德斯先行一步，勘测了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和温哥华均未涉足的南部漫长海岸线，绘制了海图。1802年1月，鲍丁到达塔斯马尼亚水域，在那里待到3月，此时弗林德斯已完成勘测并命名了“澳大利亚大海湾”（Great Australian Bight），并从斯宾塞湾驶达袋鼠岛。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是乔治国王湾，在那里，他们与澳大利亚土著的关系融洽，布朗和船上的外科医生测量了其中一人的身体部位，并收集了他们的语言词汇。尽管探险队的天文学家早已从好望角返回了英国，但在澳大利亚绵延海岸的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区，弗林德斯绘制的地图相当精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使用。[75]
在德·恩特雷斯塔克斯命名的洛切切群岛，弗林德斯停泊了五天，让植物学家们搜集植物。彼得·古德自认为不单纯是一名园艺师。在出发之前他就向班克斯明确表示，“我若成为未知植物和种子的第一位介绍者，将感到非常荣幸”[76]。有时古德上岸采集，布朗留在船上整理植物和编目。布朗不是一个容易取悦的人，但他显然对古德评价很高，并写信给班克斯说：“很难相信他的部门里还有比他工作更勤奋的人了，可惜没有足够的设备来保存这么多的植物。”[77]显然，布朗对调查者号没有在上层后甲板安装温室感到遗憾。
同鲍丁探险航程中的情况类似，进行搜集活动的博物学家和艺术家仿佛缺少起码的方向感。1801年圣诞夜在托贝湾（Torbay Inlet），布朗的团队迷路了。天气极其炎热，几乎断了饮水，“鲍尔先生精疲力竭地躺了下来，似乎无法继续前行了……每次停步，他都感到无法对抗睡意，而且几乎每走四十来步就要停一次”。这几个人花了四五个小时才返回海滩，不得不在那里度过一夜。[78]几个星期后，布朗自己又跟其他人走散了：
无法忍受的酷热……我终于走到了海滩上，一瘸一拐地钻进岩石中的一个小洞里，以躲避阳光的直射，但是空气闷热不堪。既看不到船只停泊的小岛，更没有船的影子。此时，或许是由于身体过于虚弱，或许是由于走了无数之字形的路，我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走了大约半英里后，我又回到同一个洞里，休息了片刻，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当我从海滩爬上岩石，很快就看到了我们的船。[79]
一个半小时后，大船派出的一只小艇营救了布朗。东海岸是无法接近和危险的，在一次悲惨的事件中，他们丧失了一只小艇，连同艇上的指挥、一名军校学员和六名水手。北部海岸有两个大缺口，他们希望从这里能通向一条海峡，进入内陆海，甚至到达遥远的卡特彼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结果发现它们是斯宾塞湾和圣文森特湾的纵深入口。在这座名副其实的袋鼠岛上，他们猎杀了数十只有袋类动物，弗林德斯和船员们享受了“一场愉快的盛宴……他们几乎已有四个月没吃到任何新鲜食物了”[80]。
1802年4月8日，在墨累河（Murray River）河口附近，弗林德斯看到了鲍丁的地理学家号，它在塔斯马尼亚水域停留后，正向西航行。两位船长都没有观察到澳大利亚这条最大河流的河口。直到第二天再次见面，鲍丁得知弗林德斯的名字，才意识到他便是访问巴斯海峡的探险家。弗林德斯恰当地总结了这位法国佬的反应：“他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并向我表示祝贺。但我不认为，此刻我出现在这个地方，沿着这片未知的海岸航行，能带给他什么快乐。”[81]罗伯特·布朗随同弗林德斯登上了地理学家号，他对自己在澳大利亚炎夏采集植物的成果感到失望，所以很想知道法国的植物学家表现如何：“鲍丁船长告诉我们，他们搜集了很多珍奇的自然史物件，如果没弄错的话，船上总共有一百箱。［可是］我在他的船上没看到任何活植物。他自己的小舱室里摆着一排装满泥土的花盆，但似乎没有植物。”[82]秋风席卷巴斯海峡时，调查者号的勘测和采集活动均告结束，于5月9日到达杰克逊港，船员们的“健康状况比我们离开斯皮特黑德的时候要好些”[83]。弗林德斯松了一口气。布朗写信给班克斯的图书管理员乔纳斯·德兰德（Jonas Dryander），总结了他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的植物学考察情况：“我不能断定的绝对未知物种超过300个。观察到的750种中，有120种是约瑟夫爵士曾在这一带或东海岸发现的，140多种是孟希斯在乔治国王湾发现的。我估计拉比亚迪埃发现的大概也有140多种。”[84]
弗林德斯停留在杰克逊港期间，地理学家号抵达了。弗林德斯报道说，它的“状况惨不忍睹……据指挥官说，170个人中只有12人尚能履行自己的职责”[85]。此刻，英法签订《亚眠条约》的消息刚刚传来，双方的关系比当初在海上会面时轻松一些。弗林德斯向鲍丁展示了南海岸的一张海图，并强调了法国人考察发现的局限性。后来在发表的报告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到展示海图时佩隆也在场，因而这位法国人没有理由为他后来的声明辩解。亨利·德·弗雷辛纳特抱怨法国博物学家上岸的时间不够多，这也是对不列颠优先权的一种默认。弗林德斯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假如我们找到一个能进入新荷兰内陆的入口，我会更高兴，它或许不存在，或许我们尚未找到；不过，我们在岛上、海湾和入口都有几项重要的发现。”[86]早在整修改装调查者号时，弗林德斯还负责监督在后甲板上安装温室的工程，他发现，当温室里放满装泥土的箱子时，船的薄弱上部承受不了它们的重量，于是将温室的高度降低了三分之一。在航行中，采集的鲜活植物被暂时存放在殖民地总督的花园里。布朗写信给班克斯说，由于推迟安装温室，存放活植物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而“70多种植物，大多数最初的状态良好，最后只有不到十种存活下来，被运回了欧洲，还都是不太有价值的品种”[87]。古德精心储藏的种子获得了很好的回报，他通过一艘捕鲸船将种子运回英国，12个月后成功在邱园生根发芽。弗林德斯写给班克斯的信热情洋溢：“挑选了像布朗先生和鲍尔先生这样刻苦和能干的人［参加探险队］，是科学事业之幸，他们专心致志的工作态度远远超出了我通常所见。”[88]
弗林德斯于1802年7月22日从杰克逊港向北航行，一艘60吨小帆船纳尔逊夫人号（Lady Nelson）随行，用于近海勘测。探险队增加了一位成员，名叫邦加里（Bongaree），是个老土著人，大家希望他能担当译员和调解人。当他们到达大堡礁时，弗林德斯去海岸上搜寻拉佩鲁塞探险队的遗迹，但没有发现任何船舶失事的迹象。植物学家搜集了500余个新物种。珊瑚礁令弗林德斯感到既迷惑又惊愕：“在水下熠熠闪光，五彩斑斓，有绿色、紫色、棕色和白色，绚丽多姿，胜过世上最迷人的花圃……但是，我们在被丰富多彩的景象吸引之时，务必切记它潜藏着毁灭［船只］的危险。”事实证明纳尔逊夫人号行驶笨拙迟缓，后来它的龙骨坏了，弗林德斯便把它送回了杰克逊港。驶过危险的珊瑚礁迷宫，调查者号于10月底穿越托雷斯海峡，进入卡特彼利亚湾。可是，接下来的坏消息玷污了已有的成就感——航行计时表两次骤停，弗林德斯的船失去了准确的经度，而且船的外壳开始以每小时超过25厘米的速度进水。航海官和木匠报告说，它朽烂得太厉害了，“不出12个月，船身几乎不会剩下一根完好的木材”。即将到来的季风迫使他们至少要等三个月才能离开卡特彼利亚湾，弗林德斯决定勘测该海湾的一道鲜为人知的海岸线。勘测工作繁琐而危险，调查者号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在巨大的风浪中难免翻沉，因而我们认为它完全不能适应恶劣的天气。”据弗林德斯记载，“绅士植物学家们”——布朗和古德，很可能还有鲍尔和韦斯托尔，频繁地上岸。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布朗采集了大约200株植物，其中26株他认为是未知的。弗林德斯在离岸不远的岛上发现了土著人的几十幅洞穴壁画，十分兴奋。其中一些被韦斯托尔复制了下来。最有趣的是一只袋鼠的表演，有32个土著人跟在它后面。（图33）队伍里第三个人的身高是其他人的近两倍，他手里拿着类似杰克逊港土著用的木棍，很可能扮演了一位酋长。因为土著人不穿衣服，无法像我们一样用服饰来显示优越地位，所以手握类似古代的武器似乎成为掌握较高权力之人的重要徽章。[89]
几天后，一艘小船的成员同一群澳大利亚土著发生了冲突，一名船员受伤，一个土著被杀死。另有一名船员中暑而死。他们处理死尸的方式显然是有区别的：按照通常的荣誉仪式将船员葬入了大海，而将土著的尸体解剖了，把他的头颅泡在酒精里带回英国做科学研究。
到1803年3月，调查者号上有20多人患了坏血病，弗林德斯决定前往帝汶岛获取新鲜食物。船停泊了一个多星期，痢疾又在船员中传染开来。鲍尔从那里给他的弟弟弗兰兹（Franz）寄了一封信，描述了艺术家在探索航行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譬如，“由于船舱里既潮湿又闷热”，他带来的纸张“都发霉了，上面布满霉斑，无法用来绘画了”[90]。这种困难是帕金森和其他艺术家见惯不惊的。返回杰克逊港的航线是沿着澳大利亚西海岸，因而弗林德斯第一次得以环绕这个大陆。对于一艘腐烂不堪的船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航程，倘若遇到任何强风，“它定会像一只鸡蛋那样被打碎而沉没”[91]。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他们试图找到臭名昭著的特里亚尔岩礁（Trial Rocks）[92]并绘制海图，但没有成功。船员的严重病情迫使弗林德斯放弃了进一步详细勘测的计划。五名船员在海上死去，1803年6月初到达杰克逊港后又有四人亡故，其中包括“无价之宝”彼得·古德。在那里，调查者号接受了全面检查，它已完全不适于继续航行，船板腐朽不堪，弗林德斯用一根木棍就可将它戳通。虽然有一艘替代船海豚号（Porpoise），状况也强不了多少。弗林德斯最后做出了决定，乘海豚号带着海图返回英国，寄希望于海军部再派一艘船让他继续完成考察。他们在海豚号的甲板上安装了一个温室，存放在过去12个月里搜集的植物。
然而，这一决定成为弗林德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在杰克逊港北边700英里处，海豚号和随行船加图号（Cato）碰到一片未知礁石而撞成了碎片。面临绝境，弗林德斯和加图号船长设法驾驶一艘小艇返回了杰克逊港，以组织营救队伍。他们来到总督的住宅，菲利普·吉德利·金正与家人共进晚餐：“自从发生海难，我们一直没刮过胡子，而最令总督惊讶的是，眼前这两个蓬头垢面的人应当距此几百里格，在返回英国的路上！”[93]当他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迅速组织了三艘船去营救遇难者。弗林德斯在后来发表的记录中讲述了有关他弟弟塞缪尔的一件逸事，塞缪尔当时被留在沉船礁（Wreck Reef）负责救援。当有人望见营救者的船帆时，他“正在帐篷里计算月球的距离，一位年轻绅士跑来报告说：‘先生！先生！来了一艘舰艇和两只双桅帆船！’稍思片刻后，弗林德斯先生［塞缪尔］认为是他的哥哥回来了，便问船是否很近了？回答是还不很近；于是他说，待船到达锚地时再通知他吧，转而非常冷静地又埋头于计算了”[94]。当时，马修·弗林德斯在坎伯兰号（Cumberland）上，它是一艘29吨的双桅帆船，据说比泰晤士河上的渡船还小，但他仍然决定在救援完成后，驾驶它返回英国。这是一个鲁莽的决定，给弗林德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穿越印度洋时，坎伯兰号的状况非常糟糕，弗林德斯便决定到法兰西岛去寻求帮助。他并不知道，英国和法国又爆发了战争。岛上的总督、拿破仑的将军迪肯（Decaen）[95]把弗林德斯视为可疑的间谍。弗林德斯的傲慢态度更是雪上加霜，而且，因为坎伯兰号不像调查者号那样受到官方的保护，所以弗林德斯在法国的岛屿上没有法律地位。尽管他竭尽全力地争取获释，仍被拘禁在岛上达六年之久。[96]当弗林德斯于1810年返回英国时，佩隆编撰的鲍丁远航记第一卷的法文本和英译本已经出版，而世人对弗林德斯远航的报道没有多少反响。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尽管他在1804年——在法兰西岛上身陷囹圄期间，绘制了澳大利亚的总海图（图34），但直到1814年才出版，而路易斯·德·弗雷辛纳特绘制的海图已在1809年发行——采用了法文地名和对抗性的地名：“拿破仑大陆”。对于任何海军军官来说，为新发现的地理特征命名是他最珍视的特权之一，而弗林德斯命名的地名被更改的情况尤其令人伤感。他在1809年听说这个消息后给班克斯写信道：“他们在巴黎试图剥夺我在科学界可能得到的些微荣誉，那是我付出的劳动挣得的。”[97]
当弗林德斯乘坐小坎伯兰号离开杰克逊港时，罗伯特·布朗带着他搜集的部分藏品留在了岛上。他写信向班克斯哀叹，遇难船上所有的植物都毁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尽管几乎所有标本我都留有副本，而且那些已经寄给你的算是其中最好的”[98]。幸运的是，他搜集的几箱种子都保存了下来。
布朗和弗林德斯的关系似乎不错，但在1803年8月的一封信中，这位植物学家十分气恼地讲述了一个情节，是关于船上紧张局势的老生常谈，尽管不清楚弗林德斯在多大程度上明了这一点：“我彻底失望了……我们的远足无法延伸到海岸几英里之外。因而目前对新荷兰的内陆仍是一无所知……无论船停泊在哪里，我都至少有着陆的机会，然而由于时间常常十分有限，所能完成的工作甚少。”特别令他恼火的是，船上缺少存放标本的密封防水箱。在殖民地的工人制作了几个，但做工非常拙劣，被吊运到调查者号上时，一个箱子甚至摔成了碎片。布朗觉得弗林德斯很不重视这些问题，建议班克斯“劝诫他几句”，或许会有帮助。然而事与愿违，他收到了班克斯的尖刻回复，称赞弗林德斯给布朗提供了“各种登陆和植物考察的机会”，比库克在奋进号航程中做得好多了。[99]
令人震惊的是，从调查者号上截取的废木料又被用来建造海船。拆掉上甲板后，它的吨位减少了一半，被重新装配成一艘双桅帆船（有两个桅杆而不是原有的三个），仍叫调查者号。布朗怀着极大的疑虑乘坐这艘船返回英国，带上他的“最不易毁坏的那部分标本”，不让它们“在殖民地的仓库里腐烂”。活植物留在了帕拉马塔，由乔治·凯利（George Caley）照管，他是班克斯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搜集帮手之一。绕合恩角的航行扣人心弦，布朗率领调查者号，一路上未再访问任何港口，于1805年10月抵达利物浦。布朗写道：“这一漫长的航程总共四个月零十六天。驾着被截掉一半的调查者号，它或许是全世界最凄惨的一艘船了。”[100]一位目击者描述，当这艘船驶进利物浦港时，“它的两侧覆满了藤壶和海藻，帆、桅杆和索具破烂不堪，看上去像是一只被遗弃的船……更令人惊诧的景象是，船上装满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植物，还有黑天鹅等奇特的鸟类和四足动物，把我们团团围住”[101]。费迪南·鲍尔也在这艘船上，带回了2000多幅自然史素描图。4000件干燥植物（其中1700种是科学界未知的）从利物浦通过陆路运到伦敦，收入班克斯标本馆，把所有可用空间都塞满了。布朗和鲍尔抵达伦敦的时间是1805年11月5日，那是特拉法尔加战役获胜和纳尔逊阵亡[102]的消息传到海军部的前一天，因而毫不奇怪，他们未受到任何关注。布朗回国后，继续从事研究标本的工作，于1810年出版了《新荷兰植物史初论》（Prodromus florae Novae Hollandiae）[103]，描述了澳大利亚植物464个属和1000个种。它没有索引和插图，价格昂贵，仅售出了26本，不过班克斯仍在1859年称赞它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植物学著作”[104]。布朗在此书中采用了朱西厄的“自然”分类系统，而不是林奈的“人工”或按照性器官分类的系统，为未来的植物学出版物建立了一种模式。这一改变借助了鲍尔的才华，他通过绘画揭示植物的完整形态结构。佩隆承诺对鲍丁远航作出总体的描述，这使得他不能充分注重探险队科学研究的方面；布朗则不同，他撰写的澳大利亚植物学研究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105]海军部提供的帮助很少，最终的出版物未能按照布朗设想的方式完成。该时期布朗和其他植物学家搜集的大量异域标本，似乎反常地导致公众降低了对他们所付努力的兴趣。1808年，班克斯在帕拉马塔写信给凯利：“我不能说植物学仍像从前那样时髦。每年积聚的大量新植物似乎阻碍了人们的收藏热情，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希望完整无缺地收藏任何一个种属。”[106]1820年班克斯去世后，布朗监督将该批收藏迁至大英博物馆，在他的指导下，它们成为第一批免费向公众展示的国家植物学收藏。直到1858年去世，布朗一直在整理调查者号远航带回的标本，包括打算移交给国家博物馆的标本，其中许多存在苏荷广场32号的标本馆中，长期被捆扎在原始的包裹里。[107]
调查者号返航后，费迪南·鲍尔根据他带回的植物和动物草图，制作出一系列精美的绘画。这些水彩画中有236幅是植物学的，52幅是动物学的。将这部分绘画的比例同布朗的出版物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在弗林德斯探险队里，博物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植物学，而地理学家号上的佩隆和莱索集中研究动物学和人类学。为了克服在野外停留时间短暂的问题，鲍尔在现场只绘制铅笔草图，过后再通过参引一个复杂的代码系统来为它们着色。这些字码代表上千种不同的颜色变化，能够确定最细微的阴暗层次（图32）。这是汉克在马拉斯皮纳远航中运用过的一种技法，毋庸置疑，他们两人都是荷兰植物学家尼古拉·冯·杰奎因（Nikolaus J. von Jacquin）在维也纳的学生。[108]由于未能找到出版商，鲍尔于1814年返回奥地利。他的《新荷兰植物区系图集》（Illustrationes florae Novae Hollandiae，1813—1817）中收入了另外15幅版画。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位艺术家的绘画成就才得以彻底展现。艺术史学家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将鲍尔称为“自然史插图领域的达·芬奇”[109]。
1810年10月，弗林德斯回到英国，尽管享受了与安妮团聚的喜悦（他的女儿于1812年出生），但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生活依然十分艰辛，困难接踵而来，不仅要完成航海记录，争取海军部的支持出版，还要应付个人财政窘况和慢性疾病。他期盼自己有朝一日比“不朽的库克”更加名垂青史，但那一天似乎遥遥无期。[110]当弗林德斯被提升为高级舰长时，他希望能从1804年在法兰西岛被拘留时开始生效，但海军大臣认为顶多只能将晋升日期提前几个月。而且，海军部拒绝报销出版远航记的全部费用。这部航海记很难撰写，也不易读。正如弗林德斯在序言中坦承的，“没有追求……完美无缺的风格。我关注的是事实而不是形式”[111]。弗林德斯渴望确立自己绘制澳大利亚海图的优先权，在书中收入了大量水文数据；并在两卷本的后半部，用了大量篇幅对迪肯将军在法兰西岛上给他的待遇发泄怨恨。该书有四个技术方面的大附件，包括布朗的80页论文：《南方大陆植物学总论》（General Remarks on the Botany of Terra Australis），是用英文撰写的，与他的前一部著作不同；所附图集包括鲍尔的自然史绘图和威廉·韦斯托尔的风景画。弗林德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审阅和重新绘制海图，尤其是壮观的“南方大陆或称澳大利亚总海图”（General Chart of Terra Australis or Australia），标题反映了欧洲人对这块大陆的旧概念和新认识。
1814年初，弗林德斯的病情日益加重，已无法走出家门。7月19日，在他临终前几个小时，远航记的样书送到了他床边，但他已失去了意识。这本书出版的时间不巧，英法和美国激战正酣，只印刷了1150本，售出不到一半。在生命的最后数月里，弗林德斯接到了一个令他失望的消息：班克斯将书名定为《调查者号南方大陆远航记》，而弗林德斯更愿意把整个大陆称作“澳大利亚”[112]。弗林德斯去世后，过了几年，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拉克兰·麦夸里（Lachlan Macquarie）决定在通信中采用他青睐的地名“澳大利亚”，祈愿它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名字”，以表达对这位探险家的恰当纪念。直到弗林德斯去世许多年之后，他的成就和贡献才被世人充分承认。
[1] Alan Frost, Sir Joseph Banks and the Transfer of Plants to and from the South Pacific 1786-1798, Melbourne, 1993, p.6.
[2] Paul Brunton ed., Matthew Flinders: Personal Letters from an Extraordinary Life, Sydney, 2002, p.51.
[3] Phyllis I. Edwards ed., ‘The Journal of Peter Good’,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Historical Studies, 9, 1981, p.11.
[4] Harold B. Carter, Sir Joseph Banks(1998), p.414.不列颠发给鲍丁的通行证的完整复制件，见Jacqueline Bonnemains, Jean-Marc Argentin and Martine Marin eds., Mon Voyage aux Terres Australes: journal personnel du commandant Baudin, Le Havre and Paris, 2001, p.42。
[5] Frank Horner, The French Reconnaissance: Baudin in Australia 1801-1803, Melbourne, 1987, p.42.
[6] 更多的有关史料见Leslie Marchant, France Australe, Perth, 1998；Trevor Lipscombe, ‘Two Continents or One? The Baudin Expedition's Unacknowledged Achievements on the Coast of Victoria’, Victorian Historical Journal, 78, 2007, pp.23-41。
[7] Matthew Flinders, A Voyage to Terra Autralis: … in His Majesty's Ship the Investigator, 2 vols, 1814, Ⅰ, Introduction.
[8] David Mackay, In the Wake of Cook: Exploration, Science and Empire, 1780-1801, 1985, p.5.
[9] Nigel Rigby, ‘Not at all a particular ship’: Adapting Vessels for British Voyages of Exploration, 1768-1801’, in Juliet Wege et al. eds., Matthew Flinders and his Scientific Gentlemen, Welshpool, WA, 2005, p.21.
[10] Carter, Joseph Banks, p.415.
[11] John White, Journal of a Voyage to New South Wales, 1790, title page.
[12] Bernard Smith, European Vision and the South Pacific, 2nd edition, New Haven, 1985, p.168.
[13] Ibid., p.167.
[14] Carter, Joseph Banks, p.415.
[15] Miriam Estensen, ‘Matthew Flinders: The Man and His Life’, in Wege et al., Flinders and His Scientific Gentlemen, p.3.
[16] Brunton ed., Matthew Flinders, p.39.
[17] Nicolas Baudin, The Journal of Post Captain Nicolas Baudin, trans. Christine Cornell, Adelaide, 1974, pp.586-590.为了区分这部“航海日志”和不完整的鲍丁私人日记，在正文中称为“鲍丁航海日志”，但在注释中称为Cornell翻译的《鲍丁日志》（Baudin Journal）。
[18] ‘Plan of Itinerary for Citizen Baudin’, Nicolas Baudin, The Journal of Post Captain Nicolas Baudin, trans., pp.5, 8.
[19] 对于自然史考察的建议（采用提问形式）惊人地简短：四个关于地理学的问题，五个关于植物学。见Bonnemains et al., eds., Baudin journal personnel, p.50。
[20] 有关居维叶的重要性的概括，见Philippe Taquet, ‘Georges Cuvier: Extinction and the Animal Kingdom’, in Robert Huxley ed., The Great Naturalists, 2007, pp.202-211。
[21] Joseph-Marie Dégerando, The Observation of Savage Peoples, tran. F.C.T. Moore, 1969.
[22] Jacqueline Bonnemains, ‘The Artists of the Baudin Expedition’, in Sarah Thomas ed., The Encounter, 1802. Art of the Flinders and Baudin Voyages, Adelaide, 2002, p.130.据推测，鲍丁打算将这本附有插图的日记作为出版远航记录的基础，但日记在1801年底探险队第一次访问东帝汶后就终止了。Margaret Sankey, ‘Writing the Voyage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he Logbooks, Journals and Notes of the Baudin Expedition (1800-1804)’,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 20 , 2010, p.407.鲍丁的日记手稿终于在2001年出版。
[23]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21; Bonnemains et al., eds., Baudin journal personnel, p.154.
[24] Ralph Kingston, ‘A Not So Pacific Voyage: The“Floating Laboratory” of Nicolas Baudin’, Endeavour, XXXI, 2007, pp.145-151.
[25]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107.
[26] 有关探险队在法兰西岛的不愉快停留，见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p.121-136。
[27] Kingston, ‘A Not So Pacific Voyage’, p.148.
[28]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158.(https://www.daowen.com)
[29] François Péron,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Southern Lands, Books I-III, 2nd edition, Paris, 1824, trans. Christine Cornell, Adelaide, 2006, p.56.
[30] Edward Duyker, François Péron: An Impetuous Life, Melbourne, 2006, pp.52, 105.
[31] Jacqueline Bonnemains, Elliott Forsyth and Bernard Smith, Baudin in Australian Waters: The Artwork of the French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Southern Lands 1800-1804, Melbourne, 1988, p.31.
[32]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209.
[33] 此段中引言见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p.200, 217, 239。
[34] Péron, Voyage, Books I-III, p.102.对这一事件更中肯的评论，见Duyker, Péron, pp.91-93。
[35] Bonnemains et al., eds, Baudin journal personnel, pp.324-325, 328-330, 338-339, 345, 349.
[36]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270.
[37]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p.313, 315.
[38] Ibid., p.340.
[39] Horner, French Reconnaissance, p.230n.
[40]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p.344-347, 349; Duyker, Péron, p.108.
[41] Péron, Voyage, Books I-III, p.224.关于这次遭遇，见N.J.B. Plomley, The Baudin Expedition and the Tasmanian Aborigines, Hobart, 1983, p.195；关于鲍丁在那里停留的概况，见Jean Fornasiero, Peter Monteath and John West-Sooby, Encountering Terra Australis: The Australian Voyages of Nicolas Baudin and Matthew Flinders, Kent Town, South Australia, 2010, chs.4, 18。
[42] Fornasiero et al., Encountering Terra Australis, pp.321-324.
[43]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p.379.
[44] Flinders,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Ⅰ, p.103.
[45]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393.
[46] 有关信息和法国人设计的杰克逊港，见Anthony J. Brown, Ill-Starred Captains: Flinders and Baudin, 2001, pp.262-268, 274-278。
[47]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430.
[48] Ibid., p.442.
[49] Duyker, Péron, p.156.
[50] 上述引语见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p.473, 492, 491, 499, 509-511。
[51] Péron, Voyage, Books I-III, p.85.
[52] Ibid., p.27.
[53] Ibid., Book Ⅳ pp.151-153.
[54]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525.
[55] Cornell trans., Baudin Journal, p.560.
[56] 出自勒内·布维尔（René Bouvier）和迈尼亚尔（E. Maynial）的对话，引自Brown, Ill-Starred Captains, p.365。
[57] Ibid., p.369.
[58] Péron and Freycinet, Voyage of Discovery, Book Ⅳ, p.14.
[59] Fornasiero et al., Encountering Terra Australis, p.326.
[60] François Péron,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Southern Lands, 2nd edn., Paris, 1824, Dissertations on Various Subjects, trans. Christine Cornell, Adelaide, 2007.
[61] Ibid., p.4.
[62] Péron, Voyage of Discovery, Books I-III, p.xxiv.
[63] 特拉法尔加和奥斯特里茨是1805年两次重要战役的发生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胜利确立了不列颠在海上的统治地位。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法国与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64] Brown, Ill-Starred Captains, p.421.
[65] Geoffrey C. Ingleton, Matthew Flinders: Navigator and Chartmaker, Sydney, 1986, p.291.
[66] 关于这个问题的近期研究概述，见Jean Fornasiero and John West-Sooby, ‘Naming and Shaming: The Baudin Exped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omenclature in the Terres Australes’, in Anne M. Scott et al.,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Terra Australis, Farnham, Surrey, 2011, pp.165-184。
[67] Ibid., p.178n.
[68] Péron, Voyage, Books I-III, p.251.
[69] Anthony J. Brown, ‘Introduction’, in ibid., p.xxxvi.
[70] Kingston, ‘A Not So Pacific Voyage’, p.150.
[71] Fornasiero et al., Encountering Terra Australis, p.348.
[72] Horner, The French Reconnaissance, p.324.
[73] Lipscombe, ‘Two Continents or One? ’, p.38.
[74] Péron, Voyage, Books I-III, ‘Introduction’, p.xxix.在南澳大利亚的罗布（Robe）海岸有由弗林德斯命名的“鲍丁岩礁”（Baudin Rocks），在袋鼠岛有“鲍丁海滩”（Baudin Beach）。
[75] Brown, Ill-Starred Captains, p.159.
[76] Edwards, ‘Peter Good Journal’, p.21.
[77] Ibid., p.24.
[78] T.G. Vallance, D.T. Moore and E.W. Groves eds., Nature's Investigator: The Diary of Robert Brown in Australia, 1801-1805, Canberra, 2001, p.102.
[79] Ibid., p.127.
[80] Flinders,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Ⅰ, p.122.
[81] Brown, Ill-Starred Captains, p.183.
[82] Brown, Nature's Investigator, p.179.
[83] Flinders,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Ⅰ, p.220.
[84] Brown, Nature's Investigator, p.206.
[85] Brown, Nature's Investigator, p.230.
[86] Rigby et al., Pioneers of the Pacific, p.125.
[87] Brown, Nature's Investigator, p.205.
[88] Brunton ed., Flinders Letters, p.82.
[89] Flinders,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Ⅱ, pp.88 (23 November 1802), 189.
[90] Janette Gathe and Ellen Hickman, ‘Ferdinand Bauer: Natural History Artist’, in Wege et al., Flinders and his Scientific Gentlemen, p.70.
[91] Brunton ed., Flinders Letters, p.100.
[92] 位于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外印度洋的一片岩礁，在蒙特贝洛（Montebello）群岛外缘西北14公里处。它的名字源于特里亚尔号（Tryall）——澳大利亚水域中已知的第一艘沉船，在1622年撞击了当时未知的一片岩礁后沉没。这场神秘和阴森的海难令“每一个前往东部岛屿的航海者都感到恐惧”，人们寻找了三个多世纪，终于在1969年确定了那片岩礁的位置。——译者注
[93] Flinders,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Ⅱ, p.322.
[94] Ibid., p.328.
[95] 全名查尔斯·马蒂厄·伊西多尔·迪肯（Charles Mathieu Isidore Decaen），1769—1832。——译者注
[96] 有关弗林德斯被拘留的详情，见Anthony J. Brown and Gillian Dooley eds., Matthew Flinders: Private Journal, Adelaide, 2005；又见Huguette Ly-Tio-Fane Pineo, In the Grip of the Eagle: Matthew Flinders at Ile de France 1803-1810, Moka, Mauritius, 1988。
[97] Brown, Ill-Starred Captains, p.405.
[98] Brown, Nature's Investigator, p.438.
[99] Ibid., pp.418, 420, 423.有关布朗的不满，见‘The Politics and Pragmatics of Seaborne Plant Transportation 1769-1805’, in Margarette Lincoln ed., Science and Exploration in the Pacific, pp.88, 96-97。
[100] Brown, Nature's Investigator, pp.589-590.
[101] Brown, Ill-Starred Captains, pp.437-438.
[102]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是英国风帆战列舰时代最著名的海军将领和军事家，他在1805年10月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溃法国与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迫使拿破仑彻底放弃了从海上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但他自己在战事结束前半小时负重伤身亡。——译者注
[103] 该书全名为《新荷兰和范迪门斯地植物志：植物特征展示》（Prodromus florae Novae Hollandiae et Insulae Van-Diemen, exhibens characteres plantarum）。——译者注
[104] ‘Robert Brown’,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8, 2004, p.108.
[105] D. J. Mabberley, Jupiter Botanicus: Robert Brown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5; Ann Moyal, ‘The Scientific Legacy’, in Thomas, Encounter, 1802, pp.186-197.
[106] Smith, European Vision and the South Pacific, p.217.
[107] Eric W. Groves, ‘Procrastination or Unpredictable Circumstances? The Handling of Robert Brown's Australian Plant Collection(s) in London’, in Wege et al., Flinders and his Scientific Gentlemen, pp.129-141.
[108] Victoria Ibáñez and H.W. Lac, ‘The Early Colour Code of the Bauer Brothers’, Curtis Botanical Magazine, 1995; M.J. Norst, Ferdinand Bauer: The Australian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Melboune, 1989.
[109] Gathe and Hickman, ‘Ferdinand Bauer’, in ibid., p.74.
[110] Brunton ed., Flinders Letters, p.116.
[111] Flinders,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Ⅰ, p.ix.
[112] Flinders,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Ⅰ, p.iii. Flinders to Banks, 17 August 1813, in Brunton ed., Flinders Letters, pp.233-235.乔治·肖（George Shaw）在《新荷兰动物学》（Zoology of New Holland）的“This vast Island or rather Continent of Australasia，or New Holland”这篇文章中，使用了“Australasia”，似乎是第一个使用现代名称的人。
